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的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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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旦初、俞吾金、骆玉明、郭建:岁月与理想——我们的复旦精神
发布时间:2018-07-12       访问次数:177

复旦大学星空讲坛


主题:岁月与理想——我们的复旦精神


主持人:顾文豪


主讲人:刘旦初、俞吾金、骆玉明、郭建




【主持人信息】


顾文豪  新锐青年书评人。上海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在读硕士,修读中国古代美学与文论。性喜读书,乐至沉酣,读书之余,写作书评。现为《书城》、《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上海书评》、《外滩画报》等多家主流文化媒体撰写文学艺术类书评。




【主讲人信息】


刘旦初  教授,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化学系,1962年毕业留校助教,1978—1984年被聘为讲师,1985—1997年为副教授,1979—1981年为加拿大莎省大学化学系访问学者,1988年起任教授。1995年起专职从事教学工作,主要研究领域:物理化学——多相催化,已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70余篇,译著三本,另有专著四本。


俞吾金(1948-),浙江萧山人,“文革”后高考招生制度恢复后第一届大学生,即77级大学生。1984年留系任教,1993晋升为教授并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外国哲学博士生导师。1988-1990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1997-1998为哈佛大学访问教授,2004年被为国内哲学界首位长江特聘教授。现为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暨人文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暨人文社科学部主席、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外国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已经出版个人学术著作《实践与自由》、《问题域的转换》、《从马克思到康德》等20多种,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迄今已有11项科研和教学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一等奖,2011年被评为全国教学名师。


骆玉明 (1951—)生于上海。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徐文长评传》(合著)、《南北朝文学》(合著)、《纵放悲歌——明中叶江南才士诗》、《老庄哲学随谈》、《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简明中国文学史》等;与章培恒教授共同主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参与翻译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等论著,并负责各书之最后校定。发表专业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余散见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各种报刊杂志的各类文章数百篇。


郭建 (1956—),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法制史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法文化漫笔》,《帝国缩影——中国历史上的衙门》,《中国法制史》,《中国财产法史稿》,《典权制度源流考》等。




【讲座实录】


主持人:今天站在这里,我感到非常激动。看着头顶上灯光和近在咫尺的四位老师,我突然之间想起这样的一句话:“上古星辰近。”我想他们就是复旦的星辰。当我第一次和复旦接触时,我最想问老师的问题就是:你们第一次踏入复旦校园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复旦又是怎么个样子。我们先请年纪最长的,在复旦已经54年之久的刘旦初老师,来回答这个问题,掌声。


(鼓掌)


刘旦初:“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啊。我是1957年进入复旦大学的,那个时候复旦大学还不是一流大学(笑声),我是以第二志愿进入复旦大学的(笑声)。哦,我是南京金陵中学毕业的(惊讶声),我当时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工学院,没考上,考复旦来了(笑声)。复旦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学校不怎么的,因为我从车站下来以后就有复旦的人把我引到他们的交通车上,第一件事就是管我要了一毛钱。


到了学校以后,我的第一节课是在草房子里上的,那个时候复旦大学只有第一教学楼。第二教学楼是58年我二年级的时候建造起来的。我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草房子里面度过的。所以当时我对复旦外观是这么一个印象,不是很满意。但是,等到我上课以后就完全改变了我原来的那些想法。因为我觉的我们复旦的师资队伍简直让我惊讶。比如说一年级时,有一位叫崔英琪的教授给我们上数学课。我从没想到这样一门枯燥的课程居然被崔老师讲得让每个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兴趣。这让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精神,那就是:任何一门学科,如果你想让学生有很好的学习动力的话,那就必须让学生对它感到兴趣。兴趣是我们最大的推动力。还有很多老师有精彩的发言,我的发言就先到这里吧。”(掌声)


主持人:好,谢谢。刘老师的发言虽短,但马上催发了我们的化学反应(笑声)。好,接下来我们请俞老师发言。


(掌声)


俞吾金:“我是66级高中毕业生,‘文革’开始后,我到过复旦,但那时是来看大字报的(笑声),当时整个校园都贴满了大字报。复旦是我心仪已久的大学,但在1966年填写考大学的志愿时,我并没有填复旦。考虑到当时家庭条件比较困难,我打算学医,以便早日为家里分忧。随着一所所大学在‘文革’中被关闭,我以为自己大概与大学无缘了。然而,进大学深造始终是我的一个梦,就像马丁·路德·金[1]所说的:I have a dream(我有一个梦),当然 ,我有两个梦,且听我爱一道来。


1968年,我被分配到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当安装工人。一个月后就被安排到四川渡口攀枝花参加502电站的建设。当时我们住在金沙江边临时搭建起来的简易工棚中,打开门窗,四面都是高山,真正体会到“开门见山”的滋味。一年后,我随大部队返回上海,又参加了高桥地下热电厂、江苏望亭电厂、闵行电厂和金山电厂的建设工作。1977年,邓小平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我终于有机会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在填写志愿时,我填了复旦人文社会科学的四个系,即新闻、中文、哲学、历史,并在表格的备注栏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除了复旦这四个系,其他学校、其他专业一概不去。”之所以写上这句话,倒不是因为自己底气足,而是因为这样想:假如进不了自己喜欢的系,不如继续当工人。结果,阴差阳错,进入了哲学系。我在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工作了差不多10年,后5年主要在公司宣传处做报道和摄影工作,所以我的第一个志愿是新闻,但我对文学创作也很有兴趣,因此第二个志愿是中文。进了哲学系,似乎有点别扭,但不久我就发现,我更擅长的是哲学思维。后来,见到新闻系的领导,他们说当时没录取我是他们的一个损失(笑声)。当时,哲学系有些老教授的水平确实非常高。比如,给我们上佛教课的严北溟教授,讲了一个学期的课,讲台上没有一张稿纸,他讲的内容全在脑子里,记忆力非常惊人。再如,老系主任胡曲园教授,学识广博,思想深邃,后来我有幸成了他的博士生,经常去看望他,深受他的思想的影响。在校园里,也经常会与自己心仪已久的大师级教授擦肩而过,留下难忘的印象。总之,复旦是我热爱的大学,也是我思想的安顿之地。在以后的治学道路上,别的单位曾几次希望我离开复旦,但我愿意“从一而终”,永远留在复旦。进复旦是我人生道路上圆的第一个梦,我的第二个梦是希望复旦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好,谢谢(笑声)。”


主持人:在全国建了很多发电站的俞老师现在已经是复旦思想的发电站。好,骆老师。(掌声)


骆玉明:好像有一个很好的学生上了我的课,写了一份很好的作业,我还在想这个学生是谁呢。好像是得了个A,我记得他的名字还有他的作业,在这里就是想表扬一下。(笑声)


我想我这个入学的过程可能有一种特别的代表性吧。我是75年进复旦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当时我在农场种地,嗯,我是一个种地很努力的人(笑声),我个子很小,但是挑很重的担子。那时推荐上大学,领导觉得我这样的人很苦力,所以第一次推荐我去上一个工科学校,我还记得推荐的专业是玻璃工艺。但是那次体检出了问题,肝肿,就没通过。如果是通过了,现在就该在造玻璃了。后来第二次我考75年招的一批研究生,那个研究生现在是没有名目的。当时呢也报专业,我当时报的第一个专业是哲学系,中国古代哲学(笑声),第二个专业是中国古代史,没有报那个中国古代文学。当时是闫一波老师去招的,没有什么正式的考试,但是我也想试一试,所以就写了两篇文章。我记得还写了一篇,我认为是很文雅的文章,但是我现在看不到了,我能看到我就知道是不是文雅的,反正那个时候认为是文雅的(笑声)。写了一篇《源头组记》,可能人们当时连“之乎者也”都不会写,认得的人都非常少,闫老师说你可以上中文系,中文系不是也挺好吗。我一听这是在要我,所以我就说当然很好(笑声)。所以到现在我对哲学系仍然有感情(笑声)。哲学系有时在外面开一点课什么的,我还是会去讲课,讲老庄。


主持人:我们这里也有。


(笑声)


骆玉明:我觉得能把老子讲的非常明白,比我讲的更明白的人不多。(笑声,鼓掌)。大概有一次办个班,请陈古怡先生去讲老子,讲了以后听同学说不明白陈老师讲的是什么,是不是请骆老师来讲一下。之后我就给他们讲了一次。我对哲学系一直还是挺有感情的。


我进复旦的时候,她的风景也很特别,当时中文系是在校史馆那边,那边是一个大堂,右边还有草坪。在那个革命年代,种草是一种非常不经济的行为。那些草地是种蚕豆的。到蚕豆丰收的时候呢大家都去摘蚕豆,摘完后呢大家都分一斤两斤蚕豆带回家。这个情形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但是让我非常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很困难年代,还有许多老师在等待国家给他们付出的机会,给他们重新起来教书的机会。当时的老师也不敢随便教学生,因为当时在文革,学生弄不好有时会很厉害。所以我的老师会亲近地悄悄跟我说我的话有什么问题。有一次我在开会的时候引了一句老子的话,然后运新老师就跟我说你是不是有点记错了,这句话不是这个样子。他们在那样困难的时期还守着一些东西。所以我觉的这个文革结束的时间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在结束的时候那些老先生都还在,如果再晚十年,那些老先生都不在了,那么东西也就传不下去了。当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就已经算是学校里的教师了。然后派我去朱先生读书,那个时候朱先生岁数都已经很大了,差不多是我爷爷那个岁数。到他那里读书如果比较用功或是回答问题比较积极,他都会奖励一个橘子或是奖励一个苹果。


我对我的那一辈老师们非常地尊重非常地有感情。我知道他们总是守着什么,他们总是在想能为国家做什么,总是担心这个国家就这么败坏下去。我们这些人也是有这样的念头,无论对这个国家有多大的恨多么迷茫或看不清楚,但是做一个读书人就要为国家守住一些东西,使他有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是我从我的老师们身上得到的最大的启示。谢谢。


(鼓掌)


郭建:在这四位老师里面我是小字辈,刘老师是57年进复旦的,我56年才出生。(笑声)。不要笑。我第一次进复旦也是蛮搞笑的。我1968年进复旦来看大字报(笑声),那时复旦揪出了一个全市闻名的“反革命集团”,叫“胡守钧[2]反革命集团”,因为据说他们要打倒张春桥[3]。当时小学里的孩子比较多,我算是小学的红小兵团的团长(笑声),所以组织让我来看大字报。当时我在这里看了一天的大字报,什么内容都忘记了,只记得当时复旦校园里面全是大字报。到处都是浆糊和墨汁的味道。吃饭的时候呢就看到大学生拿着碗去吃饭,当时很神往。在这里待了一天,绝对没想过后来在这里读书在这里工作。


那时我还是小孩子,懵懵懂懂的,就是觉的复旦特别大,大学生特别有想法。我当时看“胡守钧反革命黑材料”里面有一个笔记本,胡守钧给笔记本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我记得,好像是“火山灰与紫泥盆”。我想这很好啊,大学生可以给自己的笔记本取名字,我回去就给我的笔记本取了一个名字(笑声)。这就是复旦当时留给我的印象。


后来的经历跟俞老师有点像,就是中学毕业以后在上海一个单位做木工。等到77年,也是托邓小平的福,他力主恢复了高考。因为我出了一个坠落事故,就不敢再做“工人阶级”了,“工人阶级”工作太危险。所以我后来就决定,来考大学。当时我考的是华东师大,因为我父亲的意思是让我考华师大,当时华师大给伙食费。后来我是82年读研究生时进的复旦。那时的复旦和现在不太一样。当时的南京路两边都是黑板报。复旦的黑板报是全上海出名的。挂的每个黑板报都非常漂亮,文章也都非常好。我当时在华师大的时候就经常骑车到复旦来看黑板报,就像我小时候来看大字报。(笑声)。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复旦是一个言论非常自由的地方。


然后进入复旦的感觉和刘老师一样,就是感到就是复旦的老师让人“震惊”。我的老师是叶孝信[4]教授。当时我到复旦来面试,他问我一个《周礼》里的问题。我想这本书我看过,然后就开始吹,他马上打住,说你刚才讲的只是中间的一段,前面是什么,后面是什么。我哪里知道,一下子就愣住了。然后老师讲,前面是这样子,中间是这样子,后面是这样子,连起来讲是这个意思,你刚才讲的那个不对。我搞的满头大汗,好紧张。之后这情景就留在噩梦里,经常就是老师在那里问,座暨答不上来,一直到现在还经常在做那个梦。


(笑声)


复旦的老师真的让人为之折服,我觉得是我在华师大还可以啊,但是到了复旦真是当头一棒,让人印象深刻。我真的感觉到了复旦的学无止境。复旦的这种学风对我影响真的非常深。我就讲这些,谢谢。


主持人:那郭老师现在还会对您的研究生这样吗,就是前面是什么,后面是什么。


郭建:不是,非常惭愧,我和我的老师比,已经退化了。现在蒙同学相信,评了我一个“心目中的好老师”。后来采访我的时候我再三强调我连自己心目中的好老师都不是,又怎么成为你们心目中的好老师。我看到过三个好老师,我就讲讲这三个好老师的故事。他们才是真正的好老师。其中一位就是叶孝信教授,他不仅才思渊博而且非常严谨。当时还是文革大批判的空气,写文章动不动“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一定是这样”。他就再三提醒我们,我们是搞法律史的,不得轻易下断论。历史上每个事情都有很多记载,在你没有搞清楚全部状况以前是不能轻易下断论的。每个学期布置一次作业,当时用的是复旦500格大稿纸,他可以给你改动得每一行全都是红字。从资料出处、观点、逻辑到文字的通顺程度,甚至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他都替你改,每一行都有批语。当时复旦那个稿纸很大,每一次拿到作业的时候,真的是满纸都是红字。真是惭愧,像这种对学生的认真态度,我是没有做到的。


所以我真的非常惭愧,我并不认我自己是一个好老师,但是我可能是给人留下好印象的老师。我和那些老一辈老师比,算不上好老师,在这里声明。谢谢。


(鼓掌)


主持人:好,谢谢四位老师。刚刚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给每位同学都发了一张卡片,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写在这张卡片上,然后递给我,让我们看看什么有意思的问题来请我们老师回答。刚才我在底下和刘老师聊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刘老师是二级运动员,他说他母亲反对他考上海的学校。当年他想考上海的12个学校,但他母亲把上海的这十二个学校都PASS掉了,一个都不允许他去。刘老师是在座的年纪最长,而且是唯一一位做了50年老师。所以今天要在这里挖一挖这个故事,请刘老师跟我们说一说考上复旦的这一段曲折经历。


刘旦初: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家在南京,所以我一直跟同学讲我们这一代人是一代没有自由的人。什么事情都给你安排好,不用你烦心,唯一自由的就是你高考填报志愿,你可以填12个,于是,我就填了12个上海的大学。因为我出生在上海,而且还有很多亲戚在上海,而我的母亲在南京,她就把我的12个志愿全划掉了,让填12个南京的。最后协商了以后,只填了一个上海的,就是复旦大学。她让把复旦大学放在第二志愿,第一志愿是南京工学院。就这样我到复旦来了。


(笑声)


那个时候的运动员不是按照他的特长招进来的,我们是高考进来的。一年级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教我们双杠。我在上面翻来翻去还可以,就跟旁边一位老师说,想晚上陪他练练。他就告诉我你到体操房来玩吧。那么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没几天,老师对我说,你现在是校体操队的了(笑声)。大概练了一年多吧,58年参加上海市高校运动会,我的成绩达到了国家体委的二级运动员标准,所以我58年就是二级运动员。应该讲,这个运动队和社团还有一定关系,因为两者都是兴趣相同的人聚在一起。但是社团和运动队应该还有一点区别。所以我个人觉的,尽管当时我上运动队,下午4点就要去锻炼,一直练到6点7点,占用了一点时间,但是我尽量用星期天的时间补回来。所以当时我的运动对我的学习基本上没什么影响。这一点跟现在的大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现在可以选课,我喜欢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那个时候是没有的,所有的课程表都是定死的,每天都要上这些课,课很多,你不喜欢上的课也要上。所以我就特别羡慕你们这一代,有充分的自由和选择的机会。你们有那么多的社团,那时我只知道有一个中文系的话剧社。复旦的社团非常多也非常好,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这也符合我们复旦通识教育[5]的理念,我想社团也是通识教育的一个补充。


(鼓掌)


主持人:谢谢,谢谢刘老师。80年代的理想时代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体系就是文学。刚才刘老师谈到复旦剧社,下面我们请骆老师谈谈80年代的校园的文学生活是怎样的,包括复旦的一些诗社,刊物等等。


(鼓掌)


骆玉明:给我换一下麦克。


(笑声)


主持人:骆老师是带有魏晋之风人的士,所以他每次讲话前都会有一点故事,一点情节。


骆玉明:我怎么说呢。说到文学,我倒想起了卢新华[6],他当时写了《伤痕》[7],贴在走廊上的那个编报上,然后过了不久就出现在那个《文汇报》[8]上,在国内引起非常大的轰动。所谓《伤痕》,他其实就是揭开了大家的伤疤。文革以后大家都有点兴奋,还没来得及想一想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好比身上明明有个伤疤,但是你被其他的东西吸引住了,这个伤疤就忘了,回过头一想,这个地方是有伤疤的。这个《伤痕》其实促进了那个伤痕。这个小说当时在走廊看的时候觉得不怎样,就是现在看也比较幼稚,但是就当时来说已经比较轰动了。


80年代的社团和教师之间的联系不是那么密切。学生喜欢自说自画自玩,就是不带老师玩。我只是知道有很多同学参加这样那样各种各样的文学社团,我记得的是当初最活跃的是诗社。我教的那些学生里有很多参加了那个诗社。有一个学生,名字我记不太清楚了,有一天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他现在是诗社的社长了。大家都挺看重这件事情。70年代末80年代初,整个复旦的文学氛围都非常浓厚,那个时代带有比较多的浪漫气息,人们对生活有很多的想象,对国家也有很大的信心,不像后来。就整个的发展而言,当时我们国家确实有非常大的进步,但是这个过程是很曲折的。我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现在的同学跟那个时代的同学还是不太一样。那个年代的学生比较浪漫,没有现在的同学那么清楚,聪明,会算计。(笑声)考虑周全,“算计”不是一个很好的词,还是用“考虑周全”吧,那个时代的同学考虑问题不太周全,因此那个时代似乎更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


我倒不是拿他们来贬我们现在的同学,考虑周全是好,中国的路是艰难的。在这个艰难的路上其实就应该这样。我跟刘老师,俞老师几个比较老的老师,我们在复旦这么多年,他们知道我在说什么,中国走的是一条很艰难的路,我们应该既要考虑周全,又要有理想,总是抱着一个理想考虑周全。这个国家在走的每一步当中,我们都为她出力。(鼓掌)


主持人:骆老师刚才讲的是抱着理想考虑周全。我们都知道93年狮城舌战[9],俞老师那个时候是总教练兼领队。我想问俞老师,那次辩论风潮的兴起,它的大的思想背景是什么。我相信复旦一定有许多关于国家走向的讨论,这些讨论的精神和93年的狮城舌战,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我们想知道这一点。


俞吾金:我78年初进入复旦,当时坐在大草坪上讨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情况还记忆犹新。其实,正是这篇文章拉开了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现在进校的学生可能都不知道,1983年6月,在哲学系还发生了一个全国闻名的“六君子事件。” [10] 这里提到的“六君子”,除了我,还有谢遐龄、陈奎德、周义澄、吴晓明和安延民。现在三个在美国,三个在复旦。当时我们在桂林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认识论改革提纲,对国内流行的哲学教科书体系进行了批评,结果触疼了教科书体系的编写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萧前教授,他在会上逐条驳斥了我们的《提纲》。会后,与会者中又有人打报告给中宣部。于是,中宣部下达了文件,说我们撰写的《提纲》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时,复旦的党委书记是林克、副书记是李强,就组织我们学习,要我们做出深刻的检讨。也有些教师“左”的思想倾向十分严重,扬言应该开除我们这些人的学籍。1984年秋冬,国内的政治气候明显地向改革开放方面倾斜,我们哲学系的研究生在3108教室举行了“哲学与改革”的系列讲座,当时听讲座的人不但挤满了教室,而且连窗台上也站满了。真堪谓盛况空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六个人的命运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不但《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日报》和《文汇报》都相继报道了我们的系列讲座的情况,甚至让我们六个人联名发表文章,实际上就是替我们平反;而且复旦校方也提出来,说我们这六个人人才难得,要把我们统统留在复旦。结果,由于安延民老家在北京,他被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所接受,其余五个人都留在复旦。


刚才骆老师讲到文学,其实,刚进复旦时我也特别喜欢文学,我在进校前已经发表过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因此,填志愿时,我把中文系放在哲学系之前。在哲学系读一、二年级时,我还经常写短篇小说,贴在墙上,供其他同学浏览、批评。那时气氛特别好。在校园里的南京路(现在称光华路)上,两边陈列着各系学生自己设计和撰写的黑板报,非常漂亮。上下课的学生都会在这里驻足,认真看黑板报。除此之外,我几乎天天在文科阅览室里占位子,废寝忘食地阅读自己喜欢的文学著作。我从古希腊的三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11]、索福克拉斯[12]、欧里庇得斯[13]和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往下读。还有但丁、薄加丘、莎士比亚、莫里哀,一直读到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果戈理、陀斯妥也夫斯基、卡夫卡、贝克特等。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被书库里丰富的文学作品所眩晕。


说起93年的大专辩论,我还得在背景上做一个补充。复旦在88年时就参加了新加坡辩论,但那时叫“亚洲地区华语大专辩论”,那次王沪宁教授是教练,伍贻康教授是领队,决赛是在复旦大学与台湾大学之间展开的,复旦获得了冠军。从93年开始,新加坡辩论升格为国际华语大专辩论,由我担任教练兼领队,王沪宁担任顾问。当时我们获得了两个大奖:一个是团体冠军奖,另一个是蒋昌建获得的最佳辩手奖。在通常的情况下,最佳辩手奖是平衡奖,是平衡给冠军队以外的其他辩论队的,但这次全部给了复旦辩论队,因为评委认为我们的队员辩得非常出色。当天晚上,我们在乌节路的曼德林宾馆第33层开庆祝会。有一个学生递了一支烟给我,尽管我已经多年不抽烟了,但禁不住抽了一支,那时候的感觉真好。(笑声)第二天,我带着队员们到街上买东西,报纸上刊登着他们的大幅彩色照片,队员们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我们回国时,海关工作人员听说我们获了大奖,表示我们所有的行李都可以免检。


 还有一个小故事。当时秦绍德教授是校党委副书记,是他来找我,要我出来担任教练兼领队的工作的,但当时我在教学和科研上都非常忙,我拒绝了。过了约一周左右,秦书记又到我家里来找我,说学校里考虑下来,还是觉得我是合适的人选,无论如何希望我能出来担任这项工作。我想,既然学校里这么信任我,我也就答应了。秦书记说:“你可以提条件”,但我什么也没有提。在三个多月的训练时间里,我们组织各院系的教授,给辩论队员们做了50多次讲座,杨福家校长也几次来看望队员们,勉励他们取得最好的成绩。尽管参赛的只有四名队员,但得到了全校师生的关注,尤其是国政系的不少博士生,陪同训练,处处体现出复旦人追求卓越的的精神。从新加坡回来后,我和王沪宁教授一起主编了两本书:《狮城舌战》(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和《狮城舌战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原来担任《狮城舌战》责任编辑的张德明教授担任了教育电视台台长后,又发起了名校辩论赛,从而在全国掀起了大学生辩论的热潮。


主持人: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细节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比如比赛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怎样的。


俞吾金:在整个辩论过程中,确实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我给许多大学的学生做过《辩论的艺术》的讲座,差不多要讲四个小时。这里只能说一点“花絮”。如同88年的亚洲华语大专辩论一样,这次辩论的决赛也是在复旦大学与台湾大学之间展开的。台湾大学的领队是林火旺教授,我和他一起到新加坡广播局去抽签,即决定哪方辩“人性本善”,哪方辩“人性本恶”。实际上,只要一方抽签,另一方的立场也就同时被确定了。我想,复旦代表大陆,应该有“泱泱”之风,因而把抽签的事让给林火旺去做。结果,他抽到了“人性本善”,不禁喜形于色,觉得胜券在握了。我想,也许台大对“人性本善”的辩题做了更多的准备,但他们休想沾我们的便宜,因为我们对“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这两个辩题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与台湾大学的决赛中,我方队员的临场应对都非常出色。比如,对方辩友说:因为人性本善,所以人随时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方队员严嘉马上站起来反问:既然人性本善,屠刀是怎么拿起来的?(笑声)显然,这个驳斥直奔对方立论的前提,既然人性本善,为什么要把屠刀拿在手中?对方自然无话可说了。比赛结束后,我对严嘉说:你还有两个问题没有提出来。一是既然人性本善,屠刀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二是既然人性本善,屠刀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对方一定回答不出来。还有下面一些小故事也很有趣:


一是参赛的八个辩论队到达新加坡后,新加坡广播局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台湾大学领队林火旺教授的话特别难听。他说:不管一个人的皮肤是什么颜色,子弹都可以把他的身体打穿。显然,林教授的这番话是影射89年大陆上发生的“六.四”的。我和王沪宁教授商量后,马上向广播局提出了抗议,表示新加坡的辩论不应该受政治倾向的影响,这就迫使林火旺的行为有所收敛。事实上,从上海出发前,我们也收集并准备了台湾社会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如果他们在辩论中发出第一枪,我们也会坚决进行回击。必须指出,90年,南京大学在亚洲大专辩论赛中之所以败于台湾大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处理好这方面的问题。南京大学的领队是副校长冯致光,他告诉我们,当时“六.四”刚过,他们在辩论中确定的策略是:如果对方第一次提到“六.四”,他们就不予回答;如果第二次提到,他们就给予反驳;如果第三次提到,他们的队员就退出辩论,表示抗议。但我和王沪宁决不愿意采取南京大学的应对策略。我们的策略是:我们到新加坡参加辩论就是来拿冠军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退场。如果对方拿“六.四”说事,我们也会披露台湾社会的阴暗面,大家来个“针尖对麦芒”。


二是我们下榻在在曼德林宾馆,由于房间之间的墙很薄,隔音很差,我们怕训练时的辩词让别的辩论队听去,只好打开电视机,让电视机发出的声音干扰其他房间的听力。


三是台湾大学的领队和队员们几次给我们的队员送来从超市里买来的食品。有的队员来找我,问我如何处理这些食品。我说,我相信这些食品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我们必须到决赛后才能吃这些东西,万一谁吃坏了肚子,无法上场比赛,连替补队员都没有。另外,我们也到当地超市里买了一些食品回赠台大队员。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


三是复旦的第一辩手姜丰,是人见人爱的漂亮女孩,她到新加坡后,不但台大的队员经常找她,连新加坡广播局也有人找她。有时,凌晨一、二点还有人打电话进来。我们担心她休息不好,第二天怎么辩论?因此想了个办法,即让她房间里的电话始终处于忙音状态,外面的电话无法打进去。总之,辩论中还有许多小故事,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今后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关于辩论艺术和我们训练故事的讲座。(鼓掌)


主持人:我们学生会马上预约,本月就搞。我们郭老师现在应该是演讲与口才协会的指导老师,您作为现在的掌门人,对刚才俞老师讲到的问题有什么看法?


郭建:不……我不是掌门人, 05年时我们有个辩论队伍去台湾参加比赛,当时演协的会长是我的学生,所以他们邀请我去当教练。这次比赛之后他们就请我去做了演协的指导老师。比较惭愧的是,我跟俞老师不一样,我对辩论一点研究都没有。我对演协非常有感情,我觉得5年下来演协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已经没有“官方”色彩,现在它完全是一个学生的社团。演协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传统,它每一届的会员,即使已经毕业了,出去工作了,他也会回到演协来。如果今天晚上他们在举行新生演讲赛,演协的老会员都会回来做评委,帮助新同学掌握演讲、辩论的技巧,我觉得这真的非常了不起。


05年时我带那些同学去比赛,结果很遗憾,但这是一支非常了不起的队伍,我觉得不比93年的时候差,有一个四辩同学辩论起来非常有激情,我觉得不比蒋昌建差。但是因为没有受到专门的培训,所以结果非常可惜。但是他们这些同学把那种了不起的精神一代一代传了下来。有一位同学毕业后先没找工作,而是先在演协做教练,在福州的一场比赛中得了冠军。我是在这次以后才当的教练去的台湾,没有拿到名次。所以你们不要觉得我这个老师当教练很好,你们看同学做教练拿了冠军而我却没有。其实我们当时发挥非常好,但是这个……怎么说呢……评委里面总是有些说不清的评价标准。场面上完全都是我们胜出,对方一下场就哭了,对方的三辩下场后跟我们说,去年我们没能赢你们,今天又没能赢你们。但是这个评判出来后是我们输了,我当时劝他们要想开些,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他们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回来之后写了博文“一群追梦的年轻人”,来纪念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复旦非常了不起,每个社团都有这样的一群学生,在社团里面他们追逐自己的梦,从参加了这个社团开始,他们就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我觉得这些同学代代相传,每届都是这样,我真的非常感动。尤其是我带的那些同学,他们非常有特色,他们不仅在辩论上很有能力,而且在自己的专业上很有梦想,像那位四辩同学当时就跟我讲,他一定要去华山医院当外科医生,我说你为什么呢,他说他们家是医生世家。结果他真的考上了华山医院的研究生,然后留下来做医生,实现自己的梦想。


俞吾金:郭老师,我补充一下,我们当时参加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三场比赛的评委全部是海外的,其中大部分是港台的,也有来自国外的。三场比赛的成绩分别是5:0、4:1、5:0,我们是绝对优势。如果大陆也有评委参加,评审的结果就有可能受到质疑。


郭建:我们现在如果再去参加新加坡的辩论赛的话,可能因为我们的196个社团每个都很珍贵,每个都是同学的心血,所以演协也不可能得到学校全部力量的支持了。我们同学的心里肯定是有拿下新加坡比赛的梦想的,但几次努力都没成功。


我带的那批“追梦”的同学追梦方式非常有意思,其中有个中文系的同学,一直在化妆品公司实习,她一直梦想做中国少有的奢侈品经营专业,今年年初她真的获得了意大利奢侈品业一个企业授予的研究生奖学金,跑到米兰去读书去了。而一个经济系的女孩子,当时的三辩,她却是喜欢中文,喜欢文学写作,是个文青,现在已经在做这行了。当时我们法学院的一个同学立志要在上海最好的事务所做一个诉讼律师,梦想也实现了。我觉得他们能够追梦而且能够实现梦,这让我们非常为他们高兴为他们自豪。上次学校让我去参加一个华师大举行的上海市教委举办的关于“师德”的演讲赛,当时我举出的是我的学生。我说我不是个好老师,但是我的学生一定是好学生,我举出这些学生的例子,就像做了复旦大学的广告。说真的,这是我们复旦精神的体现——有梦而且能够追寻。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老师用追梦一词来概括复旦精神,其实四位老师也在追梦,他们把这个梦从以前一直追到现在。现在让我们进入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二部分。让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让我们把视角拉回到现在,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们四位老师在学校里都跟本科生有大量的接触,刘老师是讲《化学与人类》[14]的课程,骆老师讲中国文学史的课程,每一堂都有好多好多人旁听,我想我就是想问刘老师和骆老师,在你们接触过的学生当中,80后90后的学生和你们之前遇到的学生有什么不一样,还有他们上大学通识课程时给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骆玉明:80年代的学生比较简单,他们一心一意地读书,所以平均的读书量比现在学生更大。因为现在的学生要考虑的问题也非常的多,比如这个东西是否有用,将来的发展怎么样,他们不止要关注现在,更要关注未来。现在的优秀学生在我的感觉里比80年代的优秀学生还强。现在的优秀学生在我那个年代如凤毛麟角,也就是说现在的优秀学生对自己要学什么要做什么,往哪个方向走,非常非常地清楚,而那个时代的学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爱知识好读书。这个是很明显的。其实我也很难在这里面作褒贬,我觉得很多东西是跟时代联系在一起的。


刘旦初:我这个《化学与人类》是1995年以后开的,到现在一共16年了,所以无法比较。之前我跟本科生的接触很少,我退休以前在化学系教的是专业的基础课,是带研究生的。那么总的来看,现在这些同学的爱憎比较分明,喜欢的东西就去追求,不喜欢的东西就不愿意去做。那么我想在这里谈我的一点看法。作为一个大学生,你进到一个像复旦这样的学校,你们进校的时候的感觉已经跟我当初进校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复旦的各方面都是非常充实的,往往我们学生选课的时候大家之间会相互讨论:某某老师的课比较好,大家都去学了;某某老师讲课不行的,然后就没人选了:这是一个误区。能够站到复旦讲台上的老师都有他的一技之长,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好恶来评论一个教师。更何况你们还是学生。我是个过来人,我们那个时代是没有自由的,我们每堂课都得去上,上得好你也得去上,上得不好你也得去上。但我们当时的心态就是复旦大学的老师都会有一技之长。我就学你的一技之长,你不好的地方我不学,你好的地方我就学来。你们现在读四年,我们那时候要读5年,5年里我们要接触100多位老师,那么同学们想想,如果这100多个人每个人的闪光点都学到一点,那么不就是一笔非常大的财富吗?所以我就想我现在之所以能在复旦讲台上讲课,那跟我在复旦做学生的时候接触到的那些好老师和学到的东西是分不开的。比如刚才提到数学系的崔明琪老师,我们物理系当时一个教无线电的沈老师,还有化学系的徐建峰老师,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好多东西。比如刚刚俞老师提到的严北溟当时说:“我不是共产党,我是中共民主党。”他曾经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说道,他们有个老师讲过什么叫好的老师,就是一个问题别人讲好半天讲不清楚,他一句话就讲清楚了。一件事情有些人讲两句就没了,有些人能讲一个小时,前者说明研究深入,所以他一句话就点到了;后者说明学识渊博,所以才能讲那么长的时间,才能引出很多题外话。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同学,虽然有选择的自由,但是还是要像海绵吸水一样在这四年里把知识吸足了,到社会里之后,要用的时候轻轻一挤就出来了。如果你是一块干瘪的海绵,那你出去就惨了,随你怎么挤都挤不出来。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主持人:谢谢两位老师。刚才我问两位老师80后和90后的问题其实是为了引出我们第一次的互动。下面我们请两位同学与几位老师交流一下,说说你们的特质,说说是同意他们的意见还是不同意,互相交流一下。有没有同学想说说,自己的特质和以前的那些同学有什么不同。有吗?好,这位同学。


同学: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10级法学专业的学生。刚才骆老师讲要我们抱着理想来考虑周全,我的感觉是复旦一个充斥着理想的校园。作为90后,我们总是谈到理想,或者说我们每天都拿着理想说事,说复旦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但是,当我们听到您今天的讲座后我觉得我们不能定义自己的理想是什么,我想请各位老师来谈一谈,作为一个90后,自己的理想之路应该在哪里,谢谢各位老师。


骆玉明:你的问题是“我的理想在哪里”,也就是说让我来回答你的理想在哪里。我想,这个比较困难,我能不能回答我自己的理想在哪里。(哄笑掌声)上次讲课时给同学讲到文天祥[15]和史可法[16],一个是工部尚书,一个是宰相,他们都不是特别有能力的人,甚至说没有什么能力,都是书生。史可法对军事是外行,对官场也很陌生,文天祥对政治也不在行。但是,大战在即,他们都愿意站出来做,因为有人做总比没人做好。所以对于我们也是,能做就做,做一点是一点。如果你是我的孩子,我会对你说:第一,你要培养你的能力,寻求你的快乐,快乐的条件是能力,没有能力哪里有快乐?第二,你总是要有责任,你要为社会,为国家,为这个民族承担责任。这个国家的发展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大家可以从清末的历史一段一段地往下数,差不多100多年的迷乱,混战,荒诞,愚昧,是这么走出来的,现在还要往下走,你总要为她做什么。总得想这些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的孩子已经不愿意谈这些问题了,觉得这东西跟我无关,其实不是的,不是这样的。这块土地,从祖辈父辈传下来,从子辈孙辈传下去,这要好长好长时间。可能是因为我比较老了,所以这样的问题我想的比较多。理想,什么叫理想,就是使你自己成为一个你向往的人,并且尽可能地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你向往的国家。我就说这些。


俞吾金:我做一个补充,因为刚才那位女同学提到了理想,理想也是哲学探讨的重要问题。我有个朋友写了本书叫《面向未来的选择》,我跟他开玩笑道:过去的已经过去,现在的也已经展开,难道你还能选择过去和现在?你唯一可选择的就是未来。因此,说“面向未来的选择”是同义反复,实际上,书名写《选择》就可以了。从哲学上看,人是可能性的动物,而人的可能性正是由未来决定的。比如,假如你是法学系的学生,你的理想,即未来的目标是成为法学系的老师,那么你现在的生活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你会按照一个法学系老师应该具有的知识结构来塑造自己。由此可见,理想在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道路上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假定一个人完全没有理想,就像一条小船,没有橹、没有桨、没有指南针,只是在水中任意漂流,这样的人是很难有出息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理想,也就不会有可歌可泣的人生。尽管理想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每个人应该确立与自己的才华相适应的理想。如果理想大大地高于他的才华,理想就会夭折;如果理想大大地低于他的才华,他的一生简直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才华。那么,什么样的理想才是合适的呢?这就像园子里苹果树上的苹果所在的高度。如果他经过自己的努力,跳几下就能摘到苹果,那么,这只苹果作为理想的高度是适合于他的。如果苹果所在的位置非常高,他怎么跳也不可能摘到它,那么,这样的理想对于他来说,显然是太高了。总之,人贵有自知之明。每个人都应该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去制定自己的理想,决不能好高骛远。


主持人:非常好,我们的两位老师已经把话题引入了第三部分。下面进入第三个篇章。先进入一段视频。


刚才我们谈到个人理想,我想问问对几位老师,有没有碰到过理想与现实的撞击,然后谈谈自己又是怎么样延续自己的理想的。刘老师您先说说看。


刘旦初:这个题目好像太大了一点。人的一生当中会碰到很多很多这样的碰撞。拿我来说,我是57年考入复旦的,57年正好是反右的时候,那一年中央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工农兵学员可以免试直升。这个政策出来了后,我们中学里面那届毕业生就闹翻了天了,当时我们就自己组织开大会,有3个学生上去发了言,表示对政策的不理解,我也是其中一个。我认为高考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有人可以直升。结果我们3个人有非常不同的遭遇。3个人全考取了上海的学校,我考取了复旦,我们班最厉害的班长考取了华东政法学院,还有个同学考取了华东化工学院,而后面这位同学在接到通知书后3天又接到一个通知,说政审不合格,取消了录取。班长到华东政法一个星期后就被带上了右派的帽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过据说是因为当时他们那里的比例达不到,所以先给他戴上了再说。后来这个人被平反了,还当上了我们国家四化部的副部长。我呢,到了复旦后,我们党组织有人找我谈话,跟我说你在中学里面讲了很多不该讲的话,我一想完了,我中学讲的话他怎么全知道。但是幸亏我在复旦。所以为什么我对复旦有一种感情,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说,过去的就算了,你应该认识到自己过去的一些错误,在今后好好地学习。之后我就按我们老师的要求去做,但是我这个人有着很大的毛病,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又忍不住在政界大放厥词,说了一些批评四人帮的话,当时我们教研组有人就直接把这些话交到了上海的四人帮领导那,当时做出批示,说刘旦初等人的错误必须严厉批判。因为他的批示,我们复旦就像唱了一台戏,整整藏了我半年。之后四人帮倒了,我就没事了。有人说把那些批判我的材料当着我的面烧掉,我说不要烧,这个东西这么好,放到档案里去。他说一定要烧,这事是中央规定的,我说那你去烧吧,我看着烧还心疼呢。我想我一生当中也有过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努力奋斗了10几年没成功。后来当了副教授,其他教授说你完全能参加我们中国农工民主党[17],我想也好,有个党入一下,还是党员嘛。所以我想大家碰到挫折的时候,应该乐观一点,开朗一点,看得更远一点。现在的退休是好得多了,大家不知道,我们那时候退休是一道坎,落差太大,像我岳母的退休工资只有三十多块钱。当时退休的时候还发你一个奖状,叫“光荣退休”,黄鱼车上,响着锣鼓,把你送到里弄里。当时手上捧着“光荣退休”的人脸上其实一点也不光荣。我们看到的是一脸无奈。那也没办法。进了弄堂以后,大家出来看热闹,小孩子问,阿婆啊,什么事啊,阿婆说三号楼的阿婆光荣了。后来讲得更直截了当,说退休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所以这是一道坎,我们这道坎,一定要跨过去。像我是跨过来了,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平稳地跨过来了。在退休之前,我看过老教授、老干部在退休之前写的一副对联,这幅对联上联写的是“早退晚退早晚要退”,下联写的是“早死晚死早晚要死”。横批是“早退晚死”。(笑声)。我想以这样的心态,你退休以后就不会有什么烦恼了吧。另外,我退休的时候有两点考虑,第一,我有自知之明,我自己认为我不是那种拥护毛主席的人,是吧,所以顺其自然,该退则退。第二,俗话说,退而求其次,你退了对你的要求就不会太高,那你就没有烦恼了。所以我觉得心态很重要。我们的同学,任何一个同学,不管你今后在人生道路上碰到什么样的挫折,都要以乐观的心态,以向前看的心态去处理,那你一定会迈过这个坎。谢谢。


俞吾金:那好,我接着说。我有两个梦。第一个梦是上大学,刚才已经说过了。第二个梦是希望复旦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我想说说我为实现后一个梦做过的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我从1995到1999年担任哲学系系主任,当时是全国最年轻的哲学系主任。我一上台就在全校中层干部会议上做了一个题为“以改革开放的大思路,促进哲学系的大发展”的报告,得到了杨福家校长的肯定。他把这个报告作为文件下发到各个院系,希望大家向哲学系学习。在当时的改革中,哲学系课程体系的改革是核心。我们不但对本科生的课程体系做了结构性的调整,并对三、四年级的课程进行分流设计,而且也在研究生教学上大胆进行改革,设立了 “系公共必修课”。作为硕士生,不管研究哪个二级学科,都要修读三本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8]、中国的《周易》[19]和马克思的《巴黎手稿》[20];作为博士生,不管研究哪个二级学科,都要修读三本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21]、马克思的《伦敦经济学手稿》和王阳明的《传习录》[22]。经过数届系主任的努力,这个改革方案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学生也比较满意。2005年,由我主持的《复旦大学哲学系课程体系改革方案》荣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不少高校借鉴了我们的课程体系。


第二件事情是:1997年,在瑞士圣加仑大学举行的第27届世界经济管理研讨会审查并接受了复旦大学学生的15篇英文论文。杨福家校长对我说:“俞吾金,你是常胜将军,这次15个人由你带队去圣加仑。”这是国内第一次由15位学生组成的团队去参加国际会议,而这个每年举行的、被称作Three days in May(五月里的三天)国际会议的规格是很高的:在开幕式上做报告的是瑞士总统,在闭幕式上做报告的是德国总统,而在大会上做基调报告的则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结果,在复旦去的15个学生中,有一个学生获得了论文大奖。回来后,我主编了一本书《跨越边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后来,其他大学出去参加这个会议,都要先读我们的这本书。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不但使复旦的学生走向世界、了解世界,而且也使世界开始了解复旦。记得我们刚到圣加仑时,外国专家都以这样的方式问我们的学生:Are you Japanese(你们是日本人吗)?, 我们的队员总是充满自豪感地回答:No, we are Chinese(不,我们是中国人)。


第三件事情是:从2005年4月起,学校里任命我担任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主任。这个组织成立后,我们接到了各种举报材料。对这些举报材料,我们总是先加以甄别:哪些是属于纪委管的?哪些是属于研究生院管的?哪些是属于我们工作的范围的。对属于我们工作范围内的举报材料,我们总是认真加以调查,确定问题的性质,然后根据学校里制定的学术规范章程,提出相应的处理建议,供学校有关部门参考。我们之所以对学风的问题十分重视,因为在我们看来,没有健康的学风,复旦大学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


我讲上面三件事,表示自己作为复旦人,也在努力为实现复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而奋斗。就像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历史存在于每个人的肩上,没有人是旁观者。同样地,在复旦争取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也没有一个复旦人是旁观者。


骆玉明:我们的同学在学校的时间比较短,比较的对象也不明确,可能对复旦的好,有些地方不是很清楚。我在日本的时候跟一个华师大的老师一起喝酒,喝了酒之后,我就说,华师大比起复旦还是有一点距离,这话本来不应该说。那位老师有点讪讪地说:“是是是,我就不够层次了。”这话可能带一点讽刺了,之后我说:“这个距离就是你们都不会喝酒,我们那里的人都会喝酒。”这个当然是开玩笑,但是我心里真正要说的,是华师大在院系调整之后,它的一两科文科,其实不比复旦差。但是在数次政治运动中,它被整下去的教师,比复旦不知道多了多少。而复旦呢,政治风潮来了也得跟着走,但是走着走着会瞧一瞧,看看是不是能慢下来。开始复旦有一位党委书记,他说话的调子是很高的,但是做事的时候是留一手的,能把人都留下。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宽容的政策。包括89年政治风波以后,复旦的气氛都没有其他学校的气氛那么严峻。左的东西来了,你不跟着它也不行,但是你不要跟的太紧,要看远一点,看大一点,对人好一点。我自己也遇到一个事情,就是前几年,《20年文化人物》的书评被上面点了,实际上已经从中宣部告到上海来了,也通知学校领导了。据说党委书记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如果碰到他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复旦文科老师的书他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看完的就这么一本。我倒也无所谓,我觉得我这个书里面也没有什么,在严格意义上,我这本书里面也没有什么恶劣的东西,可能有些话说的比较尖锐,但对共产党确实没有什么恶意。这整个事情,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话,也没有任何人找我啰嗦,这个事就这么的了。能够不去整人就不要去整人,这是复旦一个很好的传统,挺好的传统。它有一种宽容的精神。在政治上的宽容实际上是一种尊敬,这个东西你可以推开去看,它对教师的教学,对学生的学习,给了一点自由的气氛和选择的余地。我觉得这是复旦一个非常好的精神。现在大家都在说办世界一流大学,办世界一流大学,这个东西如果喊得很多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能做什么事情就仔细地去做。而我们的整体社会条件是不够充分的。特别是这个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很难说是足够充分的。但是我想,相对来说复旦的气氛是比较自由宽松的。我想,在整个社会国家的改善过程中,复旦会比较快一点。我这个人其实是自由散漫分子,我最大的理想就是领导不要找我,我也不要找领导,只要把课上好就行了。俞老师做俞老师的事情,我也做我的事情,对我来说,我在复旦教书,首先是把书教好,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看上课的学生。我每一次上课,眼睛都在看学生:这个学生怎么样,这个学生会不会有好的前景。当初,汪永华他们那个班,当时我认为将来有出息的后来几乎都有出息,我几乎都没看走眼过。我想我作为一个老师,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好学生都能够有好的机会,给他更多的鼓励,并且告诉他,你是优秀的。当初我的一个学生陈引直,现在是我们的系副主任,我就告诉他,你是优秀的,你不要把自己看的太低,不要为了一点小事闹得很不愉快,不要把自己看成一个不周到的人。可能有的同学会说,我本来就很优秀,你告诉我说我自己很优秀,难道你对我做了什么吗?我想,还是有一点好处吧。


郭建:刚才三位老师都是一直在复旦学习和工作,我因为换了一个学校,所以我对复旦的感触可能比他们要浅一点。我在华师大毕业的时候,成绩也不错,当时去考研究生,考的就是刘老师刚才说起的华东政法学院。我当时考研究生时总分第一名,外语第一名,专业第一名,所以想,肯定没问题。但是最后我没有被录取。那是在1982年一月份,我们马上就要分配了,这时候,我没有被录取。后来我跑到我们总支书记那里去问,书记说:“你自己想想你这四年里干了些什么。”冷冷的一句话,我就知道这个问题严重了。后来我知道他们在我的正式鉴定里面写了一句,“此人思想很活跃,但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甚多。”华东政法学院说,“我们这个是要搞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怎么可以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呢?”然后它就不要了。等到我知道这件事情时,已经没有办法了。我第二年准备考复旦的时候,复旦的老师没有这样,所以我非常感谢复旦。他们研究生院先去调阅外调材料,外调材料里还是这个政治鉴定结论,但是我们国政系(当时法律系在国政系里面)当时的党总支书记刘星汉老师,还有我的导师叶孝信教授,他们两个人就组成一个小组,要求我把在华师大期间所有印成铅字或者油印字的资料全部拿到复旦来,他们两个人仔仔细细地看一遍。然后他们两个给复旦研究生院打了一个报告,就说他们认为这个人没有问题,这些都是学术观点,没有什么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这样我才进入复旦。我的通知比人家整整晚了十天,16号发通知,我是26号才拿到。当我到复旦来问的时候,研究生院,当时其实不叫研究生院,叫研究生办公室,那些老师就说:“你叫什么?噢,你叫郭建?发了!”这句话讲得我心都差点跳出来。所以我进了复旦以后,就觉得复旦真的是,是一个宽松的环境……


骆玉明:我插一句啊,复旦学生打报告说老师上课讲反动话,这种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过,哈哈。


郭建:我希望这个学风能够保持下去,哈哈。(掌声 )。当时在华师大的时候,我在寝室里有时候讲话比较随便,当时告发我的同学现在倒是搞实业的,就是开公司,生意做得很大。三十周年聚会的时候,他说他开了一个养狗场,另外又开了一个学校,正讲得得意的时候,我就插了一句:“对啊对啊,你的本事就是把人训练成狗,然后把狗训练成人。”全场哄堂大笑。这个同学就是当年告发我的人。当然我这并不是记仇,但是我当时是很悲观的。来了复旦以后,我觉得复旦的环境真的是很好,就像刚才刘老师讲得一样。刚才俞老师讲到当时“六君子”这个事情时,复旦把他们的发言发给所有的研究生,要求讨论,并且把人大的一个教授对他们的指责,跟那篇文章附在一起,组织正反两方面学习。当时我是研究生,复旦要求我们对这个事情敞开讲。我们当然认为这个是完全学术的,没有政治问题。我们当时是自由讨论,有一个同学,他原来是在技校里教马列的,就把一本艾思奇的书当作底子在那里讲课,他说这“六君子”“连马克思主义ABC都不懂”。然后我们就反驳他。这种讨论当时很开放,后来也“六君子”和支持“六君子”的,都没有被穿小鞋,就这样过去了。


可能现在同学经常会讲,我们复旦塑造的是“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你们要知道,在中国,保持这样一片自由的乐土,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我们复旦之所以成为复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全国各个大学的校歌里,我看只有复旦的校歌里至今还有那半句话“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我最喜欢唱校歌的第一段,最喜欢唱这八个字。每次唱到这里就觉得精神被吊起来,特别爽。(鼓掌)。


复旦如果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很多设备条件,我们可能还不具备马上实现的能力,但是我想复旦至少有一点可以做到,那就是我们的毕业生和一代一代的校友,他们是我们复旦的财富,也是我们复旦的品牌,俞老师当时带去辩论赛的两个同学,严嘉和季翔,是法学院的学生。他们两个现在都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我非常喜欢这两个同学,当时严嘉同学是我们系有名的才子。我的老师本来不认识他,后来有一天,他说:“今天认识了一个才子。”我的老师从来不讲我是才子,他说:“郭建,你顶多算半个才子,今天我看到一个真正的才子。”哈哈,我汗颜,但是我觉得非常欣慰。确实,复旦的毕业生就是我们的品牌。可能现在我们的研究成果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还存在困难,但是我想在一些我们可以开拓的角落里面,我们复旦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我想我们要保持这个劲头,保持我们同学这么好的水平。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我希望得到像刚才一样的理解的笑声,这对老师来说,刺激作用非常大。尤其是上课时通过跟同学交流,我会突然之间觉得茅塞顿开,发现一种新的讲法,发现一个问题的新的角度。我觉得这些都是创新,创新就是在这些交流当中产生的。


我希望我们复旦的同学,永远不要只为了分数,为了追求标准答案。我最怕的就是,开学了,上课布置作业,要写一个读书笔记,然后同学们看着我说:“老师,你的标准格式是什么?你对这本书是什么看法?”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个标准答案,然后,按照我的口吻去写一个读书笔记。这个读书笔记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是你自己的想法,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也许理科有标准答案,但在文科,不能有追求标准答案这个说法。事实是有的,但对事实的解释可以是不同角度的。我们法律系教的就是这样的,法庭上就是这样的,法庭的事实是要靠你去解释、去证明的。所以,对事情的解释,对事物的解释,永远不要追求标准答案。当然现在分数很重要,但我希望不要太过看重,我最得意的学生,是一个88级的学生,他当年参加了89年闹哄哄的什么运动,他当时对老师有抵触情绪,当时我们一个老师在上面给他们做思想工作的时候,他就在下面大声地说一声:“这些都是废话。”老师问:“谁在说?”他站起来:“我说的。”那个老师就看着他。这个同学后来考研究生的时候,成绩差了一点,我极力推荐这个同学,我说这个同学绝对是好同学。当时学校说,“好同学?成绩有多好?把他本科成绩拿出来”。我说算了,还是不要拿上去了。哈哈,他的本科成绩也很差。但是,没有人否认他是一个才子。后来他考进研究生的时候是最后一名,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是第一名。这就是复旦的学生。复旦的学生不要斤斤计较一些简单的分数,不要相信复旦的老师都是看着标准答案来给分的。我们自主招生的时候,俞老师你们说,我们面试官出的题目哪一个有标准答案?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不同的答案。我希望这种精神在复旦继续保持下去。如果每一个同学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都用自己的大脑想问题,那么复旦一定可以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


主持人:谢谢刚才郭老师给我们的一句话, “没有标准答案”。我相信我们对复旦精神的讨论也没有标准答案。昨天晚上我们……


骆玉明:我加一句,加一句,只要是能反对我的学生就能得高分。


郭建:好!


骆玉明:问题是你不能瞎说,说我肚子大,哈哈。


主持人:昨天晚上听了一句很流行的话,说每个人都有一本伤心账。我相信四位老师在走过来的途中也有自己的伤心账,我们再套一句很流行的话,“困难什么的都是浮云”。我相信今天的论坛已经非常精彩,而且我们已经占用了几位老师比较多的时间。那么最后,我们也不能免俗地,希望四位老师用一句精炼的话,来点一下我们在座的小朋友,好不好?我们先从骆老师开始,您最喜欢看小朋友长大,呵呵。那先从您开始,一句话。


骆玉明:我还是刚刚说过的话,有能力才能快乐,不只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在自己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尽力培养自己的能力,有能力才能快乐。这是一句可能有点臃肿但是很实在的话。你培养自己的能力,将来就可以快乐。


主持人:好,谢谢!刘老师。


刘旦初:像我在课堂上跟同学们讲的一样,希望同学们在四年的大学生涯里,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有与众不同不同的视角的人,这样才会有创新。


俞吾金:我想说的一句话是:目标始终如一。 意思是,一旦确定了目标,就不能再犹豫,就应该坚定不移地努力下去,因为目标总是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谢谢。


郭建:我用刚才讲过的一句话,就是,要有目标,而且要有追求目标的勇气,要有把梦实现的决心。就像我刚才举例的那四个同学。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谢谢四位教授。刚才我在听俞老师致辞的时候,有一句话我非常同意,那就是,复旦的社团,其实不仅仅是社团而已。我想,我刚进复旦的时候汪老师给我讲过一句话,他说:“无论你望得多远,总有无限的天空在外边。”我想复旦的社团其实是复旦人追梦的一种表达方式。用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家木心的话来说,就是“我所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而无所谓完成”。我觉得,在复旦的日子,大家的生命不要只是行过,而要有所完成。再次谢谢四位老师,谢谢!


(完)



[1]  马丁·路德·金,1963年8月28日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196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前往孟菲斯市领导工人罢工被人谋杀,年仅39岁。




[2]  胡守钧,1944年生,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为复旦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教授、博导;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导、社会发展研究室主任、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胡守钧曾于1967年与多名学生组织了“炮打张春桥”的倒张运动,后因此遭受政治迫害,1978年经重新审理,胡守钧被宣告无罪,予以平反。


[3]  张春桥(1917-2005),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常委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是四人帮成员、文化大革命主要策划者。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并被撤销其在上海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4]叶孝信,(1927—),福建建瓯人。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先后任教于上海华东政法学院、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复旦大学法律学系。主要论著有《试论唐律疏议》(该论文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主编有《中国法制史》(全国自学考试教材)、《中国法制史自学考试大纲》、《中国法制史自学考试指南》、《中国民法史》(该书获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政治法律卷》等著作,译作有《英国概况》、《布热津斯基言论选》等。


[5]  通识教育是英文“general education”的译名,也有学者把它译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通才教育”等等。自19世纪初美国博德学院(Bowdoin College)的帕卡德(A.S.parkard)教授第一次将它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对它进行研究和讨论。


[6]  卢新华,江苏如皋人。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文汇报》记者。1978年发表《伤痕》。


[7] 《伤痕》,短篇小说,发表于1978年《文汇报》,同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8]  《文汇报》,最早于1938年1月创刊于上海。抗日战争胜利后,《文汇报》因立场鲜明地反对内战,令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十分不满,迫使《文汇报》于1947年5月24日停刊。在各界爱国人士的帮助之下,《文汇报》于1948年9月9日在香港复刊。解放后,上海《文汇报》亦复刊。


[9]  狮城舌战:指1993年在新加坡举办的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复旦大学代表队在此次辩论赛中夺冠,第四辩手蒋昌建获得最佳辩手奖。


[10] 1983年6月,桂林举行了一个有关自然科学和哲学方法论的全国性研讨会。在会议举行前,在时任复旦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的李继宗教授的召集下,俞吾金、安延民、吴晓明、谢遐龄、陈奎德、周义澄六人分头起草了一份《认识论改革提纲》,对当时国内流行的教科书体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桂林会议上,陈奎德代表大家宣读了这份《提纲》的内容,当即遭到了与会者中的保守分子的批判。后来事态扩大,有人打小报告到中宣部,中宣部发文否定了《提纲》的内容,从而在全国哲学界引发了巨大的波澜。这个事件被称为“六君子事件”。


[11]  埃斯库罗斯(前525—前458)生活在雅典民主制国家的形成时期,他出身贵族,拥护民主派,经历了民主派反对僭主独裁政治的斗争,参加了希波战争,是古希腊悲剧的真正创造者,有“悲剧之父”、“有强烈倾向的诗人“的美誉。 代表作《普罗米修斯》三部曲(《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偷火的普罗米修斯》)取材于人类的保护神普罗米修斯因盗天火给人类而受宙斯惩罚的神话。


[12]  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是雅典奴隶制民主国家全盛时期的悲剧诗人。他的重要作品有《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王》(前431),《俄狄浦斯王》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悲剧艺术的典范”。


[13]  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是雅典奴隶制民主国家全盛时期的悲剧诗人。《俄狄浦斯王》取材于希腊神话传说中关于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故事,展示了富有典型意义的希腊悲剧冲突——人跟命运的冲突。


[14]  刘旦初教授1995年起专职从事教学工作,为全校文科学生开设了一门综合知识选修课程“化学与人类”,因体系新颖,内容丰富,知识性强,深受学生欢迎。该课程多年获奖,为复旦大学精品课程之一。


[15]  文天祥(1236-1283),汉族,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以忠烈名传后世,受俘期间,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文天祥宁死不屈,从容赴义,生平事迹被后世称许,与陆秀夫、张世杰被称为“宋末三杰”。


[16]  史可法(1601-1645),明末政治家,军事家。明南京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因抗清被俘,不屈而死,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英雄。南明朝廷谥之忠靖。清高宗追谥忠正。其后人收其著作,编为《史忠正公集》。




[17]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是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是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


[18]  《纯粹理性批判》,18世纪著名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撰写的一部认识论巨著。


[19]  《周易》,中国古哲学书籍,是建立在阴阳二元论基础上对事物运行规律加以论证和描述的书籍,其对于天地万物进行性状归类,天干地支五行论,甚至精确到可以对事物的未来发展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


[20]  《巴黎手稿》是马克思1844年4—8月间在流亡巴黎时所写的一些手稿,经后人整理后出版,取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又称《巴黎手稿》。它是在马克思医生思想视角转变最复杂的时期诞生的,因此它反映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和科学世界观的萌芽。《巴黎手稿》是马克思思想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巴黎手稿》的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


[21]  精神现象学是关于精神实象的科学,由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G.W.F.黑格尔提出。精神现象学把生活和历史的全部多样性都归结为意识对对象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头足倒置起来。


[21]  《传习录》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辞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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