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俞吾金教授生前同学、同事、好友）

各位来宾，亲朋好友，老师们同学们：

    我们今天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聚集在这里，送俞吾金教授最后一程。

    十月三十一日凌晨五点，当我接到医院的电话时，心中一片茫然。直到十点左右离开医院时，那茫然才慢慢散去，我开始痛切地意识到，我们永远地失去了一位难得的同学、同事和朋友。

    我和俞吾金相识于三十六年前。恢复高考后我们一起进入了复旦大学哲学系，并且住在一个宿舍。此后又一起读研、一起毕业留校，一起在胡曲园先生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一起答辩，又一起去波士顿访学。除开八十年代后期在不同国家进修时的交错，我们几乎一直在一起。刚进大学时，我20岁，俞吾金29岁，虽说我们是同学，但他实在是像兄长一样关照我们这些同学的。当时的食堂还用肉票，他经常会在周末送给我几张，说自己回上海的家里总能蹭到好吃的。逢到节假日，一些外地的同学会去到他家，在那里度过令人难忘的时光。我们一起谈论那个时代激动人心的话题，而张德堃大嫂却总是周到温暖地陪伴着我们，并且悄悄地准备好丰盛的晚餐。故事很多，但不管怎样，我们这些从外地来上海求学的年轻学子，在大哥大嫂家所能感受到的温馨，直到今天想起来还是那般亲切，那般宝贵。

    在我们这帮同学中（包括77、78、79级），俞吾金可说是最勤勉的。每天早上总是第一个起床，并且朝气蓬勃地开始一天的学习。他总是感觉到以前被耽误的时光太多，现在需要努力地弥补回来。朝气蓬勃是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早上起来是如此，专业课的讨论是如此；上体育课跑步、拉单杠也是如此，晚上熄灯后躺在床上辩论依然如此。如果骑自行车出去，他总是冲在最前；如果到海边游泳，他也总是第一个下水。虽然他在班里较为年长，但我们总能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令人鼓舞的青春气息。所以直到今天，我们班的同学总是叫他小俞，而和他同龄的则是老吴、老潘或老郭，就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俞吾金是幸运的，因为这种青春气息以及由之而来的幽默感，伴随了他的一生。

    俞吾金不仅勤勉，而且极具才情。也许是他的勤勉太过著名，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他的才名。在我们这些同学以及我们这一辈学人中，他的才情实在是很突出的。他对文学的爱好曾一度达于痴迷的程度，对于其他种种的学术，也是涉猎广泛。议论一开，或是品题文章，或是臧否人物，又每每有自己独到的见地。大学时代，他钟爱法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从巴尔扎克到雨果，从托尔斯泰到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这方面，我们有时也会争论，但总有无比的激情，有说不完的话题。后来当他全身心投入哲学研究以后，他的才情以及对文学的偏执仍然时时表现出来。他的视角的独特性总带有一种智者式的驳难和对既有观点的批判的意味——这显然应和着时代的某种要求。他甚至还写过不少卓有见地的文学评论，其中有一篇是关于《围城》的，钱锺书先生见到后曾专门来函给予高度赞赏。

    1984年年底，俞吾金和王雷泉、张汝伦、孙承叔以及我等研究生同学一起毕业留校，从此之后我们一直是哲学系的同事，我们一起从事着哲学的教学和科研，我们也把哲学系的建设看成共同事业，作为同事，俞吾金最突出的特点是与人为善，淳淳然有君子之风。只要遇着学术问题的探讨，他总是第一个乐于参加的；只要是别人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他总是十分慷慨地出手相助；只要是对哲学的发展有利的，他总是不计个人恩怨而讲求为人做事的公道。正因为他在为人处世上总带着学者本有的几分纯真、恳切、忠厚和书卷气，所以哲学系的同事们才经常愿意把那些利益攸关的事情托付给他。1994年，俞吾金成为全国哲学系最年轻的系主任，事实上也是新一代的带头人，对于哲学系的建设与发展来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把复旦哲学系最宝贵的传统继承下来了。这个传统就是对后辈的奖掖，对人才的推重与珍惜。俞吾金有一次十分感慨地对我说，如果没有哲学系前辈这一爱才惜才的传统，就不会有复旦哲学系的今天。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确实的，每当想起那一转折时期哲学系前辈的许多作为时，总让我们感佩不已。当俞吾金作为后辈把这一传统继承下来并开展出来时，复旦哲学系迎来了它发展的新契机。

    作为学者，俞吾金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所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每一代学者都有自己时代所赋予的任务和使命。我想，作为“文革”后入学的那一代哲学学者，其最基本的任务有三项：第一，是快速地学习，以弥补学识方面积累起来的欠缺；第二，是使哲学研究领域学术化，以避免使之仅仅从属于意识形态的简单区划；第三，是使哲学研究成为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以应答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学习方面，俞吾金教授实在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跋涉者，他以前学的是俄语，入学以后从ABC开始学英语，以后又学德语；他的阅读量是惊人的，每年大概要读200册以上的书。先前住院时在茶几上放的竟是《纯粹理性批判》和《小逻辑》。在哲学研究的学术化方面他同样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并做出了表率，他的学术研究不仅涉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而且以他领衔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绩斐然，居国内领先地位。在去美国的航班上他曾对我讲，如有机会，接下去他想下大工夫去研究中国哲学。而在对时代问题的思考方面，俞吾金更是殚精竭虑。他不是一个满足于书斋学者的人，他对思想之事实充满了激情。无论是在西方哲学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面，他更注重于通过学术研究对时代的问题和挑战作出积极的回应。在晚近的几年中，他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包含着对中国问题和中国道路的诸多思虑。正是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艰苦努力，他的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他也成为我们这一代学人的突出代表。

    俞吾金教授的去世，不仅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和同事，而且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尤其是复旦大学和哲学学院的重大损失，所以说“哲人其萎乎，梁木倾颓”；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和教师来说可以告慰的是，他的学术成果可以是持久的，而他的学生尤其将成为其事业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所以说“桃李方盛也，枝叶滋荣”。我们将深深地缅怀这位不断进取的学者、思想者、缅怀这位使我们感到骄傲的朋友和同事。

    俞吾金教授，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