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26日上午9：00，来自复旦大学的张双利教授为暑期班学员作了题为“重思哈贝马斯的公民社会理论”的报告。讲座由王春明老师主持。

在引言部分，张双利教授介绍了本次讲座的选题缘由与结构。对于为何在“批判的社会理论”这一暑期班主题下选择哈贝马斯的公民社会理论，张双利教授提出了两个原因。第一，国内学界认为哈贝马斯的公民社会概念一方面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之间存在断裂，另一方面又与他自己的“激进民主+资本主义”（radical democracy + capitalism）框架存在密切关联，这两方面都表明哈贝马斯最终完成了社会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分离。张双利教授强调，国内学界对哈贝马斯公民社会理论两个思想特征的把握没有错误，但如果我们由第一个思想特征推测哈贝马斯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所提出的市民社会问题不再有真实关切，并且由第二个思想特征推测哈贝马斯与社会主义传统之间不再有内在传承，那么我们就对哈贝马斯的公民社会理论进行了一种自由主义式的误读。这种自由主义式的误读，将哈贝马斯的公民社会理论理解为以“市民—人—公民（burghers-human-citizen）”为核心公式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环节。在这种误读较为流行的情况下，出现了重读哈贝马斯公民社会理论的任务。第二，重读哈贝马斯的公民社会理论，需要理解其现实关切以及思想传统，还要理解哈贝马斯如何将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bourgeois society）转化为政治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概念（civil society）；在此基础上，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与当前现实再度陷入困境时——其理论意图和理论效果发生了错位，我们才能进一步审视哈贝马斯取舍和转化这些思想传统的得失之处，发现哈贝马斯公民社会理论的内在局限性。这第二点是“重思哈贝马斯公民社会理论”最为重要的原因。

接着，张双利老师提示了本次讲座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主要文本依据，解读哈贝马斯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认真对待黑格尔和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所提出的问题；第二部分讲述哈贝马斯为了给出可能的回应方案，怎样分门别类地对社会主义传统进行反对、批评以及继承和转化；第三部分以《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为主要文本依据，解析哈贝马斯以公民社会概念为核心的激进民主政治方案；第四部分结论与补充，不仅要揭示哈贝马斯公民社会理论的无力，还要透过哈贝马斯晚年的自我反思，阐明哈贝马斯与黑格尔、马克思以及社会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等许多有待我们思考的方面。

在第一部分，张双利教授通过对比阅读《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两种方式，切入哈贝马斯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回应。《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第一种阅读方式是将之分为上（1-4章）、下（5-7章）两半，认为上半部分讲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公共领域，下半部分讲转型之后的，即组织化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公共领域，而上下两部分之间的对比暗示的是哈贝马斯对自由主义发展道路的美好期待。这种简单化的阅读是一种误读，原因在于它错失了哈贝马斯的问题意识。

与此相对，从思想展开的角度来看，哈贝马斯实际上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采取了4个步骤：第1步（第1-3章）讲社会现实，即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下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兴起，包括其历史性起源和结构性特征；第2步（第4章上半段）讲关于此种社会现实的理论——苏格兰、法国、德国的启蒙哲学，尤其是康德法哲学对启蒙理性与现代政治关系的解析所呈现的对现代社会的乐观理解，以及这种理解包含的预设 ；第3步（第4章下半段）讲启蒙哲学对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解与使这种理解得以成立的社会现实之间是有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也即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前提的缺失，这一缺失是由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断定的；第4步（第5-7章）讲资本主义的转型并未真正解决黑格尔和马克思提出的“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前提”这一问题，而是再度放大了问题（《正当性危机》一书也只是对这种问题的分析）。

关于自由民主政治事业所面对的难题，除了这里所提到的社会前提缺失之外，还有为《启蒙辩证法》所特别指出的理性基础的缺失问题。所以哈贝马斯要面对的问题是双重的，即对自由民主政治的社会前提和理性基础的重建。后者，即对现代民主政治的理性基础的重建（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展开）主要有三个维度：对当代语言哲学和阿佩尔对话伦理学的发展、对涂尔干和米德传统的社会学的翻译和转化、对韦伯的文化合理化理论的突破。

在第二部分，张双利讲授指出哈贝马斯对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前提的重建，涉及他对社会主义传统的继承。哈贝马斯于《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英文版第一附录中，明确交代了自己与社会主义传统的继承关系。就社会主义传统而言，其主要关切的问题是在政治平等的条件下出现的社会不平等，极端的社会不平等会彻底败坏现代民主政治需要的社会前提。对于如何解决社会不平等，社会主义传统出现了三条脉络，哈贝马斯对它们的理解和态度分别为：第一，反对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革命社会主义，因为它洞见了市民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但缺乏关于民主政治的理论；第二，批评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改良的社会主义，因为它主张工人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但放弃了激进民主政治事业；第三，继承和转化革命的无政府主义传统，因为它具有民主政治诉求，但拒绝了形式化的组织。

在第三部分，张双利教授解析了哈贝马斯法哲学（philosophy of law 而不是philosophy of right）中的公民社会概念和激进民主理论。关于哈贝马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第八章中对公民社会概念的界定，张双利教授特别提醒我们注意公民社会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第一，需要法律条件，以人权保障为基本前提；第二，公民社会以双重政治为使命，它既有进攻性目标（offensive goals）——针对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福利国家强大的行政权利这二者所共同导致的社会问题，尤其体现为社会不正义、不平等问题，又有防御性目标（defensive goals）——强调的是公民社会要靠公民自己的政治实践去坚持：第三，要使社会问题与民主政治形成良性互动，公民社会要在功能上自我限定，防止对民粹主义情绪的聚合与放大，进而在现行建制范围内保障民主事业的永恒革命进程。从公民社会概念的第三个特征可见，哈贝马斯的激进民主理论的“激进性”是有限度的，它是对民主意志与既定权力之间关系的再度安放。换言之，激进民主的“激进性”并不在于它能彻底解决问题，而在于它能够真实地面对资本主义体系导致的问题，将这些问题引发的反思带入到民主意志的形成过程当中，并借助协商民主将民主意志化为能够对行政权力进行限定的交往权力。

在第四部分，张双利教授重申了哈贝马斯公民社会理论的意图与效果之间的错位，并经由对哈贝马斯90周岁诞辰公开演进和访谈的补充性讨论，指出引发错位的理论原因在于哈贝马斯的“激进民主+资本主义”框架实际上是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意义上的市民社会问题的回避，他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继承是避重就轻的。总之，哈贝马斯的问题意识很明确，但他的解决方案无力回答资本主义体系对民主政治的基础的掏空。

8月26日13：30，青年论坛“批判理论中的理性与政治经济学”在线上举办，来自南开大学哲学院的侯振武老师和来自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乾坤老师带来两场报告。青年论坛由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爱民老师主持。

侯振武老师的报告题为《多元声音中的理性统一——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本场报告关注交往行为理论中的“交往合理性”概念，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认为“交往合理性是一种价值合理性”这一常见理解可能是有偏差的。第二部分到第四部分分别从基本架构、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区别、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内在关系三方面，对交往合理性理论进行阐释。第五部分则对交往合理性理论的乌托邦性质做出了简单评价。

一、交往合理性：一种价值合理性？

对如何理解“交往合理性”概念的问题，还存在一些争议，常见的方案是将它纳入韦伯主义当中来理解。韦伯对现代性的理解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在现代性的合理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分离并对立，形式合理性压过了价值合理性，造成了现代性的困境。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一个似乎恰当的方式是发挥价值合理性之于形式合理性的约束作用。在哈贝马斯这里也有一对合理性：认知-工具合理性和交往合理性。无论是从韦伯之于哈贝马斯的理论影响来看，还是从这两类合理性框架的相似性来看，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似乎可以被理解为韦伯意义上的价值合理性。但是，如果说交往合理性真的是一种韦伯意义上的价值合理性的话，它的理论效力从一开始便是软弱无力的，这一常见理解仍会带来看似老生常谈，实则难以回答的理论难题。

因此，要寻求新的理解方案。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当中，哈贝马斯有对于现代性的基本论断：现代社会发展出了三种基本的合理性，包括认知-工具合理性、道德-实践合理性和审美-表现合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如果要真正完成“尚未完成的现代性事业”，就要实现合理性的统一。实现统一不能仅仅依靠现代性已经呈现出来的三种合理性，关键在于交往合理性。交往合理性不仅承担着约束认知-工具合理性的任务，还需要在现代性的语境当中，对实现合理性的统一发挥作用。交往合理性承认三种基本合理性在文化价值领域、制度化以及在个人生活中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因而它放弃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化的基础主义处理方式；同时，鉴于这三种合理性的分离所造成的否定性结果，因而又需要实现它们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统一，即“多元声音中的理性统一”。今天的报告选取了此种统一方案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即交往合理性和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关系，来进行介绍。

二、交往合理性理论的基本架构

侯振武老师简要介绍了哈贝马斯交往合理性理论的基本架构。交往合理性理论包含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交往合理性的结构，有关概念本身，这决定了它在现代性话语当中的作用；第二部分是交往合理性在现代性合理性图谱中的作用，也是理论的最终目的。

交往合理性在现代合理性图谱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形容为“枢纽性发动机”。这里呈现的是形容化的比喻。“枢纽性”是就结构而言的。一方面，交往合理性能够将三种基本合理性联结在一起，另一方面，这些合理性如果丧失了交往合理性这个枢纽，要么不能在现实中共同充分地、合理地发挥其作用，要么会被某一个合理性所统摄。“发动机”是就内容而言的。交往合理性是植根于生活世界当中的，是生活世界合理化的结果，同时也是其正常发展的理性动力。生活世界为三种合理性所面对的形式的世界提供了资源、内容，交往合理性因此具有了三种基本合理性的核心要素，并为之提供规范性标准和相应的论证形式。这里需要注意，虽然交往合理性具有三种基本合理性的核心要素，但是不能将之等同于这三种合理性本身。

由认知-工具合理性、道德-实践合理性和审美-表现合理性所最终形成的良性关系，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今天的报告所呈现的，仅仅是从道德-实践合理性这个角度出发的面貌。如何实现现代合理性的理性统一，实际上是哈贝马斯一直以来的工作。所以说，交往合理性理论作为理性统一的方案，所涉及的内容是非常多的。这里之所以选择把这个庞大的方案聚焦在具体的道德-实践合理性环节上，一方面是为了回应对交往合理性的韦伯主义误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道德-实践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含义有着紧密的关系，只有澄清这一关系之后，才能够去进一步看交往合理性如何在现代性的理性突破当中发挥它的作用。

三、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区别

在其他研究者的批评和哈贝马斯的澄清之间，我们可做出同情式的理解，从哈贝马斯的理论初衷出发，来看待两种合理性之间的区别。这里选取了两个时期来看：第一个时期是认识兴趣理论时期，在此，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区分，是主要通过“解放的兴趣”和“实践的兴趣”之间的区分来体现的，哈贝马斯强调了解放的兴趣之于实践的兴趣的约束作用，但是由于缺乏与解放的兴趣相应的行为领域，这一工作依然是不稳固的。对于缺乏的填补，就是在第二个时期，即交往行为理论时期完成的。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两个序列，一个是实践的兴趣，对应道德-实践合理性，另一个是解放的兴趣，对应交往合理性。从行为指向的范围来看，交往合理性是全面性的，道德-实践合理性是局部性的。从理性兴趣与世界的关系角度来看，交往合理性是反思性的，道德-实践合理性是规范性的。

四、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内在关系

当然，这只是一种简要的区分。要实现理性统一，我们还要看交往合理性在统一过程当中如何与道德-实践合理性形成一种内在关系。宽泛而言，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都属于主体间的“实践理性”，它们的一致性不是同一性，也不是整体-部分关系，而是一种“亲缘性”。以这种“亲缘性”为基础，交往合理性能够引导道德-实践合理性实现自身重建，以发挥其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合法作用，其关键在于交往合理性提供了人们与规范的反思关系，因为交往合理性为道德-实践合理性提供了商谈原则、普遍化原则及相应的论辩程序，而不会提供具体的规范。

五、交往合理性理论的乌托邦性质

实际上，对于现代性的理性统一这一庞大的体系，有很多的批评。从争论当中，我们才能看到哈贝马斯理论的意义以及局限。其中一个论断认为他的理论过于理想化，具有乌托邦性质。哈贝马斯自己对于这一点已经有所认识。在他看来，“乌托邦精神”所强调的实为一种批判精神，它瞄准的是现实的缺陷，同时，现实当中包含着克服这些缺陷的内在倾向。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一方面批判这些现实的缺陷，一方面从中发掘能够走向真正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因素。哈贝马斯的理论工作都是在试图挖掘出这些克服缺陷的内在倾向，并将其理论化。所以说，哈贝马斯的理论是非常具体的，也是过于理想化的，从他对于“乌托邦”的理解来看，我们就能明白这种看似矛盾的状态。

由此，侯振武老师谈及了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问题。并非由理论家提出实践，我们就按部就班去做，更重要的是去理解这些理论家对于现实的批判精神，以及对于病理的分析方式和思路。我们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建构，都不能脱离现实，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者来说，可能是更为重要的。

李乾坤老师的报告题为《重思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本场报告主要关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思想遗产的一个侧面，即政治经济学。

一、问题缘起

此部分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批判理论是否有一个理论范式”。在相关的争论中，哈贝马斯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什么堪称体系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作为“学派”的合法性存疑，具有一种“虚假的统一性”。关于这个问题，同样作为批判理论的后继者，施威蓬豪伊塞尔提出了不同观点，他在《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大辞典》的“批判理论”词条中，将批评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联系在一起。由此看来，对批判理论的理解并不是同质性的，批判理论是像星丛一般、具有强大内在张力的一种理论图谱。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佩里·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个理论转向，即从政治经济学和阶级理论转向哲学和文化研究。米夏埃尔·海因里希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一开始更多是哲学方法论上的批判，而对于其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和反思是较晚才开始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发展逻辑的不同视角和观点，能够启发我们回头去看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二、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探索

在早期，有三位代表学者。第一位是亨利克·格罗斯曼，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以及崩溃理论。他认为，基于利润率下降规律，资本主义将由于资本家消费不足而最终走向崩溃。第二位是弗雷德里希·波洛克，和格罗斯曼一样，波洛克专长于政治经济学，其理论贡献主要见于货币理论、国家资本主义研究、计划经济与危机研究。他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影响。第三位是弗兰茨·诺伊曼，他认为纳粹主义所代表的经济社会政策并未改变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它并未形成新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在基础上仍然是私人垄断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经济逻辑被政治管理逻辑取代是不成立的，民族社会主义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纲领，无法用国家资本主义来理解。诺伊曼的观点有一定影响，但并未完全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接受。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批判理论的建构

如果批判理论的确有明确的范式，并且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有紧密的联系，我们能够如何去看待它？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资料可以查阅。研读《资本论》实际上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者的必修课，甚至在流亡美国后，他们仍会继续进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集体研究，在这方面有两则研讨记录，包括《马克思的方法及其分析当代危机的适用性（学术研讨）》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研讨会上的讨论》。

除了集体研究之外，霍克海默在前期做出过独特的贡献。他在《论真理问题》、《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哲学的理论与批判的理论>跋》、《论阶级关系的社会学》等文本中进行了相关阐释。他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个理想的范式，是理解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个杰出典范；批判理论“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霍克海默还提出了“帮会理论”（Racket Theory），研究了美国工人阶级中黑社会帮会的形式，觉察到工人群体失去进步性的问题。霍克海默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建构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一是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范式，将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自己重要的思想方法论基础；二是通过对垄断资本主义研究，得出了阶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新认识，即自由个体、革命阶级的主体性已经被集团、团会、帮会（Racket）所取代。

《启蒙辩证法》中也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因素。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在《历史与结构》中指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试图用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去说明这种现象”。在西方麦卡锡主义和冷战的历史背景下，《启蒙辩证法》的47年版本对44年版本进行了修改，将马克思主义色彩的范畴和概念进行了替换，造成了政治经济学话语的消失。此外，启蒙辩证法大量使用了经济学的方法，包括交换抽象与计算理性。

阿多诺的批判理论也具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色彩。他强调在交换抽象的基础之上理解社会建构与同一性强制的问题。他对于批判理论的基本理解，都涉及经济学方面的内容，尽管不一定如波洛克等学者精深，但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的运用，是炉火纯青的。

四、新马克思阅读的“重建”

“新马克思阅读”为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建带来契机。“新马克思阅读”的历史语境是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失去的三十年（1933年-1963年），因为纳粹上台和西德的反共主义氛围，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团体遭到驱逐，失去了研究空间，直到1963年才拥有了新的环境。在战后这一新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学生当中，涌现了一大批有志于“重建”的学者。这是一个较为松散的思潮，但是它有一个共享的理论范式。“新马克思阅读”的“重建”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重建对马克思的理解，捍卫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二是重建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三是其核心理论创见，即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四是这一思潮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左翼理论话语转向的经济学内核。

五、评论

总体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包括这样三个方面：第一，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社会研究的基本范式和方法，这是其基本贡献；第二，通过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得出了阶级关系产生根本变化的新认识，即“自由个体/阶级→集团、团伙、Racket”的图式；第三，在交换抽象之上理解社会建构与同一性强制。以上三个方面，都可以从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中得到理解。其贡献在于：第一，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根基的研究，有助于完整理解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乃至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第二，批判理论恰恰又是对马克思所奠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造性发展。第三，可以帮助我们开启理解西方左翼理论以及当代西方激进理论的新路径。同时，李乾坤老师提出几点批评，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着眼于价值形式和商品形式的特征，也为我们从根本上审视批判理论的缺陷提供了新的角度。第一，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把握并不完整，基本停留于简化了的价值形式和政治经济学范畴批判。第二，缺少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完整把握，过多聚焦于发达资本主义物化的弊病。第三，价值形式分析的理解构架，使其困于资本主义的围城与镜像，深陷悲观主义之中。

在报告最后，李乾坤老师论及了六八年代之后出现的伦理学转向，即在停止拷问资本这一逻辑大主体之后，回到了个人主体的反思之上。在这样一个物的世界，如何回到个人主体是一个重要的维度。今天的我们也面临着相似的历史境遇。在这个意义上，如何结合我们当下的新的时代来阐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能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两场报告后，各位老师与暑期班学员们进行了深入精彩的互动交流。

8月26日16：30，暑期高级研修班闭幕式如期举行，本场闭幕式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春明副教授主持。

在闭幕式的第一部分，五个讨论小组的代表分别对本组讨论内容进行汇报分享。卢俊豪老师、洪楼老师、关巍老师、丁燃老师与宋琳琅博士，从讲座总结、学员交流、个人感悟等方面分享了一周以来的收获，提出了建议与期待。与会老师对汇报进行了点评交流。

在闭幕式的第二部分，张双利教授、祁涛副教授、王春明副教授进行总结发言。张双利教授首先对各位老师学员对暑期班的一贯支持表达由衷的感谢，并分享了参与暑期班的几点体会：第一，参与暑期班的各位学者学员已经体现出一定共识，她强调，“要做真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一定要具有打通不同学术脉络的能力”；第二，暑期班的学者与学员之间高质量的交流互动，构成了非常好的学术生态；第三，张双利教授表达了对新一代学者的鼓励、对更紧密的学术合作的期待以及对更高的学术共同追求的呼吁，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心仍会举办各类学术活动，欢迎合作学者与学术伙伴的加入。祁涛副教授对幕后师生团队的辛劳付出表达感谢，也感谢各位老师学员的积极回应，这些共同促成了此次线上活动的顺利举办。王春明副教授总结道，此次暑期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并介绍了次日即将举行的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博士生论坛，期待研究生们的精彩表现。

到此，闭幕式顺利结束。云端相见，精彩纷呈，本届国外马克思主义暑期高级研修班取得圆满成功，期待未来的活动与更多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