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全集》中期著作中文版新书发布会在复旦大学举行

为深度研究和挖掘杜威思想内涵提供第一手资料

由复旦大学刘放桐教授主编、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组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杜威全集》中期著作集（共15卷）中文版新书发布会暨“杜威与实用主义”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年底在沪举行。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阚宁辉，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建中，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杜威全集中文版主编刘放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杰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和《杜威全集》常务副主编汪堂家教授以及来自全国十余所著名大学和科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约80人参加了此次译著发布研讨会。会上，本报特约记者采访了《杜威全集》中文版主编刘放桐和常务副主编汪堂家教授。

记者：杜威是享誉世界的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二十世纪最具国际声誉的思想家之一。请谈谈《杜威全集》的出版背景和翻译过程。

刘放桐：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浙江一家出版社就建议我领头翻译《杜威全集》。但那时感觉时机还不成熟。2002年，在复旦召开的中美哲学家对话会上谈到了翻译《杜威全集》的设想，随后与美国杜威研究中心主任Larry Hickman 教授等人就引进《杜威全集》的具体事宜达成一致。2004年，华东师大出版社的朱杰人社长（现任董事长）和时任华师大校长助理的童世骏教授（现任华师大党委书记）多次建议我领头翻译《杜威全集》。同年，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成立，第一项工作就是开始翻译《杜威全集》。《杜威全集》中文版早期5卷于2010年问世，中期15卷近日付梓，而晚期17卷和索引卷有望在2014年面世。这套中期著作集按照年代顺序收录了杜威从1899年至1924年期间的几乎所有作品，系统呈现了杜威广泛的学术兴趣与整体思想。这套全集由我任主编，俞吾金教授和童世骏教授任副主编，汪堂家教授任常务副主编。

记者:杜威的语言比较难懂,他的思想也比较深奥,请谈谈杜威的核心思想及其国际影响。

刘放桐：杜威的语言的确难懂,这一点是学界公认的事实。他在各个领域的思想均与他的哲学有关，甚至可以说是其哲学的直接体现。他早年受黑格尔主义影响，在转向实用主义哲学之后，虽然抛弃了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但仍然部分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他的哲学有一个重要特点：关注实践和社会生活。他的哲学有许多名称，如“工具主义”、“实验主义”、“经验自然主义”。这是因为它强调实验和探究方法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强调思想的真理性在于它能充当行动的工具，强调经验就是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行动和实践。但实践在他看来是以改进人的生活条件，促进人的能力的提高并增进人的福祉为目的。人在经验中是与自然连成一体的。他写了《哲学的改造》，反对传统的二元论，也反对实体性的形而上学，反对脱离现实的生活世界去谈论抽象的概念，强调哲学的活力不在于建构思辨的体系，而在于超越心物对立、主客对立、人与自然对立的实际行动。他也反对传统的个人主义，主张在共同体中培养和发挥个人潜能的新哲学。他的哲学适应并引领了西方哲学由近代向当代转变的潮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某些相通之处，尽管两者毫无疑问有重大差异。他强调从整体和联系的眼光去看待各种事实和事件，用连续性的观点和发生论的观点去看待生活世界，乃至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张扬民主与科学，强调科学精神对于社会改造的重要性，他也强调道德教育和美育的重要性。

杜威的哲学影响是多方面的。桑塔耶拿曾说，美国人是天生的实用主义者。富兰克林和杰弗逊等启蒙思想家已经为实用主义的出现做了思想准备。实用主义虽然不是美国唯一的哲学，但是是最有美国特色的哲学，也是最能体现美国精神的哲学。强调实效是美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强调行动而不仅仅谈论理念也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特点。而这恰恰也是杜威和其他实用主义者极力要强调的东西。杜威很强调探究和实验，这一点也反映在美国文化上。杜威实用主义的最大特点之一是把哲学从玄虚的王国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其主旨是从人的需要出发，从有用性出发去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一种理论如果不能解决人的疑难和困惑在许多实用主义者看来是没有价值的。当然，这里的价值要从广义上去理解。在美国国内，杜威的思想对哲学的影响当然很大，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新实用主义就是在继承、改造和发展杜威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甚至还有“新实用主义”以及“分析的实用主义”这样的说法。杜威强调艺术即审美经验的观点对美国的文学艺术也很有影响。总之，杜威的哲学思想体现了美国的文化气质，对主要的人文与社会学科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记者：作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一员，请谈谈杜威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他的教育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影响。

汪堂家：已有一些著作和文章专门论述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顾宏亮、张宝贵、章清、张汝伦、徐陶、元青等等学者就专门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首先。杜威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影响很大，他在中国的讲演常常爆满。陈独秀亲自主持过他的讲演，毛泽东也去听他的讲演。当杜威在长沙讲演时，毛泽东当过记录员。孙中山专门与他讨论“知难行易”问题。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号上曾把杜威的实验主义称为世界上的最新思潮。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口号无疑体现了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杜威倡导的探究方法对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的改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红楼梦》研究和中国代古史研究就是受益颇多的两个领域。接下来，我们不能不谈谈他在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影响了。他的教育思想，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对我国的影响也最大。这不单单是因为他的许多学生在中国进行教育改革时贯彻了他的教育思想，而且是因为他倡导的教育观念对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颇有吸引力。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胡适、陶行知、蒋梦麟和郭秉文这样一些教育家都是杜威的学生，他们都积极在中国推广和实践杜威的教育理念。大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一些办学方针至少在理论上受到过他的影响，我国一度有建实验学校的热潮，有些学校干脆被命名为杜威学校。在上个世纪20年代，民国的课程改革大纲也吸取了他的建议。蔡元培就很推崇他的美育、智育、体育与德育统一的教育观念。强调学生的自我管理就是杜威的理念。建立各种学生社团的想法就是基于锻炼学生自我组织能力和自我完善能力的目的，这也是杜威倡导的民主治校的理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杜威强调“教育不是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就是生活本身”。这一句话甚至成为美国有的大学的招生广告用语。他也强调男女平等，主张男女同校，反对男女隔离的教学方式，原因是他认为社会生活本来就不是男女隔离的，也不应当如此。他的这些想法在中国后来得到了成功的实践。杜威提出过“在做中学”的观点，强调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大家知道，陶行知原名叫“陶知行”，正是在杜威强调行动的思想的影响下，他改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后来熟悉的”实践出真知”的口号也与杜威强调实践和行动的优先地位的思想一脉相承。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眼光看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教育改革，我们常能看到杜威的影子。这一点，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事实。

记者：请问你们接下去还有哪些计划？38卷《杜威全集》的翻译出版无疑是我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请谈谈其翻译出版的学术和社会意义。

刘放桐：我们有多方面的计划。简单地讲，一要出成果，二要出人才。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除了翻译《杜威全集》中文版之外，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还会以此为契机，主编《杜威全集补遗》数卷，主要收集近些年在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尚未收入《杜威全集》中的文稿（其中包括他在中国的多份演讲稿），美国方面正在编辑杜威的书信集和讲演集，我们也打算把它们都翻译出版。这一工作如能顺利完成，那么中文版的《杜威全集》将成为世界上收录杜威著作最全的版本。与此同时，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正在策划出版一份《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辑刊，争取每年出一本；另外，我们还想出版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书系，集中出版我国近些年来的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的成果。我还希望依托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培养和造就一批人才。世界上有7个杜威研究中心，有些国家是以它作为对外交流的平台之一。我们也应当如此。这有利于促进不同国家，特别是中美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也有利于我们吸取别人的优秀成果，丰富我们的思想与文化。

汪堂家：中文版《杜威全集》的问世创造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多个第一：是第一个《杜威全集》的外文译本；近几十年来仅次于《大英百科全书》的篇幅最大的整体翻译作品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单个哲学家的著作的最大规模的整体翻译之一；集全国诸多著名高校、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协同译校的一次尝试。它不仅为研究杜威本人及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提供了完整而可靠的资料，而且对研究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对了解中国“五四”前后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变革，特别是教育变革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杜威参与了中国、土耳其、波兰和墨西哥等国的教育改革设计，《杜威全集》中文版的出版对研究二十世纪的教育史和国际关系史也很有价值。

杜威几乎涉及当时美国学术的大部分领域。他做过美国哲学学会主席，心理学学会主席，美国教授协会主席，还发起对美国是否应当加入国际法院，美国是否应当加入“国联”的运动。杜威还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二战爆发后，他是发起对日宣战的著名社会活动家之一。他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并为中国的社会变革，特别是教育变革、文化变革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贡献了宝贵的思想和智慧。《杜威全集》中文版的最终问世，也将为促进我国的文化建设、促进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以及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作出贡献。

（来源：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