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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术会议

 

“阐释的公共性本质”学术研讨会顺利举行
发布时间:2019-04-22       访问次数:1185

“阐释的公共性本质”学术研讨会顺利举行


20194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办,《学术月刊》协办的“阐释的公共性本质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401会议室成功召开。来自国内诸多知名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知名专家学者参与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承功为大会致开幕词,他强调了阐释学的哲学基础的重要性,在回顾了阐释学在复旦哲学系科的简要历史后,他提示,阐释学能够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型以及学科建构完善的契机,同时指出,阐释学对于开展教育也有着启示和改变性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校长张江教授为大会作出了主题发言,在发言中,他根据自己的心路历程生动地描述了阐释学问题如何得到了关注,并且解释了阐释学对于西方文论的影响,他强调,阐释的公共性问题是理解阐释学的关键。他认为,认识论领域的阐释能够为阐释的功能和阐释的作用,以及阐释的生成和阐释的延伸做出明确的说明,但同时保持阐释的开放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会议的第一阶段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李红岩主持。来自同济大学的张雄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人类从阐释概念认知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分为两种形式:现代经济前和现代性发育后,他强调阐释学的研究一定要关注现代性。来自南开大学的王南湜首先就阐释学和结构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的相似性做出判断,认为阐释学是中国未来的迫切需要,它能够为建构中国新的话语体系方法论提供普遍性或客观性的指称。而对普遍性和客观性的理解不仅要诉诸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自然科学的影响,也要关注由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所指出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推论也不应当被忽略掉。因此阐释的公共性问题和它涉及到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标准问题,值得在方法的意义上推进中国阐释学派的发展。来自复旦大学的张庆熊教授从社会结构和生活语言两方面将阐释学的社会功能理解为维系和团结社会,在回应张江教授关于阐释的强制性问题上,他指出强制性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强调集体意识对认识的强制性,并把强制性概念解释为哲学中的规范性问题。在对生活语言对阐释学理解的作用上,他认为要注意语言的规则和生活形式与公共性问题的关联。

会议的第二阶段由《世界哲学》编辑部陈德中研究员主持。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潘德荣教授在发言中与其他学者发生了激烈的讨论,他认为,阐释的公共性需要以方法为线索理解的阐释学做保障,从词源学的角度出发,试图对阐释学在中国和外国的传统做出区别。来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的何卫平教授就阐释学的生产性角度给出他的发言。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是20世纪解释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现象学与解释学的关系问题构成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差别,但辩证法仍然是不可超越的根本。《学术月刊》常务副总编姜佑福从当下语境出发谈论中国的阐释学问题,认为它不能够离开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不仅是解释、理解中国的路径,而且本身内在于中国一百多年的生活里。会议上半程的最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张政文从康德哲学的角度出发解释了自己对阐释学的理解,根据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认为要对阐释学的合法性和公共性讨论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会议的第三阶段首先由来自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张汝伦教授发言,他认为,阐释学就是哲学,西方哲学家从亚里士多德、霍布斯、黑格尔到海德格尔、尼采都基于对整体的理解,因此对阐释学的理解不能离开整体。他赞同张政文教授之前提到过的人与世界接触的五种方式,并借此表达了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修辞语言比辩证法有更为重要的位置,因此需要对中国语言加以重视。华东师范大学的陈立新教授的“历史性与阐释的公共性”发言认同了阐释学对中国开辟新契机的可能性,他认为阐释的公共性基础和根基是历史性的,阐释行为具有本体论意义,历史的可理解性问题是阐释学的另一个基础,而公共阐释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复旦大学哲学系邹诗鹏教授对解释学、史学和哲学解释学做出了区分,根据自己对虚无主义的理解,他批评解释学的价值虚无主义倾向。在理解马克思的问题上,他认为马克思借助意识形态理论形成了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并且克服了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单向制约模式,强调结构逻辑对理解马克思的重要性。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文喜教授认为阐释学是涉及每门学科的问题,会议的激烈讨论涉及的公共性问题应当理解为公信力问题,公共阐释是对于具有多数公认力的阐释。复旦大学哲学系邓安庆教授重申了伽达默尔阐释学背后海德格尔、黑格尔和亚里士多德作为理论资源的重要性,精神科学和人文科学同样追求真理,让文本向读者说话的解释活动发生在效果历史当中,文本意义生产的公共空间让理解成为一种存在方式。



会议的最后由复旦大学哲学系吴晓明教授做出总结发言,主观主义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问题,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是我们当下需要批判的对象。解释学研究在此获得普遍意义,它应当在解释的行为中把最基本的问题和最基本的思想阐述出来,因此不应画地为牢。而客观性应该成为公共性的基础,结合黑格尔对思想的客观性的三种态度,事物自身的呈现应当扬弃抽象的普遍性,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在为达到事物本身的意义上重建事物自身通达的可能性。解释学的客观性就在于在对话中敞开一个解释的视域,同时这个解释的视域是客观的解释。当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克服形式的普遍性、抽象的普遍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思想的客观性方面重新阐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重新学习和把握解释学。


(撰稿人:李灵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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