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克思主义，当今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有现实性?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当今人类还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向前走吗?这里，我们把当今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所产生的主要疑虑列出来，并尝试做出初步的回答。

　　第一，马克思主义诞生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了，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丧钟至今未敲响，这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失去时效?

　　马克思在生前给资本主义社会下了死亡判决书，他的全部著作主要是论述资本主义为什么会死亡以及它如何走向死亡相关的。他甚至曾经预言资本主义在19世纪就要灭亡。事实非常清楚地摆在那里，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马上灭亡确实并没有兑现。但问题在于，资本主义至今还没有灭亡不等于它永远不会灭亡，只要资本主义从总的来说还在马克思揭示的轨道上走，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在走向末途，那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死亡判决并没有错，需要修正的只是死亡的具体时间。一些人总是借助于资本主义出现了新变化来推倒马克思的结论。而且资本主义没有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马上走向灭亡，确实与出现这些新变化密切相关。那么就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些新变化，看看这些新变化是否能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死亡判决是错误的：

　　首先，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资产阶级“执行”了马克思的理论才导致的，所以这些新变化非但没有推倒，反而证明了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马克思早在生前，就已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变化，并且也已发现这些变化甚至是资产阶级作为“革命遗嘱”的“执行人”而带来的。后来的事实表明，资产阶级不断地充当一心加以扼制和镇压的马克思主义中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的“遗嘱”的“执行人”。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理想用这样一种方式，即通过其“对立面”，通过“反面的偶然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兑现。

　　其次，资本主义出现的一些新变化主要是物质方面的变化，并不属于全局性的、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就是这些变化主要是由科技革命带来的，而不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只要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的增加的整个过程，马上会发现，这与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本质上的联系，而主要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展现自身的革命力量同资本主义制度是相冲突的。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倘若换一种社会制度，科技革命完全有可能产生出更大的效用。我们没有理由把明明是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增加的“功劳”全部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账上。

　　第三，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一些新变化，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具有了说服力，更具有了客观现实性。在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时，无论如何不能忽视那些静悄悄的但又十分重要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有力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实现的客观基础在日益增加。例如，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不可能是“私有化”的，即知识不可能被一些人所垄断和据为私有，知识原则上天生姓“公”。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的客观必然性。

　　最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变化那一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始终没有变，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也始终没有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基于得出基本结论的客观社会基础依然存在。透过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变化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资本主义的那些“没有变”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始终没有变，资产阶级贪婪的本性也始终没有变。如果说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依然存在这一点还有什么疑虑的话，那么在这场危机爆发以后，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矛盾则以更为清晰的形式展现在面前。

　　第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易帜了，这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破产?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伟大实践。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相当于圣保罗在基督教中的地位，没有列宁，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从理论变为实践，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当然，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问题在于，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高高飘扬了80多年以后，在1991年轰然落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与此同时，柏林墙倒塌了，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易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开始借用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在他们看来，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不仅使人们有理由重新认识十月革命的“合理性”，而且也使人们有理由怀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这一世界上是否真正具有现实意义。

　　全部的关键在于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的原因究竟何在?如果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确实是由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付之实践而带来的必然结果，那么，人们确实有理由在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失败之间直接划上等号。但是，倘若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恰恰相反，是由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造成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把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绑”在一起，硬要把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破产呢?

　　造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近因又有远因，既有外因又有内因。但有一点必须肯定，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前苏联某些领导人放弃甚至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起码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放弃甚至背叛：其一，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放弃与背叛。面临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发动大规模的“街头政治”甚至以暴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关键时刻，面临国外一心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国外敌对势力对苏联进行西化、分化活动的关键时刻，前苏联领导人步步退却，竟然反复强调“我不能接受下述建议和意见，即我们需要专政，只有这种专政才能拯救我们”。当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的武器的时候，资产阶级却正在抓紧拿起这一武器向你进攻，当无产阶级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实施专政的时候，资产阶级却趁机对无产阶级实施专政;其二，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放弃与背叛。苏联是先“亡党”而后“亡国”。当前苏联领导人宣布苏联共产党是一个“苏联公民的全民组织”之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已消亡了。而当宣布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解体之时，由于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已荡然无存，从而也不可能遭到强烈的抵制，一切是那么地“顺理成章”;其三，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放弃与背叛。前苏联领导人在“反对精神垄断”的旗号下，让马克思主义放弃自己的理论阵地，实际上是让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解除自己的武装。特别是前苏联领导人重新把与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各种“社会主义”没有本质区别的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来对抗和取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捍卫的科学社会主义。当把这种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让人们接受之时，也就是苏联共产党亡党、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亡国之时。

　　如何看待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我们用平静的、不带任何偏见的态度分析这一历史事件，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贯穿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整个过程的，是前苏联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放弃与背叛。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从反面显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苏联的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失败。现在有许多人把苏东剧变归结为斯大林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所犯下的错误，认为是斯大林所建立的那种制度为以后的苏东剧变种下了“祸根”。这一说法有一定根据，正因为这一说法有其合理性，才为当今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加以改革提供了客观必然性。问题在于，离开了前苏联某些领导人的背叛和西方资产阶级政要的颠覆，单纯地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错误中来寻找苏东剧变的根源，肯定是片面的。再说，就是对斯大林的错误也必须要加以具体分析，斯大林之所以犯下了这些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是“遵循”而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果。邓小平在苏联解体后不久的南巡讲话中曾经针对把苏联解体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偏见，说了这么一段话：“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惶失措，不要认为社会主义就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的这段话气吞山河、鞭辟入里，正如他所言，把苏联解体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失败了，没用了，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目光如豆，“哪有这回事”!

　　第三，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在晚年对自己原先的理论做出过许多修正，这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已放弃了自己的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观点不是宗教教义，他们也不是如宗教的开创者那样的“圣人”，他们绝不是如一些宗教所描绘的那样，在某时某刻突然“大彻大悟”，一下子推出了神圣而完善的拯救人类的教义。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的学说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实践的概括和总结。他们创造自己的思想体系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这样，我们便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他们的理论观点的过程中，对自己的学说不断地加以修正、补充和完善。问题在于，他们在后期对自己原先的理论观点加以修正、补充和完善之时，是不是建立在全盘否定原先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期有没有放弃《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连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后期也已放弃了原先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抱住这一学说”不放。国内一些学者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国内一些学者常常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所写的7篇序言为根据，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期已放弃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理论。我们就在这里首先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7篇序言中对《共产党宣言》所做出的修正和说明是一些什么样的修正和说明：其一，他们对《共产党宣言》中的有些观点进行了修改。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虽然已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问题在于，因为他们当时并没有这方面的具体实践，从而他们当时不可能具体说明无产阶级究竟如何对待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中特地指出要用“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这一“实际经验”来修正《共产党宣言》中这一“已经过时”的观点;其二，他们要求在实际运用《共产党宣言》的原理时，“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并明确指出其中的个别观点已经“不适合”和“过时”。他们在《共产党宣言》第2章的结尾处，提出过共产主义革命必须采取的10条措施，他们在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中指出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其三，他们对在《共产党宣言》中个别表述不够确切的地方加以完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表述显然是不确切的，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转引这句话时于这句话的前面加上了一个括弧，在括弧中他写道：“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其四，他们把依据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而获得的新的理论成果补充进《共产党宣言》之中。《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非常关心俄国的革命运动。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他们在阐述俄国应如何根据《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来解决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之时，提出了应当怎样看待俄国农村公社的问题。

　　关键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7篇序言中在对《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做出这样的修改、说明和补充，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已从根本上放弃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 我们所看到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7篇序言中在对《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做出这样的修改、说明和补充的同时，反复申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他们强调，不管最近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他们说当《共产党宣言》在19世纪60年代初俄文第一版问世时，西方认为这件事“不过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而“这种看法在今天是不可能有了”。恩格斯明确地把《共产党宣言》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纲领”。认为“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在这里确实看不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放弃《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的丝毫痕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放弃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第四，我们现在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强调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这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已过时?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这是当今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共识。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永远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活力与魅力出自于在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当代化，也就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代实践相结合，在探索和解决时代实践的新问题的过程中用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不落后于时代而保持地勃勃生机，始终具有时代气息而保持青春活力。正因为如此，这些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把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现在强调的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新的实践。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已有了一个很好的“词汇”，这就是“与时俱进”。确实，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不可能取得中国民族解放的胜利，也不可能在民族振兴的道路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过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历史，今后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历史。

　　那么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放在创新上，是不是就意味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正确性呢?实际上，这是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但到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那里却变得复杂起来了。他们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截然对立起来，似乎强调了发展就可以放弃坚持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归结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他又把“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为“两个坚信”，即“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这“两个坚信”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第一个“坚信”，第二个“坚信”就失去了根据。我们所要“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发展”，我们所要进行理论创新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对其他什么“主义”的理论创新，我们所要加以“中国化”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中国化”。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发展”、“创新”、“中国化”时实际上已认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正确性。如果你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业已过时，那么你就根本用不到再在马克思主义的这面旗帜下做些什么，你完全可以撇开马克思主义“另起炉灶”，即另外提出一种什么新的理论，并以此作为当今中国的指导思想，或者以其他什么“主义”作为根基进行理论创新，致力于进行其他什么“主义”的“中国化”。

　　实际上，我们进入了一个陈旧的哲学研究的问题域，即真理的客观性问题。承认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有其“原道”，以及是否认可这一“原道”的正确性，说到底是承认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系客观真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首先得认可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即认可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反映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的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如果认可这一点，那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顺理成章的事。只要认可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就必然不会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纯粹相对正确的东西，即使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是“相对真理”，也同时认为这是包含有“绝对真理”微粒的“相对真理”。这就是说，不会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有“过时”、需要修正和发展的部分而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第五，人是“经济人”，都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集体本位”的基础之上，这是不是表明马克思主义系属于“彼岸世界”的乌托邦主义?

　　说马克思主义指引人们所建立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集体本位”的基础之上，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既表征一种合乎人性的，即使人的生命真正获得意义的存在模式，又是为保证这种存在模式得以实现而设想的一种特定社会制度安排。对这种存在模式和社会制度安排，马克思称之为“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尽管不可能把个人吞没掉了，不可能把个人的利益完全排除掉了，但马克思强调的重点显然是个人只有在集体中通过“自由的联合”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在马克思为人类构建的“意义世界”中，“自我牺牲”、普遍利益和集体主义占有中心的利益，马克思在“自我牺牲”、普遍利益和集体主义与“利己主义”、个人利益两者之间，认为尽管两者都是自我实现的形式，但前者比后者要高尚，从而前者更应成为人类所追求的目标。

　　以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社会理想建立在“集体本位”的基础之上，即建立在认定“人性是善的，人性可以是大公无私的”的基础之上，从而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乌托邦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自诞生那天起其反对者用以否定它的主要理由所在。反对者强调，人性不可能是大公无私的，从而以此为基础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只能存在于人们的理想境界之中，存在于人们所幻想的“彼岸世界”之中，而不能付诸于实践。它只能像天堂一样吸引凡人憧憬，而无法真正出现在人间。只是随着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为传播，这种基于人性不可能是大公无私的基本判断而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乌托邦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迷惑人。

　　把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概念曲解成是强调人天生完全受个人利益的支配，人就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新老自由主义的理论出发点。确实，如果人真的就是如此，那么建立以集体主义为根基的社会是完全不可能的。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究竟有没有可能在人间建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一种乌托邦主义，取决于人究竟是不是天生自私的。而实际上，只要我们回到马克思关于人性的一些论述上去，就不难对此做出正确的分析。马克思反对有先天的、抽象的人性之存在，但马克思并没有否定后天的、具体的人性之存在。马克思不但分析了外在的环境是如何影响和造就人的本性和人的主观动机的，而且又探讨了人的本性和人的主观动机对改变环境的能动作用。马克思努力在纷繁复杂的人类行为中寻找支配其行为的像内在的、本质的规律一样起作用的人的主观动机和人的本性。这样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是在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的：一方面分析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如何形成了资本主义时期的人那种追求自身私利的本性;另一方面又分析这种作为资产阶级普遍人性的追求自身私利的本性又如何在维护和扩展资本主义中起着作用。马克思确实看到了人的那种追求自身私利的本性，但马克思没有把人看作生来就是如此的，而是强调了这种人性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当然，由于马克思是历史地看待这种追求私利的人的本性的，从而马克思深信这种人性也是要历史地消亡的。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已经看到了另一种人性――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人性的存在，认为具有这种人性的人是已超越了个人本位而达到了类本位境界的新人，并预言这种新人总有一天在人类社会占有统治地位。而当这种新人占统治地位之时，也是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之日。由此说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臆想的大公无私的人性之上，并进而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乌托邦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第六，世界上一些人总认为目前中国实现的是资本主义，中国是靠了资本主义才发展起来的，那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成果?

　　确实，目前世界上许多人，都认为目前中国实施的是资本主义。非常有意思的是，无论是西方的一些左翼人士还是右翼人士，在认为中国实施是的是资本主义这一点上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前者因为中国“搞了资本主义”而竭力加以抨击，而后者则由于中国“正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走”就大加赞赏，希望中国一直这样走下去。实际上，这些人都对中国有着严重的误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对自己的国情正确地把握的基础上，明确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于是就推出了一系列包括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等战略与方针。从表面上看，这些战略与方针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做法没有多少差异，但实际上，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关键在于，我们把目前所做的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符合的那些事，不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而是引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方向。我们所说的“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不是其他什么社会的“初级阶段”，我们一方面不能超越这一“初级阶段”，把将来要干的事放到现在来做，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一“初级阶段”，要把现在所做的一切视为进入“高一阶级”的必要准备。尽管共产主义离开我们当前是那么遥远，尽管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但共产主义决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我们当下所做的一切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这一目标。我们不应当因为共产主义的真正实现离当今还很遥远从而就否定这一目标的存在，更不应当把眼前所做的与实现这一目标完全割裂开来。我们是在坚持共产主义的信仰目标的前提下来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符合的事情。同样是实施市场经济，我们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这一限制词。这就充分说明，我们的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极端市场经济有着实质性的区别，我们的市场经济有着社会主义这一明确的指向，我们是要把市场这种资源配置的方式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结合在一起。

　　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之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就是高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一点大概不会有人提出异议。问题在于，有些人拼命割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似乎我们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本身。要明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就，必须深刻认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本身之间的内在联系。否则将会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中国明明是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马克思主义竟然并没有随着这些成就的取得而日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张维为先生写了一部题为《中国震撼》的书，力图破解中国这30年成功之谜。他对中国这30年之所以能够崛起，正在于没有照搬西方模式，没有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思路行事的论证确实是富有说服力的。但与此同时他提出，在这30年时间里带领中国崛起的领导层是一个忠诚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集团”，正是由于他们继承了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才使中国在这30年时间里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这是值得商榷的。他所归纳的中国成功的八大特点和八大理念背后的精神推动并不是他所说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而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及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指导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开创。不错，一些西方优秀思想文化以及张维为先生所说的一些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对中国这30年的成功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起核心作用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的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来揭示中国这30年的成功之道，那肯定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一面之词，肯定属管中窥豹，盲人摸象。我们千万不能误读这30年。只有真正认识到了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特别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取得这一切成绩的，我们才能知道为了把我们的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我们下一步究竟该如何去做。

　　第七，中国目前强调对中国优秀文化的继承，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放弃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不错，只要认真阅读一下《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可知道，当今中国不但充分认识到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性，不但已经把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而且把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途径和环节。中国人民深切地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一定要加强对优秀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从这一意义上说，目前在中国掀起的“国学热”、“中国传统文化热”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问题在于，当我们强调对中国优秀文化的继承时，可否把“文化强国”，把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就等同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也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把“文化强国”，把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完全寄希望于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如果是这样，那么确实如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强调“文化强国”，强调增强文化软实力，就意味着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意味着让马克思主义“靠边站”。而事实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还是看一下《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在论述如何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时，首先强调的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确保文化改革沿着正确道路前进。这就是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提出的“文化强国”之路，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尽管这是一个重要环节，但肯定不是唯一的环节。在许许多多的环节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则是真正的核心内容。这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我们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而应当经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一个艰巨的过程，也就是说，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实施“现当代的转型”。当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必须在正确的价值取向的指导下进行，这一价值取向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当代的转型”必然是在某种思想的指引下开展的，这一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这场振兴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运动需要有一定的思想文化的引导和支撑。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种新的思想文化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可能也不应该现成地、简单地拿过来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里有一个使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当代的转型”的问题，即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转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的问题。那么，如何实现这一转型呢?这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人民早在实现民族解放的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通过引入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次“现当代转型”，形成了与当时的历史任务相符合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历史业已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发挥相应的功能，就不可能产生“新民主主义文化”。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代表曾经主要是“西化派”，但“西化派”完成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当代转型的使命，后来变为由马克思主义派在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中起主导作用。当今中国仍然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现当代转型”。

　　第八，中国人民曾经成功地把实现民族解放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结合在一起，那么如今实现民族的振兴是不是还有必要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结合在一起?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深刻地论述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何以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中国为实施民族解放的斗争何以必须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结合在一起。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的专政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一革命，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这一基本判断。中国人民确实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的解放。

　　问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以后，当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解放的基础上，进一步自觉地把实现民族振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后，还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历史已证明，中华民族的解放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取得的，那么实现民族的振兴是否可以丢掉这面旗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把实现民族解放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在今天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和还有可能把实现民族振兴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结合在一起?正是在这一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有一些人思想模糊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动摇了。有些人强调中华民族的振兴就是实现西方式现代化，而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就应当以引导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那些思想为楷模。而当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受到挫折、付出了重大代价以后，又有一些人一头栽进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全身心地企图通过重新回到“孔家店”来寻找中国之出路。不管是全盘引进西方思想也好，还是完全向中国传统文化看齐也好，就是不要马克思主义。在他们为中华民族振兴所定的“指标体系”之中，有西方思想家所说的“自由、富强、博爱、法治”那一些，也有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推崇的“仁、义、礼、智、信”这一套，就是不见马克思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描述的特征。

　　欲知中国在实现民族振兴的过程中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不要把实现民族振兴的理想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只要认真思考一下当今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否可行就一清二楚了。归结起来，当前中国主要面临以下三大问题：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自然环境越来越恶劣;其三，人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消费机器。试问，以新老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和以儒学、佛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能解决得了这三大问题吗?面对这三大问题它们真正“有招”吗?不以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资本与劳动相互关系的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上的公平理论为思想武器，能看清当今中国何以一部分人“暴富”，而另一部分人被迅速地推向社会的底层吗?不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资本与生态对立的理论出发，能把握当今中国的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之所在吗?不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能使我们从这种“单向度”的状态下走出来，并创造出一种新的人的存在状态吗?事实非常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立志要让我们的民族得以振兴、真正富强起来的人们，总得老老实实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有识之士都已深切地认识到，我们的民族振兴，我们的实现现代化，决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道路和西方的模式，如果照搬，那么我们根本“付不起这个代价”，很有可能现代化没有实现而“代价”已经把我们葬送掉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创建一种中国式的实现民族振兴、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而这一道路和模式的创造，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断然不行的。实际上，正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一优势，才有可能创建出这一新的道路和模式。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实现民族振兴比实现民族解放更需要马克思主义，更需要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结合在一起。

　　第九，既然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现在的世界是个多极的世界，是不是还有必要和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指导思想?

　　首先必须指出，我们承认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承认现在的世界是个多极的世界，这是从现实主义出发，使自己更好地利用目前的国际环境获得生存和发展。随着柏林墙的倒塌，随着冷战的结束，人类告别了“二元对立”，进入了一个多极、多元的时代，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顺应世界形势的这一变化，做出正确的判断，认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充分利用了这一难得的机遇。我们在对外关系上一再要求并希望维护这一多极、多元的局面，是完全正确的。没有这一局面，核武器的威胁就不能减少，全球资本就不能自由流动，我们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外在的舞台，我们就没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的。

　　关键在于，我们承认现在社会的多元化，现在世界的多极化，是不是就意味着放弃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是不是就意味着放弃了让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在全世界最终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一些人就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做的。实际上这是完全错误的。这里有一个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统一的问题，共产党人必须从现实出发，否则就一事无成，共产党人也不能没有远大目标，否则就不是共产党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特别强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在他们看来，共产党人是绝对不会放弃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展开斗争，但与此同时，他们在带领工人阶级进行“当前的运动”的同时，也绝对不会放弃实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最终目标，共产党人把“当前的运动”与“运动的未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当前的运动”视为整个运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共产党人是不会让工人阶级只顾眼前的利益而丢掉长远的根本利益的。非常清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使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和多极的世界中，共产党人也绝不应当放弃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共产党人是有着自己的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的。这一科学理论就是唯物史观。按照唯物史观，历史是存在客观规律的。既然客观的历史规律是存在的，那么也就能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共产主义的目标是不能否定的。而既然共产主义目标是现实的、必然的，那么我们就应当理直气壮地当个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即理直气壮地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这一点，不能随着我们现实主义地认可多元的社会、多极的世界而有着丝毫的改变。

　　无情的现实是，为了在一个多元的社会和多极的世界中，我们要维护好自己的“这一元”和“这一极”，更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当今的世界，资产阶级的政要并没有安于现状，即安于目前的地位和影响，他们每日每时都在企图让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统领整个世界，他们把自己的社会称为当今世界的“主流社会”，千方百计地让“非主流”的都纳入这一“主流”之中，而他们之所以要“非主流的”纳入“主流”之中，并不是为了让“非主流的”与其平起平坐，与其一起过“美满”的生活，而是为了更好地奴役他们，更好地控制与驾驭它们。资产阶级政要的这一基本立场，不会随着双方宣布冷战已结束而有收收敛。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就职演说中明言，他在执政期间就是要让美国的价值观念推及整个世界，对此他一点也不含糊。我们读一下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也可清楚地知道，让西方的那种社会制度和西方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念一统天下，确实是福山们的既定方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维护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要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安全，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没有其他的途径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自己宣布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了，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思想武器”，在一定意义上，也就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护身符”。

　　第十，自从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上处于低潮，那么马克思主义至今是不是仍处于被人们普遍唾弃的地位?

　　这不是一个理论论证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描述的问题。

　　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上的处境，可以按照地域分为三个“板块”来加以观察，即观察其在当今西方世界的处境，在当今的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处境，在当今中国的处境。这里，仅简单地描述一下马克思主义在当今西方世界的处境。而实际上，许多人关注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命运，主要是关心其在当今西方世界的命运。

20世纪80、9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易帜，对西方左翼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要说原先西方的共产党，就是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其他左翼力量，都程度不等地遭受挫折。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度处于沉寂。但可能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同情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诋毁者，都未曾想到，这种“沉寂”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自90年代中期起，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法、英、德、美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事实已很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像一些西方政要和右翼学者所宣称所希望的那样“行将销声匿迹”，而是“顽强地活了下来”，并且“活得很好”。即使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也以一种空前的影响力在“复兴”。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在西方世界的主要城市接连不断地召开、一系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著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杂志的相继推出，则是这种“复兴”的主要标志。正是在这“复兴”的过程中，原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又获得了新的发展，甚至还涌现了一些新的派别。

　　在西方世界原先的各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中，苏东剧变后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当属“生态马克思主义”。苏东剧变，并没有给“生态马克思主义”带来多少负面影响，相反，自20世纪的90年代以来，生态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苏东剧变后的飞速发展，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为扫除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的各种疑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人甚至把“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苏东剧变后的飞速发展视为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生的主要标志，把“生态马克思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苏东剧变后在西方世界另一个发展比较迅速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它的飞速发展同样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探讨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能不涉及“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形成与广为流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在西方世界获得了更进一步的认同和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立场，试图在作为政治与文化力量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祛魅中拯救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仍有价值的一些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法兰克福学派始终都是“主角”。在苏东剧变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也是如此。苏东剧变并没有使法兰克福学派沉寂，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成员认真反思苏东剧变留给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继承地推进他们的研究。比较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派别来，法兰克福学派在苏东剧变后对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修正的程度是最大的。但这种“修正”并不表明法兰克福学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当然也并不表明法兰克福学派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派别。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法兰克福学派实现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即主要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研究和批判，这使法兰克福学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对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历来把重心放在欧洲大陆而忽视英美。确实，这样做有一定的缘由，因为长期以来，比起欧洲大陆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深度上都要逊色得多，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出自欧洲大陆而不是英美。但是，倘若时至今日还这样做，就不合时宜了。从20世纪80年代起，特别是在苏东剧变以后，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空前活跃。可以说，无论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哪一个学术领域，英美马克思主义都在主导和引领着学术话语权;今天最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大多都属于英美马克思主义。从一定意义上，我们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苏东剧变后经过短暂的沉寂后出现了复兴，主要是指在英国和美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局面。苏东剧变后，在西方世界引领马克思主义研究复兴的是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正是这个学派组织了1995年9月27日至9月30日在巴黎召开的“国际马克思大会”，这个会议引起了轰动，打响了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西方世界复兴的“第一炮”，也正是这个学派成功了举办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国际大会”，这个会议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了高潮。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崛起并产生重大影响不仅标志着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新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整个西方世界的顽强的生命力。

　　值得指出的是，西方世界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减缓，相反呈方兴未艾之势。特别是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出现，更是把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进一步引向了深入。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人类文明发展研究”的首席专家、复旦大学教授，本文为该项目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