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代社会的一个内在维度”学术工作坊顺利举行
2019年11月23-24日，由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和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办公室联合主办的“社会主义：现代社会的一个内在维度”学术工作坊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401会议室举行。来自德国“批判的社会分析研究所”、德国弗莱堡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参与了本次工作坊。
汪行福教授主持了开幕式。Jan Turowski教授和张双利教授分别介绍了中外双方的与会学者并作了开幕式发言。图罗夫斯基教授简要地概述了中国与欧洲思想对话的意义，强调本次工作坊作为社会主义工作坊的第二次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张双利教授指出，本次工作坊不仅仅局限于哲学学科内的交流，更有来自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文学院等学科的学者一同讨论；同时，希望通过中外学者之间实质性的交流讨论，在社会主义的主题上探索理论框架，支撑来自不同学科、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的学术对话。
第一场会议由陈学明教授主持。Michael Brie教授的发言讨论了为何要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和可能的理论进路两个问题。对第一个问题，他认为，现在的社会理论遇到实践和理论双重挑战，实践上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在许多问题上失效，理论上是如何理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的模式。而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公私之间的关系。接着他分析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再生产模式，他指出，这一模式的良好运转需要依赖资本和市场的自由调节以及以公共性为原则的系统性调节；新自由主义模式压抑了后者，而社会主义由于其对于团结的强调对于后一种原则特别重要。他认为中国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两种原则的平衡，我们需要为中国和西方两种模式找到其共同的理论框架。孟捷教授的报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反思，他首先区分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1.0理论、以李斯特和凯恩斯为代表的市场经济2.0理论以及不同于前两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即市场经济3.0理论。孟捷教授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包含国家经济作用的内生性维度和外生性维度两个部分，国家的内生性作用旨在克服市场失灵；外生性维度涉及更进一步的两个问题，一方面意味着维护和巩固特定阶级关系和权力的再生产，另一方面意味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公有制等制度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孟捷教授强调国家经济作用的外生性理论和内生性理论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两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的整体。在就本场会议内容进行简短讨论之后，与会学者到光华楼前进行了合影。
第二场会议由郇庆治教授主持。陈学明教授在报告中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最新发展态势进行了评析，他首先回顾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思潮此消彼长、相互吸收的状况；其次陈学明教授分析了社会主义思潮走出低谷、走向复兴的主要原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在其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与危机、对苏联解体与东欧易帜的正确认识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举起社会主义旗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进一步，陈学明教授阐述了资本主义思潮对付社会主义的新动向，描绘了友好沟通与误解共存的状况。Jan Turowski教授从转型话语（transformative discourse）的角度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阐释，他强调了政治话语在历史与社会转型当中的关键作用，并从政策层面、范式层面、叙事层面和认识论层面进行了讨论。Turowski教授强调社会主义作为转型话语虽然着眼于走向未来，但其可能在认知和认识论的意义上难以摆脱当下状况的纠缠，并且同样可能会被当下的权力结构所束缚；因而作为话语的社会主义应当被理解为在当下状况当中不断地为争夺领导权（hegemony）而进行斗争的话语。汪行福教授的报告首先从波兰尼的《大转型》入手，强调波兰尼所处理的“复杂社会中的自由”的问题是现代性的最大难题，对此问题的理解要返回到黑格尔对现代社会的自由的理解；进一步，汪行福教授借由波兰尼的“双向运动”概念阐述了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问题，并指出了哈贝马斯与波兰尼的理论关联；汪行福教授指出可以借助于哈贝马斯的思想资源当中重新反思新自由主义的现状和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大转型”。
第三场会议由Michael Brie教授主持。刘建军教授的报告通过上海小区加装电梯这一个实例来分析落实到基层层面的社会主义的形态的演变。在改革开放前，作为计划经济的结果，这一形态表现为“单位社会主义”，其特征是政治经济社会高度一体化；职业的与居住的空间紧密结合；以及父爱主义。它在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生活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分离，演变为社区社会主义：它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关联主义，依赖政府、居民、单位等多元力量的互动才能形成良好治理。邹诗鹏教授做了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族群维度》的报告。他首先分析了以中国、日本和欧洲为代表的三种民族国家的建构路径，从而表明民族国家的形成的道路是多元的，非西方国家的族群多样性需要伦理确证。接着他详细分析了中国近代的道路选择，指出在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中国自觉放弃了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三种模式，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它将现代国家理解为是一种多民族的国家。再次，邹教授借助亚洲的地形图分析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的内卷化特征以及其和谐共生的基调。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传统上中国是家国同源，所以没有严格的部落-族群的变化。最后他分析了现代汉语中存在的将国族、民族与族群混淆的现象。郇庆治教授做了题为《中国的增长经济及其生态影响 — 十年之后》的报告。他的报告要回答两个问题：如何描述今天中国经济的特征，绿色增长、生态文明是否是一个真正的选择。对第一个问题，他认为，我们可以从目的、是否受到社会控制、是否可逆转这三个标准可以区分经济增长和增长经济。其对生态问题的意义在于，增长经济意味着环境问题无法真正解决。他认为在中西部地区：适当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和可以维持的；而在其他地区则可以适当降低增长率，优化经济结构。对第二个问题，他认为随着执政党的环境政策和能力的变化，特别是一套有效的督查机制的形成，环境的确在逐步改善。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在第四场会议中，Ingar Solty博士通过Skype发言。他通过分析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应对方式指出，可能只有社会主义可以防止极右翼的产生，因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必然导致统治阶级的危机。然而何种社会主义依然需要得到界说，尤其是如何协调国家资产与私有财产的比例，以及国家治理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讨论。梁展教授的发言讨论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19-20世纪的发展过程。面对奥匈帝国内部的民族矛盾，不同于列宁的基于固定空间的民族区域自治，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的学说，以共同的心理文化特征来定义民族。他们认为民族冲突的实质是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力、要求平等权利。而这一学说的后果是导致民族隔离。吴新文教授的报告讨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重合法性，首先辨析了中西对于“合法性”的界定，进一步革命合法性、文明合法性、绩效合法性、理想合法性的四大角度讨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强调了这四重合法性能够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获得较高认同。
第五场会议由吴新文教授主持。吴晓明教授的报告讨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首先他回顾了中国的革命、现代化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并进一步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放到“世界历史”的进程当中，他强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定向的现代化事业，已开始建立起与人类之整体发展、与世界历史之未来的本质联系，正是这种本质联系，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始具有所谓“世界历史意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也正在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周展安博士提出了“中国性”的概念，以此来考察中国独特的历史实践与现实实践，挖掘自身的独特性，他围绕传统中国、革命中国、改革中国三个角度展开研究，并用“文质彬彬”来重新界定中国性，对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祁涛博士的报告以圣西门的社会观为线索，他梳理了圣西门的学说中社会科学与社会主义，指出在圣西门那里，社会科学的诞生不仅要为后革命时代的社会秩序重新立法，也要解释社会组织自我运转的科学依据，在社会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开启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祁涛博士指出，圣西门的学说既开创了现代社会学的道路，更孕育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而圣西门的学说则可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行对比研究，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第六场会议由祁涛博士主持。Georg Spoo博士从自由、平等与团结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的规范性基础，他分别讨论了自由、平等和团结的简单概念及其被落实为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状况，并进一步探讨了这些价值的整合，最终强调了社会主义应同时包含自由、平等与团结这三项价值，对社会主义的如此解读在政治上具有包容性，同时又代表着内在于现代社会的批判性维度。张双利教授做了题为《社会主义与“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报告，她首先指出马克思深化和扬弃了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并进一步揭示了市民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其中蕴含的危机；在此基础上“黑格尔-马克思问题”被界定为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物对人的统治关系，而社会主义意味着对于针对如此问题的斗争；在报告的第三部分，借助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提示，张双利教授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展开了讨论，她强调，我们没有私有制支撑下的权力关系，但在市民社会领域中我们有强大的伦理机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味着对于问题的强有力的回应；在结论部分，张双利教授强调，我们同时要注意到政治参与的问题，家庭、社会、国家三大领域的摆放问题。
张双利教授主持了最后的圆桌会议，对过去一年的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的工作计划做了展望，与会学者高度对本次工作坊给予了高度评价，本次工作坊圆满结束。
张润坤 林靖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