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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具有了一个真正当代的形式，一个现实的形式，并且正因为如此，它将为人类文明做出伟大的贡献。”
作者：吴晓明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至今已经有170年。《共产党宣言》代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决定性开端，代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科学理论方面的决定性奠基。在《共产党宣言》发表70年以后，我们看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过了70年，也就是二十世纪最后的十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在20世纪末出现了苏共解体，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入改革进程，似乎一时间社会主义的命运看来前途渺茫。
1992 年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 Francis Fukuyama) 出版了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核心观点是: 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福山以其罕见的知识能量与理论雄心，宣称自由民主制度虽非完美并继续与不平等进行着斗争，但这本质上只是“不完全执行”问题，而不像君主制、法西斯主义或其他对手那样存在内在缺陷与根本性矛盾。鉴于这个时代“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形态”，所以“历史便终结了”。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学说，被送进坟墓了，《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最终破灭了，历史可以在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现代性的基本框架中最终完成。
在1993年，当西方国家沉浸在自由民主的“伟大胜利”和马克思主义“一败涂地”的喜悦中时，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出版了，在德里达看来 ,尽管当今西方社会都在拒斥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的精神是驱散不走的，时代仍然需要马克思的精神。他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一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这部著作还特别引用了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这个剧本中的幽灵形象，即哈姆雷特被谋害的父亲。在剧作中，哈姆雷特已死父亲的幽灵承担了三个使命。
第一，告知真相。王宫发生很大的变动，国王被害，权力更迭，事情的真相到底怎么样，哈姆雷特并不知道，幽灵的第一个使命便是向这位王子告知真相。
第二，发出指令。这个指令非常明确，就是复仇。但哈姆雷特是一个懦弱的人，他从小长在深宫，内心矛盾，他不是行动派，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动，他内心非常纠结，我们很熟悉那句台词：“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第三，敦促行动。也就是说，要求哈姆雷特摆脱犹豫、放弃幻想，并进入到实际的行动中。在我看来德里达在当时发表的这个观点，是对当时非常普遍的意识形态所作的批判。他呼吁并要求人们用头脑想一想，把目光放得更长远，这样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依然存在——一个幽灵般的存在。
德里达的见解虽然远高于当时普遍的意识形态氛围，但是德里达没有看到作为现实的和具有肉体的马克思主义，正在强有力地生长，正在生机勃勃地展开。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共产党宣言》一直都起着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历了40年的发展，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我们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果。这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命运来讲，意义无比重要。所以我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它还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核心已高度聚焦于中国。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有三个“意味着”。其中第二个意味着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进程有着本质的关联：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中，并进入到新时代，对于新时代的性质和目标尤其需要去加以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进程与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有着“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本质联系。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方面意味着我们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另外一方面又意味着：中国在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同时，正在开启出一种新的文明类型，这两个进程是统一的。
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人就面临的历史任务。毫无疑问，这非常正确，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不能不开启出一种新的文明类型，而这种新文明类型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不仅应该用现代化的框架去衡量它，而且尤其应该用新文明的类型去描述它，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不仅仅是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而且是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文明类型。所以我们在经济发展一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不断取得积极成果之后，现在的治国理政已在更高阶段上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不仅要用现代化的尺度来加以规定，同样还应该从新文明类型的目标去理解和把握。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更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对于中国方案究竟应该怎么理解？现代世界秩序的某种本质：这样的秩序意味着设置合理的“权利体系”，而所谓由理性设置之“权利”（right）的实质在马克思看来无非是理性前的“权力”(power)关系，即社会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统治权，或世界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支配权。我们在“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向来被使用的短语中，就能体会到这种支配权和统治权的实在性。在这种世界秩序运行规则的支配下，人们考虑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很容易就会认为，中国是为了争霸。如此这般的判断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其理由正在于现代世界依其实质而来的基本法则，即“丛林法则”或霸权法则。在这一法则所规定的世界秩序中，强大起来而不争霸是根本不可思议的———因为根本不合逻辑。因此，当国际政治家们愕然地面对着中国崛起之时，他们几乎完全不顾中国“决不称霸”和“永不称霸”的声言，而将这样的声言连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统统“合乎逻辑地”打发到战术策略或外交辞令中去。只要局限于现代性的逻辑—框架，中国争霸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态势下，遏制中国的崛起似乎就成为必要，因为这一崛起无非意味着争霸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化”无非要求保持均势，也就是说，遏制崛起。我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来反驳这种逻辑，我们会说：即使在当今世界的格局中，中国的发展（不必说“崛起”）也是不可遏制的，而这种发展或崛起却决不意味着争霸以及由之而来的争霸战争。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提出中国方案时在主观上有多么真心诚意，而是在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以超越现代性及其逻辑为前提的，是以新文明类型的客观前景作为其基础定向的。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新型大国关系，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局限于现代性的范围之内就很难真正理解这样的理念，因为它们实际上是由新文明类型的性质来揭示的。而美国人对“新型的大国关系”的理解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美国对中美关系的理解基本上是建立在基辛格的解释之上的，而基辛格的解释则是在现代化的框架下进行的，基辛格认为中国所提倡的“新型大国关系”只是中国的策略，是中国可能称霸的外在“包装”。在现代性的范围内，世界秩序的基础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各种权力的均势，当均势被打破，就会出现争霸。
为了真正把握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如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不仅应当用现代化来衡量，尤其应当用新的文明类型去加以衡量。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完成它的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在开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而这种文明类型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所以在十九大报告的最后一段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表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备无比强大的前进实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在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同时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而这同时意味着：在把现代文明成果积极地据为己有的同时，使社会主义的定向和重建的传统整合到新文明类型的构造过程之中。这一点是理解当今中国整个发展的关键，因而也应当成为理解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的基石。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视域中，中国方案所涉及的国际利益关系，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军事的和国际交往的利益关系，才能摆脱现代性所设利益对立的狭隘眼界，才能为真正新型的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的重建赢得共识的基础。同样，也只有在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中，中国所倡言的“新型大国关系”，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才具有了与众不同的规定和特别深远的意义。虽说这样的规定和意义时下还未得到充分的理解，但任何有头脑的国际政治家都很明白，世界秩序的全面危机由来已久———或许只是被核毁灭的恐惧所延宕，但却完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和考验。正是在这样的态势下，二战以后，哲学家罗素一再追问：人类还有没有前途？而历史学家汤因比则把建立真正的和平统一称为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并且由于中国自汉代以来的政治统一既是和平主义的，又是世界主义的，所以他还推测道：“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是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中国是否肩负着这样的命运，应当由更为长远的历史来做结论。但我们今天可以断言的是：当今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倡言，不会拒斥任何一种以真正的和平为目的的治理理念或改革设想，中国方案正在开启的乃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不消说，中华民族是通过其积极的现代化努力方始能够卓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同样不消说，当中国能够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全球治理方案时，当这样的方案能够在历史的行程中不断丰富和充实而成为主流与共识时，中国也就为人类作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具有了一个真正当代的形式，一个现实的形式，并且正因为如此，它将为人类文明做出伟大的贡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推进，是我们对《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的最好的纪念，是我们对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大贡献。
整理者：于沉
根据吴晓明教授在”信仰之源真理之光“——《共产党宣言》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以及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吴晓明教授的《“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整理而成，内容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