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研究内容而言，20世纪80年代主要聚焦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即以卢卡奇为肇始人的西方左翼思想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上；90年代扩展到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如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波兰的“哲学人文学派”和捷克的“存在人类学派”的研究上。21世纪初以来，进一步扩展到对俄罗斯、古巴、越南、朝鲜，乃至澳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上。当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最具思想上的原创性的仍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就学科发展而言，复旦大学于2000年建立了本研究领域中唯一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主编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6辑，现为CSSCI系统刊物），2004年复旦大学又建立了本研究领域中唯一的985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同时设立了全国第一个自主招生的博士点，并于2007年开始编写《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年度报告》（2007、2008年度报告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学院和哲学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黑龙江大学等单位，也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和研究上做了大量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全国建立了21个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博士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升格为其中的二级学科。三十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一个边缘性的学术课题上升为一个重要的二级学科。这本身就表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引起了理论界的普遍重视。下面，简要地叙述三十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聚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中，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理论关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它直接决定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实质的理解。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常被研究者们称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他们的见解，马克思理论深受黑格尔的影响，甚至他本质上就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与此相反，以德拉-沃尔佩、科莱蒂和阿尔都塞为代表的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则被研究者们称为“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他们的见解，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理论见解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完全“断裂”的关系。这种见解肯定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在理论上的根本差异，但又把这种差异无限地夸大了。它无法解释，在19世纪60、70年代，当黑格尔理论在德国成了“一条死狗”时，为什么马克思要公开宣称自己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
其实，真理性的结论正蕴藏在对上述两种对立见解的扬弃中。一方面，马克思的许多论述表明，他的理论和黑格尔的理论之间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马克思的一系列论著，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巴黎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表明，马克思对黑格尔理论进行了透彻的批判。这些论著告诉我们，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根本理论差异是：黑格尔主张，思维与现实生活是同质的，因而可以从思维推论出现实生活；而马克思则主张，思维与现实生活是异质的，应该从现实生活出发重新解释思维的全部活动。也就是说，前者的基本立场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后者的基本立场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此可见，正确的结论是：马克思与黑格尔在理论立场和见解上是根本对立的，但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正是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和其他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历史规律与革命实践的关系
众所周知，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本来，历史规律的发现应该为革命实践活动提供可靠的基础和依据，然而，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那里，马克思所发现的历史规律被绝对化了，仿佛无产阶级没有必要去从事任何实践斗争和革命活动，只要坐在那里，等待历史规律自发地起作用就行了。研究者们通常把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所坚持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称之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即无须诉诸任何革命实践，只要等待科学的历史规律自己发挥作用就可以了。显然，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阉割了马克思理论所蕴含的革命精神。
事实上，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正是在反对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这种错误思想倾向的过程中问世的。事实上，书名中的“历史”指的就是历史规律，而“阶级意识”指的就是无产阶级的对革命形势和实践活动的自我意识。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必须唤醒自己的阶级意识，通过革命实践活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以争取自己的解放。当然，革命实践活动必须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则，就是堂·吉诃德式的无效努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葛兰西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哲学”，并主张以“阵地战”取代“运动战”，以获取对市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领导权，而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则集中阐述了马克思关于革命实践的理论。
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众所周知，意识形态概念是由法国启蒙学者托拉西最早提出来的，他把意识形态理解为“科学的观念”，使之与传统社会的种种偏见对立起来。但以托拉西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家”当时就被拿破仑指责为“空想家”，因而人们常常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个贬义词。后来，马克思把统治阶级的总的思想体系称之为意识形态，并强调意识形态总是以扭曲的，甚至颠倒的方式表现着现实生活。恩格斯则干脆把意识形态称为“虚假的意识”。到了列宁那里，意识形态的含义被中性化了，只用来表示某个阶级或某个社会的思想体系，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等等。
为了消解拉法格等人把马克思理论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倾向，卢卡奇以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注重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卢卡奇主张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来对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葛兰西提出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著名学说，强调在西方国家中，如要发动革命，就应该先夺取资本主义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阿尔都塞则把“科学（理论）”与“意识形态”尖锐地对立起来，并运用这一对立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
最引人瞩目的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深入地探索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颖关系。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哈贝马斯。他在1968年出版的《技术与科学作为意识形态》一书中对这一关系做出了原创性的论述。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意识形态主要涉及到政治、法律、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领域，并不包含关于科学技术方面的思想观念。而哈贝马斯则告诉我们，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不仅成了第一生产力，而且其观念形态也成了意识形态中最核心的部分。如果说，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必须借助于“君权神授”这样的神秘主义观念来为统治阶级的合法性辩护，那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则直截了当地从科学技术的观念形态中抽取出“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原则，把它们视为统治阶级合法性的依据。如果说，在托拉西那里，意识形态作为“科学的观念”与种种传统的偏见相对立，那么，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观念形态本身成了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物质形态成了第一生产力，而其观念形态则成了意识形态。哈贝马斯的观点启发我们，必须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与其整个理论架构的关系做出新的反思。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西方兴起了一股强大的后现代理论思潮，其焦点集中在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理解上。在这一研究中，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哈贝马斯坚决反对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划出一条鸿沟。在他看来，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他主张通过自己的交往行动理论和商谈伦理来反思并修正现代性。韦梅尔大致认同于哈贝马斯的见解，他呼吁坚持现代性，并通过对工具理性的超越和对新的伦理生活的倡导来纠正现代性的种种弊端。与他们的见解截然相反的是，利奥塔认为，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中。在现代性语境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宏大的叙事”，如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而在后现代语境中，“宏大的叙事”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则是“细小的叙事”。深受利奥塔影响的罗蒂也把哲学区分为“大写的哲学”和“小写的哲学”，而在他看来，后一种哲学则构成了所谓“后哲学文化”。被研究者们戏称为“后现代主义的牧师”的鲍德里亚，也通过对所谓“消费社会”和“符号交换”等新因素的强调，强调了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断裂关系。
其实，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都蕴含着两重性。就现代性而言，它注重的是人们在宏大叙事上如何达成共识，却忽略了他们在生态状态和诉求上的差异性。同样地，就后现代性而言，它注重的是人们在生存状态和诉求上的差异性，却忽略了宏大叙事存在的必要性。比如，“保护生态环境”、“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等就是后现代语境中的宏大叙事，人们对此必须达成相应的共识。由此可见，在后现代语境中，宏大叙事并没有消失，而是改变了自己的内涵。总之，应该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来解读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不应该把它们割裂开来并抽象地对立起来。
新的社会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从20世纪后半叶起，国外兴起了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如全球化运动、生态保护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反对种族歧视运动、后殖民主义批判运动、民主社会主义（即所谓“第三条道路”）运动等等。所有这些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人所共知，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甚至出现了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面对这些运动和挑战，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做出了自己的回应，而这些回应本身也构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
试以生态保护运动的挑战为例。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乃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些问题上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但在他们的著作中，这个问题还没有被主题化。事实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以下的理论预设的基础上被表述出来的，即环境和资源是可以无限地被开发并利用的，而生产规模也是可以无限地加以扩大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系列报告提出，人类的环境、资源和生产都有自己的限度，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高兹、本·阿格尔、莱易斯和佩珀等，也都主张把生态学的视野引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表述中。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表述中，必须植入生态学的理论预设乃至整个语境。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使用的“发展”概念将在当代通行的“可持续发展”的含义上重新得到阐释。
综上所述，三十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在我国取得重大的发展，而大陆学者与港澳台学者之间的对话、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直接沟通，又为这一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我们相信，过不了多久，国内、国际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实质性的、全方位的对话的可能性就将化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