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的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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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是一门学问
发布时间:2018-07-12       访问次数:103

表达是一门学问




复旦大学 俞吾金




人类是欲望、感受和思想的凝聚体,而所有这些内在的东西都有其自然的意向,即把自己表达出来,让周围的人了解。人类的表达方式是极其多样的,如姿势的变化、肩膀的耸动、脸部的表情、说话、喊叫、书写、发呆、哭和笑等等。当然,随着文明的发展,对于当代人来说,运用语言说话或书写(包括电子文本或纸质文本),已经成了最常见的表达方式。毋庸置疑,表达,尤其是语言表达,是一门学问,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探索。


首先,只要任何人试图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欲望、感受或思想,就先得正确地理解自己所运用的语词、短语和句子的含义。事实上,许多语词、短语或句子的含义,是不能以望文生义的方式加以确定的。换言之,在它们的“字面含义”与“实际含义”之间常常存在着重要的差异,隐藏着语法或逻辑上的谬误。


我们先来看语词。比如,在当代中国人的日常谈话中,“粉丝”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人们经常会说:“我是你的粉丝”或“张三是李四的粉丝”等。这就表明,他们是多么不了解“粉丝”这个词的实际含义。在英语中,fan的主要含义是“迷”, a movie fan就是“影迷”。人所共知,fan的复数形式是 fans,而它在汉语中的谐音就是“粉丝”,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粉丝”是复数。由于前面提到的“我”或“张三”都是单数人称,因而说“我是你的粉丝”或“张三是李四的粉丝”,在语法上都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我是你的粉(fan)”或“张三是李四的粉丝之一(one of fans)”。又如,在中国古典文献中,经常会出现“致仕”这个术语。众所周知,“仕”本身就有“做官”的含义,而“致”又有“成为”、“达到”的含义,因此,有些做学问不够踏实的人便认定,“致仕”就是出来做官的意思。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化的语境中,“致仕”非但不是出来做官,反而是官员退休的意思。也就是说,它的实际含义与它的表面含义恰好相反。


我们再来看短语。比如,当人们谈到昆明的气候时,常常会用“四季如春”这个短语形容之。其实,仔细推敲起来,立即就会发现,这个短语在逻辑上是自我矛盾的。为什么?因为“四季”包含春季,说春季如春季,难道不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吗?因此,我们应该说“三季(夏、秋、冬)如春”或“四季皆春”。又如,在英语文本中,人们经常可以读到in the last analysis这个短语。不用说,这个短语的字面含义是“在最后的分析中”,但细心的读者只要查阅一下英语词典,就会发现,这个短语的实际含义是“归根到底”。把它的实际含义与字面含义做比较,很容易发现,望文生义是多么不负责任!然而,遗憾的是,在阅读中文翻译著作时,我们却经常遭遇到“在最后的分析中”这种可笑的表达方式。再如,中国古人和今人都喜欢使用下面这个短语“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语出《左传》)假如一个同事或一位朋友犯了什么过失,大家都习惯于用这个短语去开导他。毋庸置疑,这个短语的字面意思是:普通人不是圣人或贤人,犯错误是难免的。然而,很少有人会注意到,隐藏在这个短语中的相反的意思却是:圣人和贤人是不会犯错误的。这层意思恰恰成了现代迷信制造者们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事实上,圣人和贤人并不具有不犯过失的豁免权。作为圣人,孔子本人就说过:“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可见,某些短语的实际含义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们再来看句子。显而易见,人们在表达自己的欲望、感受和思想时,用得最多的是句子,但他们对某些句子的实际含义也缺乏深入的探究,因而常常使自己的表达陷入悖谬之中。比如,马路上经常挂着这样的标语“人车分离,各行其道。”从字面上看,就是“人和车辆各走各的道”的意思。但深入地分析下去,这个句子内含的悖谬性就显现出来了。比如,一个司机正驾驶着一辆货车,“人车分离”是不是意味着他必须从货车上跳下来?同样地,坐在一辆公共汽车中的顾客是否也须离开这辆汽车?显然,这个句子没有把“马路上的行人”与“车辆中的人”严格地区分开来,它应该表达为“行人与车辆分离,各行其道。”但即使这样表达,仍然是不严格的。假定一个行人推着一辆脚踏车、另一个行人(作为母亲)推着一辆婴儿车,他们也必须与自己推着的车辆分离吗?可见,即使是“行人与车辆分离,各行其道”这个句子,在表达上也是有漏洞的。又如,人们常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不用说,这个句子的字面意思是:靠近利益关系的个人能够得到真实的好处。但他们并不了解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因为他们没有区分两种不同的月亮:一种是空中的月亮,即真实的月亮,它只有一个;另一种是水中的月亮,即虚假的月亮,地面上有多少条河,就有多少个水中的月亮。毋庸置疑,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得到的只能是水中的月亮,即虚假的月亮。于是,这句话的字面含义就被其实际含义——靠近利益关系的人反而得不到真实的好处——所取代。可见,我们对句子的含义也必须做出具体的分析,不能拿来就用。


其次,假如人们希望自己的表达变得富有成效,他们就必须先行领悟当下情景对表达的客观诉求。谁都不会否认,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大量“无效的表达”。所谓“无效的表达”,就是在需要深思熟虑的基础上表达意见的场合,随心所欲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或在需要以直接的、自然流露的方式表达情感的场合,却热衷于矫揉造作的思索。与此相反,“有效的表达”力图自觉地使自己的表达适合于当下情景对表达的客观需求。比如,同学A约定朋友B明天上午10点正在复旦大学校门口见面。在同学A的表达中,尽管时间观念是十分明确的,但空间观念却十分含糊,因为复旦大学有四个校区,光邯郸路校区就有五扇大门。究竟在哪个校门口见面?由于表达上的含混与理解上的差异,第二天他们没能见上面。这就倒过来证明,同学A的表达是无效的,因为它没有满足明天与B见面这个情景对应该表达出来的具体信息的客观诉求。又如,当人们走进咖啡馆时,侍者总是这样询问他们:coffee or tea ?(您要咖啡还是要茶?)乍看起来,这种表达方式很正规,实际上却常常是无效的。因为顾客们对咖啡馆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诉求:既不要咖啡,也不要茶,但要一杯牛奶;既要咖啡,也喝茶,再加一盘水果等等。这种诉求可以以无限多样的方式表达出来,何必用茶或咖啡的选择去限定顾客的消费思路呢?不用说,侍者的思维和表达方式之所以常常是无效的,因为它不能适应顾客进入咖啡馆这个当下情景所蕴含的消费上的无限的可能性。从上面的考察可以看出,只有认真领悟当下情景对表达的客观诉求的人,才能做出富有成效的表达。


最后,任何人要使自己的表达充满原创性和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就必须拥有深厚的批判意识,而这种批判意识的根本特征是直奔被批判者的理论前提。在1993年于新加坡举行的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的决赛中,我们复旦大学辩论队的对手是台湾大学辩论队。对方抽签得到的立场是“人性本善”,而我们的立场则是“人性本恶”。当对方队员说:“因为人性本善,所以人都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时,我方队员马上进行反驳:“请问对方辩友,既然人性本善,屠刀是怎么拿起来的?”我方的质问马上在听众中引发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对方无言以对,因为放下屠刀的前提是拿起屠刀,既然人性本善,为什么要把屠刀拿在自己手中?辩论结束后,我对队员们说,其实还可以向对方提出两个问题:既然人性本善,屠刀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既然人性本善,屠刀又是怎么设计出来的?正是这种前提性的批判意识使表达充满了无坚不摧的力量。当有个青年人向发明家爱迪生吹嘘,说他发现了一种可以溶解任何固体的溶液,并准备带给爱迪生看时,爱迪生马上反唇相讥:“那你把这种溶液盛放在什么固体器皿中带过来呢?”也就是说,既然这种溶液可以溶解一切固体,那你又怎么把它带过来呢?


     通过上面简要的考察,就会发现,人是地球上最善于表达自己意向的动物,正如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一书中所写的:


        奥涅金到处都不知不觉地


        用这些符号来表现自己。


何况,从哲学上看,我们正处于“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伟大历史潮流中,诚如维特根斯坦所告诫的:


        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


        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


这就启示我们,把表达作为一门学问加以探究,正是当代人无法逃避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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