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现场
2024年10月26日至27日，“康德与未来”国际会议于复旦大学顺利召开。
26日上午场的会议由复旦大学的邓安庆教授主持。
开幕环节，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张双利教授首先发表了致辞。在对各位来宾表达感谢之后，她指出了本次会议的要旨，并对未来对康德哲学的广泛与深入研究怀以期待。在康德诞辰300周年之际，在复旦大学举办康德国际会议具有如下意义：第一，复旦在康德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领域的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在复旦哲学建系成院的70年中，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从不同视角切入德国古代哲学研究，康德哲学向来被视为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本次会议的主题“Kant and the Future” 不但意味着康德哲学是关注人类理性的启蒙哲学，而且将康德哲学带入我们当下面临的现代性的种种困境，使其回应我们在探索现代性的未来中产生的困惑。第三，未来同时代表着希望，我们希望通过对康德哲学的进一步研究以及国际性的对话，再次唤醒康德哲学的活力。最后，张双利教授预祝这次的国际康德大会成功举办，同时期待未来复旦举办更多的学术交流活动。
随后，复旦大学的张汝伦教授发表了致辞，他一方面肯定了康德哲学的价值，另一方面对康德哲学内在的种族主义立场进行了批判。张汝伦教授指出，在康德诞辰300周年之际，络绎不绝的学术活动说明了康德哲学在当下与未来仍有重要的研究意义；然而，对其价值的承认绝不包含康德哲学隐含的欧洲中心论。从康德的历史目的论中可以看出，通过对世界公民和永久和平的构想，康德试图将种族等级化，认为只有具有无限自我完善能力者才能进入历史，而只有白人才满足这一条件，进而设立了人性的绝对标准。因此，康德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于将西方的特殊性作为人类的普遍性，以证明西方文化的合理性。虽然康德在纯粹伦理学中发展出一种平等主义的立场，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康德不纯粹伦理学中顽固的种族主义；而这种疏漏源自当前学界对于康德的不纯粹伦理学部分的忽视。正如葛兰西所言，康德式的世界一致主义并非普遍主义，因为它磨平了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因而，康德式的伪普遍主义必然失败，而这一论断并非否定康德的贡献，而是要求进一步理解康德与我们的关系。
专题研讨环节，哈勒大学的Heiner Klemme教授以“Kant and Synthetic Biology”为题进行了汇报，阐发了康德哲学为当下合成生物学带来的启示。近年来生物与医药学的发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成为自然的创造者与设计者；这在合成生物学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合成生物学旨在从基本单元中创造出生命。Klemme教授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康德哲学与合成生物学的关系：（1）讨论康德在第三批判第二部分中提出的反思判断如何能够为合成生物学提供认识论基础。反思判断力可以弥合自然概念与自由概念之间的鸿沟，因为机械的自然观并不能充分解释有机物，这使我们必须诉诸于反思的判断力，将自然视为好似（as if）是根据目的行动的理性存在者一样。（2）指出康德忽视了一些生物的关键性特征。第一，康德没能考虑有机模式中的偶然性，因为他对有机物特征的描述——以物种为单位进行繁衍、作为个体生长、具有自我恢复的能力——意味着万物皆有目的。第二，康德对机物的定义过于狭隘，因为他没有提及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即生物对于环境的适应性。（3）说明康德关于生命的讨论为我们如何看待现代生物学与合成生物学提供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合成生物学不但需要理解生命，而且试图创造生命，这相应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反思判断力的提出不单意味着生物学研究方法上的改变，而且指明了这类超出因果律支配的自然事件。第二，合成生物技术允许人类根据主体自身目的的创造生命，然而如果说人性是自然的最高目的，那么对于创造生命对象的思考则须被还原为人类如何与自己相处这一根本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的刘创馥教授以“Kant’s Concept of Thought-Entity”为题进行了汇报，结合当代形而上学理论，对康德的“可思的实体”的概念进行了说明。刘创馥教授根据文本首先给出了“可思的实体”的定义：它是一种可以连贯一致地被思考但无法提供感性直观的东西，因此具有逻辑上的可能性，而没有现实的可能性。通过对于积极实体-非直观对象与消极实体-非现象的区分，他指出积极实体是消极实体的一个子集。这意味着康德在不同意义上使用对象概念，并且接受的不实存（real existence）的对象；相较于Zalta的抽象对象理论而言，对于抽象对象的迈农式解读更符合康德的立场。因此，具有逻辑存在的可思的实体构成现象的基础，这使康德的形式观念论区别于当代形而上学中以属性优先论为代表的柏拉图主义，而更接近亚里士多德的立场，即只有作为现象，实例化的属性和结构才可以说是存在的。
美茵茨大学的Konstantin Pollok 教授以“Moral Law, Categorical Imperative, and the Concept of an Absolutely Good Will: Comments on the Synthetic Apriori in GMS III”为题进行了报告，重审康德在《奠基》中的先验演绎。在《奠基》具有争议性的段落（4: 447）中，学者们在“绝对善的意志（absolutely good will）是否等同于神圣意志（holy will）”这一问题上意见不一。对此，Pollok教授指出如下三点：（1）该段中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对应的是自由意志与绝对善的意志的区分；（2）完善的意志（perfectly good will）（4:420）等同于神圣意志，完善也是绝对善的，只不过是神圣意志的两种不同的属性。（3）“绝对善的意志是在任何时候都能（can）包含着被视为普遍法则的自身的意志”中的“能”并非一个情态动词，而是与法则一致的必然性。神圣意志与有限理性意志之间有质的区别，而两者都能被称为绝对善。就此而言，绝对善的意志并非本体论上的独立实体，而是体现于无限或有限意志之中。在此基础上，先验综合具有以下意义：（1）在伦理学层面，对有限的理性意志而言，绝对善意味着道德律的先验综合，这意味着有限理性意志虽然受感性欲求影响，但是可以通过对于自我立法的承认不受影响。（2）在形而上学层面，有限理性意志以现象与本体的综合为前提，作为本体界的人，有限理性意志遵从道德律；作为现象界的人，人们将道德律视为义务。
南昌大学的孙小玲教授以“A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Kant's 'Fact of Reason'”为题进行了汇报，为康德的“理性事实”提供一个现象学-诠释学的说明。在对“理性事实”的基本特征进行描述之后，孙小玲教授首先指出对于学界对“理性事实”概念的若干质疑，即神秘主义、非批判性、乞题谬误、模糊性、具有主观意识与客观法则的矛盾内涵。其次，她重新解读了康德在第二批判中的演绎与在《奠基》中的演绎的关系。在她看来，理性事实须作为行动（deed）来理解，即不是理性的认识对象，而是纯粹理性的本身的活动；并且，我们可以通过对日常道德判断和经验的反思性分析中理解这一事实，即通过现象学直观发现这一经验的本质结构，认识到对法则的意识（noesis）与法则（noema）总是以最原始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进而避免了神秘或直觉主义的解释。在此基础上，她认为康德在第二批判中不再回避《奠基》演绎中由于诉诸第三者而产生的循环，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先验演绎对实践哲学而言是不可能的。最后，她将现象学的解读与科斯嘉德式的建构主义方法进行了比较。两种方法的相似之处在于都依赖于对第一人称经验的反思性分析，以非实在论的方式对理性事实学说进行诠释。两种方法的区别在于现象学的经验是对法则绝对约束力的体验，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实践审慎，对于后者的反思并不足以证明我们拥有超越一切自然欲求的先验自由，也不足以证明法则的绝对约束力。
清华大学的Andree Hahmann教授以“Is Kant’s Philosophy of History still relevant today?”为题进行了报告，试图对康德的历史哲学加以系统性的评估。Hahmann教授将三个问题作为切入点：为什么我们有必要假设“历史的终点”？什么是“历史的终点”？如何到达这个终点？针对第一个问题，他指出康德之所以提出了历史终点论有如下两个理论基础：（1）最高善的概念，因为我们希望道德世界最终能够实现；（2）使历史研究有可能成为科学的系统性考虑，因为历史终结的概念使看似偶然的历史事件得以被编排入某种秩序之中，进而获得理解。针对第二个问题，他指出康德的“历史的终点”具有如下三种内涵：（1）人类理性倾向的完善，包括科技进步；（2）人类法律的完善，直至永久和平的实现；（3）人类彻底的道德化。重要的是，历史的三个目的——技术、法律和道德——密不可分，并且最终必须融为一体。针对第三个问题，他将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两点：（1）人性的双重倾向，即过社会生活的欲望与离群索居的冲动；（2）由语言与宗教多样性引发的冲突。而只有法律才能平息个体之间的冲突，只有保障个体权利与自由的国家才能在国际冲突中获得决定性优势。最后，Hahmann教授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以及倡导环保的历史合理性。
26日下午场的会议由复旦大学的罗亚玲副教授主持。
来自哈勒大学的助理教授Stephan Zimmermann以“What Does Kant Mean by ‘Exception’?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erfect and Imperfect Duties in the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为题进行了报告。他以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一书中对于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的论述为材料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探讨在康德的义务论中的“例外”概念。在《奠基》中，康德区分了人对自己的义务、对他人的义务以及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根据康德的表述，我们似乎很容易认为完全义务是不允许任何例外存在的，而Zimmermann则主张，康德对于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的区分与所有义务都存在例外之间是可以有效兼容的。他从词源的角度指出，康德在使用例外（Ausgenommen）一词时存在不同的含义。若完美义务存在例外，这将与康德的道德哲学相矛盾，因为康德的理念是所有道德义务都应当在任何情况下有效，而完美义务不承认例外是强调了其绝对性。在分析康德文本的语言时，他强调“例外”的意义不只是对规则的偏离，而是特定情况下的特例。在不完美义务的执行中，实践理性并未完全规定行动的方式，个人可以在多种可能的行动中选择。这种选择往往是基于个人的倾向，而不是单纯的道德法则。因此Zimmermann认为完美义务虽然在理论上不承认例外，但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这种绝对性可能在不同的解释和理解中引发争议。他主张，应当把“例外”理解为一种相对的灵活性，而不是绝对的偏离，从而使康德的道德哲学在应对复杂情境时更具适用性。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吕超副研究员以“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edisposition to Personality as a Passive/Active Potentiality”为题进行了报告，依托对于《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以及《道德形而上学》等康德道德哲学文本内容的细致分析，对于康德意义上的人格性禀赋给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解方式。吕超老师区分了在我们的道德敬重感中存在的被动的与主动的意志——被动地感受到对于道德法则的敬重以及主动将这种敬重纳入行为准则，成为一种充足的动因。在人格既能被动感受到敬重，又能主动地将其整合为准则的主观前提下，吕超老师以由低到高的三种禀赋为基础，阐释了这种被动与主动意志统一的可能性以及和人性和动物性的区分。与仅涉及道德情感的被动方面不同，人格性禀赋展现了被动和主动的两个方面，这种道德倾向不仅包括对道德法则的被动敬重的原始潜能，还包括将这种敬重纳入准则的主动潜能。而在此基础上吕超老师进一步指出，这种对于人格性禀赋的解读对我们理解善与恶之间的不对称性至关重要，并且对于支持“人类本质上是恶”的论点也起到关键作用。根据这种结构，道德善对于道德恶的优先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这种道德善的双重性所支持的。因此恶一方面依赖于善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试图掩盖善，而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还有待更多的深入和研究。
来自北京大学的长聘副教授南星以“Kant and the Problem of Normativity”为题进行了报告，他对于康德的规范性概念进行了阐述。他首先从词源的角度对于规范性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在哲学领域规范性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康德多次在文中使用过规范（Norm）这一概念，并将其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法规（Gesetz）进行了区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规范性问题是由康德发现甚至发明的。而后南星老师论述了康德以规范性概念为前提，首次提出的对于逻辑学和心理学的区分，从而确立了前者的规范地位。他指出在逻辑学中，问题不在于偶然的规律，而在于必然的规律；不在于我们如何思维，而在于我们应该如何思维。通过概括这一区别，他也给出了道德和品味的本质的规范性描述，这与休谟的经验主义相反。然而，康德的规范性概念是极其严格的，他对规范性多样性的解释似乎是基于一种可疑的形而上学心理学，南星老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会对我们理解康德有深远的影响和帮助。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朱会晖教授以“The Ultimate Source of Moral Norma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ant”为题进行了报告。康德和当代康德主义者对人的最高价值和尊严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由和依据，而朱会晖老师指出以崇高性和内在价值本源为基础的论证是康德哲学中最基本、最深入的论证，自由作为内在价值本源是康德哲学中最充分、最充分的道德理由，对当代哲学思考仍具有独特的意义。他从基于实践原则普遍有效性的论证、基于自我统一性的论证、基于义务确定性的论证、基于赋予客观价值的能力的论证、基于自律的崇高性和权威性的论证以及基于自由作为内在价值源泉的论证共六个不同的论证路径和视角出发对这问题进行解析。最终通过对于六个领域的综合，朱会晖老师指出以自由的内在价值为基础的论证和以自由的崇高性为基础的论证都在哲学的基础层面上为价值和道德提供了论证，但前者比后者更有力。其中崇高指的更多的是一种程度上的概念，而自由作为内在价值的源泉，是人的最高价值和尊严，构成道德的最充分理由。
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袁辉副教授以“Kant’s Pedagogical Anthropology: The Anthropological Layers in Immanuel Kant on Pedagogy”为题进行了报告，依托康德的《论教育》一书对其教育人类学中的分层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袁老师首先通过康德生前关于教育学的几场讲座梳理了其理论的来源，并介绍了书中多处出现的前后不一致及其可能原因。例如，导致序言部分和“论实践教育”中出现部分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包括康德自身的疏忽，林克编排时的问题，我们甚至不能排除林克“伪造论”的可能性。而后针对这一问题，他引入了康德的人类学分层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康德的教育学》可能是用不同时代形成的文本层来拼凑的，因此康德所提出的概念和解释是通过层层递进逐步扩展和完善的，即书中出现的重复和矛盾是有层次的。而关于这种层次是如何建构的，学界同样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这种分层可能是在前两次讲座中建立形成理论而后不断扩展，也有人认为是这是康德自己在1786/87年的讲座中完成的。袁老师指出要理解这一问题需要同时关注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要理解康德教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关联，当康德对其中一个领域的理解产生变化时，另一个领域也会同时自然跟着变化，因此随时间同步形成了概念的不断扩展。同时，袁老师认为康德在《论教育》的序言和正文中是按照教育人类学和人类教育学两个不同的类别进行了同步，因此本质上并没有构成概念上的冲突。
来自上海纽约大学的博士后Michael YUEN以“Analytic Cognition in Kant”为题进行了报告，系统阐述了关于分析认知的观点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首先对于“cognition”一词进行了概念界定，即认知是一种有特殊的结构心理表征，并明确了直观及与直观对应的概念在构成认知中的前提性地位。而后Michael YUEN以“金是一种黄色的金属”为例，根据三种不同的对于分析性认知的反应进行了划分。第一种是“保守派”，他们认为任何关于分析认知的讨论都是一种误解，或者分析推理必然涉及经验直观，然而他们会发现一些论述直接矛盾于每一个认知都具备经验材料内容的观点；第二种是“温和派”，他们通常会淡化分析认知的重要性，但这种观点只是强调经验认知，而将分析性判断作为难以处理的东西处理的“理论上的绝望”。在此基础上，Michael YUEN提出了第三种反应“自由派”，他认为康德将分析性认知作为一种变体，因此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更广泛的认知概念。他提出一个主体的表征被认为是一种分析性认知需要满足三个条件：（1）主体的表征使一个概念的特征符合理性（2）主体将该特征与一个概念相结合（3）主体意识到自己在直观的抽象中所代表的是一个概念，因而意识到把这个概念和直观正确地结合起来的形式标准，即矛盾原则。
27日上午场的会议由复旦大学的王维嘉副教授主持。
扎达尔大学的Jure Zovko教授以“The Relevance of Kantian Power of Judgment for the Future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为题作了报告。报告讨论了康德在科学哲学，尤其是在判断力方面的贡献，并分析其在现代科学方法论中的潜在影响。报告首先阐述了康德对科学的影响。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结合牛顿的科学方法，试图通过先验理念为科学知识提供统一的解释框架，这奠定了科学哲学的基础。报告进一步探讨了反思判断力的意义。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了反思性判断的概念，认为自然中的生命现象无法通过机械论的方式完全解释，必须依赖一种“目的论的因果性”。报告指出，判断力作为科学研究的核心，其不仅适用于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还具备一种探索未知的启发性功能，在科学发现和范式转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报告还探讨了伦理和科学的关系，并提出了科学研究必须符合人类尊严的伦理要求。报告指出，康德的判断力概念不仅丰富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还为科学方法论提供了一种人文视角，强调了科学探索过程中的伦理责任。
复旦大学的王维嘉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What Can We Learn from Kant's Biological Teleology Today?”报告探讨了康德《判断力批判》中关于生物目的论的观点及其现代意义。康德认为：生物是“自然的目的”，因其各部分通过相互生产来形成一个自组织的整体，而这并不能通过机械法则解释。报告提出：有机体并不超乎机械法则的规定，但其各部分的相互生产仿佛被统一于其整体，倒好像有一种智能按照“整体”概念来设计了这些机械法则、进而达成了相互生产。现代科学（比如分子生物学）并不与康德目的论相冲突，也不会改变康德的观点。
北京师范大学的周黄正蜜副教授以“The Flourishing of Agency: A Tentative Response to Hegel’s Comments on Kant’s Theory of Judgment”为题作了报告。报告围绕黑格尔对康德美学的评论展开，比较了二者对美学的不同理解，进而指出通过扩展性地发展康德美学能消解黑格尔对康德美学的指控。报告首先肯定黑格尔把握到康德美学统一自然和自由的功能，并正确提炼了康德美学的关键性概念——内在合目的性。报告进一步分析了黑格尔和康德美学的异同，指出二者虽然在基本观点上有诸多一致，但黑格尔会用自己的概念曲解康德，且他将美定义为有目的地显现自由精神，不同于康德对审美无目的性的界定。报告最后指出通过将康德的审美判断力创造性地运用在实践领域的非道德的价值判断上，可以将判断力的主观性运用转变为客观性的，这样不仅能弥补黑格尔对康德美学的不满，而且能构造一种康德式的自由精神的辩证发展，不是在群体和历史中，而是在个体生命的繁盛中。
复旦大学的罗亚玲副教授以“Zur verantwortungsethischen Dimension der Moralphilosophie Kants: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Kants Gedanken des höchsten Gutes aus Apelscher Perspektive”为题作了报告。报告从阿佩尔责任伦理的视角对康德道德哲学进行重新解读，指出其至善思想不但包含责任伦理的内涵，还体现了其道德哲学的责任伦理之维。报告首先从阿佩尔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意念伦理批评出发，追问康德道德哲学是否为一种意念伦理。在阐明康德道德哲学的三层结构之后，报告通过对康德至善思想的规范性解读和对其论证思路的梳理，指出至善思想包含了责任伦理的内涵。最后，报告讨论了至善在康德体系中的作用，指出至善思想对于理解康德的“不完全义务”和德性义务，以及对于理解“法权义务”的外在强制性具有重要意义，并据此认为，康德的至善思想体现了其道德哲学的责任伦理之维。
湖南师范大学的王大封老师以“Zu Kants zwei Wege der transzendentaler Deduktion der Ideen”为题作了报告。报告探讨了康德理念先验演绎的任务、路径及其在形而上学中的重要性。报告指出，先验演绎旨在证明先天概念的客观实在性，理念先验演绎相较于时空与范畴的先验演绎未受学界足够重视。康德通过理论路径与实践路径对理念进行了先验演绎，前者证明理念具有不确定的客观实在性，后者证明其具有实践上确定的客观实在性。报告认为，理念演绎的两条路径之间是从理念的可能性向理念的客观实在性过渡的关键，对于理解康德的形而上学具有重要意义。报告还尝试重构了《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中理念先验演绎的论证，并揭示了理念的先验演绎如何作为把握康德形而上学的线索。
27日下午场的会议由复旦大学的贺腾青年副研究员主持。
清华大学范大邯副教授报告的题目为“Faktum der Vernunft als eine 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 im praktischen Sinn?”（ “理性的事实作为实践意义上的理智直观？”）报告的核心问题是：在否认了人类在理论意义上的理智直观能力之后，康德的框架是否可以允许“实践意义上的理智直观”？围绕此问题的诸种思考可以为我们开启康德哲学与儒家哲学对话的空间。报告的论证分为三个步骤：第一部分涉及“我思”和“道德法则的意识”之间的关系，报告认为纯粹统觉的“我思”和我们关于道德法则的意识之间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类比，二者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第二部分涉及对于“统觉”概念的理解，报告提取了关于“纯粹统觉”的四个核心命题，这些命题涉及到“直观”与“统觉”的复杂关系：通过纯粹统觉，我们能够具有关于自己作为先验主体的一种理智性的意识，并且“我思”中表达了“不确定的经验直观”，不过这些直观不能被算作“知识”。第三，报告从对于纯粹统觉的分析出发，阐述了我们关于道德法则的意识中是否包含着一种直观，不过并非理论意义上、而是实践意义上的直观。
下午第二个报告的主讲人是来自中央大学的Hyeongjoo Kim教授，题目为“A Positive Interpretation of Intellectual Intuition in Kant through the Fichtean Lens”。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探讨康德关于智性直观的概念，并尝试通过费希特的视角给出一个积极解释。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括分析康德对智慧性直观的双重否定和肯定意义，第二部分通过费希特对康德“我思”概念的重新解释来发现智性直观的积极意义。报告认为，康德将与“我思”相关的直观看作一个经验命题，包含“我存在”，但它依赖于经验直观，费希特则将其与康德的纯粹自我意识联系起来，认为智性直观不是关于存在的断言，而是关于“行动”的断言。最后，演讲将费希特的观点整合到对“我思”的分析中，强调“我存在”是一个经验命题，表达了对自我的不确定感知，而“我存在”与“我思”是同一的，是一种自我活动的直接事实。基于上述分析，报告最终得出结论，通过自我活动进行的自我规定是一个直接的事实。
第三个报告由复旦大学徐贤樑副教授发言，报告题目为“The concept of the Ideal in Hegel's Encyclopedia (1817) and its reference to Kant's ‘normal Idea’”。报告集中探讨了黑格尔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第一版）对康德《判断力批判》中“规范理念”的借鉴。首先介绍了黑格尔理想概念与康德的密切关系；其次重点分析了黑格尔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对康德的援引，尤其是在《百科全书》第一版的第460节中，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似乎作为背景隐现，黑格尔将康德《判断力批判》中提到的“规范理念”，称之为“就美一般乃是渗透着思想的直观或图像、并且是模范式的思想来说，它是某种形式性的东西”，进而将这种“规范理念”与“人类的形象”或“精神最自由最美的象征”联系起来。黑格尔在柏林时期的艺术哲学中明确将人的形象视为希腊艺术（古典艺术）的最高旨趣。从影响的角度看，黑格尔通过吸纳康德的“规范理念”将希腊艺术这一特定的历史现象确立为了艺术史的形式标准。最后还补充了黑格尔理想概念与基督教“道成肉身”的关系，并从这一角度简要勾勒艺术向宗教过渡在黑格尔思想中的线索。
深圳大学邓盼助理教授的报告主题是“Eine erneute Untersuchung von Kants Begriffen der Vorstellung und Teilvorstellungaus der Perspektive der Technikphilosophie”。报告从康德对于两种认识来源的区分开始，直观对应着感知能力，对象直接刺激感官形成“部分表象”，而概念对应知性能力，知性通过对“部分表象”的处理形成“普遍表象”。报告进一步涉及“部分表象”与“普遍表象”的层级结构在康德哲学中是如何实现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到三个要点：（1）将想象力纳入，以确定表象的层次；（2）将两种表象层次进行分类，并通过自我设定理论来解释；（3）从审美上将大小视作通过想象力感知的数量，通过想象力逐步捕捉，并整合为一个整体。基于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报告进一步对比了机器学习和康德理论的异同：机器学习的本质是将事物的特征（普遍表象）通过二进制的方式进行标签化，再进行数据的训练以建立起“表象”与“对象”之间的判断力，判断力的建立，在人脑这边，是通过运用想象力，在共同表象的作用下，建立起其整体表象（时间中：前后相继，空间中：并列关系）的序列，而机器学习的本质是通过二进制模拟判断力的建立过程。
复旦大学钱康青年副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Die rationalistische und voluntaristische Rechtfertigung der moralischen Verbindlichkeit: Von Wolff, Crusius bis zum frühen Kant”。报告探讨了从沃尔夫、克鲁修斯到早期康德道德约束性概念的发展。报告首先引入了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中关于道德约束性问题的争论：沃尔夫试图通过数学方法构建道德哲学，主张通过理性认识自然法则中的道德义务，他认为人能够自由的行动而不是出于对神罚的恐惧而是出于内在的理性，沃尔夫的哲学将道德法则与自然法则联系起来，道德法则是自然法的一部分；而克鲁修斯则批评沃尔夫没有区分意志能力与认识能力，道德不仅仅关乎理性的认识，还与意志自由和对于神的服从有关。在此争论的背景下，报告认为早期康德试图结合沃尔夫的理性主义与克鲁修斯的意志主义，认为道德约束性应该包含动机、权威和内容三个方面。尽管早期康德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但上述问题意识仍然保留，并成为批判时期“先验观念论”试图解决的问题之一。上述问题语境的梳理不仅有助于理解康德在德国启蒙运动中的贡献，而且有助于厘清康德提出先验观念论的理论动机。
开罗美国大学助理教授Ellis Addison报告的题目为“Faith as a Need of Reason”。报告通过分析康德的道德哲学，从两个互相关联的角度论证了理性存在者与信仰之间的深刻联系：1. 对抗道德绝望：理性行为者面临着道德绝望的威胁，这种绝望可能源于对道德行为结果的不确定性、死亡的不可避免性以及世界的不合作。文章指出，即使在道德行为者不失败的情况下，也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道德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基于外部世界的状况，而是基于理性行为者自身的道德不足。因此，信仰成为必要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力量，使理性行为者能够在面对这些挑战时继续坚持道德生活。2. 实践理性的内在要求：报告强调，信仰不仅是对外部环境的一种反应，而且是实践理性的一个内在方面。信仰与理性行为者的自我意识和道德活动紧密相连，是理性行为者意识到自己能够遵循道德律并据此行动的能力。这种内在的信仰，或称为自我满足（Selbstzufriedenheit），是理性行为者在遵循道德律时的一种独立于倾向的自由意识，是实践理性中的一个积极活动，它使理性行为者能够在道德上自我满足，即使在面对外部失败和挑战时也能保持道德上的动力和方向。信仰使理性行为者能够在道德上自我维持和自我激励，即使在面对外部挑战和内部道德不足时也能继续追求道德目标。
会议圆满结束，与会者合影留念。
与会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