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 在 场 的 在 场

                     ——读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

俞吾金

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历史已经终结”这样的口号成了欧洲各种媒体上最醒目的口号。在这种一风吹的情况下，德里达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出版《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呢？在这本书的一个注解中，德里达自己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解答。在他看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看法早就存在了，而从解构理论出发来论述这一观点的论著可以追溯到简-玛丽.比努斯特于1970年出版的《已故的马克思》一书。德里达认为，尽管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从标题上看是向马克思表示致敬，但实际上出具的却是马克思的死亡证明书。德里达并不同意比努斯特的观点，为此他作出了如下的说明：“本人的这部著作的标题可以看作是对比努斯特的那本书的标题的回应，不论已经过去了多少时间或者说还剩下多少时间，它都可以说是对那一不幸的意外事件的回应——或者说是对那亡魂的回应。”（见该书，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5页。以下引证此书，均只注页码）原来，德里达通过自己的著作要向世人传达这样一个观点，即马克思已经去世了，他的形体已经不在场了，但他的观念、精神或幽灵却无处不在场。所以，重要的不是停留在现象上，而是要看到事情的实质，即马克思的在场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不在场的在场的方式。

首先，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活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中，不但活着，而且还牢牢地扎根于我们记忆的深处。德里达这样写道：“在我现在不得不加以抵制的所有各种诱惑中，有一种诱惑就是记忆的诱惑，即去叙述我以及我这代人在我们的整个一生中所共同享有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经历，马克思在我们心目中的几乎慈父般的形象，以及我们用来和其他的理论分支、其他的阅读文本和阐释世界方式做斗争的方法，这一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并永远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我们全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有些人享有的是同一种文化，这文化在一种不可估量的深度上仍然保留着这一遗产的标记，不论是以直接可见的方式还是以不可见的方式。”（第21-22页）在德里达看来，凡是尊重客观事实的人，不论他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会承认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给予他的重要的影响。因为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以他那卓越的、原创性的思想改变了我们阅读文本和阐释世界的方式。

其次，德里达确信，对于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学派来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在场仍然没有被抹去，不如说，这一学派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确认了它们的在场。福山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人》中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与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这本书出版后被西方传媒炒得沸沸扬扬。“我们再好还是问一问自己，”德里达写道，“这本书，连同它声称带来的福音一道，为什么成了媒体的时髦玩意儿，为什么它会在忧虑不安的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的超级市场上风靡一时，它在那里被抢购的情形，就象是战争爆发的谣传刚开始流行时，人们抢购当时货架上所有的食糖与黄油一样。”（第97页）在德里达看来，福山的著作之所以洛阳纸贵，是因为它隐瞒了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当今面临的种种灾难、危机，甚至是死亡的威胁。特别是福山意识到，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进行过透彻的批判，所以通过对东欧的解体来宣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死亡，也就等于为自由资本主义撤消了一份最有力的死亡判决书。

然而，正如德里达所敏锐地指出的那样，“由于这样一种密谋今天在一片震耳欲聋的普遍赞成声中坚持认为它所说的确实已经死去的东西实际上将永远死去，因此就引起了人们对它的怀疑。它在想让我们入睡的地方将我们唤醒。因而要警惕：那尸体也许并不象那密谋力图哄骗我们想信的那样已经死去或完全死去。逝者好象还在那里，并且他的显形并不是虚无。它不是毫无作为。”（第138页）在德里达看来，福山等人急急忙忙地出来宣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恰恰说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死亡，而且仍然是现实生活中在场的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分析的那样，既然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为驱逐共产主义的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那就表明：“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在德里达看来，福山的目的是想让人们入睡，但结果反倒是唤醒了人们，使他们清晰地意识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在场。

最后，德里达强调，马克思的遗产并不仅仅是对这一代人来说才是有效的，它已象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一样进入到人类文化的血液之中，即使从来不接触、阅读马克思文本的人实际上也是这一遗产的继承人。换言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在场的：“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第127页）在“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一片喧嚣声中，德里达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足见他具有惊人的理论勇气。

既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在场是不在场的在场或不可见的在场，那么其具体的表现方式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解答还要从这本书的书名《Specters of Marx》着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的specters（幽灵）是以复数的形式出现的（遗憾的是，中文的“幽灵”是读不出单复数的，如果我们必须在中文的书名中体现出德里达的原意，那么它应该译为《马克思的幽灵们》或《马克思的诸幽灵》）。为什么德里达要用specters这一复数形式？因为在他看来，在场的并不只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精神，而是各种不同的、异质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所以，人们不应该用自然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在场，人们必须在马克思留下的丰富的遗产中、在异质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就德里达来说，他作为一个解构主义者，认为最有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应该是它的批判精神。所以他这样写道：“求助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而且将必定是无限期地必要的。如果人们知道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适应新的条件，不论是新的生产方式、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力量与知识的占有，还是国内法或国际法的话语与实践的司法程序，或公民资格和国藉的种种新问题等等，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仍然能够结出硕果。”（第122页）尽管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诸精神或诸幽灵的理解存在着某种片面性，尽管德里达自恃解构主义包含着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更丰富的内涵，但他毕竟说出了某种重要的东西，值得我们在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时认真地加以借鉴。

最后，我们再引证德里达的一段话，以便加深我们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特殊在场方式——不在场的在场的理解：“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