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
采写/本报记者 曹静
当“城市文化该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宏大抽象的问题放在面前时，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俞吾金首先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表述自己的思考：
“城市文化的发展就好像一辆向前行驶的机动车。先要给它确定一个明确的目的地，接着，必须为它的行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最后，又要保持车身在行驶中的均衡，使之不侧翻，永远向前。 ”
目标、动力、均衡，俞吾金教授从城市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三大要素着眼，畅谈自己对上海文化的思考。
建设国际大都市，就要达到与国际大都市相适应、相匹配的文化水准
解放周末：机动车有它的目的地，城市发展也离不开目标定位。上海提出到2020年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对这个目标定位我们该怎么理解？
俞吾金：根据国家对上海的战略定位，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成为与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相适应、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大都市，文化就是蕴含其中的一个维度。
文化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背景”，就好像鱼在水里，水是鱼的背景，空气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一样。上海要建设国际大都市，就要达到与国际大都市相适应、相匹配的文化水准。否则，就像成年人穿小孩衣服，是不协调、不适当的。
解放周末：怎样的文化才和“国际大都市”这个定位相匹配？
俞吾金：比如，经济开放，文化相应地就应该是多元化的；物质繁荣、社会现代化了，人们的价值观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同样地，在现代价值的导向下，传统也会发生相应的嬗变，以便不为现实生活所淘汰。
于是，这就涉及到传统文化如何进行改造的问题，即传统文化在现代都市里是否实现了转型。比如，在儒家文化中，“孝”是一个基础性的、核心的概念。在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为特征的传统社会结构中，父亲对儿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父亲犯错则“子为父隐”，父亲去世则儿子必须守孝三年。然而，在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首先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其次才是儿子、女儿。父亲犯罪，儿子、女儿都不应该包庇窝赃。现代社会也讲“孝”，但其内涵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它与不分青红皂白的“子为父隐”式的“孝”存在着原则上的差异。
解放周末：我们需要对传统价值观进行重新反思和评价。
俞吾金：是的。我们生活在传统之中，而传统则是面向今天的。在德语中，除了“Tradition”这个词，“Herkommen”以更传神的方式展示了传统之本质。前缀“her”表示“这里”，词根“kommon”表示“来”，也就是说，传统就是“来到这里”、“延续到今天”的意思。而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到今天，因为它自身处于不断的变化中。比如，当代有些学者把中国古代人文精神阐释成完美无缺的观念体系，其实，它至少蕴含着两种今天必须被抛弃的思想毒素，即男尊女卑和等级观念。
文化，无论是本土传承下来的，还是外来的，都要根据当代生活世界的客观需要进行转变。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林毓生先生就曾经提出过“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的新观念，即必须先确立与当代生活世界的客观需要相适应的客观价值标准，然后，从这一价值标准出发，对一切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进行批评性的改造，使之切合当代生活世界的客观诉求。像上海这样的城市，要拥有与“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文化维度，就必须确立起这样的价值标准，以展示市民的价值自觉与城市精神的伟大。
没有把握当代生活的本质，试图借助于外在的夸张去获得“小金人”，是根本不可能的
解放周末：设立正确的价值坐标，取其精华，剔除糟粕，这是否也是现代人在面对传统时应有的文化态度？
俞吾金：对，我把这样的文化态度称作“自觉的当代价值意识”。近年来，不少以历史为题材的影视作品登上了银幕和荧屏，有些大牌导演为此而呕心沥血，作品一上演，他们就开始在世界上各个领奖台前奔来奔去，但每次都落空了。其实，他们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编导的宫帏政变、后妃争宠、君臣斗法、机巧权术、武林争霸等主题，实际上颂扬的价值观是皇权至上、等级观念、男尊女卑、江湖义气、好勇斗狠等，是与我在上面提到的当今时代的客观价值需要格格不入的。这充分表明，他们缺乏自觉的当代价值意识。尽管他们编导的作品在形式上可谓漂亮、场面很大，但是毫无思想内容。
解放周末：这是由于他们不理解历史还是不理解当代造成的？
俞吾金：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首先要理解当代，才有可能合理地阐释历史。理解当代，也就是理解当代生活世界的本质，即与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相匹配的价值观念。只有把这样的价值观念导入到对历史题材的选择中，与这些价值观念具有亲和性的历史资源，如民贵君轻、追求公正、珍惜生命等等，才可能向编导们源源不断地开启出来。为什么包公、海瑞、狄仁杰这样的影视作品会有较高的收视率？因为它们与“公正”这个当代最根本的价值观念具有亲和性。
解放周末：但事实上，更多的导演、编剧恐怕没有好好研究过当代社会。
俞吾金：在导演和编剧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幻觉，即他们以为自己是当代人，最了解的是当代。实际情形正好相反，他们最不了解的恰恰是当代。正因为他们不了解当代，所以才缺乏自觉的当代价值意识，才会在价值归宿迥异的历史题材中迷失方向。
解放周末：这会导致怎样的结果？
俞吾金：当一个编导或导演还没有对当代生活世界的本质加以把握并确立自觉的当代价值意识之前，就匆匆忙忙地扑向各种历史题材，比如把历史上某个宫廷中一场平庸的三角恋爱展现在当代受众的面前，尽管3D技术、宏大场景、绚烂色彩的背景、蒙太奇手法一下子吸引了受众的眼球，但并不能掩饰作品本身的苍白、无聊和空虚，也不可能提升作品的内涵。相反，像鲁迅先生的小说《药》，虽然切入点很小，但通过对华老栓和他的儿子的故事的演绎，透显出整个时代的悲剧，因而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现在，那些场面宏大而内容空洞的影视作品，看过以后却根本没在脑子里留下任何东西。不反思自己的艺术观，没有把握当代生活的本质，试图借助于外在的夸张去获得“小金人”，是根本不可能的。
解放周末：相反，编导们如果拥有了自觉的历史意识，新的、无限丰富的历史素材将在他们的眼前展现出来，必定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
俞吾金：事实上，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化艺术传统，在《诗经》、《楚辞》、汉诗十九首、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和戏曲等文学艺术作品中，在正史、野史和各种民间传说故事中，蕴藏着大量与当代价值观念具有亲和性的素材。我们应该确立自觉的当代价值意识，并努力去开掘这些素材，创造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真正能够打动当代受众的作品来。不要成为卡夫卡笔下的那个可怜的土地测量员，他只是围绕着“历史”这个城堡兜圈子，却从来没有真正地进入这个城堡之中。
有些编导和导演评不上奖，就抱怨评奖过程有黑幕。其实，他们首先应该反思的是，自己的艺术思想和价值观念是否正确。否则，他们还会继续生活在“以形随影”的幻觉中。
没有严肃认真的批评，城市文化的发展不但会失去推动力，也无法在质量上提升自己，创造出真正伟大的作品来
解放周末：在明确了城市文化建设的目标后，发展动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如何确保城市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主要依靠什么？
俞吾金：复旦发展研究院曾经起草过一份报告，主张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发展都应该“双轮驱动”，即调动政府和民间两个积极性。我开玩笑说，现在宝马、奔驰和奥迪的新车都采用“四轮驱动”了，在城市文化的发展中，我们应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使其获得源源不断的、强大的动力。不但要发挥政府和民间的积极性，还要发挥部委、外资（国外、境外和外地的资金）的积极性。这就是我理解的“四轮驱动”的模式。
解放周末：这指的是推动文化发展的资金来源？
俞吾金：对，这是有形的动力。对于城市文化的发展来说，无形的动力也是不可或缺的。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核心概念是“道”，道的原初含义是“路”，因而有的西方学者干脆把“道”译为“way”。可见，道的精神就是畅通无阻。试以人体为考察对象，不管是血、气、食品或排泄物在人体中堵塞起来，人的健康都会发生问题，一个城市与一个人体一样，也必须确保自己所有的“路”都处于畅通无阻的状态下。这里说的“路”，既包括像高架、高铁、地铁、航空、航海这样看得见的路，也包括电话、电讯、电传、网络等看不见的路。在所有看不见的路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沟通政府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有的路都畅通了，才能把动力解放出来，城市文化发展才会富有活力。
解放周末：这是从中国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城市文化发展的动力问题。
俞吾金：无论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处于一定约束中，因此，要把每个人身上以合法的方式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幸福的动力充分地解放出来。当然，文化中的最高层面是精神性的东西，而要使这种精神性的东西充分解放出来，“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我看来，“双百”不仅仅是主观上制定的政策方针，“双百”是任何文化在任何历史时期的发展中都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马克思说过，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在矛盾的清理中被陈述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双百”乃是城市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解放周末：“双百”体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
俞吾金：文化的创造性只有在“双百”中才能呈现出来。上海这座城市，只有让各种从属于不同流派和风格的文化艺术相互碰撞、相互争辩，才能成为文化繁荣的沃土。以前，报纸副刊上经常发表争鸣、批评的文字，现在批评性的文字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在下降，这个现象之所以值得重视，因为它会影响城市文化发展的动力。现在出现的“奇观”是：我国发表的论文的数量大概是全世界最多的，但真正有原创性的、影响因子高的，或能转化为专利的作品却寥若晨星。换句话说，大量作品停留在“低水平重复”的水准上，实际上是文字垃圾，它们可以使人们获得学位、获得职称或其他益处，但却不能实质性地推进学术文化本身的发展。
解放周末：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动力，而不是泡沫化的繁荣。
俞吾金：我认为，学术文化的泡沫花最典型地反映在下面两个现象上。一个现象我称之为“意义溢出”，即某个事物本来只有那么一丁点儿的意义，现在却被无限地拔高和夸大了，以至于在当代中国，“意义”概念本身失去了自己的意义。哪怕一个学者研究的是茶文化，他也会在论证报告中说自己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另一个现象我称之为“太空状态”，也就是“失重状态”，既然意义泛滥，所有轻飘飘的东西都变得沉甸甸的，那么，沉甸甸的东西也就变得轻飘飘了。于是，所有的事物都失去了自己的重量，变成了没有重量的泡沫。
解放周末：文化批评的缺位，和对文化批评的误解有关。有些人认为，批评是对发展的一种阻碍，甚至打压。但事实上，真正的批评是对真理的追寻、是真诚的探讨和帮助，恰恰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所在。
俞吾金：正像不能因为某人吃饭打嗝，就让全人类都停止吃饭一样；也不能因为批评中存在着问题，就干脆把批评也取消掉了。那些曾经出现过的“打棍子”式的批评，我们是坚决反对的，鲁迅先生也谴责过那种“嫩苗田里跑马”的粗鲁的批评方式，但以平等对话为基础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则是必须加以坚持的。总之，没有严肃认真的批评，城市文化的发展不但会失去推动力，也无法在质量上提升自己，创造出真正伟大的作品来。
一座城市应该考虑如何多元化地安排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
解放周末：您用机动车来比喻城市文化。当一辆车向前行驶时，驾驶员必须保持车身的平衡。上海文化发展如何保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
俞吾金：上海文化发展要保持平衡，要考虑很多方面。比如，如何与“四个中心”的目标协调起来，上海城市文化如何形成自己的城市精神和特色，如何容纳文化艺术的多流派、多风格，外来优秀人才如何引进、安置等等。在这些方面中，我这里只谈上海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至少要处理好的两组关系。一是外延与内涵的关系，二是实物与空间的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可否认，迄今为止上海城市文化建设似乎偏重的是“外延”，即城市外观上的规模、气派和风格。高耸入云的东方明珠、雄伟多姿的跨江大桥、作为中国第一高楼的环球金融中心等等，让许多游客都盛赞上海的城市建设，认为它并不逊于纽约的曼哈顿。在看到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白，还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城市文化内涵的发展上。
解放周末：您所说的“内涵”主要指什么？
俞吾金：比如，教育投入的大幅度增加，市民文化素质的提升，城市管理的科学化，规则、制度的人性化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教育和市民文化素质是城市文化内涵发展中的基础。尽管教育经费的投入近年来不断增加，但在城市总体发展经费的投入中，教育所占的份额还是相对不足，在结构和绩效上也都存在一些问题。而教育的发展是直接关系到市民文化素质提升的。因此，尽管今后上海文化的发展在外延上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我认为重点应该落在内涵发展上。与外延发展比较起来，内涵上的发展将更加艰巨，也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更持久的努力。
解放周末：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实物与空间”的关系？
俞吾金：我们看到，上海城市建设的速度日新月异。公共设施、办公大楼、民用住宅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这些越来越多的建筑物，正在不断地膨胀着，蚕食着上海有限的空间。过多的高楼大厦不仅遮住了蓝天、阳光和从郊外吹来的新鲜的空气，也会阻断人们对历史的回眸，束缚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逼仄封闭的居住空间中，孩子们失去了天真和童趣，也会失去思想上的敏感性和艺术上的灵动性。
解放周末：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会形成一种钢筋水泥森林的现象，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俞吾金：人们要生活，当然不得不在大地上建造各种实物，尤其是建筑物。但人们应该明白，充分的公共空间对人们精神的健康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座城市应该考虑如何多元化地安排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
很多国际化大城市，都给民众留下了尽可能多的公共空间。在纽约，寸土寸金，却把市中心多个连接着的街区打造成了“中央公园”，为每个市民留下了闲逛、嬉戏、休憩之处；我在法兰克福生活过两年，这个城市的公路边上就是原始森林，有自行车道供人休闲、和自然亲密接触；再看法国，巴黎圣母院就有两个空间———外面的广场，里面的教堂，里面的教堂安顿灵魂，外面的广场安顿日常生活。同样，我们的城市应该有勇气和魄力，为普通市民们，为我们的后代留下更多公共空间。无论是空灵的庄禅境界，还是伟大的人文情怀，只有依托博大的公共空间，才能真正启动。
载《解放日报》2012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