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8日至29日，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和《南京大学学报》杂志共同举办的第九届“现象学与马克思哲学”专题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401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大高校三十余位专家学者，累积呈现22篇专题报告，以此来推进现象学理论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对话交流。

会议开幕式由复旦大学王春明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汪行福教授致辞。汪行福教授介绍了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在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的研究方面的历史渊源：俞吾金和陈学明两位前辈学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编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教材中，就已经详细引介了“现象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张庆熊教授曾承担“现象学马克思主义”这一国家级重点课题，并完成《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文选》和《现象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两部学术专著，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研究进展。汪行福教授认为，现象学虽然有胡塞尔的方法作为奠基，但它始终是一种方法而非现成固定的学说体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社会的不断发展，衍生出新的现象和问题，现象学和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研究与时俱进，解决新的理论问题，创造新的理论体系便是题中应有之义。最后，汪行福教授对本次会议寄予期望，希望与会专家学者能够融合现象学视角和马克思理论视角，推动现象学理论和马克思理论走向实质对话和共同发展。随后，《南京大学学报》编辑、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浩斌教授做了发言，对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理论努力表示大力支持，希望与会学者借助这次会议的专题性讨论，跳出个别人物研究的研究限制，结合内在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开辟现象学和马克思哲学同其他学科交流对话的新路径。

9月28号上午第一组发言由复旦大学王春明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吴猛教授点评。第一位发言人是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马迎辉教授，报告题目为《马克思、现象学与形式生产问题》。首先，马迎辉教授认为，形式问题在现象学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地位，胡塞尔在《观念》时期有一个相对于区域化和种属化，而从总体角度来讨论“形式化”的理论倾向，由此对传统经验哲学从具体之物抽象出形式一般的范式进行了批判，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工作比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更早地实现了对经验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变革。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社会生产运动的内在规律，而几十年后出现的现象学运动是从纯粹哲学角度回应了马克思在研究社会生产运动过程中所揭示的形式优先性。具体来说，马克思的哲学在形式问题上的方法论变革表现在：（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具体感性物转向对一般等价物、价值、商品之产生的追问；（2）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有助于理解生产资料在生产关系中的形式性存在何以不同于物；（3）作为生产关系之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就是一种形式批判；（4）形式生产的根本涉及到生产“生产者”的生产问题，这一点在卢卡奇那里有所体现，也体现了超出黑格尔辩证法之所在；其次，马迎辉教授区分了胡塞尔的范畴直观和本质直观两种方法，强调前者并不适用于形式化关系，只有后者才能通过形式变更的方法来凸显已经处在形式之中的形式关联，由此使得超越论构造得以可能，同时也介绍了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理论，他从另一个路径，即站在生存论角度上凸显出形式显示的重要性，尽管一般而言两位现象学家会在认定何为基础上存在分歧，但是马克思的形式生产理论的引入使得这一问题更加深刻和复杂：是人的现实生存揭示了形式显示，还是包含生产资料生产在内的社会大生产过程揭示了形式问题？最后，马迎辉教授指出了在当代理论和社会实践中超越现象学的可能性，在于从传统现象学的形式分析、形式化进展到马克思哲学中的形式生产，这涉及到努力创造新质/新形式关联的生产，在这样一种生产活动中，既能发现新形式，又能在新形式中发现新的内容。

第二位发言人是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王鑫怡，报告题目为《论胡塞尔与马克思的现象学还原精神》。王鑫怡认为，还原是胡塞尔和马克思共同的理论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篇对商品性质的分析就是典型的还原方法的应用，只是马克思并没有像胡塞尔那样系统地提出还原的理念。然而，胡塞尔和马克思在还原方法应用上有各自的缺陷：前者普遍还原的抽象性使得还原方法无法具体地深入社会历史领域，而后者的社会历史还原有可能缺乏对自然世界和科学技术的反思，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需要找到马克思和胡塞尔在还原精神上的内在一致，并寻求两种理论之间的优势互补。

第三位发言人是来自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讲师刘倬帆，报告题目为《论马克思与胡塞尔早期思想的平行关系》。刘倬帆认为，从思想的总体内在思路来看，马克思并不是在德国古典哲学框架内部突破黑格尔哲学的，而是与胡塞尔现象学保持一种平行关系，其中存在两个关键节点：（1）在马克思和胡塞尔的思想初期，都存在从逻辑到追寻前逻辑的直接性内容的思想转向；（2）在将问题明确为向前逻辑的直接性内容还原的过程中，马克思和胡塞尔都转向了对过往哲学立场进行认识批判的思想阶段，前者表现为超越论悬置，后者体现为异化意识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尽管马克思和胡塞尔所处理的具体领域存在差异，但是其延伸方向是内在一致的。

9月28号上午第二组发言由复旦大学王春明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张寅副教授点评。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苏州大学哲学系的李红霞副教授，报告题目为《“劳动”与“劳绩”的区分：存在何以可能是“诗意”的？》。李红霞副教授试图从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中心的劳动观点和海德格尔以“劳绩”为根本的各种制作、操劳和技术生产等进行辨析与比较。她认为，海德格尔通过早中晚期的“世界-历史-语言”三个维度和主题展开的存在论阐述，进行了具体的与历史和社会的关联。马克思哲学中的历史性、现实性和实践性等维度在海德格尔那里并非是缺乏的，海德格尔通过世界、历史与语言构建了与社会和实践的关系，以此弥合了其与马克思哲学的“裂缝”。

第二位发言人是来自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讲师王嘉，报告题目为《论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历史观差异》。王嘉认为，过往关于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关于历史思想的关联仍然局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对话关系中，而这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马克思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来的哲学变革，而从文本横向比较的角度来看，《形态》与后期海德格尔在三个核心概念上存在关联性：生产对应产出（pro-duction），分工对应集置（Gestell），占有对应本有（ap-propriation），因此，《技术的追问》可以被视作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存在论改写，然而这种改写也凸显出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历史理解的差异：一方面，海德格尔对《形态》中的分工历史理解仍然停留在巴黎手稿类本质的结构中；另一方面，他对人类意识自主性的担忧，使得他退回到为意义世界开显奠基的存在中去，走向了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的对立面。

第三位发言人是来自南开大学哲学院的博士研究生罗海铨，报告题目为：《“历史现象学”何以不可能？——论卢卡奇对海德格尔的三重批评》。罗海铨认为，卢卡奇对海德格尔哲学进行了三重批评：在第一重批评中，卢卡奇指出了海德格尔具有“自相矛盾”的历史观；在第二重批评中，卢卡奇认为海德格尔现象学方法的缺陷是其历史观悖谬的根本原因，因为作为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方法与生存领会活动是一种非理性主义传统下 的理智直观，此种神秘的非理性直观所得出的“存在”概念是空洞无内容的；在第三重批评中，卢卡奇认为，海德格尔为了弥补存在的空洞性，将主观的此在填入了存在的客观中，滑向一种人类学立场，最终摇摆在存在作为无的虚无主义和人类学立场隐含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的虚无主义之间。

9月28号下午第一组发言由复旦大学王春明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讲师刘畅点评。

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刘贵祥教授，报告题目为：《梅洛-庞蒂如何解答“意识何以可能”》。刘贵祥教授认为，现象学家梅洛-庞蒂觉察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何以可能”这一认识论问题的空隙，立足身体现象学，在原初的知觉经验中阐明意识发生的前提以及身体与意识的关系。梅洛-庞蒂认为，意识的产生遵循这一逻辑理路：思维的现实性扎根于知觉的现实性，知觉的现实性依赖于“身体图式”前逻辑统一的本源性，“身体图式”只有过渡到“身体间性”才能找到“世界之肉”这一本体论根源，意识通过身体在“世界之肉”上得到最终说明。最后刘贵祥教授总结认为，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带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重要启示：揭示知觉对意识的奠基作用有助于去除意识和幻象的遮蔽，重返原初的生活世界，感受个体内在生命的力量。

第二位发言人是来自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刘少明副教授，报告题目为：“劳动对象与知觉对象的契合与差异：梅洛-庞蒂与马克思的对象理论的互文式对话”。刘少明副教授认为，马克思和梅洛-庞蒂的对象理论都从作为事物显现条件的“感性活动”出发，将对象建构为活动的“相关项”；然而，作为对象显现条件的生产活动和知觉活动存在差异，使得两种理论中对象的显现方式不同，马克思那里的对象是在人类社会历史中被生产出来的，而梅洛-庞蒂那里的对象则是在身体活动的意向性中被显现；此外，两位哲学家在生产关系为对象奠定基础内涵的态度上存在差异：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是对象的基础，对象的内涵被生产关系所限定，而梅洛-庞蒂则更为重视环境的一般化内涵，这使得他们理论中的对象内涵和意义结构存在明显的不同。最后，刘少明副教授总结认为，对马克思的劳动对象和梅洛-庞蒂知觉对象理论的比较有助于进一步把握马克思哲学和现象学的思想史关联，同时彰显出马克思对象性活动理论的优势。

第三位发言人是来自南开大学哲学院的王亚娟副教授，报告题目是《偶然性与历史的生成：梅洛-庞蒂对卢卡奇辩证法的现象学改造》。王亚娟副教授认为，卢卡奇在对近代形式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历史理论的阐发中发现了偶然性的关键作用，但是其辩证总体观限制了对偶然性的进一步阐明，为此梅洛-庞蒂修正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形式指引原则，通过取消还原对身体存在的普遍必然性限制，推动了意识现象学转向肉身本体论的哲学，这一尝试弥补了卢卡奇在革命理论框架内对偶然性概念的忽视，从而以更加彻底的理论姿态实现了卢卡奇处未尽的“历史的生成”概念。

28号下午第二组发言由复旦大学王春明副教授主持，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钱立卿作点评。

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刘诗昭，报告题目为《时间的不可逆性与需求现象学：恩佐·帕奇对胡塞尔生活世界的唯物主义重构》。刘诗昭介绍了上个世纪50-70年代意大利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佐·帕奇独具特色的整合路径：在1962年《马克思与胡塞尔关于人的意义》初步揭示出胡塞尔和马克思关于科学危机及人的意义问题主题关联的基础上，帕奇在随后的研究过程中围绕时间和空间维度论证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如何充当一切具体科学的前范畴基础，并在时空维度中补入了胡塞尔所未能充分关注的时间不可逆性、经济需求与劳动，从而在理论上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重构为经济学的前范畴物质基础揭示和为需求而斗争的实践话语。刘诗昭总结认为，帕奇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整合工作把握到了马克思和胡塞尔在科学危机问题上的共同关注，同时也给出了马克思和胡塞尔理论在思考历史理论上共同包含的目的论倾向。

第二位报告人是来自汕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潘建屯教授，报告题目为《陈德草理性生成的社会行为辩证法探析》。潘建屯教授指出，在著名的《现象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第二部分“现实运动辩证法”第三章中，陈德草试图超越胡塞尔的意识还原现象学方法，试图通过“社会历史-人类社会行为-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来通达社会历史的物质领域本身。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本原理，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以使用价值、财富形成、商业经济、货币和资本为特征的五个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的以财富占有为中心的占有使用工具、少数人占有财富、所有人占有财富、货币观念的超越性、货币的理性发展能力五种人类社会行为，这同时对接的是魔法-宗教、诸神、上帝的牺牲、宗教神秘主义的拯救、机械唯物论五种典型的意识形态样式。潘建屯教授总结认为，通过这种关联，陈德草最终进展到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扬弃问题的思考上来：生产关系提升到理性的过程是以维护剥削制度为前提和基础的，只有当人类生产力发展到私人占有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时候，才具备摧毁异化的私人占有的可能性。

第三位报告人是来自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王建辉副教授，报告题目是《作为实践政治哲学的经济神学谱系——论阿甘本的政治-经济神学批判》。王建辉副教授认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权力机制的关键在于对人类实践概念的理解，它需要一种从经济-神学谱系角度的研究和理解。王老师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了讨论：（1）首先，阿甘本谱系学研究中的仪式概念如何作为资本主义管理人类生活的神学范式。王建辉副教授引入了阿甘本关于修道院实践中仪式从属的分析和论述，意在说明实践的礼仪从属构成了生命政治的神学范式，实践的仪式从属设定了一个独立于实践主体行动的物质特性的实践效力范式；（2）在此基础上，王建辉副教授重点关注了经济神学谱系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尤其是对生产性劳动的批判）相结合的方式，指出生产性劳动和生产性劳动者都是疑难性概念，这很大程度上与神圣安济和职责礼仪的疑难性逻辑是相互对应的：正如在经济神学中，世俗的实践与上帝的安济结合在一起，生产性劳动作为一种实践需要和资本融为一体，因此劳动的“生产性”特征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也是关于存在的“效力”的形而上学问题。最后，王建辉副教授总结认为，经济神学构成了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新向度，能够引入一种非资本主义的实践形式，一种超越人类生命的“生产性”特征的实践形式。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余怀龙副教授，报告题目是《“相关性”与“前先祖性”是否存在着不一致——对梅亚苏的一个批判性考察》。梅亚苏通过“前先祖性问题”对“相关性”提出了批评与质疑认为梅亚苏对“相关性”的批评与质疑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梅亚苏关于相关性的理解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具体而言，梅亚苏既没有认识到相关性的整体性原则，也没有认识到相关性的时间性原则。最终余怀龙副教授认为，“相关性”与“前先祖性”之间的一致性关系可以通过相关性的整体性原则与时间性原则得到证明。

9月29日上午第一组发言由马迎辉副教授主持，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罗久教授点评。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奚颖瑞副教授，发言题目为“商品交换中有自成一类的度量吗？”。奚颖瑞副教授认为，《资本论》第一卷“商品章”似乎只是从无主体的对象性方面来考察交换关系，这种论述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即量的关系的背后为什么一定要预设共同之物，而这种共同之物为何必然是抽象劳动的凝结。为了解决这一理论疑难，奚老师重点围绕第一节从交换价值向价值实体的还原以及第三节价值形式进行考察，指出马克思在“商品章”的还原论证的确如庞巴维克所说的预设了某种观点，但这种预设并非是通常所谓的劳动价值论，而是一种更为一般性的关于“度量”的看法：商品交换中存在自成一类的度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强调两个东西化约为同质东西是任何度量成立的前提，以及“商品章”中平面几何、化学和称重三个例子都充分印证了马克思对商品交换进行还原的现实语境是度量。进一步地，奚颖瑞副教授论述了价值度量的观念先在性和二阶性，即能够将其它领域的度量行为轻易吸收进入自身的度量系统中，对它们展开度量，成为具有根本规定性的度量。最后，奚颖瑞副教授总结认为，《资本论》“商品章”的核心语境与量的问题密切相关，马克思相比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独特性在于给出自成一类的价值度量系统，而学界流行的价值形式范式革命，其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无形中贬抑了量的问题，无法真正把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拜物教批判的精髓。

第二位发言人是来自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薛晋锡副教授，发言题目为“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兼论现象学式的马克思主义”。薛晋锡副教授认为，马尔库塞继承了卢卡奇总体性历史辩证法和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方法的基本思路，从个体内在意识角度来探索工人劳动者阶级意识的生成路径。一方面，他以自我意识的对象化过程来为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特征奠基，进而凸显唯物史观的现象学意蕴；另一方面，他强调具体历史进程中个体感性存在的受动性和社会性特征，以此将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推进到生命活动的本能维度。马尔库塞以辩证现象学的思想方法为基础，将唯物史观的理论性质界定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明确了传统现象学方法和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之间的理论界限，为反思当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推进现象学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第三位发言人是来自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田明教授，发言题目为《论资本现象学的虚拟向度》。田明教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作为虚拟现象的资本做了起源上的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本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然而经济意义上的价值是生产关系的表象，资本进一步将价值表象进行了再表象，形成了资本自我表征体系，并使之独立化，反噬作为社会本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过程经历资本现象的自在资本的作用下，社会发展中的“真”与“假”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定，由此导致社会的动力系统、目的体系与意义判断遭受异化之命运。基于对资本虚拟向度的分析，田明教授指出，马克思批判资本并不仅仅限于“合理性”问题，更延伸至关于社会存在之“元”与“象”的反思。“元”与“象”的关系恰恰是分析“虚拟”问题的哲学进路。

9月29日上午第二组发言由吴猛教授主持，王春明副教授点评。

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刘翠峰，报告题目为《机器影响资本主义生产的三重维度——基于《资本论》第一卷的考察》。刘翠峰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曾经指出，机器对资本主义生产有着重要影响。机器作为联结资本主义生产的关键环节，使之呈现为一种清晰的链条关系，即劳动者-劳动资料（机器）-劳动对象-产品。机器改变了工人阶级的劳动场域，使劳动对象在生产过程中加速运转，从根本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方式。机器的引入虽然客观上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却加重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程度，也改变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方式，即从显露于表的绝对剩余价值榨取转为暗含于内的相对剩余价值榨取。最后，刘翠峰总结认为，马克思对机器应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理论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是《资本论》后续研究的重要逻辑起点。

第二位发言人是来自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崔伟锋副教授，报告题目是“个体生命的被动发生与历史性构造的关联——现象学还原与辩证法”。首先，崔伟锋副教授介绍了法国生命现象学家米歇尔·亨利花费10余年撰写的《马克思》二卷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的位置，说明了亨利坚持对马克思文本的整体分析方法，希望在生命现象学的阐释中回到真正马克思的思想；随后，崔伟锋副教授论述了亨利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第三，崔伟锋副教授分析了亨利基于生命现象学视角所观察到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指向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发生现象学的存在论还原：通过存在论还原，马克思发现了实在的、现实的个体作为历史生成的根源；另一方面则是从黑格尔的精神内在辩证运动转为现实实践的生产和革命运动。第四，崔伟锋副教授进一步围绕亨利理论中“生命个体的第一性”、“历史与个人之间的构造性关联”展开分析，揭示出亨利的生命现象学的被动性、自身显现、自行感发等特性，以及这种非差异性关系意义上的自身自我同一显现方式同黑格尔基于分裂显现本质方式的本质区别；最后，崔伟锋副教授结合马克思早期的《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以及亨利在《马克思I》中关于源初被动历史性的论述，对个体生命的被动发生和历史性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做了阐发。

第三位发言人是来自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何涛副教授，报告题目是“人的感觉与阶级意识的形成”。何涛副教授认为，讨论“阶级意识是如何形成”这一问题时，也意味着要探讨它的价值观和相应的意识形态如何基于感觉而形成。首先，一般地来看，一致的价值观来自于共同的心理倾向，某一阶级的共同价值来自于基本感觉的相同性；其次，何涛副教授注意到了人对自身感觉的偏爱要素，基于这一情况，人们会通过外在事物的刺激或者观念的强化来获得共同的认识和价值观；进一步地，阶级意识之形成，其更深层的心理基础来自于判读力、逻辑思维能力等方面的内在一致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个体内在感知向群体范围的不断扩展。最后，何涛副教授强调，比上述关于人的感觉和心理机制更为基础的，是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维度，阶级之间的对抗和利益的冲突无法从纯粹主观感觉的形成方面得到解释，而是需要借助客观性的阐释。

9月29日下午，最后一组发言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猛教授主持，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马迎辉副教授点评。

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吕清平副教授，发言题目为《黑格尔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融合的遗产》。吕清平副教授主要围绕巴迪欧公理集合论展开讨论。他认为，巴迪欧在公理集合论视域中研究存在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一方面融合了公理集合论与形而上学的理论贡献，探索打破思辨体系常识性地被视为神秘之物的刻板印象，揭示出黑格尔思辨性与科学性的结合；另一方面，巴迪欧挖掘出现当代数学和逻辑在存在问题研究上的潜力，打破现当代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在存在问题上主流性地保持沉默的局面，让思维地思考事物的黑格尔式形而上学在现代数学和逻辑视域中焕发生机。

第二位发言人是来自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姜海波副教授，发言题目为《欧洲虚无主义的历史流变与马克思的虚无主义批判》。姜海波副教授认为，虚无主义作为现代性精神症候的重要面向，有必要做出大众情绪的虚无主义和哲学虚无主义之间的甄别，只有从哲学上把握虚无主义才能够把握其本质。姜海波副教授认为，若要在理论原则高度上克服虚无主义，需要关注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方案：马克思从实践原则出发，通过对施蒂纳虚无主义的批判，不仅把虚无主义及其哲学-形而上学立场当作意识形态加以批判，而且进一步揭示了虚无主义的深层社会物质根源，从而将对虚无主义的克服纳入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辩证性考察与历史性扬弃当中。

第三位发言人是来自西南政法大学的张立达教授，发言题目为：《续论现代性现象学——缅怀俞吾金教授》。张立达教授在继承俞吾金教授“现代性现象学”基本方法的基础上，通过有限悬搁和现象学诠释学方法指出，，生成现代性的原初意向性和原初价值是以个体自由为最终根据的人的主体性、普遍性 （形式理性）、工具理性。主体性为终极目的，普遍性和工具理性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之提供手段。但由于这些原初价值包含和引发了深刻的矛盾，导致了现代性的内在分裂。最后，张立达教授总结认为，需要超越现代性的一元论与多元论的外在对立，坚持现代性的一元多型性，才能在现代性内在矛盾的辩证张力中深刻理解我们的复杂现实，并切实推进未来事业。

9月29日下午3点，闭幕式由王春明副教授主持，会议首先由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王凤才教授作“何种现象学？哪个马克思”主题报告。王凤才教授详细地梳理并展示了当今学界关于现象学、关于马克思文本理解的若干类型，认为在研究过程中需要仔细甄别关于现象学的定义和马克思思想的理解。王凤才教授最后强调，学界今后若要实质性地推动“现象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对话性研究，仍然需要从四个方面进行探索和努力：（1）弄清研究目的，强化问题意识；（2）理清基本概念，明确研究对象；（3）端正研究态度。采取正确的、内在批判的研究方法；（4）深入问题内部，具体研究结论。最后，下届主办方代表、来自南开大学的王亚娟教授做了致辞，王春明副教授宣布第九届现象学与马克思会议顺利闭幕，欢迎大家明年天津再次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