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至今都没有意识到用“意识形态终结”的口号去概括当时的政治现实是多么错误，因为被终结的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

    1960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出版了《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论文集。1963年，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出版了专著《政治人》，其中最后一章的标题也是《意识形态终结》。由此，“意识形态终结”不仅成了英美思想界争论的热点，也成了许多博士论文的主题。

其实，意识形态思潮的兴起并不源于美国。按照贝尔的看法，法国文学家阿尔伯特·加缪在1946年就使用了“意识形态终结”的提法。随后，在法国社会党内部爆发了一场以“意识形态终结”为主题的争论。这里需要加以追问的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什么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会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潮？

众所周知，自从列宁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就成了那个时代政治文化叙事的根本出发点，而西方国家的不少知识分子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抱着朦胧的向往态度。然而，在斯大林时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反思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更是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秘密公开化了。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突然发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完全是虚假的。于是，他们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态度由向往转变为怨恨和批判。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意识形态终结”成了一个十分流行的口号。然而，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至今都没有意识到用“意识形态终结”的口号去概括当时的政治现实是多么错误，因为被终结的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所以，这一思潮所强调的应该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的终结”。由于“意识形态终结”是一个被误置的口号，所以它刚被提出来就成了学术界的笑柄。

然而，就像钟摆通常摆向另一个极端一样，英美马克思主义者也不约而同地从“意识形态终结”这个端点滑向另一个端点——“泛意识形态化”，而通向另一个端点的路径则是“文化”。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弗雷德里克·詹明信于1998年出版的《文化转向》一书便很好地印证了我们上面提出的见解，即“泛意识形态化”正是通过“文化”这一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酸性溶液而渗透到所有领域中去的。具体说来，“泛意识形态化”是由以下三种不同文化理论的兴起而促成的。

其一，葛兰西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在葛兰西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领导权奠基于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因此，不先行地掌握后一种领导权，就不可能最终夺取前一种领导权。

其二，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在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本杰明看来，在当代西方社会中，文化已经蜕变为文化产业，而艺术则通过复制而被批量生产。因此，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人已经蜕变为单向度的人，大众文化也被单向度化了的背景下，当代人要重新获得自己的革命意识和反抗意识，就要深入地反思并批判大众文化。

其三，以雷蒙德·威廉斯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对“文化研究”运动的倡导和推动。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主要致力于对大众文化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顺从关系的反思和批判，那么，伯明翰学派的成员则更重视对大众文化的反抗潜能的揭示。然而，我们发现，这种反抗潜能至多只是一些零星的、边缘性的“消费者的抱怨”而已，根本不触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统治秩序的反抗。

有趣的是，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对意识形态的新的理解而感到沾沾自喜时，他们丝毫也没有觉察到，意识形态真正被终结的时刻已经来临了。实际上，当它扩展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个细节中去时，也正是它在整体上失去自己的独立地位之际。这样，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通过“文化”这个无所不包的概念极大地扩展了意识形态概念，实现了所谓“泛意识形态化”，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文化”这一酸性溶液中极大地稀释了意识形态概念的政治内涵，从而把它转化为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空洞的文化符号。

 (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29日B－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