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与批判”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为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并进一步加强《资本论》在新时代的理论研究及其对当代资本社会危机的洞见。2017年10月28—29日,由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以及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与批判’”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401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浦东干部管理学院以及《探索与争鸣》、《学术月刊》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30多位专家学者莅临本次会议。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吴猛主持,张双利致辞并做主题报告。在为期一天半的会议中,专家学者围绕《资本论》的当下再诠释、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及其策略、《资本论》的方法与中国现实等主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交流和讨论。
一、开幕式致辞及主题报告
二、当代资本主义困境与批判性建构
吴冠军主要从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个“双身”结构出发,并揭露资本的本质在于不断使自身增殖的本性,也即时间上的推延与地理上的扩张,从而引发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这一逻辑线索。他认为资本主义系统是一个自我溢出性的线索,并且只有在至大无外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只有全面的经济危机,才能使得剩余的资本找到盈利性的出路,才能带来之后的一轮经济增长;但同时,他又认为“全球资本主义”是一个矛盾语,也即它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各种“自爆”,最后整个秩序在一个无可化解的大爆炸中崩溃。
张梧主要批判性的考察了资本的直接生产、资本流通过程与当代空间批判理论之间。他认为,资本流通过程而不是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作为当代空间批判理论的出发点,而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在总过程中仅是资本总体运动的环节,而不是前提,进而他得出,空间批判理论不能简单地从资本直接生产过程出发去把握复杂的空间现象。另外,他还认为,资本流通过程揭示了“资本一般”到“空间资本”的现实道路,是理解当代空间现象的理论基础。最后,他认为,马克思立足于资本流通过程,既阐明了资本流通与空间扩张的内在关联,也阐明了作为固定资本的空间资本的生产过程与增殖逻辑。
庄忠正主要论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建构方面的作用。他认为,尽管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内在一致的,但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非简单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而是相反,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使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更加具体、丰富,而且使历史唯物主义更加具有“现实性和力量”。最后,他认为,马克思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具体的、现实的批判性考察之后,才破解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秘密,进而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
沈斐运用《资本论》中的辩证方法,分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并为这一困境开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药方”。在她看来,美国自罗斯福新政以后,资本主义先后通过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等策略来缓和危机,她认为这只是权宜之计,真正的问题在于“资本内在否定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会陷入不可化解的危机当中。与此同时,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喻示着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另一种全球化方案,一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方案。
张寅从马克思《资本论》所涉及到的经济危机以“生产过剩”为前提出发,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入手,侧重提出如何解决这一危机的思路。他认为,解决办法可以从阻断生产过剩中得到解决,进而他提出四种解决方案,分别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解决方案、临终时的高端医疗的消耗、慈善和高雅事业、针对极端势力的治安战等。但同时,他认为这些方案并不能单独的提出来,而要与生产以及具体的社会现实相配合。
三、《资本论》中“劳动者与生资料分离”与自由的实现
孙亮主要批判性的分析了英国社会哲学家约翰·霍洛威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阐释。他认为,霍洛威借助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名词”到“动词”转换的分析,将《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劳动时间区分为“时钟时间”和“行动时间”,认为前者作为一种同一性的力量,它的持续性封闭了每一个时刻,而后者正好颠倒过来,它开启了每一个时刻作为可能性的时刻。但他认为,霍洛威这种激进政治方案显然遮蔽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基础的分析,进而错误的颠倒了两种时间的历史发生的秩序,也遗忘了“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
吴猛主要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的批判为切入点,重新反思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有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问题。他先介绍了他们对马克思的几个质疑,一是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是停留于经济现象层面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为标准进行界定的阶级概念理论,二是他们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离问题的社会现实基础是错误的,三是他们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是建立在一种历史框架并服务于这一理论框架的。然而,在他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及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析的问题不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是一种对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形式分析,是基于特定时期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分析。
林青主要围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劳动力、时间和交换价值的论述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统治形式,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基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上的自由的实现途径。他分别从劳动力的商品化及其自主性的丧失、时间的双重职能及其规范性、交换价值及其抽象的统治形式等三个方面展开,认为马克思对自由话题的态度并不是直接谈论的,也不是以一种伦理道德甚至人性论的方式,而是紧贴资本主义商产方式而展开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表面上是以分析和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实际上却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形式,从而将自由的探讨就根植于对这些统治形式的分析和批判中。
四、《资本论》的方法与当下中国现实
吴晓明主要从《资本论》的写作及其对现实的研究方法入手,在深刻理解和把握“实在主体”作为辩证法的本体论根基基础上,对中国现实进行反思性的分析。他认为,为了正确理解当代中国诸上层建筑领域——法、政治、道德等——建设的任务和目标,首先必须从社会现实的观点去把握中国社会的特定性质和时代变迁,而社会现实的观点首先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学说是密切关联的。接下来,它主要分三个议题展开:一是社会社会现实的观点在哲学上与主观意识之观点的对立,二是社会现实的观点对于研究中国社会之变迁的必要性,三是在特定意义上把中国社会把握为与“市民社会”相区别的“伦理社会”。最后,他认为,唯有立足于由社会现实的观点而来的指引的实证研究才可能批判地脱离主观意识的观点,才可能真正把握中国社会的实体性内容及其现代变迁,从而才可能正确地揭示出当代中国诸上层建筑领域之建设的现实基础和客观定向。
韩立新主要从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这一文本的深入研究入手,并对比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道路,得出中国走的是马克思所谓的只有日耳曼式的生产实行才能出现市民社会的发展道路。他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正走着一条前无古人的“中国式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实质是“传统的中国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型”。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亚细亚共同体向市民社会的转型;另一个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型。他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包产到户”和“自留地”到农民可以自由地交换自己的剩余;从农村的“集市贸易”到“乡镇企业”的出现;从“人民公社”的解体到《物权法》对“私人产权”的承认;从涌向城市的“民工潮”到近年来汹涌的城市化浪潮等等,都符合马克思所谓的日耳曼世界出现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析”的过程,进而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走的是一条“日耳曼式”的发展道路。
五、从《资本论》再诠释到“新自由主义”
由清华大学韩立新、华东师范大学孙亮主持的“从《资本论》再诠释到‘新自由主义’”为主题的报告中,复旦大学王凤才、南京大学蓝江、南京大学孙乐强、南京大学周嘉昕、复旦大学鲁绍臣分别作了以“《资本论》:从重新阅读到重新诠释”、“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与《资本论》的当代生命力”、“‘新自由主义’与西方新左派”、“‘新自由主义’与资本逻辑的危机与中国方案探微”等为题的交流报告。
蓝江从数字资本主义在当下生活中的不断渗透性的扩大其“势力”范围为切入,侧重对马克思《资本论》进行当代反思。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一个基本态度是,从最现实的社会历史层面,来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这样,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将一些经典的理论纳入到一定的社会现实中来考量。他认为当前中国最大的现实就是,数字化技术与资本的融合已经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新方式。但同时,他又认为,数字资本主义到来,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已经过时,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方法论,是让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用一种具体抽象的框架,作为中介,接入到资本增殖的各个环节中,而剩余价值的运作规律也必须依赖于这个具体抽象的框架来操作。
孙乐强主要从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切入,论述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及其《资本论》的当代生命力。他认为,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表明,不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占据主导,资本主义都始终无法避免和克服危机,反映了危机的根源并不在国家是否干预本身,而是在于资本逻辑。他认为,面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发展,沿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道路依然有其非常重要的发言权的。最后,他认为,全面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系统建构和发展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重大而又光荣的历史使命。
周嘉昕主要批判性的分析了“新自由主义”与西方新左派的关系。他认为,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导话语,而对于垄断金融资本的批判,资本全球化进程中“新自由放任”和国家问题的反思,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及其表现形式的考察等构成了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理论转型的现实动力。文章主要分析了“何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与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等方面展开。最后,他认为《新左派》评论杂志作为西方标志性的左翼理论阵地,可以为我们深入分析“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逻辑、全面把握西方左翼学术的转型提供重要参照。
鲁绍臣主要从西方资本主义为克服经济危机,而采用“新自由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样产生经济危机为切入,深入剖析新自由主义资本逻辑的本质,进而探讨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应对模式。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既非早期的原始积累逻辑,也非基于交换的纯粹商品逻辑,而是共有物私有化的垄断性竞争逻辑,从而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从而导致了社会大众的快速无产化、自然生产资源的快速枯寂和非宜居化、整个社会伦理生活的彻底拜物教化。最后,他认为,新自由主义资本逻辑的这一危机,也彰显了从新的危机和矛盾出发的中国方案的价值与意义,是瓦解新自由主义资本逻辑的现实路径与策略。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高红明
2017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