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正处在非常大的社会变动中。一方面，文化振荡，时代精神分裂，并在我们的精神世界引起巨大的变动；另一方面，犹如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我们的胸腔里有着两颗不同方向的心，一颗要去追究先人的良境，另一颗要紧贴官能的享受，构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矛盾、痛苦。改革开放以来，新权威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交替登场，也反映了我们思想上的不安定，正处在一种相当大的变局中。

究竟是现实中的哪些重大问题，引发了我们思想上的重大变局？第一，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并非欧洲式的自下而上的转型，而是因政府认识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必要性而推进的自上而下的转型。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法制和制度保障相对滞后。虽然每年都出台很多法规，但因为法权人格缺失，这些法规和个人往往就像油和水的关系。经济基础在转向市场经济，但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我们创造的好多东西仍处在计划经济话语的大框架中。这样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就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冲突。另外，市场的原则不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所以，我们既要适应市场经济，又要超越市场经济来看问题，以求达到平衡。

第二，每个人都有以合法的方式追求幸福的欲望，过去这种欲望多被体制所束缚，改革开放解开了这些束缚。一旦这种欲望兴起，社会又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制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就产生了大量社会乱象。社会在把人的欲望鼓动起来之后，忽视了在人文精神背景下建设法权人格。按照黑格尔的法哲学，法权人就是成为人并尊重他人，也就是由自然人成为拥有强烈法律意识的人，同时尊重他人。现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好多问题在于，只维护自己的人权而侵害他人的人权。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一系列规范的建设来制约欲望，使它在合法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样，普遍的道德实践主体的建设和法权人格的建设，就成为文化建设中非常关键的环节。

最后，我们如何面对新的现实？面对传统思想和新思想的冲突，我们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从理论联系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全面的研究。邓小平当初讲“摸着石头过河”很有意义，因为不能停留在抽象的姓社姓资的问题上。中国发展到今天，不能停留在单纯的经验主义，现在应该强调理论和思想本身的重要性。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国际政治格局和中国自身进行系统的研究，然后在重大的问题上提出对国家的建设有重大意义的解决方案。

(原载《社会科学》2012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