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正义-伦理
——第二届批判理论工作坊”综述
高红明
为了进一步深化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推动批判理论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和发展，2018年6月16—17日，由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哲学学院主办的“承认-正义-伦理——第二届批判理论工作坊”在复旦大学召开。此次工作坊是2017年3月18—19日召开的“《否定辩证法》翻译与研究——第一届批判理论工作坊”的延续和拓展。第一届批判理论工作坊围绕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术领袖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的翻译问题，以及相关学术问题展开；第二届批判理论工作坊则围绕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学术领袖、国际黑格尔协会主席霍耐特的学术思想展开。本届工作坊共有来自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同济大学、山东大学、青岛大学、山东科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南大学等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代表参加。会议围绕“伦理、正义、承认、自由”的问题，以及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批判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伦理问题”专场
作为批判理论工作坊召集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凤才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首先对与会的专家学者和各位代表、以及前来听会的各位老师和同学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对筹备本次工作坊的会务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同时对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哲学学院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然后，他简要回顾了批判理论研究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历程，对第一届批判理论的圆满召开与所获学术好评表示欣慰；同时殷切期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实质性地推进批判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国的学术事业和社会进步、为国际学术事业和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一场：“伦理问题”专场由复旦大学张寅主持，复旦大学王凤才、上海社会科学院张雪魁、合肥工业大学马院李和佳、上海大学杨丽，分别以《霍耐特的“伦理”概念——从形式伦理到民主伦理》《霍耐特对“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传统”伦理观的规范重构——德国古典哲学承认问题的源与流》《从“伦理学内在论争”看承认学说的“伦理觉悟”》《黑格尔问题与话语伦理学——哈贝马斯法哲学中的黑格尔因素》为题进行学术演讲。
王凤才首先从“道德”、伦理”概念辨析开始。他指出，在汉语语境中，“道德”是指人的德性、品行、境界；“伦理”有两种含义，但主要是指人伦之理，是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在西方语境中，“道德”有两种含义：（1）狭义的“道德”是指个体的德性、品行、主观癖好；（2）广义的“道德”是指共同体的风俗、习惯、习俗，或曰：群体的行为模式、行为习惯、行为规则，其实这就是“伦理”。但从总体上看，伦理与道德往往是区分开来的：前者关乎共同体，后者关乎个体。当然，有时候，伦理与道德也是通用的。
接下来，王凤才论述了承认道德与形式伦理、社会正义与民主伦理问题。他指出，在霍耐特那里，承认道德介于康德传统和亚里士多德传统之间，形式伦理是人格完整的主体间性条件。他指出，霍耐特以爱和道德关系为主线，进一步深化了承认道德构想；但霍耐特后传统的形式伦理构想尽管试图从黑格尔和米德失败的方案中摆脱出来，但仍然遇到不可克服的张力。在此基础上，王凤才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霍耐特的“伦理”概念（不论形式伦理还是民主伦理），尽管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但这个问题的阐发，对于霍耐特思想体系的完善来说，则是非常重要的，即：承认理论—多元正义—民主伦理。这样，霍耐特就有了与哈贝马斯相比肩的成就。
张雪魁首先从一个假设入手，即承认问题发源于康德而非黑格尔。他认为，承认问题是黑格尔哲学当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因而这个命题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域是密切相关的，认为到了德国古典哲学时期，承认问题第一次被提升为哲学研究的主题；在此基础上，他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承认传统，即古典承认理论、马克思的承认理论和现代承认理论，并认为霍耐特提出的“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推动了承认理论在当代复兴，但又认为霍耐特忽视了康德承认理论的源头性思想资料，同时又误解了马克思的承认理论，使得现代承认理论与古典承认理论发生分裂和中断；最后他认为，认真梳理承认问题在康德和费希特哲学中的发展脉络，梳理承认理论在费希特和青年黑格尔哲学中的发展脉络，梳理承认问题在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中的发展脉络，以及在古典承认理论向现代承认理论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古典承认理论传统的中断等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李和佳认为20世纪是伦理觉悟的时代。不同国度、不同历史境遇，都指向其精神世界的伦理思想觉悟问题。黑格尔与康德的伦理-道德争论，正义论与德性论的论争，在凸显生活世界伦理-道德矛盾的同时，催生了时下生活世界以公平正义为诉求的伦理觉悟。各种伦理论争从一开始就陷入社会伦理与个体道德的精神纠结，陷入共善与个善难以交集的价值尴尬。从古希腊的“伦理”，到古罗马的“道德”，再到康德的“道德”，“道德哲学”大厦在“伦理”与“道德”孰先孰后、内在精神同一性失缺中得以艰难完成。黑格尔在其体系中完成伦理与道德的新的“同一”，把伦理与道德作为人的精神发展的不同环节和不同形态来对待。为走出时下伦理学理论的“现代化碎片”，诸多思想家提出了不同理论方案，其要义为：“个体‘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并尊重他人为（完整的）人’”。如果说哈贝马斯意于通过政治方式提出时代诊断，那么，霍耐特则意于通过伦理方式提出时代诊断，表现出浓厚的伦理情怀与伦理觉悟。
杨丽认为哈贝马斯法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与同时代其他学者对他的话语伦理学的批判以及哈贝马斯的自我批判有着直接的关联，而黑格尔对康德绝对道德律令“空洞性”的指责是话语伦理学所要面对且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与哈贝马斯试图重建现代社会的规范秩序的整体立场有着内在关联；她认为，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为我们重新界定程序或形式伦理学与实证伦理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即一方面话语伦理学将道德的普遍有效性追溯到内在与语言交往的普遍的行使规则，从而“推导出”一种普遍的、客观的道德原则，进而来对抗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泛滥和空疏；另一方面又将普遍有效性的理据归结于每个参与者的“理由”中，以此说明普遍性原则是建立在具体的特殊的参与者同意之上的；最后，她认为，话语伦理学接受了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对绝对命令的主体间性解释，同时又无须付出用德行消解道德的历史主义代价；既坚持正义与团结之间的内在关联，同时又不放弃康德自律原则的精神。
二、“正义问题”专场
第二场：“正义问题”专场由复旦大学朱晓慧主持，厦门大学的宋建丽、翁少龙、黄秋萍分别做了题为《正义理论的重构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新发展》、《霍耐特社会法哲学中的正义与分析维度》、《基于商谈的正义与基于承认的正义——哈贝马斯与霍耐特两种正义观的比较分析》的学术演讲。
宋建丽认为正义论是当代哲学最活跃的领域，霍耐特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第三代的代表，以其对康德式正义秩序建构路径的批评和对黑格尔正义理论的重构，重新恢复批判理论的当代生机；认为，霍耐特将黑格尔的法哲学放置于批判理论语境中进行阐释，其革命性的一面就可以通过承认理论和社会自由的思想得以显现；认为霍耐特对黑格尔正义理论的重构，使得正义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的工具发挥作用，而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理想；认为，尽管霍耐特借助黑格尔的承认理论重新恢复了批判理论的当代生机，但同时也正是囿于黑格尔，使得霍耐特最终也无法真正从伦理体系中解放出来。在结论部分，宋建丽认为，霍耐特是否真的能走出不确定性之痛，在实践层面仍然是未决的难题。
翁少龙认为，贯穿在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是他对社会稳定运行结构的规范研究，而这个研究从其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阐发开始就给出了雏形，但同时又认为霍耐特并不摒弃社会分析法对它的理论完善所具有的建构价值，而是在社会实证研究与社会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推进对社会秩序与社会规范的理论建构；他分别从道德理性的社会制度化、社会正义的规划价值化、正义理论的社会分析法等角度展开论证；最后，他还认为，霍耐特在对黑格尔的法哲学的理论研究之后，确定黑格尔的社会法是建构在社会分析的基础之上，并在罗尔斯正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继承了康德的道德理想概念，使之更适合于当代社会的现实变化。
黄秋萍认为公平与正义问题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而“谁之正义”更是当代政治哲学持续进行的一个追问。她通过对比分析哈贝马斯正义理论的核心，即合法性和商谈论的原则与霍耐特正义理论的基础问题，即承认，认为哈贝马斯将主体权利来源的合法性视为正义的前提，而权利的合法性只能来自程序性的商谈，但又认为哈贝马斯对商谈的道德前提，即对主体间的承认关系的谈论仍不够充分；而认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则是对哈贝马斯正义理论的补充，认为霍耐特在私人领域、法律关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形成“为承认而斗争”的局面，从而基于承认分别促成三个领域的“需要原则”、“平等原则”、“贡献原则”之正义，因为“为承认而斗争”就成为走向公平正义的前提性条件。
三、“承认问题”专场
第三场：“承认问题”专场由东华大学贺羡主持，安徽大学张志芳、厦门大学洪楼、山东科技大学吴华眉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孙秀丽分别做了题为《权利对权力的抗争何以可能？——反思霍耐特承认理论中的悖论性难题》《基本承认：论霍耐特物化批判的存在论基础》《两种承认：从巴特勒对霍耐特的批判谈起》《爱的承认：艾利斯·扬对霍耐特的女性主义批判》的学术演讲。
张志芳认为，霍耐特承认理论包含着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认可，认为这种民主政治塑造了主体相互承认的模式，为人们自我实现和个人自由提供了一种可能，同时又认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也不可回避的揭示了现代社会基于社会的权利，即由于经济文化不平等的结构导致的人们为承认而斗争；认为霍耐特为推进社会不公正现象地改善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理论思路和现实拯救的新维度；最后，他还认为霍耐特将批判的视角转向政治伦理方面一方面增强了批判理论的现实维度，但另一方面也削弱了批判的原则性，使得批判成为渐趋向现实妥协或一种对现实弱的反思。
洪楼认为，霍耐特试图以承认理论为基础的物化批判模式恢复物化概念在当代批判理论中的生命力，认为霍耐特依据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非正式”解读，论证卢卡奇已经提出了一种关于真正的人类实践形式的表述，并进一步论证卢卡奇的同情且关切的实践、海德格尔的操心、杜威的实践牵涉等概念实际上已经指向了其自身的实践理论，即社会生活中的先在的、基本的承认；他认为，相比纯粹中立的认知模式，海德格尔操心或霍耐特的承认的实践模式具有存在论意义上的优先性，而卢卡奇的物化则是对这种先在的基本承认的遗忘，认为基本承认概念的提出则是霍耐特深化承认理论的一次重要尝试。
吴华眉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了交流，一是介绍霍耐特对物化的评论；二是霍耐特物化承认理论的评判；三是巴特勒的承认理论的内容；四是巴特勒与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差异。她认为，尽管霍耐特认为他的承认理论是主体之间的关系，但巴特勒认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仍然是站在单个主体角度的外在承认，因而在承认之前就已暗含了自我与他者的分离或不平等地位；认为巴特勒建立在一种身体本体论基础上的承认理论避免了对少数群体造成一种规范的暴力，更加侧重对少数群体的关怀。
孙秀丽认为，在霍耐特那里，家庭关系的承认属于承认理论的逻辑起点，而爱则代表了互相承认的第一个阶段，即在家庭中，个人的自我实现和相互承认以情感上的爱慕为前提，经由这种情感以来所缔结的共生纽带，产生了独立参与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基本的个体自信；但又认为艾利斯·扬看到了霍耐特的爱与关怀的承认理论不足以实现性别平等方面的批判旨趣；面对这一问题，孙秀丽认为艾利斯·扬从两个视角对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进行了补充，一是警惕家庭内部的规范暴力，建构真正平等包容的家庭交往关系，二是舒缓承认领域中自尊和关怀的界限，强调亲密关系的权利。
四、“自由问题”专场
第四场：“自由问题”专场由厦门大学李猛主持，暨南大学的任彩红和北京大学任远分别做了题为《霍耐特的自我实现观及其省思》《霍耐特对黑格尔自由理念的再阐释》的交流报告。
任彩红认为霍耐特深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其为承认而斗争的思想、自由的不确定性痛苦、自由的权利等思想中都贯穿着黑格尔的自我实现理论。她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霍耐特的自我实现思想，即多重语境下的霍耐特自我实现观，二是霍耐特自我实现观的内容，三是霍耐特自我实现历程的不确定性，四是对霍耐特自我实现观的反思；她认为，自我实现的目的是为了自由还是说自我实现需要自由作为保障，就像承认是一种手段，承认的目的为了什么，为了自我实现，另外一方面承认的自我实现是不是承认的一个目的，她认为如果不处理好这个问题，对自我实现问题的论述就会陷入霍耐特式的不确定性中。
任远认为霍耐特通过剥离黑格尔体系中形而上学的规定，改变黑格尔逻辑体系的三分结构，重构黑格尔的伦理学，认为霍耐特试图将黑格尔伦理内容从绝对精神的内容的实践中摆脱出来，形成一种建立在相互承认基础上的社会自由；认为霍耐特将“相互承认”的范畴理解为意志自由所需要的社会条件，使得承认成为社会成员行动的基本规范，而这一目的在于将自由的机制包含进相互承认理论，从而给自由加以理性限制的同时，又包含主体反思的正义维度；认为霍耐特对黑格尔自由概念的阐释，对于现代正义的构想具有启示意义，但又认为从相互承认的伦理规范来建构社会制度的原则和标准，也会存在弱化批判维度的可能。
五、“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专场
第五场：“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专场由西南大学吴敏主持，安徽师范大学陈旭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胡云峰和同济大学的周爱民分别做了题为《本雅明记忆与拯救》《无批判的诊断》《内在批判及其在批判理论中的发展》学术演讲。
陈旭东认为，本雅明为了揭示过去与现在的辩证关系而对历史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历史主义的解释使得持续的压迫变得合法化；认为本雅明同时还批判了历史主义对过去的移情，而这种移情追求的是与历史客体相同一，从而获得历史客观性，这种移情遮蔽、遗忘甚至消灭了对苦难的反应等主观的东西，是对历史上受难者的二次伤害；认为在本雅明看来，记忆可以成为一种弱的弥赛亚力量，而这种弥赛亚时间所代表的锻炼可以打破连续时间，成为打开时间的另一种可能，而记忆能够修改历史所能决定的叙述，这种意识使得不完全的成为完全的，完全的成为不完全的；最后，他认为讲故事可以释放记忆的批判性潜能，思考、行动、判断都可以在讲故事中融合在一起，认为讲故事不仅仅是一种解释性知识，更可以激发反思判断。
胡云峰认为，霍耐特试图为社会批判理论寻找新的规范基础，以形成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病理分析”和“批判话语”；认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在诸如对待同性恋、尊重少数群体或独特文化、公平交易、对家庭成员的爱、避免情感的荒漠化、反对个体的原子化生存取向、合作参与政治等问题具有充分解释能力；但同时又认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囿于规范一元论，使得承认理论只有道德、法律和伦理意义上的规范诊断，而无对社会发展一般的规律性、必然性的探讨，造成了他的批判的空虚；最后他认为，霍耐特以自我实现作为价值取向，对当代社会进行伦理诊断，为批判理论留下大量空地。
周爱民认为广义的社会批判形式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非规范性批判，另一类是规范性批判，这一类批判又可以分为三种，即外部批判、内部批判和内在批判，认为黑格尔首先将内在批判引进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发展了这种内在批判，并将它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理论家继承了马克思的内在批判，进一步将这种批判方式运动到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分析中；但同时，他也指出这种内在批判在与外在批判和内部批判进行区分时遇到了困难；最后，他认为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霍耐特的规范性重构仍然坚持内在批判作为社会批判的核心方法，并推动了批判理论的转型发展。
六、“批判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专场
第六场：“批判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专场由北京大学侯春兰主持，青岛大学赵长伟、山东大学蒋颖、厦门大学覃晓洁分别做了题为《批判理论在21世纪的最新发展——兼评王凤才教授新著<承认·正义·伦理>》《正义与宽容——R.弗斯特对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R.弗斯特批判的正义理论探析》学术演讲。
赵长伟指出，王凤才教授的著作《承认·正义·伦理——实践哲学语境中的霍耐特政治伦理学》一书试图对霍耐特政治伦理学进行系统重构和批判性反思，主要阐发了霍耐特思想发展第二阶段“承认理论完善与正义论构建”，同时也对霍耐特从承认理论到政治伦理学思想发展的整个轨迹进行了梳理；该书作为《蔑视与反抗》的“姊妹篇”，该书进一步论证了在《蔑视与反抗》中提出原创性观点，例如：批判理论三期发展、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但无论从研究角度、框架结构来说，还是从文字材料、基本内容来说，该书与《蔑视与反抗》一书相比都有了较大变化，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学界关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最新发展研究的新领域；认为该书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的一部力作，必将为21世纪国内外的霍耐特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当代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当代实践哲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蒋颖认为，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对弗斯特宽容理论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认为弗斯特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现政治自由主义内在性悖论；二是对重叠共识思想的质疑；她认为在弗斯特看来，罗尔斯没有明确区分伦理自主和道德自主两个概念，而是更多地从道德的意义上来谈论个体自主的观念，并试图排除道德自主观，由此形成了一种在纯粹政治上为之辩护的宽容理论，且罗尔斯的宽容思想实质上是一种道德自由主义，它低估了理论性个人容忍差异化和自我限制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她认为弗斯特提出了道德辩护的思想，并使其成为规范的宽容理论的基础。
覃晓洁认为，自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以来，正义理论已经引起广泛的瞩目和巨大的回响。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第三代代表弗雷泽和霍耐特围绕“承认还是再分配”的正义交锋更是使得正义论争论成为批判理论的重要景观，而弗斯特则强调权力在正义中的重要性，认为正义不在于个体物品占有是否平等，也不在于其分配的公平，而在于分配的主体和程序；但她认为，弗斯特建立在“辩护的基本权利”基础之上的正义在得到充分阐释的同时，并没有能够将这种权力关系作为规范性程序应用到现实中，因而其辩护的正义力量最终仍只是一种规范性论证。
五、闭幕式暨总结
在闭幕式中王凤才对本届工作坊进行了高度肯定，并建议第三届批判理论工作坊议题定为“如何阅读《承认热斗争》”？厦门大学宋建丽热诚地欢迎各位学者明年到厦门大学参加第三届批判理论工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