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3日，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暨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暑期高级研修班在线上成功开幕。开班仪式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祁涛老师主持，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吴晓明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张双利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春明老师和吴一鸣老师出席了本次开幕仪式。

在开幕式上，吴晓明教授和张双利教授为本次研修班作开幕致辞。吴晓明教授指出，研修班将各个院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才聚集到一起，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在这里作展示和分享，对于提高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水平、加深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张双利教授介绍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科建设情况，指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在这一学科的特点是内在地对接和沟通外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张双利教授表示，本次研修班以“基础理论与前沿发展”为主题，是因为在中国的语境中，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仅是被介绍的对象或拿来学习的理论资源，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对当代问题形成更加自主性的思考。只有从哲学高度出发，才能理解国外学者问题的基本框架，才能抓住他们的核心见解。最后，王春明老师介绍了本次暑期研修班的筹备情况、讲座和讨论课的具体安排，提示了相关注意事项。

吴晓明教授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的开幕式讲座。吴晓明教授指出，中国学者在进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本次讲座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涉及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自我反思方面的问题，以及我们如何进一步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中国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有30多年，从一开始引进、介绍和翻译到现在批判地理解，并且在他们问题的基础之上提出我们的问题以及我们对于问题的回答。

吴晓明教授指出，尽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受到了第二国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也有自身的特点和独特的成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我们需要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百年历程。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具有双重本质规定：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首先，关于现代化的理解，吴晓明教授指出，由于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取得了绝对力量，它不仅开辟出世界历史，而且设定出一种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共产党宣言》对此的经典表述是：“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不想灭亡，就必须进入现代化的进程。在此背景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其次，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中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要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本质联系？吴晓明教授指出，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中国的现代化必须通过一场社会革命来为之奠基，而中国的社会革命历史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在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系上，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理解基地。五四运动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五四运动以“科学”和“民主”概况了现代性的理念和价值目标；第二，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运动；第三，五四运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好了准备。

吴晓明教授进一步指出，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要警惕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要害在于“外部反思”：它是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来不深入特定事物的实体性内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并且把这样的原则先验地强加到任何对象之上。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俄国的经验当作抽象的原则，运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去。历史证明教条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也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推进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决定性意义，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展。

最后，吴晓明教授探讨了中国道路对于当今世界历史的意义：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为世界历史敞开了一个“新的历史定位”。这一历史定位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意味着民族伟大复兴；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来说，印证了科学社会主义并开拓了积极的前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来说，提供了中国方案并敞开了一个开阔的可能性领域。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发展之所以展现其世界历史意义，是因为中国在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正在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高度现代化国家。

下午14:00，仰海峰教授做了本次研修班第一场专家报告，本次报告由张双利教授主持。仰海峰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消费社会中的需要和欲望》。

仰海峰教授先向我们介绍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几大阶段，他指出，在卢卡奇、布洛赫和法兰克福学派之后，60年代，随着电子媒介大行其道，以列斐伏尔、鲍德里亚和情境主义的思想为代表，欧洲本土兴起了一系列批判消费社会的思潮。仰海峰教授通过介绍“何谓消费社会”、“需要和欲望”以及“消费社会中的欲望主体”三个方面，精彩地呈现出了消费社会批判的主要逻辑。

首先，仰海峰教授指出了思想史上“消费”概念的历史转变。在古典经济学，例如穆勒、麦克库洛赫等人的理解中，生产、分配、交换是手段，消费是目的；消费是为了满足于人的需要。古典经济学的“消费”概念将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满足人类需要的自然社会。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马克思讨论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关系，强调生产具有统摄性，“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交换、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不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说到底是由资本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由资本来说明生产。由于资本的目的是增殖，这决定了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直接满足人的需要，而是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和利润。马克思对资本、生产和消费关系的揭示驳斥了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是自然社会的错误理解。

跟随着马克思的观点，消费社会理论家同样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勾勒的“消费品是被动的，而人具有主动性”的虚假图景，正如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社会中的物建立了系统性的结构，在与人的关系中取得了主动形式，而人的主体性形式恰恰是被捕获的。索绪尔表明，一个符号只有在一个系统符号中获得其存在的意义。消费社会理论家借用结构语言学的洞见，指出在消费社会中，物体本身有其自身结构，每个物体在结构中获得自己的地位和位置，人只有进入到关系结构当中，才能获得自己的存在。

仰海峰教授继而概括出消费社会的几大特征：第一，物不是被动的存在，而是走向人，主动适应人的需要；第二，消费的物构成了自组织的关系体系，形成了结构性的、次体系的网络；第三，人的在世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人们更在意外在物所定向的身份地位，而不是内在价值。符号-价值成为人追求的目标；第四，消费品成为了符号物，有了自己的话语体系，每个物有自己的“说明书”，我们丧失了能动性。

随后，通过吸收黑格尔和拉康关于需要（need）和欲望（desire）之差异的思想资源，仰海峰教授表明欲望的三个特征：第一，欲望不是一种生物性的需要，它不会被满足，而且也永远得不到满足，欲望指向他人的欲望，“只有通过别人的欲望和劳动的中介，人的欲望才能得到满足”；第二，由于欲望并不能得到满足，它就不断处于自身的压力中，因此欲望是自我生产的；第三，欲望是一种欠缺，如果不是欠缺，那就留变成了需要或要求。仰海峰教授指出，这一欲望概念与消费社会的运作息息相关：消费社会是激发了人的欲望的社会，欲望使得消费体现为物体系对人的不断的吸引和统摄；消费社会的欲望本身体现为一种有等级的、差异性的存在；在这样的欲望中，消费社会盛行自恋与身体规划，主体成为了功能性的存在。

最后，仰海峰教授探讨了消费社会中的主体形态——欲望主体。现代初期，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启蒙理性主义，强调理性是主体重要的规定性；而在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过渡中，人的自主性和总体性被瓦解，直至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深深地切中了机械化时代的问题，传统的主体概念受到冲击。60年代以后，消费社会的成型意味着古典的理性主体成为了欲望主体，我们过去的主体性维度被欲望所中介，理性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上。然而，仰海峰教授指出，这样的欲望主体是伪主体，而如何走出这一困局，如何在消费社会的处境下寻找不同于欲望主体的真实主体，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

8月23日晚六点半，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暑期班举办了主题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的青年论坛，由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爱民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卢毅老师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春明老师分别做了报告。

卢毅老师的报告题目是《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拉康主义取向——从阿尔都塞、詹姆逊到齐泽克》。在进入具体的论述之前，卢毅老师指出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相应的意识形态的特征也发生了转变。这就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进行与时俱进的深入批判。他认为在这一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引入拉康本人及其学派的理论来探讨意识形态问题的取向，这一取向由阿尔都塞开创，经由詹姆逊的发展，在齐泽克的理论中得以整合。

作为这一取向的开创者，阿尔都塞引入了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概念来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拉康将“无意识”理解为一种超出个体心理维度的结构系统和社会场域，这一洞见启发了阿尔都塞，使他得以将意识形态的运作看作是与意识无关的表征系统。在此基础上，通过借鉴拉康的“镜子阶段”理论，阿尔都塞认为与个体将“他者”误认为“自我”相似，个体在对来自大写主体的询唤进行回应的过程中，将被询唤对象误认为是自身，从而使自身主体化，并且这一主体化的效果是无意识的。不过，卢毅老师认为在主体与无意识的关系以及“想象”的问题上，拉康与阿尔都塞的理论之间存在差别，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只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借鉴了拉康的学说，并明确认为精神分析的研究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

在此之后，作为这一理论取向的关键发展环节，詹姆逊通过强调并引入拉康学说中“实在”概念，致力于发展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詹姆逊将意识形态本身与拉康意义上的“实在界”联系起来，认为后者意味着（大写的）历史本身，并为拉康的精神分析赋予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地位。此外，詹姆逊也将意识形态关联于拉康学说中的“想象界”，认为有必要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此来复兴乌托邦思想，原因就在于意识形态虽然具有幻想性，但能够作为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中介起作用，指向一种积极的“政治无意识”。卢毅老师指出，在詹姆逊这里，马克思主义相比于拉康主义，仍然具有无可取代的优越性。

与前面两位代表人物不同，作为这一理论取向的整合者，齐泽克建构起基于拉康主义立场的意识形态理论，呈现出“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姿态。从拉康主义的立场出发，齐泽克不仅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批判性改造，认为在询唤过程中被主体化的主体同样也设定着意识形态机器，而且也继承了詹姆逊对拉康学说中“幻想”的分析，提出了“意识形态幻想”的概念，只不过他对此持批评意见，强调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关键不在于用一种理想的意识形态代替现存的意识形态，而是在于革命性的行动。这种行动的可能性出现在 “实在”与符号秩序之间的关系上。齐泽克认为现实的符号秩序内在地蕴涵着对抗、缺口以及张力，后者就是实在界，这使得主体能够在符号秩序中通过实在的行动与“实在界”相遇，从而突破意识形态幻想以获得解放。因此，齐泽克对意识形态主体化的分析同时伴随着对这一过程的批判以及颠覆。

基于上述分析，卢毅老师指出，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拉康主义取向经由阿尔都塞、詹姆逊到齐泽克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到拉康主义的立场转化的过程。尤其是詹姆逊与齐泽克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聚焦于文本叙事、文化与政治评论的领域，避开以及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分析，因而这一取向面临着诸多需要回应的问题。

随后，王春明老师作了本次青年论坛的第二场报告，题目为《意识形态理论和意识形态批判：概念、问题和方法》。在报告开始之前，王春明老师回应了卢毅老师的报告，指出这一报告为我们清楚地呈现了在阿尔都塞之后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拉康主义的理解，这是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过王春明老师也认为，就“意识形态”本身来看，它有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在此过程中，人们对这一术语的使用背后所包含的定义也不尽相同，这使得意识形态问题变得非常复杂。

首先，王春明老师指出对“意识形态”的历史与纷争进行回顾，将会使意识形态问题的复杂性清楚地呈现出来。他将“意识形态”的历史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观念学”的阶段、马恩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阶段以及马恩之后的阶段。具体来看，“意识形态”最早指的是由 18世纪法国思想家、政治家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提出的“观念学”，也即关于观念的实证科学。这门科学以生理学、孔迪亚克的感觉论为基础来探究“什么是观念”的问题，以此来对“什么是人”的问题进行理解，主要目的在于反对神学、形而上学对人的定义，使这一学说能够服务于建立一个由启蒙精神奠基的社会。不过，拿破仑曾将观念学当作知识分子的空论进行了抨击，这一点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意识形态”一词的使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主要在于他们批判了当时德国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错位，指出观念的可理解性以及实在的根源在于社会历史现实，从而勾勒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边界。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中转，“ideology”的词义从“观念学”转变为“意识形态”，这一词随后出现在广义的左翼理论内部、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日常语言的使用之中，具有了各种各样的定义，从而引发了诸多“意识形态”纷争。这些纷争主要有彼此相关的四个层次，分别为：意识形态是真还是假？意识形态有害还是无害？意识形态有解还是无解？以及“意识形态”有无实指？这些纷争引向了对作为概念、问题的意识形态进行的考察的研究工作。

在对“意识形态”的历史进行了铺垫性的回顾之后，王春明老师具体考察了作为概念、问题的“意识形态”。首先，他指出作为概念的“意识形态”实际上缺乏严格的定义，这一点已经由拉比卡（Labica）、伊格尔顿（Eagleton）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所证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他认为，“意识形态”无论如何是一种特定形态的观念，因而界定“观念”是界定“意识形态”的基础。具体来看，我们可以从心灵与身体、个体与集体的角度对“观念”进行界定，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认为：作为心灵的观念，“意识形态”也是身体的观念，但后者更为首要；同时作为个体性观念，“意识形态”是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之中塑造的，因此社会性是其本源。除此之外，“意识形态”在发挥作用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表面上的合情合理，这使得我们可以把意识形态问题与精神分析的无意识问题、拉康主义的自我构成的问题联系起来。其次，他通过考察作为问题的“意识形态”，解释了意识形态概念具有多种定义的原因。由于社会理论家们关注不同的问题，他们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也是不同的。这些问题主要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真理与意见、统治与解放以及延伸出来的价值体系、象征体系、权力体系等。不过，归根到底，在意识形态问题中，相比于这些具体的社会问题，社会本身作为问题具有基础地位。这要求我们要思考对社会的定义问题，以及社会之中的人在何种意义上是行动主体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彼此嵌套，使得“意识形态”最终要回应的是“人”这一最古老的哲学问题。

在此基础上，王春明老师梳理出意识形态理论的的探究方法。传统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知识学方法、功能学方法以及生成学方法，这三种方法主要来自对三个问题的思考，也即意识形态是不是知识？意识形态发挥哪些功能？以及意识形态有何成因？与这三种方法对应，对“意识形态”的理论态度回避了对其进行价值判断，侧重于分析“意识形态”在社会-个体层面的实在性。于此不同，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态度则在价值层面上否定了“意识形态”，侧重分析其在知-行层面的束缚性。他指出，由于理论与批判是不可分的，我们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要兼顾二者。

最后，王春明老师对报告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要重视继承十八世纪法国的观念学的遗产，弄清楚“观念”的含义，以便明确意识形态的概念内容；从问题的角度来讲，如果要夯实意识形态问题的基础，就要以社会哲学为总纲，与此同时不抛弃对“人”进行界定的学说；此外，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也不能忽视批判的向度，这意味着同时兼顾对意识形态一般与特殊意识形态的理解，并平衡意识形态在生活世界中的实际内容与超越的批判的维度。

随着青年论坛的结束，本次暑期班第一天的活动也暂告结束，在这一天的活动中，学员们与讲座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沟通和交流，收获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