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上午九点，来自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唐正东教授进行了主题为“国外左派学界《资本论》研究中的最新进展”的专家报告，主要从“价值形式”、“新辩证法”、“激进政治”、“经济学”这四个方面，介绍了国外学界研究《资本论》的不同角度，并分别做了点评。本次报告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猛教授主持。

首先，唐正东老师概括式介绍了国外学界对《资本论》的不同解读视域——哲学式的、经济式的和政治式的。唐老师开篇以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剩余价值和劳动价值理论”之争为例，说明了从不同解读语境在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时的差异。

讲座第一部分重点介绍了普殊同的历史特殊性概念，并借此说明国外学界用“价值形式”理论来研究《资本论》的可取和不足之处。唐老师指出，普殊同“历史特殊性”的独到理解在于，普殊同并不绝对地排斥历史过程，而是强调当下的生活是历史生活的独特性。在普殊同的理解中，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是从具体的历史经验出发，而是要研究经验要素背后的统治结构，并且通过将这里的统治结构和其他阶段的社会生活做类比，来发现当下的“定性的特殊性qualitative specificity”。随后，唐老师还以普殊同对犹太文化和《资本论》的研究为例子，具体介绍了其历史和哲学理论的研究目的和独到之处，有助于大家对普殊同的“历史特殊性”概念形成清晰理解。再次，唐老师强调了普殊同“历史特殊性”概念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劳动抽象”，并认为这是普殊同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统治（《时间·劳动·社会统治》）的重要把手：在普殊同“劳动与时间的辩证法”里，资本主义的劳动建构了抽象统治形式，价值维度和实际财富之间的关系就如同treadmill effects（唐老师译作跑步机效应），二者在交替作用；也正是treadmill effects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的自反性特征。最后，唐正东老师对这一部分做出总结：普殊同理解的资本主义交换价值体系的崩溃仍旧有缺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物质成果这二者关系的理解显然要更复杂，价值形式的统治在马克思的思想里是要凸显剩余价值的内在矛盾——价值形式和价值内容、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的辩证统一都是上述内在矛盾的表现，而大部分的价值形式理论家，都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剩余价值，遗漏了马克思文本中的价值内容。

讲座第二部分介绍了从黑格尔逻辑学角度出发对《资本论》的解读，也即新辩证法式解读。在20世纪90年代，以克里斯多夫·阿瑟，托尼·史密斯等人为代表的理论家们放弃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主张依据黑格尔逻辑学线索，也即借助概念的形式辩证法来解读《资本论》。唐老师指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神秘性”，“像是幽灵一般”，是指资本的社会关系维度，而阿瑟借用形式辩证法，将分析重点推进到了交换领域，认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本体论基础是交换抽象，因而有别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分析。在阿瑟那里，资本主义的普遍化商品交换关系、货币的出现、资本的自我增殖等环节内在于交换抽象的总体叙述，资本主义结构中的辩证法就是形式的辩证法。在该学派的解读中，“价值-货币-资本”的发展过程与黑格尔逻辑学“有-无-变”的过程类似，都是外化的过程，而不是被当作固定着的东西在发生，在此发展过程中，每个要素的意义同它在总体中的位置决定，但对总体的阐述又不得从某种孤立的关系或要素出发。此处的解读体现出很明显的黑格尔逻辑学痕迹。唐老师认为，新辩证法的解读存在两个突出问题：第一，他们的理论重心放在了使用价值的特殊性在交换中不在场，这是不对的。马克思的交换价值在于指出生产商品的劳动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的社会交换性。因此，它看重的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新辩证法用交换价值取代价值，代价是剥离了交换的生产方式基础。第二，说货币的产生是为了价值获得社会的认可，这是从主观认可的角度来谈的。早在李嘉图那里，就明确了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出现主观认定的价值。因此，新辩证法缺少了社会历史化的分析。

在第三部分，唐老师探讨了以安东尼奥·奈格里、哈利·克里弗为代表的左翼理论所强调的政治式阅读。这类解读视角明显有别于之前介绍的价值形式分析和新辩证法分析，前者的政治式思维强化了《资本论》中的革命意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关系、剩余价值的产生、阶级斗争等等。唐老师精要地介绍了自己对于《资本论》中出现的政治维度的观点,也即，马克思关于政治斗争或阶级斗争的思考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否则,他的观点很难与布朗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区别开来。《资本论》不是为了用资本家的强制统治来唤醒工人斗争，而是在“科学地讲政治”，科学地探寻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规律。随后，唐老师以奈格里和克里弗为例，分别介绍了从主体性维度以及劳资双方阶级斗争维度进行资本批判的理论意义及局限，认为克里弗所讨论的“强迫劳动的社会基础”更接近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特性不是从商品特性、而是从劳动交换和社会分工中发展出来的。在这里，唐老师还提到《资本论》研究的两条重要线索：一是资本的无限布展和资本的内在矛盾，二是商品关系和资本的剥削。

讲座的最后部分，唐老师简要回顾了对《资本论》的经济学式解读。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弗雷德·莫斯利、古·卡切弟等人基于经济学维度对《资本论》进行研究，从总价格、总利润率等总量要素与个体价格、个体利润等单一要素之间的逻辑次序与辩证关系的角度，来证明新李嘉图主义者对《资本论》第三卷中生产价格理论的攻击是站不住脚的。他们认为，对马克思来说，总量与个体量无关，它在随后的个体量分析中被假定为既定的；马克思关心的是货币总量如何增殖，而批评者关心的是投入和产出的具体数量、生产的技术条件、真实工资等。唐老师对这一经济学式研究维度的回顾，使我们更加完整地把握了国外左派学界的《资本论》研究视角。

8月26日下午14:00，来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汪行福教授做了本次研修班的专家报告，题目为《双重启蒙——从康德到哈贝马斯》。本次报告由复旦大学王春明老师主持。

汪行福教授首先回顾了本次研修班的主题，并希望围绕启蒙运动的重要性、启蒙的两个面向以及从康德到哈贝马斯对启蒙的反思这三个部分展开本次报告。

报告第一部分介绍了启蒙运动的重要性以及其面临的质疑，汪行福教授从彼德·盖伊的巨著《启蒙时代》切入，介绍了对待启蒙的两种态度和立场：彼德·盖伊和托多罗夫认为启蒙运动是人类思想的分水岭，它给人类意识带来的巨大转变，是现代性的序曲，也是一场人类心灵革命的产物和表达。然而，伯克和德国浪漫主义对启蒙进行了讨伐，认为启蒙运动应该对法国革命负责,对极权主义负责，对权利和自由的激情释放出一个毁灭性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削弱了对共同体的任何感觉。尽管启蒙受到攻击，但正如布隆纳在《重申启蒙》中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官僚主义国家崛起、盲目的消费主义等盛行的时代，我们仍需依靠启蒙来解决后启蒙时代的问题，启蒙运动所促成的现代化、城市化等问题，也需要启蒙运动的哺育。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汪行福教授讲述了启蒙的两个面向：规范向度与认知向度。首先，通过引入俞吾金先生对启蒙理想的指导原则的论述以及卡西尔和盖伊对理性与自由的启蒙精神的理解，汪行福教授指出了启蒙的两个面相：理性表达了启蒙的理智和认知理想；自由表达了启蒙的规范和政治理想。其次，启蒙运动在解释与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片面性，集中体现在认知领域的科学主义、文化领域对传统的虚无主义、政治领域的盲目的自由主义与道德领域的虚无主义，其核心在于没有认真对待科学与道德、实践理性与认知理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汪行福教授通过从康德到哈贝马斯对启蒙的论述，反思和批判了上述片面的启蒙教条。作为启蒙的代表人物，康德指出启蒙意味着公共领域的道德和政治批判实践，他明确区分了理性的私人使用和理性的公共使用，与此相应的是他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技术实践自由与道德实践自由。然而，康德有关理性的私人使用与公共使用的区分触及启蒙的理智方面和实践方面，但没有把它们上升为核心概念。他的学生约翰·亚当·贝克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思辨的启蒙”与“道德的启蒙”，这一区分明确地指出了理智启蒙和规范启蒙的区别，真正的社会变革只能来自于道德启蒙。

韦伯作为康德之后理解启蒙的重要环节，他将启蒙理解为世界观的“祛魅”与社会合理化过程，二者之间形成了启蒙的悖论：祛魅意味着摆脱宗教与神话的束缚，按照理性组织自己的生活，然而完全合理化的世界带来了人的自由与意义的丧失，这恰恰是对启蒙最严厉的指责，启蒙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一对启蒙的理解直接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批判理论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论述了启蒙自我毁灭的过程。启蒙意味着客观理性向主观理性的转变，即理性的权威由超验存在转向主体自身。人与世界的关系就由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变成了主观与世界的关系。从斯宾诺莎所说的生命的本质是自我保存出发，人必然把自然视为控制的对象，而为了控制自然又必须支配他人和自己的内在自己。这个逻辑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总体管理的社会”，进步逻辑必然是毁灭的逻辑。这样，物化和异化就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而且启蒙的必然命运。《启蒙辩证法》对启蒙批判的目的是想准备好一种积极的启蒙概念，然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没有真正完成这一工作。这样一来，重构启蒙概念就成为了哈贝马斯的任务。

哈贝马斯继承了康德的工作，通过交往行为理论对人的领域及其理性规则进行重新理解，防止不同理性之间相互僭越，重建启蒙的理性天平。哈贝马斯在《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计划》一文中明确地将启蒙的方案等同于现代性，哈贝马斯的启蒙方案指知识领域积累下来的知识必须转化为一种大众知识用于改造我们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实践。哈贝马斯的启蒙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文化启蒙和社会学启蒙。文化启蒙的核心观点在于现代人的现代意识代表着人类的认知规范的意识的发展，启蒙即代表着现代意识，现代意识最主要的特征即“解中心化”；社会学启蒙的核心概念即“社会的非中心化”，社会的非中心化社会学启蒙触及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的两大核心主题，一是西方文化现代性进程瓦解了此前所建立的习惯、传统和固有的理解；二是这一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包括功能的分化，经济和官僚系统与生活世界相脱钩，也就是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区分。社会学启蒙背后实质上是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区分、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区分。哈贝马斯对认知启蒙与实践启蒙的区分具有重要意义：从横向来说，启蒙为意识形态元批判提供了特定命题的运用；从纵向来讲，在不同的文化领域、知识领域和行为领域确定了合理的界限。

最后，汪行福教授总结道，启蒙在今天面临着双重困境：游戏启蒙的犬儒主义和拒斥启蒙的民粹主义。克服犬儒主义和民粹主义，必须坚持真正的启蒙，走向新启蒙，这意味着重建启蒙的本质是重建启蒙精神，而不是启蒙运动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