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翁相争，鹬蚌得利

——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胜利

整理人：2017马哲博士刘勇

“鹬蚌相争”的典故出自于战国时期谋士苏代游说赵惠王所讲的一则寓言故事。从字面意思上说，物与物相争，最终获胜的是人。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情形恰好相反，人与人相争，最后坐收渔利的是物。

10月27日，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应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邀请，在光华楼西主楼2301教室做了一次精彩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吴猛副教授主持，王金林教授担任评议人，鲁绍臣副教授以及部分博士和硕士生全程参与了此次学术活动。韩立新教授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货币章》为中心，向大家讲解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物是如何统治人的逻辑过程。

韩立新教授认为在近代以前的共同体社会，人格（Person）因为具有自我意识而成为主体，物件（Sache）没有自我意识而成为对象。因此，人与物之间是主客体的关系。尽管人与物是主客体关系，然而物作为人的本质性的显现，人与物的关系是直接统一的。韩立新教授进而将人格在人与物之间的决定性关系定义为“人格性关系”。在这种“人格性关系”中，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只是意味着人格之间的直接补充，它本身并不需要中介。简而言之，这个社会阶段，人格可以独立，但是物不能独立，物的价值和意义依赖于人格的承认。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在市民社会中，商品的交换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成为生产的主要目的，“人格性关系”开始出现解体。韩立新教授主要借助了1844年的《穆勒评注》的文本，对上述现象做了比较详细的诠释。在韩立新教授看来，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已经指出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即劳动变为营利劳动。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本性是排斥物的特殊性以及人的个性，而营利劳动则将交换价值或货币当作劳动的目的，这样就割裂了人格与物之间的直接联系。具体表现在人与其劳动产品的关系上，人与人的人格性关系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上。这些因素直接导致的后果是人的主体性的失坠，物的主体地位的上升。

人的主体性地位被赶下神坛，而物（货币）成为商品中的上帝。韩立新教授认为作为特殊物的货币具有将物从客体翻转为主体的特质。首先这是由货币的规定性决定的；其次是由商品和货币的异化关系决定的，也就是说货币作为中介成为商品交换的主宰力量所决定的。当人格性关系表现为普遍的物象化事态，当中介物摆脱人格的依赖而成为人格的主宰，其后果是人丧失了主体地位，物获得了独立地位。人与物之间的所有关系发生了颠倒，所以韩立新教授认为物终于取得了对人的全面性胜利。可惜人没有看到这种不幸状况，竟自甘于沉浸在中介或货币拜物教中而无法自拔。因此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将此称之为一幅“讽刺画”。

韩立新教授在结论部分认为从《大纲》到《资本论》，马克思的逻辑是一以贯之的，即继续深层次的揭示物的胜利的逻辑过程。因此，韩立新教授不同意激进思想家奈格里以及北大仰海峰教授在这两个文本的理论水平上孰高孰低的基本看法。遗憾的是，由于时间有限，韩立新教授没有进一步展开说明。

韩立新教授的讲座，让其他教授和同学深受启发，同时大家也有很多疑问。王金林教授高度评价了韩立新教授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中所做的贡献，不过在他看来，韩立新教授在前言中所说的《大纲》的双层结构——对市民社会（简单流通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生产社会）的人为划分，还需要更多的马克思文本或文献依据来支持。韩立新教授承认了这个区分是个人的意图，但是韩立新教授认为在《大纲》的确实存在着《货币章》与《资本章》两重的差异性结构。在提问环节中同学们还关注了市民社会与当代中国问题，财产权与人格性关系以及异化和物象化的问题等等。最后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但也留下了很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学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