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上午9点，来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王凤才教授做了本次研修班的专家报告，题目为《作为“社会病理学”的社会哲学——对霍耐特社会哲学构想的批判性反思》。本次报告由同济大学周爱民老师主持。

报告伊始，王凤才教授介绍了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传统，并追问这一传统所主张的“社会哲学”有何具体内涵。王凤才教授认为，在不同批判理论家那里，对社会哲学的理解是不同的——在霍克海默那里，社会哲学不是“发现真理”的事实科学，而是“确立价值”的实质社会学；在哈贝马斯那里，社会哲学是偏离古典政治学、且拥有现代物理学特征的社会科学；而在霍耐特那里，社会哲学是对社会病态进行时代诊断的“社会病理学”。随后，王凤才教授分三个部分对霍耐特的社会哲学构想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分析和评价。王凤才教授阐述了霍耐特建构社会哲学的理论初衷，深入分析了后者重构社会哲学的不同环节，并结合社会哲学在学术语境中的宽泛涵义对这一理论创见进行了评价。

报告的第一部分，王凤才教授阐述了霍耐特为何要重构社会哲学。对社会哲学的重构直接服务于霍耐特所开启的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为创立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霍耐特试图解决四个问题：其一，对早期批判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阐发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的必要性，以解决创立承认理论的前提；其二，对青年黑格尔的承认学说进行社会心理学的重构，论证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的可能性，以发掘创立承认理论的途径；其三，阐释主体间的承认形式，以及个体认同所遭遇的蔑视形式，论证蔑视体验是社会反抗的道德动机，以建构承认理论的基本框架；其四，阐发承认与再分配、承认与正义、承认与道德的关系，将承认理论拓展为多元正义理论以及政治伦理学构想。

为阐发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的必要性，霍耐特走出了重要的四步：一、反思、重构社会哲学，为“承认理论转向”提供理论根基；二、反思、重构早期批判理论，为“承认理论转向”提供理论前提；三、诠释、重构福柯的权力理论，使早期批判理论的困境得到“系统理论解决”；四、肯定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转向”，同时论证交往范式从语言理论走向承认理论的必要性。

第二部分，王凤才教授分析了霍耐特是如何重构社会哲学的。在霍耐特那里，社会哲学从总体上讲就是“社会病理学”。社会哲学，从肯定意义上讲，是对成功的生活方式的反思；从否定意义上讲，主要是对社会病态的时代诊断。基于这样的判断，霍耐特对作为社会病理学的社会哲学的发展脉络进行了鸟瞰式梳理。霍耐特将从事文明批判的卢梭视为社会哲学的奠基人。相比于霍布斯等人，卢梭更关注社会不平等和主体自由丧失等问题。此后，作为“社会病理学”的社会哲学，在19世纪经由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真正形成。黑格尔认为社会病态源于个体特殊主义的无限膨胀和社会生活中的总体性危机，就强调“伦理总体性”而言，黑格尔的社会哲学思想构成了社会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阶段。之后，马克思基于异化批判模型进行了资本主义批判；尼采的“全面文化危机”批判视角和文化历史谱系学的分析纲领，使社会哲学从“ 文化多元主义”走向了 “视角主义”。回看20 世纪社会哲学发展，霍耐特认为从卢卡奇到阿多尔诺、从普莱斯纳到阿伦特，是历史哲学路径与人类学路径此消彼长的过程，其中内含了人类学路径向历史哲学路径的挑战。最后，霍耐特认为，社会哲学的未来发展完全依赖于形式伦理构想。“形式伦理”概念意味着，它是个体自我实现的主体间性条件，从而是人格完整的主体间性条件。至于如何达成此可能性条件的一般陈述，霍耐特认为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承认学说的自然主义改造可以找到解决方法。

报告的第三部分，王凤才教授对霍耐特社会哲学的理论重构工作进行了具体深入的评价。王凤才教授认为，一般意义上笼统地将社会哲学等同于社会病理学的说法，大大限制了“社会哲学”的研究范围，但将“社会病理学”理解为社会哲学的一个分支是合理的且有思想渊源的。只有在现代性悖谬批判的意义上，社会哲学才是“社会病理学”。只有在“社会病理学”的意义上，才能把卢梭视为社会哲学奠基人。霍耐特对19世纪社会哲学的反思与重构也具有明显的目的性，这是为了对“社会哲学应该被理解为社会病理学”这一命题寻找思想史佐证，为阐发“承认理论转向”的必要性提供理论根基。同时，霍耐特对20世纪社会哲学路径的划分，具有高扬人类学路径、贬低历史哲学路径的倾向性。最后，王凤才教授认为，社会哲学的未来发展，并非像霍耐特所言“完全依赖于形式伦理构想”，这一论断是否能够成为现实还取决于其形式伦理构想是否能够建立、能够建立的形式伦理构想是否能成为社会哲学发展的基础这两个仍是未知数的问题，因此，霍耐特的结论或多或少带有独断的意味。

报告的最后，王凤才教授回应了同学的线上提问，延伸解释了当霍耐特构想其社会哲学时德国社会的现实背景，进一步辨析了社会哲学的人类学路径和历史主义路径两者之间的差异。

8月27日下午13:30，来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张双利教授做了题为《从形式理性批判到道德理性重建——论哈贝马斯对韦伯合理化思想的继承与转化》的报告。本次报告由复旦大学王春明老师主持。

在引言部分，张双利教授指出，韦伯思想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是哈贝马斯的重要关注点。韦伯分析了理性现代文明的内在支撑和矛盾，在韦伯的基础上分出左右两大阵营。但无论是以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左翼理论，还是以施密特、卢曼为代表的右翼理论，都断然否定了道德理性的道路。在哈贝马斯看来，根本问题在于重新思考支撑民主政治的理性基础何在，而解决这个问题要从重构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开始。

在第一部分中，张双利教授回顾了哈贝马斯对韦伯合理化思想的重构。哈贝马斯指出，在关注韦伯的合理化思想时，要意识到韦伯最看重的生活态度不是以形式理性为主导的生活态度，而是真正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跨越的清教徒们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不是形式理性概念所能涵盖的，他们的职业行动可以被归结为有形式理性的生活方式，但他们以作为原则的新教信仰为凭靠。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强调，韦伯最看重的理性生活态度本身在概念上已经包含了形式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两大维度，因此不能仅仅用“形式理性批判”来涵盖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哈贝马斯强调，韦伯不仅讲社会合理化，而且为了厘清社会合理化何以可能，还要讲文化合理化。只有把文化合理化和社会合理化共同呈现出来，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才能呈现出现代社会的合理化起源，并在此基础上断定现代社会的问题（意义的消失、自由的消亡），进而给出解决问题的道路。

哈贝马斯对韦伯的文化合理化思想进行了重构。在解释文化合理化时，哈贝马斯指出，韦伯本人并没有把文化合理化的潜能彻底发挥出来，因为韦伯过度关注了伦理的合理化。韦伯关注合理化进程带来了以兄弟之爱为核心的基督教伦理，关注其与世俗世界的张力，关注这种张力在促进世俗世界按自己的逻辑进展的同时使宗教伦理边缘化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韦伯的这个解释方向和在他解释文化合理化进程中讲述的三个维度并不完全匹配。在社会合理化的问题上，哈贝马斯强调,韦伯通过对社会合理化的两个重要维度的考察，试图澄清文化合理化的进程带来的理性结果如何支撑现代版本的社会生活。韦伯用文化合理化来处理社会合理化，他要强调的是宗教世界观和世俗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带来的是世俗世界中各文化领域的分离和对立。这种分离和对立进一步带来两大结果，第一是合理化的生活态度的流行，第二是人们对合理化的逃离和对抗，根据这两大结果，韦伯给出了“自由的消失”和“意义的危机”这两大判断。

但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他认为韦伯实际上并未能够真正贯彻其文化合理化思想。哈贝马斯指出，在韦伯的文化合理化的理论中蕴含着非常宽广的理性概念，而韦伯本人并没有将这样的多维度内涵的理性概念自觉发挥出来；不仅如此，哈贝马斯还认为韦伯在讲述现代法的时候所提出的现代世界之失去理性根基的问题是值得商榷的，换句话说，韦伯在理解现代合理化生活时没有把现代合理化的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关联到道德理性当中。

在第二部分中，张双利教授指出，哈贝马斯依托对韦伯合理化思想的重构重新考察了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韦伯合理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首先是卢卡奇。卢卡奇把韦伯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和马克思的物化思想合流，并考察了商品形式和意识形式这两个关键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卢卡奇虽然完成了对韦伯社会合理化思想的卓越继承和发挥，但问题在于卢卡奇未能坚守韦伯的文化合理化思想，这尤其表现在对“祛魅”的理解上。祛魅的第一阶段是去巫术，而第二阶段是去除宗教世界观；相比之下，卢卡奇通过借助于黑格尔对康德抽象知性立场的超越试图重返一种实质理性的立场，换言之，他要回到黑格尔版本的形而上学中去，并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根基、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无产阶级国家和政党，而这是对韦伯思想的彻底背离。其次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他们没有继续卢卡奇的错误，而且将韦伯合理化思想和当时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进行对接。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韦伯社会合理化的激进化是没有问题的，并且他们把形式理性批判发展为工具理性批判，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哈贝马斯也指出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遇到的重大难题——因为他们在理论上坚守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坚决反对以卢卡奇为代表的道路，反对卢卡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回溯，这就阻断了他们对解决问题道路的思考，所以虽然他们的批判理论以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为己任，但不能化为理论建构，所以展现出了一条非常无奈的放弃的道路。

通过对这两个环节的分析，哈贝马斯看到左翼理论没有在韦伯合理化理论中找到能解决现代理性难题的理性概念，反而是放弃了这个理性的概念，只是把理性的概念变成了形式理性或工具理性的概念。

在第三部分，张双利教授讲述了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中做出的独特的学术贡献。哈贝马斯认为最重要的是对支撑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根基进行重新安放，不仅仅要有由文化合理化带来的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而且要有在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的前提下出现的生活世界和体系的分离，而体系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开来要由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提供前提。

哈贝马斯强调，虽然有体系和生活世界的分离，但分离开来的体系仍要凭靠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和体系的关联是支撑生活世界和体系的分离的基础。哈贝马斯从四个渠道讲述体系和生活世界之间如何发生关联，他强调，这种关联的确可能会被阻断，所以要用他的两层次的社会概念（以生活世界合理化为前提的生活世界和体系二分）取代韦伯的社会合理化的概念。而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将韦伯关于自由的消亡和意义的消亡这两大判断重解为生活世界的媒介化、文化的荒漠化和碎片化。

在余论部分，张双利教授总结了哈贝马斯对韦伯合理化思想的重构的意义。她指出，我们不能把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即生活世界殖民化）作为终点，否则我们就不能和哈贝马斯对话；重要的是要明白哈贝马斯这种重构的意义究竟在何处——其在于，通过在理论上对文化合理化的过程进行重新建构，重新得到包含了道德理性的宽广的理性概念，并根据重新得到的理性对国家进行奠基，对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进行奠基。而对道德理性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研究，则是进一步解读哈贝马斯与韦伯关系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