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十四届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上的致辞
陈学明
昨天，我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国际传播”研讨会。我在会上说道：
从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受到日益严重的挑战，产生的影响越来越缩小，有两种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其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前者仅仅是一种理论，而后者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也是一种现实运动。那么这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怎么样呢？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远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成功。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传到中国来以后，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产生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就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从本世纪初至现在。
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开辟新的历史时期，关键在于要破除原有的思想障碍，实现思想解放。而在各种思想障碍中，无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僵化的错误理解是最大的思想障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第一阶段的意义就是促使人们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僵化的理解中摆脱出来，为中国人民实现思想解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突变，这主要表现在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易帜和苏联的解体。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大意义就是为增强马克思主义信念带来推动力，为正确地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提供借鉴。
进入新世纪以后的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说明这一道路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即如何说明我们走这一道路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可行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正是能为这一道路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做出理论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难题和矛盾必须破解。进入并按世纪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今中国的重大意义就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破解这些难题和矛盾提供理论启示。
让我们思考一下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一系列的理论创新都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关：
以人为本：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时就以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以人为出发点的思想显然对后来中国提出“以人为本”产生了影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的一些学者就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传播到中国，市场社会主义力主把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后来中国提出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不说与市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相关；
消除生态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流派在中国流传的气势宏伟，当它开始流传到中国时，中国还沉浸在牺牲自然获取生产力发展的喜悦之中，后来中国把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国家战略，谁也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这深受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为实现美好生活而奋斗：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深入批判当代社会主义的异化的人的存在方式著称的，它的这一理论被中国学者在中国大地上坚持不懈地传播，并成为一种对新的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求，中国十九大报告把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一个奋斗目标加以提出，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他们感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的不容否认的正面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学习研究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积极作用”，完全是有事实依据的。
我觉得，我们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应当高度认可自己的研究，应当对自己的研究充满意义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现出来的不是单纯的发生在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现象，而毋宁说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宏观发展进程中的微观有机因子。所以，我们既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历时性结构中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发生，又应当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共时性结构中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生成。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扩大理论视野，特别是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之内。
环顾今天中国之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中国的高校，应当说在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势头是不错的。但显然，比较而言，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个二级学科的发展是滞后的，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显得冷落与肤浅。这严重地影响和拖累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发展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展。
当前，我国高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适应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规模不够。国内只有少许高校（主要是复旦大学、南京大学）能够较为系统性展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其二，太分散。有些高校即使能够开展一定规模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但往往分散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其他相关院系，各研究各的，形成不了“合力”；
其三，没有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真正融合在一起。我国起步早的几所高校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集中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又往往带有强烈的西方哲学研究的色彩。可以说，作为西方哲学一个分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我国高校已有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研究路径；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分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我国高校尚在摸索之中，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研究思路。
去年由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在中央党校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对着全国的许多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长语正严词地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院，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如果下面没有健全、强大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二级学科，肯定是不合格的；与此同时，一个置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面的国外马二级学科，如果它的研究不与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融合在一起，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做成”西方哲学，同样是不合格的。
我作为一个长期工作在国外马这一领域的一个学者，作为在这一岗位上已努力了15、6年的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会长，一方面对我们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深感自豪，另一方面，鉴于目前国内学术界正在出现的一些复杂情况，对我们学科的前景也稍有担忧。
刚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的郝立新会长对我的工作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我感到过誉了。
回想起来，起码有以下三件事，想做而没有做好：
其一，隶属于哲学学科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为代表，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成熟的研究思路。而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究竟如何展开自己的研究。我与几个学校的相关领导和专家学者进行商讨，我目前还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进行实践探索，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思路。
其二，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面国外马这一二级学科的设立，全国的国外马的硕士点、博士点越来越多，相应地，国外马的硕士导师、博士导师的队伍也迅速扩大。而国外马学科的导师不是一般人都能当的，有着一些特殊的要求。我们学会想利用暑假的时间，对相关的导师加以培训。结果我们只是在广西大学的支持下，办了一期，后来没有坚持下去。
其三，全国这么多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就其研究来说，不可能每个学校的国外马学科的研究都面面俱到，而必须有所侧重，形成自己的特色。我们想有意识地帮助一些学校确立起自己的研究重点。这方面有些学校重点已形成了。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的研究；厦门大学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山西大学的对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等等。但这一件事我们也没有进一步做下去。
所有这一些想做而未做好的事情，只能寄希望下一届的学会的领导继续做好。
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学科的生命力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切实有效有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此，我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展开比较分析。
通过比较分析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理论形态的异质性，映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独特的现实发生与理论生成。我们应当像陈云同志所说的那样，将两者加以交换、比较、反复。我们要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共同问题域与不同关注点做出深入的比较分析。在这个基础上，从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提取可以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问题式，以此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域。通观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尽管他们做出了许多积极贡献，但我们感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明确坚定的理论立场，除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掌握的全面性上，也是对国外研究者保有优势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滋生“唯我独马”的心态。我们需要延续和发扬我们的优势，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共同放置在马克思主义的坐标系里加以比较研究。进一步说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应当和国外马克思主义一道，组成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洪流。我们一定要使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空变换维度上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第二，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是其合理因素来审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当今中国不是一种纯粹的外在研究对象，它实际上己经在不断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内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分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做出价值评判时，我们应当善于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合理因素用来作为一个方面的评判标准。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要么只是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荡与互动，要么只是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实际问题的契合与形变，似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发生在中国特殊语境中的孤立文化现象和单一输入过程。这就是说，这只是在一种“内在”视域内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一种“外在”考察视域显然被有意无意回避了。与此相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的评判缺少国际化的标准，而没有这样一种标准，就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在一定意义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能够提供这样一种标准。用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合理因素来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还可以争取中国经验的开放价值和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话语权。
第三，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中获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资源。
几十年来的历史表明，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当中，获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资源。特别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拓与完善的过程，是伴随着当代中国的空前艰巨的复兴事业的，这种复杂性艰巨性的工作尤其需要理论资源。一方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现代性的反思，为中国道路整体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供思想支持，另一方面，中国是在加入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条件下进行发展，中国道路面临这国内外复杂的矛盾与挑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可以为应对各种具体问题的提供理论借鉴。汲取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许多创新性阐释，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当代历史的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进行新的适合当今时代的重新表述，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这一点十分迫切。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时代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许多方面没有进展，落后于实践的水平。
第四，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走出“国门”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呼应。
当今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成果还是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之中，当今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成功还是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中。从而为了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我们一定要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走出“国门”，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纳入国际马克思主义思潮之中去。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接受程度还是有限的，生存环境还并不是十分有利，还处于受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潮排斥、打压的状态。当今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成功，当然还是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中，但也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所起的作用。并且，为了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为了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能够取得更好的发展环境，我们需要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走出国门、主动“出场”，这就要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有所呼应、配合，共同研判、应对时代问题的核心症结即资本主义，尽管这个过程无疑将是长期的，在媒介和载体上也需要超越曾经的国际组织和论坛的形式。
第五，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看待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
以记录“正统”或“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史为理由划出一条主线，轻视甚至排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成果，在学理上是缺少根据的。我们必须改变“唯我独马”的傲慢态度，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是把其中一些对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真正做出贡献的流派和人物，纳入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之中。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共同放置在马克思主义的坐标系里加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学理观点在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播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推进，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分离的，我们不能回避这一点，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撇开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排斥或者否认国外马克思主义都会造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缺环”，都会破坏马克思主义“谱系”的完整性。
第六，培养与造就通晓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离不开深切了解中国社会和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论工作者，事实表明，这还不够，这些理论工作者还须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了然在胸。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所赋予的历史使命。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培养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精通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中青年理论家，将我们的政治优势、实践优势真正转化为思想优势、理论优势和人才优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
最后，我说一下我们的年会和论坛。我想说的是，我们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年会和论坛有着很好的声誉。国内一些权威的期刊杂志的编辑对我们评价极高，认为我们的年会和论坛有以下特点：
第一，规模大，有气势；
第二，年轻人多，非常活跃；
第三，气氛好，能够展开争论；
第四，论题集中，讨论深入；
第五，视野开阔，参加我们的会，会产生到了国际学术平台上漫游一圈的感觉。
我希望，我们这次年会和论坛能够保持和发扬所有这些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