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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分析:马克思文本中的后现代思想酵素之一
发布时间:2018-07-12       访问次数:17

差异分析:马克思文本中的后现代思想酵素之一*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俞吾金




内容提要: 如果说,“同一”概念构成启蒙和现代性理论的核心原则,那么,“差异”概念则构成了后现代理论的核心原则。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既包含着维护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酵素,也包含着反思、批判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酵素。在后一类思想酵素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差异学说。马克思不仅把他的差异分析方法运用到对不同的研究对象的比较上,也努力把将其与反思结合起来,从而揭示自己与他人在各种见解上的根本差异。正是通过差异分析,马克思展示出自己思想的独创性。在某种意义上,对“差异”的识别和分析构成了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的重要内容。事实上,也正是这一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后现代理论家的思绪。




关键词: 差异,历史观,实践,劳动力,非欧社会




如果说“同一”(identity)构成了启蒙和现代性理论的核心原则,那么“差异”(difference)则构成了后现代理论的核心原则。前者可以德国哲学家谢林倡导的“同一哲学”(philosophy of identity)作为代表,后者可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德鲁兹主张的“差异哲学”(philosophy of difference)作为标志。[1] 马克思生活在一个思想急剧转变的历史时期,在他留下来的文本中,既有维护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酵素,又有反思、批判启蒙和现代性的思想酵素,而后一类思想酵素则与上个世纪70、80年代以来兴起的后现代理论的基本观念不谋而合。这种有趣的、跨时代的“共谋关系”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后现代理论家总是热衷于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去寻找自己的思想灵感。本文着重讨论马克思文本中后一类思想酵素所蕴含的差异学说。在某种意义上,对“差异”的识别和分析构成了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的重要内容。事实上,也正是这一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后现代理论家的思绪。


(一)


众所周知,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璧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异》(Differenz der demokritischen und epikureischen Naturphilosophie,1840-1841)。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差异”(Differenz)这个概念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的位置上。为什么马克思会对两位古代哲学家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关系发生兴趣?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做了如下的解释:“我选择了伊璧鸠鲁对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的关系作为这样一个例子。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最便当的出发点。因为,一方面人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旧偏见,即把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璧鸠鲁的物理学等同起来,以致把伊璧鸠鲁所作的修改看作只是一些随心所欲的臆造;另一方面,就具体情况来说,我又不得不去研究一些看起来好像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但是,正因为这种偏见同哲学的历史一样古老,而二者间的差异又极其隐蔽,好像只有用显微镜才能发现它们,所以,尽管德谟克利特的物理学和伊璧鸠鲁的物理学之间有着联系,但是证实存在于它们之间的贯穿到极其细微之处的本质差异就显得特别重要了。”[2] 乍看起来,马克思之所以把这两位古代哲学家的自然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探讨的对象,是为了消除在哲学史上长期存在着的、把他们的自然哲学等同起来的“偏见”,实际上,马克思还有更深的动机,这可以从他的博士论文中解读出来。


在马克思看来,伊璧鸠鲁的自然哲学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的关系决不是简单重复的关系,而是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后者只看到原子的两种属性,即体积和形状,而前者则提出了原子的第三种属性——重量,并肯定不同的原子在重量上是不同的,由此构成了原子偏斜运动的原因;后者重视的是必然性,而前者重视的则是偶然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无论是对原子偏斜运动的肯定,还是对偶然性的倚重,都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对自由的追求密切相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伊璧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3] 也就是说,马克思之所以把伊璧鸠鲁的自然哲学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研究的重点,其深层动机是为了弘扬自我意识和自由,而当时仍然是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与布·鲍威尔一样,信奉的正是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哲学,正如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的“新序言草稿”中所指出的:“只是现在,伊璧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体系为人们所理解的时代才算到来了。他们是自我意识哲学家。”[4]


事实上,马克思在上面这段话中把这三派哲学理解为自我意识哲学的观点也来源于黑格尔,因为正是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最先把这三派哲学理解为自我意识哲学。有趣的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甚至在写作形式上也模仿了黑格尔。众所周知,青年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曾写下了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Differenz des Fichteschen und Schelling Systems der Philosophie,1801)。正是在这部重要的著作中,黑格尔敏锐地指出了曾经深受费希特影响的谢林哲学体系和费希特哲学体系之间的根本差异,从而确立了谢林在德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而谢林本身对此却茫然无知。人所共知,由于谢林的同一哲学排斥差异,满足于“A=A”的形式主义,黑格尔后来在《精神现象学》中嘲弄其哲学为“黑夜看牛”。[5]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青年马克思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从思想观念到写作形式都受到黑格尔的影响。然而,承认这一点并不表明,马克思的思想在任何方面都没有超过黑格尔。尽管黑格尔把伊璧鸠鲁哲学理解为哲学发展史上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一,但他坚持认为,伊璧鸠鲁学说“并没有超出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的范围。”[6]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伊璧鸠鲁和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差异的揭示,尽管深受黑格尔“差异”观念的影响,但同时又是对黑格尔所认同的“等同论”(即把伊璧鸠鲁哲学与德谟克利特哲学等同起来)的超越。


(二)


假如说,博士论文还是马克思建立自己差异学说的试笔之作,那么,在他接下来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巴黎手稿》(1844)、《神圣家族》(1844)、《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哲学的贫困》、《资本论》等一系列论著中,他反复阐明了自己与黑格尔(包括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之间的思想差异。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维护的乃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按照这种历史观,思想、概念、精神统治和决定着整个现实世界,而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则在黑格尔的思想世界中迷失了方向,尽管他们每个人都宣布自己超越了黑格尔哲学,但实际上他们始终没有离开过黑格尔思想的基地。换言之,他们从未提出真正与黑格尔哲学有差异的、新的哲学观念,甚至连他们使用的语词和表达的方式也与黑格尔毫无差异。正如马克思在谈到布·鲍威尔在其《基督教真相》一书中的表述方式时所指出的:“这些说法甚至在语言上都同黑格尔的观点毫无区别(Unterschied),而无宁说是在逐字逐句重述黑格尔的观点。”[7]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自己的哲学观——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初步的表述,并阐明了自己与黑格尔(包括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之间在理论上的根本差异:“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8] 这一根本差异表现为:历史唯心主义总是从范畴、观念出发去解释现实历史和人们的实践活动,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正好倒过来,从现实生活和人们的实践活动出发去解释范畴、观念的由来和变化的原因。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自己与黑格尔在辩证法理论上的根本差异:“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9] 在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时候,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10]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其现有的神秘表现形式中,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只有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它进行彻底的改造,它才可能成为批判的和革命的。凡是认真研读过马克思文本,尤其是他早期文本的人都会发现,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划时代的哲学观正是在马克思反复阐明自己思想与黑格尔及其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思想差异的过程中被陈述出来的。


(三)


在哲学思想上,除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对马克思也有一定的影响。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中曾提到过费尔巴哈的著作,尤其是他于1841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质》对他们的影响:“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某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11] 尽管“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这样的提法多少有点夸张,但无论如何,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是无法否认的。实际上,从《巴黎手稿》、《神圣家族》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的写作过程,也正是马克思逐渐认识自己与费尔巴哈之间在理论上存在着根本差异的过程。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费尔巴哈与其他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之间的思想差异,并指出:“费尔巴哈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12] 在《神圣家族》中,当马克思谈到黑格尔逝世后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的争论时,进一步表示:“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对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13] 从这两段重要的论述可以看出,当时的马克思从总体上认同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认为这种哲学正是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性解读和革命性改造。然而,即使在这两个文本中,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的思想差异也已经开始显露出来。比如,费尔巴哈始终停留在对“宗教异化”的批判上,而马克思则结合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异化劳动”这一更为深层的理论问题;又如,费尔巴哈始终关注的是“自然”,而马克思关注的则是“市民社会”;再如,费尔巴哈只是一般地谈论“人”,而马克思谈论的则是“工人”、“工人阶级”等等。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开始转而批判费尔巴哈,系统地阐述自己与费尔巴哈之间在哲学理论上的本质差异。在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4] 显然,提纲第一条表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对哲学出发点的理解上存在着根本差异:如果说,后者的出发点是人们对外部事物的“直观”(Anschauung),那么,前者的出发点则是人们的“实践”(Praxis)活动。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只是一个旁观者式的观察者,他完全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提纲第二、三、五、八、九、十一条进一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阐述了这一根本差异。


在提纲第四条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15] 正是通过提纲第四条,马克思阐明了他与费尔巴哈在批判领域上的重大差异:费尔巴哈的批判主要停留在宗教领域里,他把上帝理解为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从而认定神学的本质就是人类学。无庸讳言,在单纯宗教研究的领域里引申出这样的批判性结论是十分深刻的,但在把宗教世界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之后,费尔巴哈却止步不前了。与费尔巴哈不同,虽然马克思的批判领域也涉及宗教,但其批判的重点始终落在世俗世界上。在马克思看来,宗教世界是在世俗世界的自我矛盾和自我分裂中诞生出来的。只有对世俗世界进行革命性的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宗教世界中存在的问题。如前所述,马克思之所以把“宗教异化”问题转化为“异化劳动”问题,正是为了把自己批判的重点放在世俗世界中,从而为世俗世界的革命改造提供理论武器。


在提纲第六条关于人的理论上,马克思也阐明了自己与费尔巴哈之间的根本差异:“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 也就是说,费尔巴哈的人本哲学只注重于对单个人的直观,而没有从现实性上去把握人的本质,没有把它看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把考察的焦点转向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部分,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自己与费尔巴哈在哲学思想上的根本差异。马克思不但指出,费尔巴哈所谈论的人仍然是抽象的人,而且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17] 因为费尔巴哈关注的重点是自然界,对社会历史则所知甚少。事实上,他只要跨进社会历史领域,就会像其他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一样,落入唯心主义的怀抱。在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中,一旦这些根本性的差异进入人们的眼帘,他们就会意识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离开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已经有多远的距离!


(四)


在马克思写下的大量经济学手稿和著作,尤其是他生前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的许多见解都是通过阐述他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的根本差异的方式表述出来的,而这一根本差异正体现在价值理论上。


在《阅读〈资本论〉》(1965)中,阿尔都塞告诉我们:“在古典经济学文本中,这个始源性的问题是这样被表述出来的:什么是劳动的价值?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可以归结为如下的严格的表述:‘劳动()的价值就是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必需用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在这一解答中存在着两个空白或两个空缺。马克思使我们看到了古典经济学解答中的这两个空白,但他只是使我们看到了古典文本在沉默中表达出来,而在说时又没有说出来的东西。”[18] 那么,阿尔都塞所说的“两个空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他看来,英国古典经济学坚持的是“劳动价值”理论,而马克思坚持的则是“劳动力价值”理论。事实上,这一根本差异正体现在“劳动”(Arbeit)和“劳动力”(Arbeitskraft)这两个概念的差异上。


马克思告诉我们:“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是,劳动力只有表现出来才能实现,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发挥出来。而劳动力的发挥即劳动,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些消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19]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劳动力被使用的过程,英国古典经济学满足于谈论“劳动价值”,是不可能真正揭示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秘密的。与“劳动”不同,“劳动力”是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劳动力价值”的探讨,发现了剩余价值的起源,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秘密。所以,在阿尔都塞看来,正是马克思,在前面提到的两个空白中填入了“力”(英语为power,德语为Kraft)这个词,从而把英国古典经济学文本中的话改写为:“劳动(力)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必需用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并进一步把其问题“什么是劳动的价值?”改写为“什么是劳动力的价值?”[20]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正是由于价值理论上的这一看起来很细微的差异,导致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根本分歧。遗憾的是,正如歌德所比喻的,正确的观点就像一条船,谬误就像水,船头把水分开,但水在船尾又重新合拢了。当代不少理论家竟然还在侈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这一现象本身就表明,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之间的根本差异。


(五)


众所周知,晚年马克思把自己的理论兴趣转向非欧社会的经济形式,如俄国农村公社、斯拉夫公社、印度村社、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并深刻地认识到,欧洲社会的经济发展与非欧社会的经济发展存在着重大差异。只要认真阅读马克思晚年的论著、书信和笔记,就会发现,他总是自觉地起来抵制那种在欧洲学者中普遍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不遗余力地阐述其他社会或地区在经济发展上与欧洲社会的差异。


我们知道,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曾辟出“所谓原始积累”一章来论述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俄国民粹主义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试图把马克思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简单地搬用到俄国社会中去。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米海洛夫斯基的这一错误做法:“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1] 在马克思看来,即使是极为相似的事情,出现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比如,古代罗马平民原来是耕种小块土地的自由民,后来,他们的地产被剥夺了,以至于罗马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是占有了所创造出来的全部财富的人。但结果如何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成为雇佣工人,却成了无所事事的游民。有鉴于此,马克思告诫我们:“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部分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22]在这里,马克思启示我们,不但要考察不同历史现象之间的差异,而且面对类似的历史现象时,还要进一步考察这些历史现象得以发生的不同的历史环境之间的差异,因为乍看起来差异不大的历史现象在有差异的历史环境中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至于俄国的历史环境与整个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历史环境的差异,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做出了比较充分的说明。他在谈到俄国农村公社时指出:“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合作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性的成果。”[23]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与俄国民粹主义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之间,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起源和俄国社会发展前景的看法上,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欧洲社会与东方社会之间的差异也有深刻的认识。他在1853年6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24] 四天后,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回信中也表明:“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25] 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这些重要论述正是我们透彻地认识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的思想武器。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其差异学说几乎无处不在。马克思不但意识到了古代哲学家伊璧鸠鲁与德谟克利特在自然哲学上的根本差异、欧洲社会和非欧社会在经济发展道路上的根本差异,而且也通过反思和比较,意识到了自己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在哲学思想上的根本差异,意识到了自己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上的根本差异。正是通过对各种差异的细致分析,马克思展示出自己思想的独创性。而这种独创性在于,即使在肯定启蒙和现代性主导观念的情况下,马克思对这一主导观念始终保持着自觉的反思和批判的意识,而这种意识通过他的差异学说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Analysis of Difference: One of Ferment of Post-modern Thought


in Marx’s Texts


YU Wujin


Abstract: If the concept of “identity” forms the core principle of the theory of Enlightenment and modernity, then the concept of “difference” the core principle of post-modern theory.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ferments of thought in Marx’s texts: one of them is to defend the Enlightenment and modernity, the other is to criticize the Enlightenment and modernity. And what have attracted our attention is a theory of difference-analysis in the latter ferment of thought. Marx also does his best to combines this method with reflection, so as to reveal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his own thought and other thought. By such a method, Marx deeply criticizes various wrong point of views which have influence upon him, also expounds the creativity of his own thought.In some sense, to recognize and analyze various difference forms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the history of Marx’s thought. In fact, Marx’s theory of difference-analysis has given post-modern theorists a remarkable influence. 




Key Words: difference, conception of history, practice, labor force, non-European society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2004年度教育部攻关课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基本理论》(课题批准号:04JZD002)、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创新研究基地2005年度研究项目《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项目批准号:05FCZD008)、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3)和 2002年教育部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最新发展趋势研究》(课题批准号:02JAZJD720005)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 德里达于1967年出版了《书写与差异》一书,而在1972年70、80出版的《哲学的边缘》一书中收入了题为《延异》的短论,而“延异”(différance)这个法语名词是德里达自己创制出来的,它源于法语名词“差异”(différence)。至于德鲁兹,他很早就开始关注“差异”问题。早在1956年,他就在《柏格森思想研究》的刊物上发表了题为“柏格森的差异概念”的论文,1968年又出版了《差异与重复》这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其实,对“差异”概念的重视也不是法国哲学的专利。如果说,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在1966年出版的《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对现代性的核心原则——同一(性)取拒斥的态度,那么,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中论述“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理论时,则提出了对整个后现代思潮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则,即著名的“差异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8页。中译文把德语名词Differenz译为“差别”,为求统一起见,我们在这里均改译为“差异”。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在地页。


[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页。


[6]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页。原中译文把德语名词Unterschied译为“区别”,其实,Unterschied 与Differenz的含义几乎是相同的,为求一致起见,我们这里也把Unterschied译为“差异”。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


[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页。


[18] L.Althusser and E.Balibar: Reading Capita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68, P.22.


[1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页。


[20] L.Althusser and E.Balibar: Reading Capita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68, P.23.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1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1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6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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