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级国外马克思主义专业学科沙龙系列六

2018年12月28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生学术沙龙第五期如约而至。此次沙龙的主题是“辩证法与当代世界”，共分为两个环节：其一是由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18级博士研究生郭延超带来的题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启蒙批判”的选题进展汇报，其二是由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黄志军副教授的题为“马克思辩证法的两种进路及其分歧”的主题报告。

郭延超同学首先论述了他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大体规划。他目前的规划主要是：考察《启蒙辩证法》对黑格尔的启蒙批判的承继与批判关系，以及带来了怎样的理论效果。目前的构想是：第一步，需要明晰黑格尔如何批判启蒙；第二步，需要明晰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中对黑格尔启蒙批判的一致与不一致。重点关注他们对不一致之处；第三步，需要讨论《启蒙辩证法》对黑格尔的启蒙批判的承继与批判关系在当代学术讨论中为何是不可欠缺的。其次，郭延超具体讨论了《精神现象学》中的启蒙批判。郭延超认为，应将论述放到启蒙批判所处的教化及精神的结构当中。在黑格尔那里，“精神”所要处理的是：如何在具体的人与人之间达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理念高度的伦理生活；“教化”的目标是诸差异化个体通过去符合自己形成的、参与建立的普遍性，从而扬弃掉自身原初的自然差异性。而启蒙主要用来回应现代社会的分裂问题。这里的启蒙特指法国启蒙思想，它共分为两个“阵营”：“纯粹明见”和“信仰”。“纯粹明见”特指法国启蒙思想家当中的唯物论者的思想，强调我们可以让自然这个“机器”为我们谋求幸福；“信仰”特指法国启蒙思想家当中的自然神论者，强调真理不在纯粹明见所以为的此岸，而在彼岸的超感官世界，对超感官世界的把握要通过思维，而不是启示。之后郭延超分别从“纯粹明见”所经验到的“信仰”以及“信仰”所经验到的“纯粹明见”两点展开论述，并认为启蒙的真理性在于“有用性”。

在对郭延超汇报的点评环节中，点评嘉宾黄志军副教授给出了如下点评：1.要用一定的解释框架来分析黑格尔的启蒙批判；2.肯定了郭延超将“有用性”同《法哲学原理》中的需要体系结合。出席沙龙的嘉宾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猛老师提出了两点质疑：1.郭延超把黑格尔的“精神”理解为有一个观念现实化为具体的生活，这是颠倒了黑格尔的本意；2.黑格尔在不同的文本当中对启蒙的态度是有一些差异的。另一个嘉宾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爱民老师认为最好找一本论述黑格尔所有的启蒙批判思想的著作。郭延超肯定了老师们的建议，并对老师们的批评进行了简短回应，认为自己对黑格尔的“精神”的理解尚不够准确。

在此次沙龙的第二个环节，黄志军副教授做了主题报告。

黄志军副教授首先交代此次报告所要讨论的问题是：马克思如何由唯心辩证法转向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以何种方式吸收和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并扬弃了它的唯心主义性质？对此，既往的唯物主义进路突显了马克思辩证法对唯心主义的颠倒，但忽视了对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吸收与批判，所以很难解释唯物辩证法的完整建构。黄志军副教授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批判的辩证法，即在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充分吸收黑格尔辩证法来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既继承了其合理内核，又批判了其“唯心”外壳，因而能够对唯物辩证法的形成做出相对完整的解释。具体来说：

作为唯物主义研究进路代表的M•H•格列茨基认为，是思想的转变，而非认识过程的转变使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具体来说，1842年莱茵报时期和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所追求的是革命民主主义，而它是以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为基调的。这种理性辩证法把理性、自由和普遍利益被想象为某种绝对的、超历史的东西，并以此为依据，把现存的现实作为“非理性”的东西加以谴责，这是马克思当时思想的唯心主义性质。但后来马克思放弃了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因为当他转到无产阶级立场，在物质经济领域遇到了新实践问题时，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纲领的失望破坏了他对标准目的论辩证法的幻想，从而把作为国家理性实质的普遍利益绝对化的唯心观念也破产了。

黄志军副教授认为格列茨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处理欠妥当。因为马克思并没有因为转向无产阶级立场就放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是在对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中开始重新认识黑格尔辩证法的。马克思转向无产阶级立场必然会导致更加他坚定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认识到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之实践本质，但是这无法说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在逻辑上的继承与批判。要说明这个问题还必须要回到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语境中。总之，格列茨基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肯定意义，即作为自我推动和自我创造的否定方面，进而完全忽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内涵，完全用阶级立场这样的外在依据来判定黑格尔逻辑学的价值是缺乏学理根据的。而且马克思的辩证法也不是完全像他所言的以因果决定论的联系为依据的。

在批评了格列茨基的误解以后，黄志军副教授给出了自己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批判的正面论述。

在黄志军副教授看来，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时，并没有放弃像格列茨基那样放弃掉黑格尔的辩证法，反而是要借助于黑格尔辩证法这根“拐杖”，进而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吸收其合理内核。马克思在批判作为社会关系表现的经济范畴时，以其新唯物主义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因而对黑格尔概念（唯心）辩证法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交织在一起，相互嵌入和造就的一个过程。

对此，黄志军副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的相关文本来论证他的上述观点。在《1844年手稿》中的对国民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那里，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没有从运动的联系的方面考察各经济范畴及其关系，没有把它们理解成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结果；而且缺乏历史性批判的视角，它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来说明其经济范畴及其运动，把应当加以推论和说明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的事实。而在《哲学的贫困》中的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批判那里，马克思基于他所发现的新唯物主义原理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对政治经济学范畴之“无人身理性”进行批判，另外，马克思借助于黑格尔理性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对蒲鲁东割裂社会体系、曲解矛盾进行批判。

综上，黄志军老师认为：其一，依据唯物主义的进路，它所突显的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对唯心辩证法的颠倒，即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范围内的颠倒，因而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基调是否定性的；其二，而在形而上学批判的进路中，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的是更为积极的评价；其三，马克思只有在逻辑上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从而才真正能够对古典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进行彻底的批判；其四，形而上学的批判进路在唯物主义进路基础上才有可能发生，但仅有唯物主义的进路还无法解释唯物辩证法的建构，因为唯物辩证法的辩证法之维定当要在形而上学的批判中得以确立。

在评论环节，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猛副教授、祁涛博士、鲁绍臣副教授，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爱民副教授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评论。

吴猛副教授肯定了黄志军副教授将马克思的辩证法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辩证法，但不同于黄志军副教授的地方是，在早期马克思文本当中已经有了对辩证法的理解，比如马克思《博士论文》中以不同于黑格尔的解释的方式来理解“一般-特殊-个别”。祁涛博士认同黄志军副教授所强调的马克思辩证法是关于内容的辩证法，但事实上马克思辩证法与运动的关系问题这一点在马克思的早期文本也有。鲁绍臣副教授认可黄志军副教授所说的马克思辩证法对黑格尔的继承，并补充说黑格尔的问题在于他是保守主义者，马克思关注的是运动、革命。周爱民副教授认为实际上政治经济学批判、辩证法应该在马克思那里是统一的，而不应该分开讨论。

黄志军副教授对上述评论一一进行了回应。强调马克思只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下才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尚不熟悉黑格尔的辩证法，青年马克思更受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另外，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的。

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办，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鲁绍臣副教授主持。

（撰稿人：郭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