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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海默: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
发布时间:2011-11-02       访问次数:26

王凤才译

[摘要]在本文中,作者考察了社会哲学的现状并重新规定了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改变了社会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格律恩堡“重史轻论”的做法,为社会研究所确定了社会哲学研究方向,这就为批判理论的创立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在附录中,作者对社会哲学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这就为批判理论的创立奠定了第二块基石。因而,本文及其“附录”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所谓“社会哲学”,就是指对并非仅仅作为个体的而是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人的命运进行哲学阐释。因此,社会哲学主要关心那些只有处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中才能够理解的现象,即国家、法律、经济、宗教,简言之,社会哲从根本上关心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关键词]社会哲学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


诚然,一般哲学对社会哲学也非常感兴趣,但从根本上说,一般哲学对社会哲学的追求,并不比它对当代大多数哲学的追求(实质上是对知识的追求)更好。事实上,社会哲学概念根本没有确定的内涵。因此,它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即把一切都看作是相互联系的。鉴于今天的科学状况,具体学科之间的传统界线是可疑的,并且我们还不知道在可见的将来,学科之间的界线如何又一次被划出来。但是,它不想表现为研究领域的合乎时宜的、最终有效的定义。尽管如此,使人们关爱社会哲学的一般观念,仍然可以简短地表达出来。就此而言,社会哲学的最终目标就是,对并非仅仅作为个体的、而是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人的命运进行哲学阐释。因此,社会哲学主要关心那些只有处于人类社会生活系中才能够理解的现象,即国家、法律、经济、宗教,简言之,社会哲学从根本上关心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以这种方式理解的社会哲学,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史上,被发展为决定性的哲学任务。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最杰出的贡献,同时也是黑格尔体系的最有效的部分。黑格尔之前的哲学,似乎并非不关心对社会哲学对象的理解 :康德的主要著作就包含了关于科学、法律、艺术和宗教的哲学理论。但是,社会哲学以每个有个性的哲学为基础 :那些存在领域被视为“自主的个人”的构想。康德使理性主体的封闭的统一变成每个文化领域的结构性原则的唯一源泉;文化的本质和构成,应该只有从个人的动力学、从“自发的自我”的原初活动方式出发才能够被理解。即使在康德哲学的意义上,“自主的主体”也肯定不能与“经验的个人”相提并论。可是,根据康德的看法,每个具体的理性存在的人总体上只能被当作文化创造的要素来研究。只属于超人的整体的、至高无上的东西,只有在社会总体性方面才能被揭示出来的 (并不隶属于我们的 )存在结构,是不存在的。这个断言被看作是教条的,以它为标准校准的行为被视为“他律的”。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这就意味着道德的个性,即个人“不能摆脱自身固有的 (要么是个人拥有的,要么至少是与他人共有的)规律”①。


康德之后的唯心主义阐发了“自主的理性”与“经验的个人存在”之间的相互交织。可是,有限的人与作为无限要求的“自我”之间的张力,也还出现在费希特的 (作为自我反思的)第一哲学中。这个永恒的“应当( Sollen),满足我们人类规定性的指令,来自于主体性的深处。哲学的媒介总是自我思考。但是,黑格尔将这个从内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自


我思考,与我们独特的存在问题以及在历史活动中自主的文化创造主体问题相互确证。在历史活动中,我们独特的存在获得了客观形态。

对黑格尔来说,客观精神的结构(它使绝对精神的文化内涵即艺术、宗教、哲学在历史中得到实现),不再产生于对个性的批判性分析,而是产生于普遍的辩证逻辑 ;它的过程与活动不是来自于主体自由的决断,而是来自于占支配地位的民族精神,正如它在历史斗争中相互交替一样。特殊的规定性在普遍的命运中得到满足。显然,本质,即个体的实质内涵,并不存在于个人行为中,而是存在于 (个体属于它的 )整体生活中。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唯心主义就成为社会哲学的本质组成部分 :集体整体的哲学理解 (我们在其中生活,而且是绝对文化创造不能放弃的基础),现在同时也是 (根据其真实价值和真正内涵确定的)关于我们的独特存在意义的知识。


让我们在黑格尔的直观这里停留一会儿。从黑格尔一再提出的消解和不可能性出发,而不退回到今天的知识水平之后,原则上就可以理解社会哲学的现状。黑格尔把理性目的的实现交给了客观精神 (最终是世界精神)。因而,在他那里,精神的发展被描述为与“具体观念”相冲突的“民族精神”。从“作为主人的见证和装饰的”民族精神出发,必然产生出世界历史王国。②精神的发展并不依赖于个体在历史活动中是否知道它或者是否喜欢它,它有自身的规律。不过,黑格尔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和英国自由主义者完全一样,将个人利益,即人的本能和激情,看作是实在的运动力量。即使伟人也是通过其个人目的规定自己行动的。“首先满足这个个体为了满足他人,他们甚至不行动。”③尽管他们是“世界中最有洞见的,也知道以最好的方法做某些事情 ;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就是权利”④。但在历史中,如果“没有他们的活动利益之间的共同作用,就可能”是虚无。⑤可是,伟人与民众一样,为了使自己的利益得到实现,都服务于那个作为理性发展规则的“狡计 (List)。正如黑格尔所说,既往的历史只有间接地用规律、但直接地用利益冲突来解释,这也适用于当代社会生活过程的解释。在此,黑格尔通过引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斯密、萨伊、李嘉图而详细阐述了如能够从 (通过个体对需求满足的追求而获得的“任性的聚集”⑥中得到整体。“在市民社会中”———在《法哲学原理》中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是自身的目的,所有的他人对他来说什么也不是。然而,如果没有与他人的关系,他就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因而,他人是实现自己特殊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对他人的关系而具有普遍性形式。他通过满足他人的福利而同时满足自己。”⑦根据黑格尔的看法,这与国家的形成并没有什么两样 :它是通过社会阶级斗争而直接确定的。


然而,如果历史与国家在外在的形成中能够来自“任性的聚集”,如果经验的历史学家从事生与死、愚蠢与无耻之间链条的研究,如果“有限的定在”以不可描述的痛苦为基础,并且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历史能够被看作是“民族的幸运、国家的智慧、个体的德性,那一个被牺牲掉”⑧的“混乱的战争”,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关于经验观察者场的哲学。因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教导说,“通常现实意味着的东西”,“被哲学看作是不可靠的东西。这些东西也许从表面看来是现实的,但按其本身来说却不是现实的。这个洞见包含着与绝对不幸观念以及已经发生的癫狂观念相对立的 (人们可以称之为慰藉 )东西。可是,慰藉只是不应该发生的灾难的替代品,并且是有限的东西之家。因此,哲学不是慰藉,它更多的是和解,它‘美化’表现为不公正的现实,从而成为理性的东西。这就表明,理性东西以观念本身为基础,以此应该满足理性”。⑨所以,黑格尔所说的“美化”,正是通过下述学说发生的。根据这个学说,人的真正本质并不存在于纯粹的内在性中,并且也不存在于有限的个人的实际命运中 ;而是贯穿于民族的生命中,并在国家中得以实现。由于思想,“实体的存在”在世界历史中获得了观念。因而,个人的毁灭在哲学上并不重要,毋宁说,哲学家可以解释“大多数情况下,特殊的比普遍的要少 ;个体被牺牲和被放弃。观念并不是牺牲定瑏在和暂时性的补偿,它是通过个体的激情获得的。”只要个体分享 (个体在其中生存的)整体,或者毋宁说,只要整体在个体中生存,个体就有现实性;因为整体的生命是精神的生命。在杰出的意义上,整体就是国家。它“不是由于公民的原因而存在 ;人们能够说,它就是目的,而公民是它的工具”。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在国家中,“有限的个人存在”的自由的理论意识,只有通过唯心主义的思辨才能获得。在这个中介功能中,人们看到了黑格尔的根本贡献,从根本说是哲学的贡献。对黑格尔来说,哲学与对“表现为不公正的”现实的“美化”是同一的。

大约在 19世纪中叶,当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声望在德国消失时,在未来令人欢欣鼓舞的个体主义社会中,客观精神的形而上学就从个人兴趣的“预定和谐”的直接信仰中摆脱出来。于是,就有了这个假象:仿佛不需要哲学作为个人的经验存在与其在社会整体中的自由意识之间的中介,而仅仅需要实证科学、技术和工业的直线进步。但是,随着对进步信仰的越来越失望,被鄙弃的形而上学就一再报复着人们。离开 (在整体中存在的神圣观念,成为它的真正现实)这个哲学信念,个体就将世界体验为“任性的聚集”,并将自身仅仅体验为“牺牲定在和暂时性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补偿”。平淡的、瞥向个人的和最亲近人的目光,能够透过表象看到斗争着的个人意志。在个人意志中,总返回到匮乏。在对日常生活的羞辱和对历史的恐惧中,不再能够揭示服务于理性的“狡计”;而且,黑格尔遇到了最大对手,即叔本华开创的反历史的、悲观主义的和有效的哲学。每个人都借助于对有规律的历史统一性(它的辩证法构成世界历史 )归属的信念,分享精神的永恒生命。这个使个人从生成和变易的可耻链条中解放出来的观念,与客观唯心主义交织在一起。在了无意义的感性世界中显现出来的个体的痛苦与死亡,威胁着信仰事实时代的最后的事实。随着个体主义生活方式原则之间矛盾的深化,即一方面是现有社会框架内个体幸福的不断进步,另一方面是社会现实前景的不尽如人意;随之而来的矛盾是,一方面对哲学尤其是社会哲学越来越紧迫的呼唤,并试图重新给予它 (黑格尔拟给予的 )伟大作用,另一方面是社会哲学的倒塌。

从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细致理论到当代哲学学说,从柯亨( Hermann Cohen )到斯潘( Othmar Spann),最近 10年的社会哲学体系出现了最为不同的细微的差别。根据前者的论,人不仅仅是个体,而是“分为不同的人”,并且,“人的定在正是在所有人中”完成的;根据后者的学说(譬如在黑格尔那里),人的定在的意义只有在超个人的历史统一中,或许是在阶级、国家或民族中,才能完成。即使新近出现的论证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道德哲学与法哲学的哲学尝试,在相互统一的追求中也几乎不包括,对以事实事件为基础的较高级的有自身规律的存在领域,至少是有效性领域或应当领域的阐明。人暂时参与这些领域,但自身并不退回到自然事件中。因此,它们也不过渡到新的客观精神哲学中去。实际上,凯尔森(Hans Kelsen)的个体主义的和相对主义的法律学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触及到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形式主义的价值哲学,甚至触及到莱纳赫( Adolf Reinach)的现象学理论,“法律形态”的本质,即诸如财产、许诺、法律诉求等,也许比自己的“对象”更容易看到。舍勒( Max Scheler)的质料价值伦理学,及其“自在”价值学说,被其最著名的代理人哈特曼( Nicolai Hartmann)有意识地与 (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哲学联结在一起。

当代社会哲学所有构想的共同点似乎在于,将个人的存在向超个人的领域开放,这些领域作为定在是本质的、有意义的、实体的。它为黑格尔所凸显的“美化”的任务做出了贡献。因此,在唯一一部彻底否定社会哲学的现代哲学著作即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烦”( die Sorge)处于核心地位 ;并认为真正的存在只有在“个体的人的生存”的内在性中才能被揭示。根据这种哲学的简单内涵,“个体的人的生存”,在黑格尔的意义上是不“美化的”。对海德格尔来说,人的存在仅仅是纯粹有限的“向死的存在”;所以说,海德格尔哲学是忧郁的哲学。在此,它容许口号式的言说,于是就允许断言,今天,社会哲学并不反对赋予(阻碍个体追求幸福的)生活以新意义的渴望。这种渴望部分地表现为哲学的和宗教的努力,它引导着无望的个体存在重生或者———用桑巴特( Werner Sombart)的话说———进入有意义的总体性的“金土地”。


但是,女士们、先生们,鉴于社会哲学的现状,现在应该允许我们描述它的缺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今天的社会哲学,主要是处于与实证主义的论战中。实证主义只看到了个体,并认为在社会领域中只有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关系;对实证主义来说,所有的东西都消耗在事实中。诚然,哲学并不怀疑用分析科学手段确定的事实 ;但在“做哲学”的理念、本质、总体性、独立的客观精神领域,在意义统一性,以及作为原初的,即“真正的”存在对象的民族精神方面,哲学与“事实”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结构性对立。哲学并没有继续实证主义不能证实的某些形而上学前提的揭示,假定为能够超越事实的“合法的理由”。这样,就出现了与“帕累托学派”相对立的东西,即必须否定以实证主义现实性概念为基础的阶级、民族、人类的存在。在这个最为不同的立场上被强调的存在,是作为“另外的”世界观、“另外的”形而上学、或者“另外的”意识出现的。不过,这可能不是一个有效的结论。人们也许会说,存在着不同的现实性概念,它可能是要研究:这些不同的现实性概念是如何形成发展的?哪些生活感受、哪些社会团体与之适应?但并没有实际上的论证过程。


下面,仅仅是简明扼要地谈论正处于困境中的社会哲学的对象,即人的文化生活;并勾勒孔德、马克思、韦伯、舍勒的社会学说之间的差异,毋宁说是正确的、错误的信仰行为,或者首先是可疑的理论之间的差异。在社会哲学的困境中,我们看到了必须克服的缺陷。可是,当代精神状况的根本特征,就是不同的现实性概念的同时并存和起作用,但是,这个不同总是指向不同的知识领域与生活领域,因而并不指向同一个对象领域。


今天,哲学的结构范畴与物理学的结构范畴是如此地相互冲突,以至于似乎很难将它们放在一起;但是很明显,在物理学自身内部,也就是在无机自然的科学内部,根本不存在互不相容的现实性概念形成的趋向,情况正好相反。在这里,具体的研究工作构成对对象的修正。


这就接近回答了这个问题,即社会哲学根本不是具体科学 ;毋宁说,它是 (致力于研究一定的社会化形式的 )实质社会学。它研究不同的具体的(使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共同生活的)方式 :从家庭经过经济团体和政治协会直到国家和整个人类。在这里,大约像在国民经济学中一样,也有事实判断;但正是社会学既不表达现实性的程度,又不表达某些现象的价值。相反,这是社会哲学的事情,而在这个本质的问题中,即社会哲学如何对待这些事情,有一个最终的设定,但没有普遍有效的、将全方位的观察融合在一起的真理发现。


这个观点建立在不再站得住脚的哲学概念基础上。我认为,人们如何能够在作为具体科学的专业社会学与社会哲学之间划出一条界线,标准的随意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社会哲学关于个体与社会关系、文化的意义、共同体形成的基础、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的思想,简言之,关于最大的、最原则的问题,仿佛应该作为社会科学问题蓄水池中的沉淀物保留下来,而把那些 (能够将人们推进具体观察中的 )问题倒掉,那么社会哲学特别是它的社会功能就能发挥作用,例如:“美化”功能,但不是为了实现知识成果。哲学学科和具体科学学科之间的关系不可以在下述意义上被研究,似乎哲学研究的是关键问题,并且是由经验科学的不成熟的理论、特有的现实性概念以及总体性构成的可变体系 ;与此相反,“事实研究”(Tatsachenforschung)被划分成长长的、无聊的、数千个支离破碎的专业小组,目的是为了最终结束专业团体的混乱。根据具体科学家的观点,哲学也许是美的,但是没有科学成果,因为它必须被视为不可控制的练习;相反,哲学家认为具体科学家是不受束缚的,因为不能期望他们做出负责任的决论。今天,必须通过哲学理论和具体科学实践持续的辩证渗透和发展思想来克服上述观点。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大体上也像在自然科学学科内部的关系一样,为此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克服混乱的专业化,一方面不是通过人们对专业化的研究成果的坏的综合能够做到的,另一方面也不是通过 (试图将理论要素还原为虚无的)无偏见的经验能够做到的;而是通过以普遍的、“本质的”东西为理论取向的哲学给予具体研究以灵魂的动能做到的,同时世界是足够地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对具体研究的继续发展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使之改变。

因此,在我们看来,所谓社会哲学现状缺陷的消除,既不在于文化生活结构意义的或多或少的知识,也不在于社会、国家、法律等新意义的确立。毋宁说,今天只是涉及到(我肯定仅仅持有这个观点),对以现实的哲学提问方式为基础的研究进行组织,将哲学家、社会学家、国民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统一到持续的研究共同体中,并一起研究 (在实验室其他领域仅靠个人就能够研究的东西),所有真正的研究者总是研究这些东西 :即他们所引出的大量哲学问题,要仔细遵循科学研究方法,并想出新的方法,准确表达这些在对对象的研究过程中被改变了的问题。可是,普遍的东西并不能从眼前消失。因而,用这种方式不能对哲学问题用“是”和“否”来回答,而哲学问题本身必须被辩证地包容进经验科学过程中,这就意味着,对哲学问题的回答就在于 (与哲学形态碰到一起的)专业知识的进步。在社会学说中,这种处理方式并不能够被专门训练:不仅是由于材料的丰富,而且是由于不可或缺的辅助科学的不同。在此,即使舍勒也拒绝宏大叙事的努力。

在这个状况中,与社会研究所负责人联系在一起的法兰克福大学教席,简直可以被视为基础性的,在哲学系设置的社会哲学教席是不可改变的。格律恩堡被高校委任的教席是专门科学、经济政治科学。与这个新型的、困难的、重要的任务一起提出的是,大型的经验研究仪器应该服务于社会哲学问题。在我被聘任为教授时就已经感到,我与这位(在世界各地都有名的)伟大的学者之间有着巨大差距。格律恩堡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是十分令人尊敬的,年轻人和未成名的人应该成为他的追随者。不过,长期患病成为他个人生活中的残酷事实。这样,哲学“美化”的愿望就被破坏了。根据格律恩堡的要求,社会研究所应植根于国民经济学历史派的传统中,而且他本人真正的兴趣主要是关心工人运动史。格律恩堡的 (被包装在一起的)文献资料,成功地获得了关于整个世界的内容丰富的知识,此外,一个无与伦比的专业图书馆迄今已经收集了大约5万册档案材料。这个图书馆,被我们大学的学生和国内外许多学者大量使用和关心。由格律恩堡编辑出版的系列文集,仅仅包括那些被权威研究者视为杰出科学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献的立场最为不同的著作。


在前任所长长期患病之后,现在我致力于为社会研究所提出一个新任务,即研究工作不仅要迁就社会研究所成员的经验和被收集起来的大量文献,而且要从根本上服从(由格律恩堡确定的)社会研究所的章程———据此,与“考虑各方面意见……像捐赠者要求的那样进行管理”的模式不同,由部长任命的所长是完全独立的,并且正如格律恩堡所仔细描述的那样,形成了与集体领导制相对立的“所长负责制”。因此,为了至少在严格的框架中和我的同事一起,建构关于哲学结构与社会学说中的经验并存的有计划研究的最终决定权,利用格律恩堡创造的大好机会,对我来说是可能的。鉴于它对哲学和经验具有同等重要的可能性,并且为了使事实研究成为哲学研究的附属,在我的学说的意义上,我作为哲学家领导社会研究所(进行社会哲学)研究的声誉,不能看作是追随科内利乌斯(Hans Cornelius) 的结果。

但是现在,他的追随者中的有些人想知道,这些思想应该如何被实际应用?人们如何在实践上设想它的实现?不过,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不能够深入阐发,为了大致了解研究计划(它们的实施成为社会研究所的前提),上述问题为什么是必要的。在这里,我只想用事例对上述所说的应用可能性问题做出结论,并且不是为了今天的演说而随意想出来的事例,而是事先确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信念。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个问题应该形成社会研究所集体研究的主线。


不仅在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哲学内部,而且在社会学领域就像在一般哲学领域一样,关于社会的讨论越来越清楚地集中于这个问题———古老的和重要的哲学问题不仅对当代是有效的,而且是现实的框架,即集中于社会经济生活、个体心理发展与严格意义上的文化领域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属于文化领域的不仅有所谓的科学、艺术、宗教的精神内涵,而且有法律、习俗、时尚、公共舆论、体育、娱乐方式、生活方式等。研究这三个过程之间关系的意图,与研究可支配的方法,以及与我们的知识水平相匹配的关于特殊存在与一般理性、实在与理念、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古老问题的表述完全不同,它只涉及到这个新的问题星座。


可是对于预告的主题,人们要么是形而上学地反思,我指的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要么是或多或少教条地确定普遍性题目,这意味着,人们习惯于以简单的方式把握历史上出现的理论,并克服教条地停留于普遍性中的所有多余的东西。这样就能解释经济与精神总是同一个本质的表达———这或许是坏的斯宾诺莎主义。人们要么断言:理念,即闯入历史中的“精神的”内涵,规定着人的行为,它们是先天的,相反,物质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世界和历史以精神为基础———这或许是抽象的,因而是坏的黑格尔主义。与此相反,人们要么相信:经济作为物质存在是唯一真正的实在;人的心理、个性,以及法律、艺术、哲学,完全是从经济中派生出来的,它们纯粹是经济的反映———这或许是抽象的,因而是错误理解的马克思。由此可见,在这些题目中存在着非批判的、过时的、非常可疑的、绝对幼稚的精神与现实的分离。这就意味着,被非辩证地抛弃的是这个陈述,即只要它们在抽象性中被严肃地对待,那么原则上就可以摆脱任何控制 :一切无差别的东西,都很容易被正确地保留。因此,从这个问题的具体科学困境中保留下来的教条信念,通常都会被免除,因为它有意无意地以观念过程与物质过程之间的普遍脱钩为前提,并忽视甚或否定心理环节的复杂作用。


如果人们以下列方式提出问题,那情况则是不同的。即在一个确定的社会团体中,在一个确定的时间段上,在确定的国家中,如何证明这个团体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它的单个成员心理结构的变化和作为整体的社会对其成员的作用,以及从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和设施之间的内在关联。然后进入眼帘的是,引导现实研究活动的可能性,并且这些研究活动应该成为社会研究所的攻关项目。首先,我们想使它们与特别重要的和标志性的社会团体,即德国高水平的工人和职员发生关联,紧接着也和欧洲其他发达国家的相关阶层发生关联。


为了给你们关于最重要研究路向的总括性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概览,今天的时间几乎是不够用的。在这条道路上,独立的研究人员必须仅仅追随研究共同体,为的是最先获得研究现存社会关系问题的经验材料。当然,公共社团的材料等代替了公开出版的统计资料的数据分析,以及有关组织和政治协会的报道。它们只能出现在与经济总体状况持续分析的内在关联中。此外,它需要对出版物和文献进行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深入研究,这不仅是因为对社会研究所现状进行描述的价值,而且因为那些文献的理论结构———借此,它们能够对社会研究所成员发挥作用。特别重要的是,关于最为不同的社会调查方法的训练。其中,在我们的研究中,“调查表格法”被划分为不同的方式并作为富有价值的方法起作用,如果人们只知道结论仅仅是从这些表格中匆匆忙忙归纳出来的话。在我们这里,调查表格的根本意义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它应该给予研究以启发,并与现实生活保持稳定的联系 ;第二,它是为了对以其他方式获得的知识进行测试,并以这种方式避免错误。


对于这种调查表格的编制来说,美国的社会学研究做了重要的准备工作。我们接受了他们的编制方法并想继续实现我们的目标。于是,我们最大限度地使用“事实理解鉴定方法”。通过迄今不确定的有资格的鉴定者的经验来促进某些问题的解决,这是可能的,但必须靠近总是能够发现它的地方。在多数情况下它涉及到,人的实践知识对科学来说是有成效的。


此外,一个特别的工作就是,对尚未成书的现存的文献进行收集和分析,目的是为了对“日内瓦国际劳工局档案馆”( I. A. A. )特别丰富的重要的社会学材料进行科学分析。I.A. A.的馆长托马斯先生( Herr Thomas)非常欢迎我们的计划,并在他的友好推动下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当然,关于研究对象的现存的和重新出版的科学著作的方法论研究,也属于这个路向。仅有这些方法中的一个是完全不够的。不过,对一般的问题提法而言,如果将所有这些方法集中在一起,也许就能使坚持了几年并传播开来的研究成为有效的。如果 (与材料处于稳定联系中的)社会研究所固定成员不是根据自己的愿望而是根据事实来理解直观的形成,那么关键在于他们避开了任何形式的“美化;并且如果它是成功的,那么统一的意向就既要避免教条主义的僵化,又要避免陷入到纯粹经验的技术中去。


我将要结束我的演讲。在我看来,用集体研究活动来指称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是可能的。在未来几年,这些研究活动的实施应该成为社会研究所的重点。此外,要首先考虑社会研究所成员在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和工人运动史领域的独立研究活动的继续推进。社会研究所规定:社会研究所除了定期举办学术讲座、讨论课、个人报告外,同时要服务于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材建设。就此而言,当它进入社会研究所的活动时,它应该描述为大学运营的补充。社会研究所的活动有对最新状况的报道以及对教育的介绍,这种教育与在阐释意义上以哲学为取向的社会研究的要求相符合。我只是简单勾勒了所有这些特殊的任务。另一方面,我本人关于细节的简短报道,似乎弱化了对基本原则的回忆。如此一来,这个讲座仿佛就成为社会哲学特有困境的象征。我认为,社会哲学的困境就在于,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理论构想与个人经验如何能够相互渗透。我相信,我的阐释在这个方面是不充分的。但如果我可以期望您对它怀有宽容之心,那么我也希望您对社会研究本身抱有善意并加以信任。格律恩堡在社会研究所落成典礼时就说过,每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受到世界观的引导。在社会研究所中,起引导作用的世界观也许是始终不渝的意志,而不是服务于真理的考虑!


附录:《社会研究杂志》创刊号前言


“社会研究( Sozialforschung)一词并不需要科学的地形图,今天,要在科学之间划出一条新的界线,本来就是十分可疑的。对于最为不同的事实领域和抽象层面的研究,在此意味着,通过它们应该促进作为整体的当代社会理论这个意图而放在一起加以对照。可是,根据这个联合的原则,对于不受限制的严肃经验的具体研究,鉴于理论的核心难题,而和服务于《社会研究杂志》的社会研究区分开来,正如纯粹的事实描述与“远离经验的”结构区分开来一样。社会研究追求整个社会过程的知识,因而前提就是,在表面混乱的事件背后发现与概念相关的有效权力结构。在社会研究中,历史不被看作是纯粹任性的现象,而被看作是占支配地位的动力学法则,因而关于历史的知识是科学。但是,它以特殊的方式依赖于其他学科的发展。为了达到根据总是可能的洞见水平来把握社会生活过程这个目标,社会研究必须使一系列专门科学集中于它的问题并致力于对它的目的的评价。《社会研究杂志》试图与社会研究一起共同完成这个任务。在其研究领域中,它所提取的、规定当代人共同生活的要素,是经济的、心理的、社会的本性。在此,它通过与具体学科的临时成果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寻找对其目的来说富有成效的思想而与哲学研究区分开来。从逻辑上看,这些思想中还包含着未弄清楚的问题。社会研究原则上相信知识的不可终结性。可是,所谓的世界观问题和哲学问题的探讨,并未因此从其研究领域中析出,因为不是对某些专业的归属性,而是对社会理论而言的重要性,规定着研究对象的选择。

因此,作为专门科学的社会学与社会研究叠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在一起,因为尽管社会研究像社会学一样指向社会问题,但其研究对象也出现在非社会学领域中。可是,与社会学家在科学兴趣中对经济领域、心理领域、历史领域本身做出的贡献或启发相对应的东西,在这里完全是有意义的概念。在论文中,关于社会学与《社会研究杂志》追求之间的亲缘性方面,在严格意义上也被剪切为社会学问题。但是,对当代社会学理论赞同或反对的表达,在《社会研究杂志》 (特别是第 1)以后也必须回到关于事实的讨论中。在讨论中,应对其他人的贡献表示极大尊重。


社会研究的部分难题在于具体的文化领域、它们的相互独立性,以及变化的规律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解决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与历史需要相对立的社会心理学的训练问题。对它的促进,应成为《社会研究杂志》的特殊任务之一。在这里,对哲学问题、心理学问题、经济学问题、社会学问题的一般理论研究,替代了对当代社会的和经济的具体问题的特殊研究。就此而言,社会研究就与纯粹的描述区分开来了。社会研究试图在历史的内在关联中把握被研究的对象,因而它常常具有假说特征。这特别适合于社会研究所领导的研究的临时性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应当体现在《社会研究杂志》中。有些研究成果曾经表现为错误的,但对未来修正的前景不可以阻挡这个尝试,即将不同科学的辅助手段应用于当代社会问题及其矛盾,并以与当代获得的知识之一相应的方式来把握(对社会生活的功能和变化来说的)重要过程。

如果《社会研究杂志》首先对准当今时代的历史过程理论,那它就不仅需要理解当代,而且需要对理论辅助手段以及能够延伸到最为不同的阶段的历史研究进行测试和训练;可是,它维护与现实难题之间的内在关联。同样不可缺少的是,关于社会过程未来方向的研究,只要它与当代难题处于内在关联之中。这样,如果不研究对在计划调节经济中萌生出来的趋向,那么关于当代社会的认识就是不可能的。因而,要特别关注那些在今天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历史文献中起重要作用的问题。


社会研究通过指向当代人的现实而与所有(以尽可能大的普遍性和内容广泛的观察为取向的)精神事业区分开来。它不能放弃所有类型的总括性的概念形成与理论前提,但与当代形而上学主流相对立,它的理论并不排除通过经验研究而继续澄明和有理由的矛盾。这样,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就不缺乏内容广泛的概括,但它可以使之在任何地方都成为封闭的,并取代已经被解决的问题。


在方法论上,社会研究也将按科学标准规定的义务与政治标准规定的义务区分开来,它强调自己的知识要求对所有世界观考虑和政治考虑的独立性。这并不意味着,它幻想任何科学进步都可以脱离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是意味着,知识本身表现为自我满足的和并非一致的。但是,正如历史也能进入所有理论中发挥作用一样,社会研究成果必须经受住理论标准的考验,如果它应该在现实中得到保障的话。

社会研究所特别感谢希施费尔德出版社。尽管该社今天的处境也很困难,但它还是使《社会研究杂志》的出版成为可能。该社除了新目标的要求外也关心,如何能够继续实现“格律恩堡档案馆”的某些任务。《社会研究杂志》自以为比作为档案馆的“续篇”能够提供更多的东西。


注释:


Immannuel Kant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Akademie-AusgabeBand Ⅵ,S 223

Vgl G W F HegelGrundlin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S352

⑶⑷⑸⑻⑼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Hegelder WeltgeschichteBd,Ⅰ,Hg

Georg Lasson Leipzig1920S77S 76S 76S 58S55S 83S

91

⑹⑺Vgl G W F HegelGrundlin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S189 ZusatzS

182 Zusatz

Hermann CohenEthik des reinen WillensAufgabe3Berlin1921S 8

即以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译者注

在此霍克海默用的是( die Philologie)一“语文学”词,而非“哲学”( die Philosophie)。结合上下文,译者认为有误,故改之。————译者注

科内利乌斯( Hans Cornelius),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曾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教授、霍克海默博士论文指导教师。————译者注

“日内瓦国际研究机构档案馆”(I A A )是社会研究所在日内瓦设立的一个分支机构。———译者注


(本文是霍克海默于 1931年出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第二任所长时的就职演说,附录部分为 1932 6月《社会研究杂志》创刊号前言,译自Max HorkheimerGesammelte SchriftenBd3Hg. von Alfred SchmidtFrankfurt /M. : S. Fischer1988SS. 2035。译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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