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俞吾金10月31日晨5时离世，享年66岁。
31日早上八点半，还在医院忙前忙后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向记者痛惜俞教授的离世之后是长达数秒的沉默。
复旦大学哲学系97级学生郝鹏最遗憾的是，从俞老师7月动手术后昏迷跟师兄弟们轮流陪夜，老师虽偶有短暂清醒，但他们之间几乎没有只言片语的交流。
而同样陪夜的复旦大学哲学系08级学生阮凯则说，“常常在深夜里听到俞老师念念有词，比如有次听到是康德的语句，他几乎把学术当做生命。”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他的学生、同事、同学，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说他是一位睿智、温雅的学者。澎湃新闻记者也试图从他们讲述的细节中拼凑出一个真实的俞吾金。
复旦光华楼的26楼，俞吾金曾经的办公室，已被设成灵堂，陆续有学生前来悼念。
“如今，只有冰冷的、黑色的讣告，俞老师睿智的话语，尖锐的批评，温暖的情怀，偶尔迎合学生的狡黠，都在这黑色现实前定格。”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郁建兴今晨写道，“那个人们去了就不再回来的世界里，有光，有温暖，俞老师在那里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与孔孟老庄论辩、交游。世上已无俞老师，他去了天堂。”
1995年，郁建兴在上海师范大学一个会议上结识了俞吾金老师，“他竟然注意到我发表的一篇文章，在得知我只是硕士毕业后，他竟然不开会了，直接带我去复旦办理博士生入学手续。”
郁建兴说，“老师待我，既有仁者的叮咛，有要求有批评，也有智者的放手，有宽容有等待。老师于我，是大学者，大智者，大丈夫，加上个头魁伟，风度翩翩，在他面前，我始终仰视他。去年他来杭州，我与俊昌、立旭三人诱他抽了一根烟，让我们开心说笑了几日。”
曾经的宣传员、扯不断的哲学缘
作为国内哲学学界知名的扛旗人，1948年出生的俞吾金曾笑称自己是“66年的高中生，77年的大学生”。中间横断的“文革”时期，他则做过安装工人、工厂宣传文员。
在1966年高中毕业后，他本打算考医科大学，以尽早在经济上独立，为父母分忧解难，但当年“文革”爆发，他于是在1968年被分配到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工作，做安装工人。先到四川渡口攀枝花参加当地发电厂建设，一年以后又回上海。后来又相继参加了高桥热电厂、江苏的望亭发电站和金山发电站等电力工程的建设。他在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先后工作了10年，前5、6年是在一线当安装工人，后来因为俞吾金的文学功底比较好，喜欢写作，就被调到宣传部门搞宣传工作。高考招生制度恢复后的1977年，他才考入了复旦大学哲学系。
他同哲学的渊源始于高中，他当时就读的上海市光明中学偏向文科，他于是萌发了对哲学的兴趣，他那时在福州路旧书店买了不少哲学书籍，似懂非懂地阅读，那时就曾读过李致远先生的《马克思的学习方法》，对哲学颇感兴趣。
俞吾金的同学事后回忆说，中学时他就比较有哲学天赋，思维中有哲学的味道，因为在平时交谈中，往往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没看到的、讲不出来的道理。
而后在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做工人时，20出头的俞吾金有一次右手工伤，在家休息了4个月，当时他在离家很近的上海图书馆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还作了许多笔记，非常佩服马克思百科全书般的知识积累。
他在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做了5年工人后，被抽调到公司的宣传部门工作，有机会阅读更多的哲学著作，从而进一步引发了他对哲学的兴趣。
李卜克内西在谈到马克思的渊博知识时指出，马克思就像一艘升火待发的军舰，接到指令后可以驶向任何一个海域。而俞吾金之后的命运也同这艘升火待发的军舰一般，驶向更广阔的哲学海域，更重要的是，他清楚自己的行驶方向。
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成为首批报考的学生，当时他在表格上填了四个志愿：复旦大学新闻系、中文系、哲学系和历史系，并在附注栏里写道：“除了复旦大学这四个系，其他学校、其他系一概不去。”
对这句有些“任性”的附注，俞吾金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因为那时他在公司的宣传部门工作，具体任务是采写新闻报道和摄影。而且父亲又正好在中国照相馆工作，这让他熟悉了暗房冲洗照片的技术。就工作的性质来说，与新闻系学的课程最接近；就当时他的兴趣而言，对文学的兴趣压倒了对哲学的兴趣。
一方面，虽然他喜欢读哲学著作，但由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过于紧密，他在“文革”初期时因为在言谈中表示不同意林彪的“顶峰论”而在光明中学被工作组内定为“现行反革命”，这大大挫伤了他学习哲学的热情；另一方面，他在公司宣传部门工作时，结交了一些朋友，他们都喜欢文学创作，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他，所以把中文系作为第二志愿。
结果他被哲学系录取了。当时他觉得很遗憾，因为“大门”进对了，“小门”却走错了。在大学本科的前两年，他的主要努力仍然是在阅读文学作品和撰写小说上。然而，在阅读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作品的时候，他对古希腊哲学的兴趣与日俱增。
俞吾金曾说，“当时读书，很像一个饿坏了的人，抓住什么就读什么；见到同学或朋友手中的好书，一定要借过来读掉，并做了很多札记。”
他涉猎广泛，从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再到莎士比亚的悲剧和莫里哀的喜剧等等，从薄伽丘、塞万提斯、但丁、歌德、席勒的作品到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等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从司汤达、梅里美、小仲马、大仲马、莫泊桑的作品一直到勃朗特姐妹、白朗宁等人的作品，从德莱赛、马克·吐温到卡夫卡、加缪、萨特等人的作品。
在本科一年级时他仍旧坚持写小说，有的时候写出来就钉在墙报上供大家阅读。不过，到了大二和大三的时候他开始把精力主要集中在哲学方面了，人生最快意的事莫过于阅读写得精彩的文学作品。
1986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思考与超越：哲学对话录》，其中运用了许多文学上的典故，而这些典故大都出自他当时做的札记。这本书第一版印了好几万册，当时被《书讯报》评为理论著作中的第一畅销书，还获得1986年度全国图书评比“金钥匙奖”。
“狮城舌战”的幕后功臣
对俞吾金的追忆，绕不开当年那场“狮城舌战”。现为复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的蒋昌建告诉澎湃新闻，在参赛之前他未曾料及含蓄儒雅的俞吾金老师身上有着辩论的锋芒。
1993年8月，在新加坡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上，复旦大学队4名辩手姜丰、季翔、严嘉、蒋昌建亮相，舌战群儒，连克三城，举世轰动。这4名复旦青年成为当时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至今仍是“70后”、“80后”一段共同的青春记忆。俞吾金是当年这场“狮城舌战”的教练兼领队，参与了复旦辩论“梦之队”的召集、训练和比赛的整个过程。
蒋昌建回忆，最初参与选拔时，评委们大多言辞犀利，不留情面，而俞吾金则在角落里观察，少有言语。直到选拔后期，选手初步选定，他才知道俞吾金将成为领队和教练。
“我当时又高兴又恐惧。”蒋昌建说，一方面能同如雷贯耳的名家近距离接触，另一方面担心在学富五车的老师面前自己的弱点一览无遗。
后来，几位选手们开玩笑时说，俞吾金老师是最早的“大数据运用者”，因为他的知识储备几乎让四位选手叹为观止。“准备辩论赛时需要大量知识积累而时间又有限，他会告诉你一个思想家的观点，然后告诉你另一个时代有位思想家与他产生异议，争议点在哪里，有些思想知识，他可以具体到哪家出版社第几版第几页……”
面对第一次参赛的选手，同样也是第一次执导的俞吾金不急不躁、循循善诱，帮他们扫除知识盲区，而俞吾金常常指出一些常识悖论，这也让选手们感受到了思辨的乐趣。
蒋昌建回忆，选手们会在比赛中偷看俞吾金的表情，而他眼神里表现出的沉稳、坚定、期许、自信几乎如定海神针一般让选手从容应战。
“习不为常”的谦谦君子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郁振华教授评价，俞老师上课风格是温雅中不失锋芒，有君子之风，常常能指出人们习语中未经审视的错误。
“有次我跟他说，我们一起吃饭吧。他马上应，难道不吃菜？我们就都笑了。”现年63岁的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卫平教授回忆跟俞吾金30多年的交往，他认为俞吾金是一个难得的把理性和激情统一起来的人，常会开掘人们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东西。“比如马克思哲学有学界公认的三个来源，而俞吾金就质疑，应该有第四个来源……”
陈卫平曾撰文指出俞吾金文章中中国哲学方面的纰漏，俞吾金主动给他打电话虚心求教。两个多月后，俞吾金又致电同他讨论当时正研读的关于王阳明的观点。“我是研究中国哲学的，而他是主要研究西方哲学的，他提出的关于王阳明的问题我也未曾考虑过。”陈卫平说，“他提出的问题比他论证的东西更有价值。”
多位俞老师的学生也告诉澎湃新闻，俞吾金上课时不轻易使用模糊的概念，重视哲学原著的阅读，指导学生一丝不苟。
数年来,俞吾金坚持每个学期为复旦的本科生开课：一门是《哲学导论》，另一门是康德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精读》。
复旦大学英语专业2012级的学生华沁欣说，俞老师提及“动物园”这个概念，他认为人作为一种动物事实上也应该成为动物园里展示的一个品种，俞老师还提及在国外确实有人自愿被关进动物园的橱窗、笼子被展示。“我想他想强调的是让我们从习惯性的误用和误解中有所觉醒，养成一种思维方式。”
另一位学生则举例说，“有一次,俞老师写了一句话‘张三是李四的粉丝’，问我们：这句话对不对？大家面面相觑。俞老师解释道：英语单词‘fan’的复数是‘fans’，而汉语中的‘粉丝’正是‘fans’的谐音，张三在人称上却是单数。因此不能说‘张三是李四的粉丝’，而应该说‘张三是李四的粉’，或者‘张三是李四的粉丝之一’。随后，俞老师又从哲学角度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熟知非真知’。也就是说，你熟悉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你真正知道的东西。”
40岁出头的华师大哲学系教授钟锦曾是俞吾金的博士生，他说，俞吾金会在治学上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不讲情面，在生活中就极为体贴温和。
钟锦师从俞吾金后学习马克思哲学方向，“但俞老师鼓励我要先打好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它就像通往马克思哲学的入口，学通了才能了解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必然性。”
跟学生出去吃饭，从来都是俞老师买单。有次钟锦提前买了单，俞老师就表现出不快，“他说学生还没工作，怎么能买单，最后让就师母把钱还给我。”
郝鹏说，俞吾金把学生的事情记得像日历本一样，他念研究生时同时在校办工作，琐事缠身，俞老师则常嘱咐他“先在脑子里有学术规划，否则会像珠子串不成线一样”。尽管郝鹏之后并没有走上学术之路，俞吾金仍然尊重并鼓励他，“人各有志，让学生把路走好就是为人师的成功”。他参加工作后，跟一位师从俞老师的学姐成为同事，“有次遇到俞老师，他还让我叮咛学姐多用心写博士论文。”
“俞吾金推荐人才，没有门第之见，”陈卫平说自己还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时，俞吾金曾给他推荐学生，他事后才发现，这位学生并不是俞吾金的学生。
2003年，俞吾金痛失爱女。“这是一个痛彻心肺的日子。很长时间，我无法进行思考，处于自责状态……”如今，更多的学生享受着俞吾金导师加慈父般的关爱，而学术更如同他的另一个“女儿”。这段无法抹去的经历，让俞吾金在60岁时写下未全部发表的《耳顺之年话人生》一文，文中回忆了自己五六岁落井溺水的情景，“我在水中挣扎了一会，终于抓住了井壁上的石块，使自己的上半身浮出了水面。我开始高声喊救命……”姐姐碰巧走出门听到深井处的隐约呼叫声。生与死的体验，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情感，成了在俞吾金生命里独特的体验。
（转自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