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行福

2014年10月31日凌晨，我国著名哲学家、杰出知识分子俞吾金先生不幸与世长辞。俞先生学术生涯并不长，但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在学术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到逝世为止，俞先生已经独著或作为第一作者出版了著作25种，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版发表论文24篇，在权威刊物《中国哲学年鉴》、《哲学研究》等发表论文22篇，《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其论文达74篇次。如此多的高水平成果来之不易，它们是俞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地忘我工作和勤奋写作的结果。俞先生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其生命意义是永恒的。正如先生自己所说：“生命的价值常常不是以她的长度而是以她的宽度和厚度来衡量的。黑格尔曾经说过，玫瑰灿烂绽放的瞬间并不逊色于高山的永恒。”

俞先生的为学之道可概括为“读书不为稻粱谋，但开风气不为师”。他曾经说：“哲学需要的并不是三心二意的追随者，而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献身者。”他在哲学领域有杰出的成就，但从不以大师自居，对自己钟爱的哲学事业，他不懈探索，对学生和后辈他鼓励其自由发展。俞先生一生的成就是骄人的，有些人在人到中年时还在为如何在自己的狭窄领域站稳脚跟而苦苦挣扎时，俞先生就已经在多个领域成就斐然了。俞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是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他领域也有建树。他的多方面成就无法在此备述，仅就荤荤大者略述一二。

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俞先生率先提出了“重写哲学史”的口号，认为重写哲学史的关键是要突破知识论哲学的传统框架，确立生存论本体论为核心的哲学史观。他认为，西方形而上学史中有三次大的翻转，一是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对柏拉图主义的“在场形而上学”的翻转；二是在主体性哲学内部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意志形而上学”对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形而上学”的翻转；三是海德格尔式后主体性“世界之在形而上学”对“此在形而上学”的翻转。这些观点对改变长期存在的陈旧的哲学史观念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西方哲学史中，俞先生用力最勤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在他看来，不能把辩证法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唯一遗产，其他关于人、实践、物自体、市民社会、历史意识和自由等元素的理解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他反对把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过程写成“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单线演化论，强调在其起源处和演进过程中的复杂性。在康德哲学的研究上，他率先提出了要区分出康德文本中的两种实践概念（技术地实践/道德地实践）和两种因果性概念（自然因果性/自由因果性），主张康德哲学的研究起点是第三个二律背反。在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上，他率先主张黑格尔方法论≠黑格尔辩证法，提出黑格尔的认识论实质上是精神认识论等新观点。这些观点对重新思考康德与黑格尔的关系以及他们与马克思的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俞先生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是纵贯古今，二是力戒简单化，三是为激活思想进行研究。俞先生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不仅引领和推动了复旦风格的外国哲学研究，对国内学界也有广泛的影响。

俞先生长期担任教育部基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作为第一作者出版的教材《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是第一部立足外文第一手资料全面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诸流派的著作，出版后被全国许多高校作为该领域的专用教材。除教材外，俞先生还力图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版有《传统重估与思想移位》、《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从国外马克思主义反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出版有《被遮蔽的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从康德到马克思》、《实践与自由》等著作。这些高水平、多视角的研究引领了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使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成为国内外这方面的人才和思想交流的高地，对这个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该学科升格为二级学科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俞先生是国内马哲界少有的最有影响学者之一，在这个领域他的许多观点都是超前的，从学生时代的“认识论改革提纲”到近年来许多新的观点，俞先生的思想一直是学界关心和争论的焦点。俞先生的贡献很多。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来源做出了新的阐释。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有第四个思想来源，即英、美、法、德、俄的人类学；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形成中不仅有黑格尔的影响，而且“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一方面康德的主体、实践和自由观念对马克思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关系”概念则揭示了康德“物自体”概念的秘密。其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新的阐释。他主张对“马克思主义”概念进行分析，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区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后来者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区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在马克思思想中区分出前马克思主义阶段的马克思思想和真正属于马克思主义时期的马克思思想。这些区分不是为了“判教”，而是要表明，任何思想都有其创造者，都有特定的思想和历史背景，都有成熟和发展的过程。因此，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加分辨地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坚持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理论。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他提出了“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其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性问题和核心概念进行澄清和新的阐释。俞先生的《意识形态论》是一本影响深远的著作，它强调意识形态批判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性意义，这一批判是以元批判和去蔽为根本特征的。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变化，他主张其中存在着一个从道德评价优先转向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转化。关于马克思的人的解放观念，他认为马克思的原意是“个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虽然两者只有一字之差，但其理论意义和实践后果差别极大。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他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以“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为前提，马哲的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关系，而是实践中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关于辩证法理论，他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自然辩证法，而是社会历史辩证法，其中包含实践辩证法、人化自然辩证法和社会形态辩证法三个部分。其四，俞先生很早就主张“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因而对它的当代意义可以从多方面进行阐释。从诠释学角度出发可理解为“实践诠释学”、“权力批判诠释学”或“资本诠释学”，从后现代理论角度出发可理解为“差异哲学”，从现象学角度出发可理解为“现代性现象学”。俞先生的马哲研究特征鲜明影响巨大：一是没有禁忌和匠气，他把创新作为第一要务，给学术界带来了一股新风，为这个学科恢复其应有的魅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没有学科壁垒，他善于把西方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马哲研究融会贯通，使其获得了与此相匹配的学术性品格和思想宽度。三是注重马哲的基础性研究，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真正推动了它的创新和发展。正因为在俞先生等人的带动下，复旦大学的马哲研究在国内独树一帜。

俞先生离去了，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俞先生的治学体现了三种精神：第一，治学需要创新精神。俞先生很久前就为自己定了一条“绝对命令”：不能提出自己独特观点的文章坚决不写，这条戒律应该成为所有学人的自我期许。第二，治学需要批判精神。俞先生与哲学的“相遇”是从他中学时代对林彪的“顶峰论”的怀疑开始的。批判对俞先生来说是哲学的根本特征，没有批判，无以驱除思想阴霾开启民智；无批判不可能有理论创新。第三，学者应有悲天悯人的精神。俞先生对任何学问都感兴趣，但他自觉约束自己。在他看来，在大变动的时代，“理论要为长远建立秩序，有些论著要立即发表，有些则可以暂存书箧，留给后人”，正是这种悲天悯人情怀，让俞先生每每抓住时代脉搏，写出一篇篇深刻而又及时的文章。

斯人已去，思想长存！俞先生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