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

 

同行追忆俞吾金:“我想他最遗憾的就是不能思考和工作了”(转载)
发布时间:2014-11-05       访问次数:11

10315时,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俞吾金教授去世。早上9点多,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来到华山医院6号楼17层,俞吾金教授的家人、学生、同事还在跑前跑后地忙碌着,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疲惫地坐在走廊的沙发上,直到学生招呼他回家休息了才离开。2个多小时后,澎湃新闻记者再次拨通他的电话时,他还在忙着老同学的身后事。俞吾金教授的同学、故交、师长对他的辞世,感喟不已。

住院期间,他仍未停止学习和思考

吴晓明教授和同学们离开华山医院病房时,一位老师提着俞吾金教授带到病房的笔记本电脑。住院几个月,俞吾金教授从未想过要停止学习和思考以及关心社会。俞吾金的微博更新到201468日,在最后一条微博中,他写到:中国人法律意识淡薄,可见诸于文字。如“集思广益“这个成语,只考虑要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却未考虑每个人拥有的知识产权应该得到尊重。同样地,上级部门在举行思想调研会时,是否意识到也有一个尊重与会者的知识产权的问题?其实,这也是人权的具体表现形式。

一个月前,俞吾金教授罹患脑瘤、手术效果不好的消息在学界传开,他的同学、同事、同行们都感到震惊和意外。就在今年上半年,俞吾金还活跃在各个学术会议上,没有任何征兆显示他得了重病。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还记得,今年4月份《文汇报》举办的哲学讲演季上,他和俞吾金被安排在同一个月,当时俞吾金讲演的主题是“历史主义与当代意识”。今年7月,俞吾金教授还为第一期《解放书单》写了书评《这个时代没有超越马克思》,向广大读者推荐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著的《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他说,俞吾金教授是在加拿大进行学术访问时发病,才被查出罹患脑瘤,然后赶紧回到国内动手术。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征兆。

张汝伦回忆:他刻苦到对自己严苛

1948年出生的俞吾金称自己是“66年的高中生,77年的大学生”。在恢复高考后第一代大学生中,俞吾金相对算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位。童世骏教授说,“俞吾金作为77级大学生,在这一代学者那里很具有代表性,在进入大学前,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当时,就读于上海光明中学的俞吾金,原打算考医科大学,“文革”的爆发中断了他的这个梦想。 1968年,他被分配到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做安装工人。工作之后的俞吾金,先到四川攀枝花参加当地发电厂建设,一年后回上海。后来,他又相继参加了高桥热电厂、江苏望亭发电站和金山发电站等电力工程的建设。俞吾金一共在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工作了10年,前五六年在一线当安装工人,后因他的文学功底比较好,喜欢写作,就被调到宣传部门搞宣传。童世骏教授对澎湃新闻记者说:“他一直说自己被文革耽误了,所以时间紧迫感比我强,也比我更为勤奋,更为成熟。虽然他很早就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和影响了,但他从未停止思考,始终勤奋如一。”

童世骏教授在1030日还去华山医院见了俞吾金最后一面,“我们从本科时就认识了,因为都是77级大学生,他比我年长近10岁。当时复旦大学的哲学活动多一些,所以,华师大哲学系的同学经常跑到那里去。读哲学的同学本来就不多,所以大家交往也比较多。而且,复旦大学哲学系这批博士生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是我的老师——华师大哲学家冯契先生,所以无论从学生层面还是导师层面,我们都相识已久。在学术成长期,尽管我们是两个大学的学生,但我和俞吾金或者说我们这批哲学系学生,就像同学一样。”

1977年,俞吾金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他曾回忆说“我当时报的第一志愿不是哲学。我填的志愿依次是新闻系、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俞吾金当年的同学还有张汝伦教授、吴晓明教授等。张汝伦教授对澎湃新闻记者说,他和俞吾金三十几年同学,对于他的刻苦印象最深,他刻苦到对自己严苛的程度。“俞吾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把自己关起来,据说还贴了条,除吴晓明谁都不见。硕士班时,俞吾金是班里年纪最大的,看书争风夺秒,时不时在书上写批注。”张汝伦教授对澎湃新闻记者说,这一周不断有消息说俞吾金的身体不好了、更不好了,“我有心里准备,但是今天早晨确切消息来了还是受不住。”

1960年代就开始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工作的刘放桐教授,是俞吾金的老师。在刘放桐眼里,俞吾金做学问的刻苦,同辈中无出其右者。“他这个人是分秒必争的。不仅是学生时代,就是在工作以后,直到生病前都是这样。出差坐飞机,他也不休息,从来都是在看书。”在刘放桐看来,这是俞吾金能够在“人才辈出的时代仍然出类拔萃”的重要原因。刘放桐教授至今仍对学生时代的俞吾金印象很深,他对澎湃新闻记者说:“俞吾金硕士时学的是西方哲学,属于西方哲学教研室。他硕士在读期间就崭露头角,他发表过一篇文章,引起我的注意。”

他曾参与轰动哲学界的“六君子事件”

之后,因轰动哲学界的“六君子事件”,复旦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教研室没有留俞吾金任教,刘放桐就把他留在了自己主持的现代哲学研究所。对于“六君子事件”,刘放桐记忆深刻。1983年秋,一个有关自然科学和哲学方法论的全国性研讨会在桂林举行。“当时我们复旦哲学系去了6位研究生,包括谢遐龄、吴晓明和俞吾金(6人为俞吾金、安延民、吴晓明3位硕士生和谢遐龄、陈奎德、周义澄3位博士生)。他们写了一个《认识论改革提纲》,对当时国内流行的教科书体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刘放桐回忆,当时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处在过渡时期,在哲学领域,国内整体气氛还比较保守。“这份《认识论改革提纲》,当即遭到了与会保守人士的批判。会后还有人打小报告给中宣部。中宣部下令调查,复旦大学就找来一批教师,名为教育,实则批评。”刘放桐很同意俞吾金他们的观点,主张淡化处理。后来风气好转,6个人中只有安延民要求调回北京老家,没有留在复旦任教。

华东师范大学的赵修义教授也是俞吾金上一辈的哲学学者,他直到1990年代才开始认识俞吾金。不过,很早之前,他就从冯契先生那里知道了“六君子事件”,“当时冯先生一直尽力保护他们。”在赵修义教授看来,俞吾金教授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研究生在读期间,就对流行的教科书中的一些陈见提出质疑,力求创新,推进了哲学界的思想解放。“在我看来,他后来的很多哲学思考,都跟这起事件有关。”

俞吾金自己后来回忆,“当时正好赶上所谓‘反精神污染’。出了这件事以后,学校党委书记几乎每周找我们谈话,要我们认识自己的问题。其实,他也想借此保护我们。因为我是研究生班班长兼党支部书记,所以首当其冲。当时我们面临的压力确实很大,学校里还指定了几十本马列著作要重新考我们中间的三个博士生,理由是他们的马列水平不够。过了一段时间后,政治空气好转了,学校里打算把我们6个人都留下来,理由是人才难得。其实,我当时考虑到学校里不能留了,决定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工作,经过联系,他们基本上也接受了。当然,我的第一愿望还是想在大学里做教师,所以我还是决定留在复旦大学哲学系,被分配在现代外国哲学教研室。”

“他是马克思研究领域最早的那批思想比较开放的学者。后来国外学者编辑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上海只有他、吴晓明和我的三本书。”按照刘放桐的看法,在当时,俞吾金扮演了“开风气之先”的角色,“他认认真真做学问,不是跟风派”,不是风气保守就说保守的话,“也不是盲目追赶潮流的。”对于俞吾金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刘放桐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最初由钱伟长提议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项目,其中哲学卷(尚未出版)的编入人选中,1993年后的博士生导师只有俞吾金一个。另外一个事例是,长江学者的评选,原来只有理工科,在把人文社会学科纳入进来之后,俞吾金是第一批当选者,而且是哲学领域的第一人。“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当时的年龄上限是50岁,俞吾金是超龄,超了3岁。”最后俞吾金能够当选,在刘放桐看来,很能说明他的学术成就和地位。

他好辩,会挑战大家习以为常的观点

“他除了在学业上非常勤奋外,还不断思考社会、文化、思想界的问题,对社会始终保持关注,不断提出问题。”赵修义教授对澎湃新闻记者说,“他不是纯粹书斋型的学者。”

俞吾金走出学院、踏入公共领域的第一步,也许就是担任复旦大学辩论队教练兼领队,带领学生赢得了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冠军。当时,辩论队的顾问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王沪宁。那场1993年的狮城舌战,让很多人记忆犹新。“王沪宁研究国际政治,偏重实际,我研究哲学,有点空灵。”事后俞吾金总结说,两人优势互补,配合默契。那次辩论赛回来后,俞吾金和王沪宁教授共同主编了一部书,就是1993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狮城舌战》。

而在童世骏教授看来,当年让俞吾金来担任教练一定是会成功的。“在辩论这方面,他有天分,有训练,所以他来做教练一定会成功。”童世骏说,“俞吾金是个好辩的学者,他有这方面的天分,但有时候也会让我们觉得他的好辩有些‘过分’,他会挑战几乎所有大家习以为常的观点。我想强调的是,他非常警惕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些年,我从他的研究上也看出,他在好几个地方提到这两方面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的哲学都是讲批判的,他身上的批判精神和怀疑主义很强。”

当年辩论队的队员蒋昌建回想起20年前的教练俞吾金,对澎湃新闻记者说,“当时对他有些害怕。”蒋昌建回忆,当时俞吾金教授参加了所有的选拔环节,在选拔过程中,他不像其他老师和评委那样言辞犀利,“他通常是在角落里记下些什么,给人深不可测的感觉。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角落中的教授将来会成为我们的教练。所以一听到俞吾金做我们辩论队的教练,还是有些害怕的。”蒋昌建所说的害怕是指“俞吾金教授会敏锐地指出每个人的知识漏洞”,“我们每个人毕竟还是有学术虚荣心的。”

童世骏教授认为俞吾金是个好辩的学者,蒋昌建也表示同意,但他认为,俞吾金教授的好辩体现在,不断指出他们的学术盲区,“他抛出一个问题,自认为我们的知识面应该能触及,但实际上我们没有时,他会表现出遗憾、惋惜。”当时的训练,蒋昌建坦陈是填鸭式地填补知识盲区,“他在人文社科领域的造诣很深,只要有问题,他就能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思想武器,他会精准地告诉你,在谁的哪本书上,在什么位置有什么话。”

在新加坡比赛期间,蒋昌建说,他们作为选手几乎不敢正眼看教练,但是用余光看他时,“看到他的鼓励。他非常沉稳,不管比赛发生什么状况,他都沉浸在思考中。他用眼神看着你,一方面很坚定,一方面也有期许和自信,他相信自己的学生一定行。”比赛结束后这一二十年,俞吾金和那些队员们还经常在一起,“他教诲我们,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常识,实际上经不起推敲,存有悖论,而经过分析,反而开启了我们新的认识。”

赵修义教授对澎湃新闻记者说,“他比我年轻,是77级学生,但在学生时期就发表了很多东西。其实在学术上,他还可以继续往前走。”这也是刘放桐教授感慨的,“才66岁,太早了。”而在童世骏教授看来,“我想他最遗憾的就是不能思考和工作了。”

(转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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