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哲学何谓

主讲人：俞吾金

【主讲人信息】

俞吾金　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主任、

星空讲坛上的俞吾金教授

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暨人文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暨人文社科学部主席、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

【讲座实录】

同学们，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听我做讲座，心里很激动，不禁回想起27年前，即1984年我们哲学系研究生在这里——3108教室举办“哲学与改革”系列讲座的盛况。当时，我承担的是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今天，大家仍然对哲学讲座有如此高的参与的热情，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舞。我注意到刚才主持人使用了“大家”这个词。其实，这个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是master，即大师；二是great family，即大家庭；三重是everybody，即每个人。哲学的希望在everybody，即在场的每个人的积极参与上。也就是说，从大家的身上，我看到了哲学的未来和希望。

我访问过欧洲不少国家，尤其是像瑞士、英国这样的国家，也许是太过成熟了，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但中国不同，中国是一个既有古老的文化传统，又焕发着自己青春的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每个瞬间都会给你带来惊奇和喜悦。最重要的是，几乎每个人都有着敞开胸怀、接受新事物的开放的心态。记得1997年5月，我曾率领复旦大学15个学生到瑞士圣加仑大学参加第27届世界经济管理研讨会。这个会议的规格很高，参加会议的是各国政要和大企业家，致开幕词的是瑞士总统，致闭幕词的是德国总统，而做基调报告(keynote report)的则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有趣的是，在与会期间，来自各国的大人物们见到我们的学生时提出的几乎都是同一个问题：Are you Japanese（你们是日本人吗）？复旦的学生总是充满豪情地回答：No, we are Chinese（不，我们是中国人）。显然，以上述方式提问的外国人并不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重大的变化。1998年春，我在访问哈佛大学期间周游美国，当我路过拉斯维加斯时，我住在马戏团宾馆里。总台上的一位女服务员见到我在住客单上填写的Shanghai时，竟然问我：Where is Shanghai（上海在哪里）？我想，这位女服务员也太孤陋寡闻了。与这些固步自封的西方人比较起来，真正保持开放的、学习的心态的是中国人。这种开放的心态，我们在倾听美国作曲家格什温的交响乐《蓝色狂想曲》和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新大陆交响乐》时或许会亲切地感受到。

我的讲座的主题是“哲学何谓？”其实，哲学何谓？什么是哲学？和What is philosophy？这三个问题具有同样的含义。在开始触及主题之前，我先得阐明追问“哲学何谓？”的四点理由：

其一，哲学本身的不确定性。如果说，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实证学科都有明确的研究领域的话，那么，哲学却缺乏人们普遍认可的共同的研究领域。比如，有人把哲学理解为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也有人把哲学理解为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的概括与总结；有人把哲学理解为对人生意义的探究，也有人把哲学理解为语言上的分析和批判活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此可见，正是研究领域的这种不确定性使What is philosophy？的追问成为必要。在我看来，这种追问是没有尽头的。只要人们还在从事哲学思维，他们就应该像祥林嫂一样，不断地重复这个问题。

其二，

第二个理由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从事哲学研究，或者我们在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从事其他学科的研究。也许有的理工科学生、或人文科学其他学科的学生认为我没有必要一定要接受哲学思想的指导。其实你愿意不愿意都没关系，但你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处在一定哲学观的支配与指导下。

如果要明确自己的哲学观，那么一定要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追问“What is philosophy”来回答哲学是什么。我在回答的同时，进入了一种哲学的具体想法。包括我们哲学系，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说起这个问题我们如何理解。全世界的一流大学每年有多少毕业生？这些学生中间能够做到出类拔萃的、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名字的有多少人？凤毛麟角。在哲学研究上我们如何做得比别人更好？追问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哲学研究生进来以后，他就开始研究具体的问题，这就像马克思批评的：从此以后就有了好多人都把哲学一分支学科的一个非常小的问题作为他一生追问的问题。我认为，问题的大小将决定研究哲学的人地位的高低，如果他一生要解决的都是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么他可能永远只是一个哲学研究者，成不了哲学家。哲学家本身就要高瞻远瞩，要站在一个思想的高度上。那么，你是否站在一个思想的高度上，其中一个检验标准就是你是否经常询问“What is philosophy”，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就是当你还没学哲学的时候，你就对“What is philosophy”这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但是悖论在于，一旦你进入哲学系，第二或第三年开始你再也不追问“What is philosophy”，如果你再也不询问，那么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在哲学研究上的精神死亡就开始了。所以如果一个老专家说，我在这个领域研究了三十年，但，这个意思实际上是说，我失败了。因为某种意义上，三十年下来你对在这个领域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基本公式是如此熟悉，以至于你也没有任何批判精神了。只要你在这个领域中对你的研究对象没有任何批判意识，你在这个领域的精神已经死亡了。因为你在一个极其熟悉的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创造新的东西。就像我们到国外三天觉得所有东西都是新鲜的，你会追问；但如果你在国外过了三十年，你还会追问吗？当你不追问的时候，说明你的新鲜感、批判感、你的兴趣随着时间的增长慢慢就消失了。所以黑格尔有一句著名的话：“熟知并非真知。”就是说你最熟悉的东西可能恰恰是你最不知道的。在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四季如春，大家都很觉得这个说法很习惯。其实这个说法本身就不成立，因为四季如春就包含春季如春季，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我们应该表示为三季如春，或者四季加春。但我们已经对四季如春非常非常习惯了。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谚语。有人告诉我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那么我问他，如果魔术师在变魔术时是当局者，而你是旁观者，是他清楚还是你清楚？一个例子就可以把它推翻。哲学上如果有人提出世界上一切天鹅都是白的，那么我只要举出一只黑天鹅，就能把这个东西推翻。哪怕你见过十亿个天鹅是白的，你也不能断言一切天鹅都是白的。生活中常说了如指掌，但我倒要问问你对你的指掌纹路的走向真的那么熟悉吗？你不过是在修辞学上表达了一个“了如指掌”，其实你对你的指掌陌生得很。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有一句名言：“真正的哲学思考就是从我们想当然的东西开始。”什么是想当然？我们从不怀疑的东西。所以哲学的思维不光要怀疑对象，最后还要怀疑被怀疑对象的理性。钱德勒[2]在他“批判的武器”中讲，要接受哲学本身的分析和批评。要有如此彻底的、一种充满新鲜感的、向周围所有新的东西的开放的心态和批判的心态，我们才能在哲学和其他学科上有所造就。一旦这种批判像一把刀一样钝掉了、不锋利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批判能力就下降了。我们在一个学科、一个问题上的创新，可能就非常艰难了。

我要说的第四条：追问What is philosophy的这个问题是必要的，但我又要指出恰恰是所有的哲学导论课都在讲了What is philosophy的这个问题，误导了整个哲学的研究。误导在什么地方，我们如何从这种误导中走出来，后面第二大点再讨论。下面我讲第一大问题，我们先讲哲学概念的来源。我们都知道希腊文中，philo-是热爱的意思，-sophia是智慧的意思，所以好多人就讲哲学解释为love of wisdom，就是对智慧的热爱。从词源的角度对哲学本身进行考察时必要的，但我不同意对哲学做如此的理解，因为对智慧的热爱只是一种情感。但是哲学的特点在于抽象的概念思维，我们要把哲学与美学等学科分离开来。虽然词源上有这个含义，但是我们不能把哲学理解为对智慧的热爱，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本身就是智慧，不是对智慧的感情。这是两个我们要区分的概念。

词源学本身的研究非常重要。上个世纪德国大思想家海德格尔[3]就经常用词源学对哲学问题进行研究。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词源学研究本身的一种界限，一种limitation。历史上的很多思想家的成功就在于一种片面性，就是他们试图用一种概念解释所有的文化现象。但是他们的失败也可能正在于此。我不太同意北京大学张岱年先生提出的“综合创新论”。其实创新很重要地是在思想上从一个片面入手，再把它非常彻底地阐发出来。

我们在某某人遭遇挫折的时候说他遭遇了滑铁卢。其实滑铁卢也是胜利的摇篮。滑铁卢相对于拿破仑来说是失败的象征，相对于联军首领威灵顿来说是胜利的摇篮。现在英国很多地方包括温莎城堡里都有威灵顿的雕塑和照片。实际上这是相对的，滑铁卢不只是失败的象征。

我在这里要举一个例子，弗洛伊德[4]就是贯彻片面的原则。他用性和无意识去解释所有文化现象。他成功了。他在这个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有人认为人类文明只有两种形式，前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以来，这是对他非常高的评价。但是当他用性和无意识的概念解释所有文化现象的时候，这个同时也成了“拿破仑的滑铁卢”。好多人批判他，认为他创造了“厕所里的神话”。因为他好多的解释都要放到性,也就是sex的上面是解释不通的。但是我们要记住，在创新中，片面性的原则非常重要。

这里，我想起马克思的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我的看法略有不同。我觉得个人在素质，也就是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上应该全面发展，但是一个人在他的ability，也就是能力上应该片面发展。这种片面发展体现在整个人类身上才是全面发展，我们任何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小提琴第一名、钢琴第一名、一百米第一名、游泳第一名……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身上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你就发展你的优势，个人应该片面发展自己。古代哲学家早就警告我们：试图无所不知，结果只能一无所知。我们一般来说只能有一个中心，如果你在发展自己的时候试图全面地发展自己，最后你这个人就会像一个打碎的花瓶，你的生活就变成一堆碎片。因为你忘记了，你想把所有东西都学会，可你的生命是用时间来计算的。到最后当你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各种不同的所谓有兴趣的东西上的时候，你就像打碎的花瓶，你的能力变成了碎片。你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也就只是一堆碎片。聪明的人只发展自己的最有特色的片面。如果全面发展只应该从素质上去理解，即既有科学涵养又有人文涵养，而不应该从能力上去要求，这本身可能就是荒谬的。

德文中有一个词叫Schuld，这个词本身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债务，一个是罪责。如果我们去看古代印度的《摩罗法典》、罗马《十二铜表法》、古代巴比伦法典……我们都能看到大量条款涉及到债务人和债权人。近代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实际上也是在讨论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在解放区的时候就有的一个戏剧《白毛女》[5]，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看，它就是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Schuld这个词就有两个含义，而罪责的含义起源于债务。这个债务就是只和经济社会有关。所以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弗洛伊德的挑战。因为弗洛伊德认为所有的道德观念都可以由性的角度得到解释，Schuld的概念表明相当一部分道德观念起源于对经济生活的一种拷问。我们对词源学的方式可以有一定借鉴，但不要对你的原则做过度的运用，过度的运用就可能遭遇到“拿破仑的滑铁卢”。

我们要提几个问题，是谁把西方人使用的philosophy，翻译成汉语中的“哲学”？为什么哲学这个译名在中国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哲学中的“哲”字究竟是什么含义？明代的利玛窦给中国大陆带来了欧洲的宗教、科学技术、艺术，也带来了philosophy。当时在哲学的概念传入之前，中国对哲学这一块的东西命名为玄学、理学等等。我们中国人对philosophy的翻译有时也翻译成性学、理学、理科、知学、格知学、爱知学等等，没有统一起来。

那么后来怎么统一到“哲学”了呢？实际上这和日本人西周[6]有关。他在1870年一部作品当中，最早提到了将philosophy翻译成哲学。日本人长期使用汉语，现在的日语其实是古代汉语加上现代的假名就构成日本现在的语言文字。西周的“哲”和“学”这两个概念也来自于汉语。在1874年公开发表的《百一新论》当中，他又把philosophy翻译成哲学，但那个时候并没有产生普遍的影响。直到了19世纪80年代的井上哲次郎[7]编撰的第一部日语哲学著作中，他就吸收了西周的这个翻译，在日本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那么，从中国的文字来看，在《诗经》中间就出现了“哲”字。《诗经》中的“维此哲人，谓我劬劳”、“哲夫成城，哲妇倾城”等等当中都使用到哲字。许慎[8]在说文解字当中说道：“哲，知也。”这个“哲”字在甲骨文当中没有，金文中出现了，下面是一个心字，在小篆中就演变成一个口字，这个字我们都念成“哲”。其实这个变化我觉得很有趣，按照现在我想倡导的东西来说，现在为什么哲学有很多东西变得“轻飘飘”了，因为它下面用的是“嘴巴”，也许我们应该回归到哲学下面的一个“心”字。所以在我们哲学学院，就是要试图返回到金文中的，用自己的心来演说，而不光是用自己的嘴巴来演说，可能也就反应了这样的一种动机。这个“哲”字，如果我们分析下去的话，它的上半部分为折断的“折”，所以许慎也说，“折，断也，从斤断草”。其实哲在甲骨文、金文、小篆中间都有这个写法。它实际上是要把草用斧子，类似于快口的东西，把草给折断，或者斩断。折断的意思，实际从理论上来说，就是下判断，就是“make a judgment”，就是对事情做出一个判断。

所以，对事情做出一个明智的判断，这个就构成了哲学的最为本质的含义。实际上，我觉得有三种人是最需要做出正确的、明智的判断：政治家，哲学家和医生。譬如说一个医生，如果某人某一天肚子疼了，去看医生。假如说肚子疼有50种可能，那么医生的任务就在于利用他的智慧，利用他的观察方法，和利用他的机器检查，来排除病人的其他49种可能，来确定病人肚子疼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在医学上，就叫做诊断。断，就是判断，就是最后要判出来。现在我们在医院里面，好像最令人哑然失笑的是：诊断书上无诊断。医生都不肯做判断，因为判断错了要承担医疗责任。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有些病人很可怜，这些机器一遍遍检查来检查去，看了好多医生，连自己的毛病是什么性质的，都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言。

所以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间，也会充斥着很多“正确的废话”。譬如我说：“明天可能下雨，也可能不下雨”。这句话永远正确，但没有提供出有效的信息来。这个就好像很多医学诊断书一样。所以我们宁可要抱着说错的危险，去表述：“明天下雨”，清清楚楚地做出一个判断。那么这个判断本身正是我们在哲学中需要讨论的。

前面我讲到西周和井上哲次郎，就是对哲学，也即philosophy这个概念翻译成哲学，作出了很多贡献。其中又通过了很多人，比如讲黄遵宪[9]，在1887年的《日本国志》中间，他实际上介绍了东京大学的学科设置，他就把东京大学的“philosophy”这个系，这个“department”，就翻译成了哲学。那么除了他，还有蔡元培先生，他的“丁戊之间，乃治哲学”，就在1897至1898年，正好是丁戊之间。蔡元培在哲学这个概念的运用上定义上也有比较大的作用。还有就是梁启超，通过创办的报纸，解释了如何来翻译西方文章。于是然后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翻译。像这样的一个翻译，在中国也很奇怪。突然，所有的philosophy翻成理学，原学，道学等等的提法都销声匿迹了。大家都普遍接受Philosophy被翻译为哲学。这个在传播史上，在翻译史上，是很奇怪的。我也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威廉王子和凯特举行婚礼的，那个威斯特敏斯特教堂。我们都知道，现在威斯特敏斯特中国人一般喜欢翻成西敏寺。因为威斯特敏斯特在中国有很多不同的翻译，但是，这个西敏寺几乎是大家最容易接受的。它这个概念翻的很怪。因为这个西，翻成了“威斯特”。但是这个“敏寺”，这个实际上是谐音。前面是翻对一个方向，后面是一个谐音。就像我们这个宝钢公司，“Bao-Steel”，这个很滑稽。那么这个“minster”本身，其实是基督教小的礼拜堂，它也不应该翻成“寺”，因为“寺”我们一般翻成“temple”。就这么一个错误百出的概念，在中国人的轶闻中间最受宠。大家都接受，其他都不愿意接受。

那么为什么把philosophy翻成哲学？这个也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心理。反正，从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开始，到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人统一把philosophy翻成哲学。不再翻成其他任何文体。你说为什么接受，他的心理到底如何，这个实际上很难作分析。我接下去要讲到，2001年的9月12号，大家注意我的表达，9月12号，正好是“9·11”事件以后的第二天，法国哲学家德里达[10]在复旦大学相辉堂作讲座。我顺便提一下，他在作讲座之前，先对“9·11”事件中无辜的受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当时我们复旦大学下面听的学生一片嘘声。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在中美关系中间，因为在不久以前还有美国人轰炸南斯拉夫的大使馆，炸死了中国的使馆人员，所以对美国人正好有一种很复杂的，很“complex”的一种情结，可能是一种爱恨交加。因为中国人对西方人就是爱恨交加。一个 “恨”，因为他作为老师老是欺负学生，他打到你的国家来占领你的国家。一个“爱”，因为我们又喜欢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就充满了这种很复杂的情感。实际上我觉得不应该对美国人，特别是他们的无辜受害者，在“9·11”事件中受害者，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当然我今天不是讲这个问题，我今天发一个感想，因为我当时也在相辉堂里听这个讲座。我今天要讲到的是德里达讲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就是说：中国没有哲学。然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好多人说中国怎么没有哲学，但实际上德里达想表达的真正的含义是，中国没有欧洲意义上的哲学。所以他并没有错。但是他这个语言表述容易引起误解。

所以在2001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就开始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因为哲学这个概念是在古希腊产生出来，我们中国人是把这个译名译过来的。我们在这个名词下所研究的东西，和西方人存在很大差别。

所以，我们正在研究的东西，是不是在哲学上真正具有合法性？好多学者沿着德里达的思路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当时就写过一篇文章，后来被罗文大学[11]的一个英文刊物《Chinese Contemporary Thought》 ，“当代中国思想”，后来被它用英文发表。当时我写的这个题目叫“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我当时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追问中国哲学学科是不是具有合法性，这是一个虚假的问题。那么我来说一个虚假的问题，比如说我说水这种液体，我们中国人叫水，德国人叫Wasser，英国人叫water，法国人叫eau。我们能够说中国人叫它水，这个水是不合法的吗？我们不能这么说。那么这个哲学也同样是这样。任何伟大的文明它都由四个板块构成，这个四个板块就是所有的科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艺术和美学。这三个板块去掉以后如果还留下来一个板块，那么这个板块在西方人那边他可能叫philosophy，在中国人这边他可能叫原学，理学，玄学，道学，格致学等等。我们如果翻译进来，也可以叫哲学。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不存在合法性问题，因为在一个伟大的文明中总是存在着四大板块。这个板块中间如果有一个板块，其中只要它存在，我们是使用philosophy，还是用原学，理学，玄学，道学去称呼它，我觉得这个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合法性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中国人把水称为水，把这种liquid称为水，你能说我是不合法的吗？难道英国人说的water就是合法的吗？所以我觉得这个“question”是一个“false question”，一个虚假的问题。

但是，我为什么又认为它是有意义的，是一个meaningful的问题，因为我主要是基于对当代中国的一种对哲学在治学上存在的问题的考虑。我觉得当代中国人出版的哲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其他一些研究领域的著作，我觉得存在着的最大的弊病，主要是在形式上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出版物，是否符合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规范。

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位博士生要写论文，对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进行研究。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的一位哲学家，已经有两千多年被研究的历史。比如说我现在要确定亚里士多德，作为我自己的一个研究对象，那么国际上公认，如果你要研究亚里士多德认识论，两千年来专家们公认，比如说30个文本，其中20本著作，10篇论文，是你研究亚里士多德认识论必须要参考的。如果这个博士生他博士论文写好了，他的“references”里面，他的参考文献里面，只涉及到国际公认的30本参考书里面的15本，或者10本，那么我就认为，这位中国的博士生撰写的论文，它是不合法的，因为它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因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它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我们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如果你对研究领域中间最为出色的有代表性的观点，你都没有看过，有些人还断言我自己的论文具有创造性，其实这个创造性的部分你可以随便断言。归根到底你要回应前人。如果你对前人这个代表性的成果都没有参考，那么你怎么知道你撰写出来的论文不会重复前人呢？

我在97年在哈佛大学访问的时候，听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就发生过一件事情，一位印度籍的女博士生，她撰写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提出了生物学中的一个新的现象。这种创造性劳动她也非常高兴，但是有一天，她坐着喝咖啡的时候，她随手翻阅《Cell》杂志，在自然科学上有三个刊物在国际上最出名，《Cell》（《细胞》），《Science》（《科学》），《Nature》（《自然》）。她一翻《Cell》（《细胞》）发现她的观点早就有人提出来了，一篇论文就摊在她的面前，后来这个人变成精神病了，因为她想好的东西是别人早就发现的。这个东西在历史上也有，数学上的微积分，是莱布尼兹先提出的还是牛顿先提出的，这两个国家吵得不可开交，因为大家都有偏狭的爱国主义。这种争吵到今天还没结束。都说自己的哲学家是第一个发现者。所以这个里面涉及到，如果我们出版的作品，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那么原则上这个成果本身就是不合格的。

所以，现在非常严重的就是文字和研究性东西的垃圾化。比如说上次我看到一个材料讲到中国文学史大概有六千种不同的版本，那么你可以想象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相互重复的。所以我九三年提了正教授以后，我就给自己下了一条死命令：如果我要发表研究性的论文，而我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上没有新观点，我绝对不可能来写这篇论文的。我必定要有新观点，新观点就是你论文的灵魂，如果你没有新观点，那么你的论文就是低水平的重复，所以这一点就涉及到我们中国出版的学术著作它是不是具有合法性。

第二点是我们中国出版的学术著作往往存在的问题：我们的keywords，就是关键词不明确。我们的论文中间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它的含义缺乏明确的界定。因为中国的逻辑学到墨辩的时候，逻辑学在古代差不多就终止，后来到清代才重新开始研究逻辑学，包括当代的金岳霖[12]、沈有鼎[13]先生等等，他们开始研究。所以中国甚至连逻辑学的博士生都找不到，因为中国人不喜欢逻辑，我们表述思想就是含混得很，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风气上的基础。我们的数学也不发展，大概我们为祖冲之而骄傲，但他后面就没有了。你现在去学数学近代以来的东西，没有一个定义或者说很少是由中国数学家或科学家提出来的，那么这里就涉及到我们在撰写自己学说著作的时候，我们如何对我们的著作和论文中间的基本概念在含义上做出清晰明白的界定。如果没有这样的界定，那我们就始终在创造一个神话——我们把不清楚、不清楚、若干个不清楚加起来，试图给读者一个清楚的印象。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像我们现在的所谓东西方比较文学或者历史或者哲学，实际上经常研究这个领域的是既不懂东方也不懂西方的人。他们要创造的一个神话，就是把“不清楚”加“不清楚”变成一个“清楚”的神话，所以这就造成了我们语言文字的垃圾化。这样的作品可以解决一个人的职称，解决一个人的学位，唯独它不能有价值地实质性地推动学术往前发展。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中国哲学包括其他科学，它的研究论文和成果真的要满足形式上的合法性，那么它第一点就是要符合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第二点实际上它的所有基本概念都要有非常明确的含义上的界定。

我前边跟大家举了例子，比如现在anti-globalism就是反全球化[14]。这个概念，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说这个概念，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概念能够成立吗?世界上有没有反全球化的人？从西雅图开始有了所谓反对全球化的游行，其实世界上没有反对全球化的人。按照我的看法，中国餐馆开到西雅图、Internet、国际通行、国际航班全都属于全球化的内涵。你说西雅图人游行他们反对这个东西吗?（当然不是）那么他们反对什么？我觉得你不能用反全球化这个概念去讨论。他们反对的东西我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这些游行的西雅图人反对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损于这部分人利益的那些后果、举措与政策。我精确地界定了他们所反对的一个object、一个对象，但一般做学问的人就只是说反全球化。其实（反全球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含糊的，这种含糊的概念你根本就不可能（给读者一个清楚的印象）。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讨论文化，我一个人写论文写文化。你是否知道大家公认文化有三百个左右不同的定义？我们是在哪个定义的含义上在谈论文化？所以我觉得我前边跟大家举的例子：好多人可能谈论毛泽东，谈论邓小平，他们都讲过要实事求是。我看到了浩如烟海的著作写实事求是，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能写清楚,但是我觉得我把它写清楚了。你听听看我是不是表达得清楚。我是这么分析的，在毛泽东的语境中“实事”是指阶级斗争，实事求是就是在阶级斗争中找规律；在邓小平的语境中“实事”就是经济建设，实事求是就是在经济建设中找规律。这就是两个人的差别，但是他们说的是同一个词，所以包括晚年的毛泽东恐怕也都缺乏这种对概念的理解。比如说毛泽东喜欢人家称他为太阳，但是他没区分冬天的太阳光和夏天的太阳光，因为夏天的太阳光人们都是要躲避的，冬天的太阳光是人们都喜欢的。

  我们缺乏一个分析的头脑，所有的东西我们一讲就揭示了这个概念它的含义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要学学解析几何的创始人数学家笛卡尔，必须把能够说清楚的东西清楚明白地表述出来。我这个是有前提的——能够说清楚的东西。你说不清楚的东西我不要求你说清楚，如果你把说不清楚的东西说清楚了，这个反而麻烦了，因为你的前提就确定了你要解说的对象。出生在奥地利的英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他早期的博士论文Tractatus《逻辑哲学论》[15]中，他实际上提出的第七个命题，就是对“不能说的”加以解释。其中提到几个不能说的东西，对美丑善恶，对句子的逻辑结构，世界的整体意义，他认为我们是说不清楚的。

当然中国哲学又有不同的说法，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说的“道可道”第二个“道”就是说，就是衍说，这个“道”是可以被我衍说出来的。形而上的东西可以被衍说。所以形而上的东西到底能不能被衍说，哲学家至今有不同的意见。后来北大的教授冯友兰[16]先生对中西方的意见进行折中，然后他就说：在我把所有能说的话说完以后，我保持沉默。其实我仔细一想，这是一句废话。因为你所有的东西说完了以后，你除了沉默还能做什么呢？你只能keep silent，只能保持沉默。那么我这里顺便分析一个概念，外国哲学的概念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哲学系的外国哲学学科，其实外国哲学这个概念我们使用了很多年，我们才知道“外国”是因为你想世界上两百多个国家，严格意义上的理想状态的外国哲学就是克服中国以外所有国家的哲学你都研究，这个叫外国哲学。但实际上我们套着外国哲学的名字，却主要研究西方哲学，其实我们对“西方”这个词也没有严密的界定。那么这个西方哲学是不是真的概念？实际上也是个假概念。我们套着这个概念主要研究的是英美德法这些国家的哲学，所以实际上就四个国家。这个就产生了我们说的使用的概念和我们用这个概念指称的对象之间的一个差别，我在后面还会讨论。那么像这类问题呢，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研究哲学，如果对这些概念没有一个明确的在你的语境下的一种认定，那么你写的文字越多，你离开真理的距离可能就越远。

  那么下面我来讲第二个问题：对“什么是哲学”的提问方式的反思。我在前面陈述了几点理由来说明追问What is philosophy的重要性，但是我在这里又要对这个问题本身进行破坏。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提问就导致了一系列的我们对哲学本身的误解。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今天仍然有讲的价值？因为几乎国内所有的哲学教科书、哲学导论仍然是围绕What is philosophy来展开，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它仍然有意义。

那么为什么说What is philosophy这个问题它有问题？因为这个提问本身它来自于日常生活中间的What is this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提问方式。What is this这么一个提问方式已经蕴含着两个前提。其中一个前提就是说你在运用What is this这个方式提问之前，被提问的对象已经存在在那边。比如说我指着一个杯子再问另外一个人What is this？他说This is a cup.这是一个杯子。也就是说在我询问这个对象之前，这个对象已经存在。那么如果你把What is this这个提问方式搬用到哲学上去，那就等于说你在询问哲学是什么之前，你就有一个理论预设，就把哲学理解为像一个杯子一样摆放在桌子上的东西。这个一开始就对哲学误解了，因为把它作为一个现成的摆放在桌子上的对象来加以追问。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像What is this这种追问方法本身就是一个旁观者对一个对象的静止状态的一种自身意义上的追问。这种追问本身使我们无法去把握哲学的本质。所以我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问题即兴”inter-question。我就引入一个新的问题“Why does human being need philosophy?”就是“为什么人类需要哲学?”引入这个新的问题是让我们注意到why和what本身之间的一个区别。what追问的对象是这个是什么； why追问的是这个东西和人类之间的意义关系。这两个问题的着重点是不同的。另外一个在我引入的问题中加入了一个need需要，需要也是相对于人来说，这个问题的引入将有助于我们的What is philosophy的回答。如果我不加前面这个问题来进行引导，不引入“问题即兴”，那么人们思考What is philosophy的时候，往往是从自身的角度，“这是一个杯子、这是一种哲学”这个角度去回答，这个回答一开始就误解了哲学。所以如果要正确的理解哲学，那就必须要把哲学和创造哲学的人类之间这一层意义的关系揭露出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一对新婚夫妻的家里，如果有两百个不同的物品放在房间里，那么每个物品和这对夫妻之间都有一种意义关系，一旦这种意义关系失去了，那么这个物品的位置就是垃圾桶。什么叫废物？废物就是越出意义关系的东西，就是对意义主体来说它已经没意义了。当然如果换一个主体，对捡垃圾的人来说这个就是财富。他们对垃圾的定义就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实际上我们处理的所有东西，我举这个新房子的例子最清楚，因为在新房里搬进去的每一样东西都和生活在这里的主体之间有一种意义关系。哲学也是这样，你必须从它和人类的关系和意义上去把握哲学，然后才不会错失哲学本身的本质。

所以引入“问题即兴”概念以后，我对哲学下了一个我自己的定义：哲学乃是一门运用概念思维去探究人类存在方式及其意义的学科。由此可见提问方式非常重要。我跟大家前边举了个例子，1993年的时候我带复旦大学辩论队到新加坡去辩论，我们和台湾大学在决赛的时候辩论的辩题，他们是辩论人性本善，我们是辩论人性本恶。我们提出来一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几乎是无法回答的。我们问对方辩友：如果人性本善，最初的恶是怎么产生的？他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们也倒过来问我们，他说如果人性本恶，最初的善是怎么产生的？对我们来说很好回答，为什么？因为读读《社会契约论》[17]就能回答这个问题。比如说人生活在一起，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谋杀另外一个人，那么大家都活不下去。所以这些人有一天就坐在一起开会，我们能不能制定一些规则，大家都不相互残杀，这些规则就是最初的善的表现形式。所以我们很好回答，所以后来蒋昌建[18]就说我第五次问对方辩友，如果人性本善，最初的恶是怎么产生，他无法回答。所以提问题一定要提有质量的问题，不要提那种乌龙型的问题，就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如果我们注意到细节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类很容易受到自己所提的问题的约束。比如说你走进一个咖啡馆，这个waiter就上来问你，coffee or tea？完了，他一提这个问题就表明这个waiter的思路完了。因为所有来消费的人，他总是觉得，不喝茶就是喝咖啡。但是如果我是一个顾客，我既要喝茶又要喝咖啡，或者我既不喝茶又不喝咖啡，我要开水，我要水果，我要牛奶，要饮料……可能性是无限的。为什么你要用咖啡或者茶去限制一个顾客的选择？我在一个饭店里吃饭也是，一个女的服务员上来，她就问我：“醋还是酱油？”我说我既要醋也要酱油，她就用看外星人的眼光看了我一眼。这个其实是个限制，我的意思就是你的提问方式就限制了你的思维。“what is philosophy？ ”这个提问方式他为什么问。好多人他可能学哲学，他甚至于“what is philosophy”也不追问，如果他追问的时候他也不会去追问提问方式对不对，他不会去追问。

实际上从哲学上来看，所有这些东西，都在被追问之列，就是没有东西他是不可怀疑的。所以当马克思的女儿问马克思，问了十几个问题，其中有个问题就问她的父亲：“你的座右铭是什么？”马克思说：“怀疑一切。”但是，马克思忘记了，怀疑一切，表明他对怀疑一切这一点他不怀疑，他在怀疑一切这一点他不怀疑。他仍然有一个立足点。从这个意义上，我在后面还要讲，他可能是进了一种语义悖论。刚才在哲学上我下了我自己的定义。

那么下面我再来说说思想上的问题。特别这个里面介绍几个概念，比如说一个概念就是德文中间的Bewusstsein。海德格尔有一部著作叫做《林中路》。在《林中路》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黑格尔的经验概念》，那么其中就讨论到Bewusstsein。这个词语叫意识。如果把意识这个字拆开来，那Bewusst的意思就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我意识到自觉，后缀的本身在德语中就是存在。所以这个海德格尔把两个字拆开来，他说什么叫意识，意识就是对存在的知觉和意识，这个就sein就成了bewusst的对象。归根到底人的意识关注的是人如何更好的生存在世界上。

我们知道当代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他就是记录了人的普遍的五层心里需求。第一层，人得吃东西活下去。第二层，安全。第三层，性和婚姻，因为人有性别的存在，人要追求这个东西。第四层，受到尊重。第五层，自我实现。那么这个里面实际上就反映了，就是我们的思维本身，始终受到我们生存在世的一个方向的制约。

那么我再分析第二个概念，就是这个概念Fromm，虔诚的，他也可以解释有意的。在德语中间Fromm，就是有意的。那么这个概念其实暴露了一个秘密，因为好多人研究东西方宗教的比较研究，认为西方人对上帝特别虔诚，认为中国人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中国人就是搞实用主义。他不是去拜佛，他是用佛，他想起来要用用佛了，他就烧香去了。那么其实分析西方人对于虔诚的概念，虔诚的概念他不是解释有意的。所以实际上西方人对宗教信仰采取的其实也是实用性的态度。因为这个字放在那边，含义就暴露了，就是我如果对上帝虔诚，这个对于我的生活来说有好处。所以归根到底，它和中国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有相通的地方。当然这个司马迁在史记中讲的更为透彻。他算把古今中外的人心都看透了。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来往，实际上都在寻求自己的利益，interest。这个那么我这里讲到利益，就是讲到interest，他的作为单数，他是兴趣；作为复数，可以解释利益。这两个字合起来的含义是：人只和和自己利益有关的东西发生兴趣。不知道对不对？

那么所有这些东西，我做一个简便的语词词义上的考察，我们大概就会知道我们的哲学思维归根到底是对人生存在市场化的一种思考。就是说人们归根到底追求的是如何以更好的状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哪怕我们的比较文化，比如说东西方文化比较，为什么中国的文化不和索马里比较，为什么都是西方国家，因为这个比较研究本来就是为了扩展视角，使生活更美好。所以绝对不可能和非洲的国家比较，除非你闲着没事，或者有特别的任务，一般总是找比你们好的国家来比。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浮躁的情绪，我觉得也是他们用错了比较方法。因为有的人总是找生活方式比自己更好的人去比较，所以他就非常紧张，这个丈夫回到家里妻子就说：“你看看人家什么车什么房子，你这个人没出息。”那她的丈夫可能到后来就会铤而走险。实际上她搞错了，有两种比较，如果比对这个社会的贡献的时候找比你更好的人比较，你就觉得一比较，我做的没别人好。比生活条件的时候找比你生活条件更差的人来比较，这样你比较的时候心就安静下来了，不会浮躁。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宗教都强调的“知足常乐”，但是遗憾的是现在的这个“知足常乐”四个字挂在什么地方，所有的洗脚店的门口，知足常乐，就是了解你的脚，你会很快乐。

后面的问题我就简单的讲一讲，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19]这部著作，后人安德鲁尼克 编的，形而上学这个概念是metaphysics，physics物理学，mate在物理学之后，也就是说在物理学之后的著作是讨论哲学问题的，所以我们把metaphysics称为形而上学。这个概念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提出来的，而是后人安德鲁尼克提出来的。在这部著作中间，亚里士多德强调哲学起源于对世界万物的惊奇。于是我们所有的哲学导论的教科书都引证这句话，认为哲学起源于一种wonder，一种惊奇，我们对世界万物的惊奇。我的看法就是没有一句话比亚里士多德说出来的这句话更平庸了，，因为所有的科学都起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惊奇。包括生物学，包括物理学，包括化学，你观察到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很多现象，引起惊奇，你就去追问。哲学和一般科学的差别就是，哲学感觉到的不是对外界事物的惊奇，而是对外部世界的惊奇的惊奇，wonder of wonder。比如说有一个天文学家在观察天象，哲学家在天文学家的背后，他不仅对天象产生一种好奇，而且他还同时对这个天文学家不观察别的东西，只观察天象这一点表示惊奇。那么这个惊奇的结果他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天文学家会去观察星象。因为这个天象关系到气候，气候关系到秋天能不能粮食丰收，所以这个看起来那么遥远的东西，恰恰是和人的生存活动最紧密的勾连在一起。第二个问题讲完了。

下面我再简要的来说一下第三个问题，哲学思维演化的四种形式，那么第一种形式，我们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Dogmatism，就是一种独断论，或者一种教条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就是对外部事物保持一种朴素的乐观主义，这种思维方式认为外部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然后人类的感官，人类的思维能力，人类所使用的语言都能够表述外部世界，所以他认为这些东西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所以我们把这样的观点称作为一种独断论的思维方式。我们在座的人，如果没有接触过哲学，我们基本上就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中。我们认为事物本身都是可以认识的，所以我有的时候说起，包括我们的理工科的同学上课，我们会谈到自然科学家们发现自然界的规律。严格意义上都是一种错误的表述，实际上我们就是发现了自然界向我们的感官呈现出的现象之间的某种联系，并不是发现了自然界本身的规律。当我们采取这种表述方式的时候，表明我们还停留在朴素的独断论的思维之中。那么有些东西他会打断独断论的，别如说在宗教和巫师之间有很多神秘的东西。古代人都不敢断言，对神秘的东西他们都已经认识清楚了。那么另外呢对风雨雷电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现象还不能解释。所以这个就表明我们并不是可以很过关的把握所有东西。另外我们的感觉思维和语言能不能正确的反映我们的思想，这些东西都存在疑问。

所以古希腊有个哲学家高尔吉亚[20]当时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世界上无物存在，没有物存在。第二句话就是如果有物存在我也没有办法去认识。第三句话，如果我认识了这个事物，我也没有办法把我认识的结果告诉其他人。这是怀疑主义的三个命题。那么实际上这种乐观主义已经提出来疑问。在我们生活中有些东西，是我们现在还没认识，将来有可能认识的，比如说癌症的机理，我们如何发明一种药来根治癌症，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一种完美的药，但是也许我们今后可以发明。也有些东西，你今天不可能认识，今后也不可能认识，你无法认识。

所以这两种东西要区分开来，一种东西是永远没有办法认识的，另外一种东西是今天没有认识到，明天可能被认识到，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那么后面我们讲到康德[21]的，他可能永远不能认识到的东西。这种独断认识思维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后来就是被现象认识思维所取代，现象认识思维就是以康德为代表。它区分了这个物自身，物自身主要有三个东西构成，灵魂、世界、上帝，我这里很简要的说一说。与物自身相对立的就是一种现象，一种phenomenon。现象和物自体这个东西就是相互分离。我们朴素的思维方法、独断论思维方法认为我们认识了物本身或事物本身，康德认为我们对事物本身是永远无法认识的。我们能够认识的就是物向我们的感官呈现出来的现象，这个例子我在课堂上也举过，我在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有一个人说：“我身体很好.”这是一个错误的表述。因为你的身体好不好要机器检查，那么你如何正确的表述自己的身体，你只能说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很好。也就是说，你说出来的不是你自己的身体的好坏，是你对你身体感觉的好坏。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感觉的好坏是现象，身体的本身属于物质本身。当然，这个是为了大家便于理解，因为身体本身我们还不能用物质上来命名，物质上在这里严格意义上就是灵魂世界上帝，但是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这样来表述。所以当一个人写了一部著作，比如说这个人研究康德，出版著作时写着《康德哲学》，其实他没资格这么写，因为你写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康德，我们怎么知道？这需要专家开研讨会来讨论，所以精确的这本书的名字表达是《我对康德哲学的理解》。你写出来的不一定是康德哲学本身，是你对康德哲学本身的一种理解。我对对象的理解和被我理解的对象，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我在课堂上也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见到了一个人，一个新来的人，我们跟他谈话5分钟，然后某某人就说，（这个新来的人我们假定他叫张三）他说;“张三是个好人。”这又是个错误的表述，正确的表述是:张三留在我脑中的印象是好人，张三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5分钟的谈话留在我脑中的impression是好的，但是我对他人是否好我不做断言，因为5分钟你怎么知道他好坏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在思维上的大量的错误就是退位到独断论，我们对事物本身要进行断言，那么康德的现象论哲学就告诉我们，我们所能断言的东西是外部世界在我们的感官基础上显现出来的一个现象。我们对事物本身无法断言。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从独断论哲学进入到第二大的思维的哲学阶段，就是现象论哲学。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生活中接触到的所有东西实际上都是现象，所以在当代西方就是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代表，对所有的学科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那么第三个阶段就讲到一个生成论的思维，因为德国哲学家雅科比[22]说，因为有了物质体概念，我们必须进入康德哲学。同时也因为有了物质体概念，我们必须走出康德哲学。因为大家都不能满足于物质体这个概念本身。那么叔本华[23]就说了，他说：“在一个化妆舞会上，一个男子和一个女性跳舞，配合得非常好，当女性把面罩去掉的时候，他发现原来是他的妻子。”这个意思就是物质体并不是远在天边的东西，物质体就在你的近旁，就是你的妻子。那么这个妻子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生成意志。

所以叔本华写了一本书，就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我们了解每个人自身，我们就能够知道，在我们身上，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种强烈的生成意志。因为每个人都置于环境之中，在环境的竞争中间，他如何胜出，他如何来deal with environment,他如何去应付环境。他的生存就体现在这个应付过程之中。所以实际上，叔本华颠倒了哲学家的传统观点。现在我们在座的好多同学可能都有这样的观点，我们的脑子里主要是理性，我的理性指挥着我的意志如何做事情。叔本华把这个观点颠倒过来了，在你的身上最为根本的就是无理性的意志，你的理性是听命于意志。所以意志是第一性的，理性不过是意志的工具。比如说一个小青年，我们假定他的生活意志，他希望5年以后（他有一个不正确的想法），他要有一个豪宅和一辆豪华的汽车,他可以计算，如果5年以后，我要买下这个东西，拥有这个东西，我需要多少钱。那么我要怎样去得到这些钱，理性就替他说话了。先由意志决定要做什么，然后理性替他说话，如果你用劳动支付，那这5年里你肯定买不起了。那么你还有其他的办法，抢劫，贩毒，或者做其他的事情。理性永远是意志的奴仆，他帮着意志筹划，意志先有一个想法，理性帮他筹划出来。

叔本华把这个哲学的观点给颠倒过来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叔本华把古希腊意义和埃斯库鲁斯说法和欧里庇得斯思维为代表的三大悲剧诗人 。三大悲剧诗人所提出来的观点，帝王和皇宫大臣们的生活都是悲剧性的。因为这三大悲剧诗人写的东西都是和帝王，大臣，王后，公主这类人有关。叔本华对三大诗人进一步的地方在哪里呢？他强调，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和王公大臣一样也是悲剧性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身上的欲望都是无限的。今天有了一辆汽车，明天他会要更好的牌子，今天有了一个住房，明天还会要更好的东西。他的追求就像蛇吞象一样，是无限的。叔本华打了一个比方，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水桶，是没有底的，怎么装也装不满。这个装不满的东西是什么？这就是人的欲望。既然这个欲望本身是装不满的，那么普通人的人生和帝王的人生一样，总体上表现为悲剧的。所以我们在马路上走过去，迎面而来的人大部分是双眉紧锁的。为什么？因为欲望，意志在折腾着他们的心灵。为什么好多人都在总结养生经验，养生的第一条就是养心，就是心态平衡。为什么?如果你的心态不平衡，老是要追求更多的利益，你的内脏器官就会沸腾起来，置于一个沸腾的大锅之中，马上就会陷入内分泌失调。所以不要说其他东西，身体的破坏就已经产生了。如果一个人的心态很平静，那么他也许会在这个世界上停留更长的时间。

叔本华提出来，人生实际上就像一个钟摆一样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摆动。痛苦就是一个欲望，比如说在座的在没考进大学之前，考进大学就是一个欲望。等到这个欲望实现以后，第二个欲望又冒出来了，比如说，我要考研究生，我要找一个朋友，我要出国诸如此类。等到第二个欲望满足了，第三个欲望又产生了。他的人生就是一连串的欲望，他的身体就是一连串的器官，所有的器官都追求欲望的实现。这是什么？这就是人。所以尼采[24]说人要被超越，他就崇尚一个超人。所以人的很多思想，盘算都离不开自己的利益。我刚刚举例子，interest兴趣和利益是一个词，人的兴趣有多少偏向，他只对和自己利益有关的东西发生兴趣，所以他缺乏一种更大空间的想象力。特别是在当代中国，我觉得在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引导下，这样的东西更令人感慨。所有我们现在谈论的都是实际，一个实际的“实”字。我们讲实用、实践、实行、实效，讲一个人家境殷实，都强调一个“实”，没有人在讲“空”。其实，在人类的竞争生活之中更重要要有这个空字，因为当代人太实了，太现实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理解庄子和禅宗的空灵境界。心灵都被利益塞满了，太实了，就没有了空灵和回旋的余地。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人装修了新房，所有的空间都塞得满满的，你觉得有美感吗？我们房间里就是要留下很多的空间，能够让你的想象力启动。所以我也写过很多文章来批评上海的街市，高架上乘着汽车走，目光看出去，周围都是水泥森林。我写过一篇文章，我们要有展翅断臂的勇气，要留下空间，要把河流，湿地，广场，要把空间留给老百姓。比如说在纽约，寸土寸金，但是他们在最中心的街道有一个central park，就是中央公园，这个地价比黄金还贵，但是它就是供老百姓休息的。我在温哥华UBC就是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的时候，它在半岛上，半岛上有很多别墅，有一次参观的时候几个朋友告诉我在一块空地上有几个禅椅。原来这个地方就有一座别墅，但是温哥华的政府把这个别墅买下来，拆掉，放两张椅子，让老百姓休息，把空间留给老百姓。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城市，他不再有广阔的、大的空间，那么一种人文精神如何来安顿，如何来启动？所以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悖论：大家住的房子面积越来越大，但是脑子里的人文空间越来越萎缩。我们已经萎缩到无法再去领略庄子和禅宗的思想境界。

讲到生成论，我再提一下海德格尔谈到的三个概念：烦、危、死。海德格所说的烦，不同于我们普通人说的烦恼，比如说明天我有一场考试，这个烦恼不是我明天能否通过。海德格所说的烦和我们普通人说的烦完全不同，他的烦你不知道烦什么对象，不知道这个对象什么时候降临，这才是更可怕的烦，也就是说，烦是你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种方式。你作为婴儿落地以后，你开始有自尊，有生成，你的生命就体现为烦。因为你的身体是一种器官，会有欲望，而环境能够满足于你的欲望的资源是匮乏的，所以人生的一种主要的旋律就是烦。那么你究竟烦什么，烦到最后，他发现在这烦的中间可以感受到一种危：alarmist。不是看见一个个子大的人，你害怕他打你，不是这种危。这种危归根到底就是对死亡的一种畏惧。

生命本身总是要回归到虚无，实际上，人的一生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就是要回归。所以生命的这种危的感觉最后会关联到死亡，所以海德格主张如果人在活着的时候，就要把死亡给悟透。他的思路正好和孔子的相反，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海德格倒过来，只有理解死亡，才能更好地对待活着的人，如何下决断，如何参与社会生活。第四个是，在上个世纪从生成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下去，走向了一个语言学的转向。因为所有的科学都要使用语言，语言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个是语义学，一个是语用学。我简要的提一下，比如说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在座的所有同学，不管学的是什么东西，都要使用语言。语言有日常语言和理想语言的一个区分，我前面提到的维特根斯坦，他认为人类思想的很多错误都来源于日常语言的含糊，所以他决定创造一种理想的语言，一个字指称一个对象，一个句子指称一个事态。当时，他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中写，他已经把所有的哲学问题都解决了。所以他在英国从大学里辞了职，他跑到奥地利农村里开始教小学生英语，后来在教小学生语言的时候，就发现了他早期思想存在的重大问题，所以后来在晚期又出版了他的著作，叫做 Philosophy investigation（哲学研究），那么在这些研究中，他倒过来提出一套理论，他把理想语言都否定了，他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才是精确的，他说日常语言的意义的精确是在一个确定的context（语境）中间，比如说我前面举到的例子，像英语中的“fox”（狐狸）作为一个名词，名词一般都有两种解释，一个基本含义，一个引申含义，fox的基本含义是狐狸，森林中的一种小动物，引申含义可能是一个狡猾的人，如果现在有两个人在conversation，在对话，如果他们使用到了fox这个概念，那么我要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我就要确定他们谈话的语境，他们是用fox在指称某一个狡猾的人？还是在指称森林中的这种小动物？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语词的意义应该在语境中显露出来，得到充分的肯定。那么，维特根斯坦晚期思想就是又回到日常语言，他认为我们日常语言是含混的，但是在确定的语境中它的意义是明晰的。第二理论涉及到能指和所指（signify和designatum)这个之间的关系，能指在语言学上是一种发音，比如说，我说“这瓶水”，这个就是能指，但designatum所指，当我说“这瓶水”的时候，我究竟是指称这瓶？还是指称那瓶？还是桌子上的其他瓶子？实际上，这个“能指”和“所指”是可以发生分离的。那么这种分离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在我们的语词表达中间经常大量存在，所以我们在谈话中间不能理解，相互吵架，就是我们不能把“能指”和“所指”区分开来。我们的“能指”表达的是什么？我们用这个“能指”来所指的对象是什么？有的时候不明确。不明确以后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紊乱。中国语言从好的角度去理解是灵活，从不好的角度去理解就是含混。比如说，概念“儿童”，你能不能告诉我“儿童”是指一个小孩从几岁到几岁，没有人对“儿童”这个概念有一个明确的理解。因为我现在能够说到明确的比如“child”“baby”,baby是出生到两岁，child是三岁到十二岁，teenager是十三到十九岁。young person，young people，这个青年人是几岁已经说不清楚，你说middle-aged是多少岁更说不清楚，老年人也说不清楚。现在我们中国人喜欢说的是“中青年”这个概念，你根本就搞不清楚“中青年”是哪个年龄段，用这样含混的概念能表述思想吗？中国人最有趣的一个概念，外国人看了之后除过把眼睛瞪大不会有其他反应，中国人有一个概念叫“小老大”。“小老大”这三个字外国人肯定看了傻眼，其实这个“小老大”什么意思呢？“老大”就是船长（ captain），“小老大”就是young captain，所以在英文中间非常清楚，但是如果你在中文中间，这个词就够老外学半天了。那么像这些个概念我们如何来明确？第三个关系涉及到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们阅读一个文本，你要对整个文本理解你必须理解文本中的每个字和每个句子，反过来说，你要对每个字和句子有透彻的理解，又要理解整个文本，所以说这个部分和整体是一对互动的矛盾，它是通过互动不断深化，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整体可以是无限的，相对于一个句子、一 本书是整体，相对于一个时代精神、一本书又是部分，这个东西是可以无限的变化的，所以这个外国人，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外国人学汉语，他无法区分这三个词“离家、离家出走”，还有一个“出家”。所以一个外国学生说“我早晨七点半就就出家了”，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出家”在中国的语境中是指“做尼姑、和尚”。这个余秋雨先生有个词搞不清楚，就是“致仕”，这个“致仕”在中国语境中就是官员退休，余秋雨[25]居然相反的理解，把它理解为“出来做官”，完了，所以这个金文明[26]就咬住他了，这些词我随便就举些例子，就是说你如果不懂得中国文化的整体，就是语境（context）和它的传统，学习个别文字，你无法理解它，所以我在过去上博士课的时候，读博士生的时候，有个美国老师教我们，他实际上觉得中国人的一条丝和一根线是同义词，但是你只能说“炒肉丝”，他居然告诉我们“炒肉线”，肉线是缝伤口的，丝和线是同义词，但这两个东西不可替代，这种语感只有知道整个文化背景的人才能理解它的细微差别。那么第四个我讲到语义悖论，语义悖论在运用我们的语言，在生活中也经常出现，比如说一个小说家告诉我们我这个时刻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但这本身就是语言的表达，那么这个就叫做语义悖论。后来波兰一位哲学家就是塔斯基区分了元语言和对象语言，比如说，我随口说一句话“一起都是变化的”，那么有人就问我“一切都是变化的”这句话也是属于一切，那么这句话变不变，那么这个里面我们要区分开来，就是“一切都是变化的”这句话属于metalanguage（元语言），就是这句话只能描述其它现象，它本身不能成为你考察的对象，那么作为对象可以被考察的就是Object language（对象语言），所以“一切都是变化的”是一种元语言，它可以去描述它以外的其它现象，但是它本身不能成为你考察的对象，就像马克思说“怀疑一切”，但是他对“怀疑一切”本身他不能作为对象去考察，只能用到其它东西的身上，那么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就是我们如何区分句子本身在语言使用中间，区分它的XX meaning和actual meaning（实际意义），那么我这里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到安徽去旅游，在黄山迷窟到处都写着“除了脚印，你什么也不要留下”，我就问他我是不是还要付钱买门票？因为它说除了脚印，你什么也不要留下。而且你也不敢再想下去，如果除了脚印什么也不要留下，那么它的卫生间你能进去吗？你不能留下除了脚印以外的东西，这个太可怕了！你不能想。那么它这个想要表达的东西和它的实际效果差距会很大，我这里举个例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人犯错误，我们替他辩护，我们就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这个意思你正好没有理解，因为这个里面反而说圣贤是不会犯错误的，因为你不是圣贤所以你犯错误，那么圣贤是伟大人物，那么就等于说伟大人物不会犯错误，其实就是孔子他也说过他要犯错误，就是怀疑其他人的批评，所以你用这个话要表明人都要犯错误，但实际上你表达了相反的思想：有一部分人是不会犯错误的，这个和你表述的思想刚好相反。第二个比如说“共识与差异”，因为我们经常在谈话中间我们说“我们要统一思想”，其实这是一个缺乏前提的表述，统一思想是个共识，但是我们要承认差异，所以我们的表述必须有具体的限定，那么怎么限定呢？我会这么说，比如说，在今天晚上六点半开始这个讲座这个意义上我们统一思想，因为不统一有人就八点钟才来了，所以这个可以统一，但我不能抽象的说我们统一思想。我吃鱼你也吃鱼吗？我听pop music你就不能听classical music吗？所以你必须把你们达成共识的这个前提、差异要讲清楚，就是把这共识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比如说，一个人在演说的时候，他不能说“我们要统一思想”，他可以这么说“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这一点上我们要统一思想，这个是一个合理的表述，因为人都是有差别的，我们不能设想所有东西都统一到某一个东西上，我们设想只能在某一点上来建立我们的共识，这个东西要用语言精确的表示。第三个要讲到语言的基质，实际上人们在交流的时候如何来避免很多问题的话，就是他如何来使自己的表述具有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和理会性等等，那么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如“一鸡二吃”，因为我有一次参加学校的学委委员会的讨论，后来理科有个院士就说，他说某个人的博士论文是一稿二投，他说这就等于是“一鸡多吃”，是不许可的，后来我跟这位院士开玩笑，我说“一稿多投”是错误的，“一鸡多吃”是可以的，因为每次吃的都是鸡的不同部位，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就是龙虾三吃，你吃这个部分，你吃那个部分，相互间不矛盾，一稿多投就是相对于把同一个鸡吃两遍，这个是不允许的，但是“一鸡多吃”是允许的。后来那个院士就笑了起来，因为当他说“一鸡多吃”的时候，他并没有理解这个词实际上的含义是什么？那么我这里举的例子就是“非诚勿扰”[27]，因为这个电影如此之热，已经放了两集，但是它这个名字就经不起推敲，因为你如果是把两个否定词“非”和“勿”拿掉，那么就是“诚扰”，但是你和人家谈恋爱就是真诚的去干扰人家吗?那么有人也反驳我，他说“谦虚的说就是真诚的干扰”，我说你不要忘记还有个“性骚扰”也是个“扰”字。这个表述呢我觉得不合适。今天在这里，我只是用很简要的方式，跟大家简单的讨论一下。我想通过这个讲座表述一个思想：我们应该永远对我们周边的事物、对我们研究的对象抱着一种新鲜的、批判的眼光，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中间有新的发现、发明和创造，如果我们习惯于周围的环境、所有我们接受的概念，我们从来不反思、不批判，那么我们这个思维就终止了，如果大家能够接受我的思想，那么我的这个讲座就成功了，谢谢大家！

【编者后记】

哲学,针对这个深刻话题，俞吾金教授通过“哲学概念的由来”；我们为什么要追问“What is philosophy”；哲学历史上的四种重大的思维方法这三个问题的讲解，向我们展示了哲学二字背后的精髓，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出发，深入浅出，让我们更透彻地理解哲学，思考哲学的意义。

[1]  雅斯贝尔斯：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IKarl Theodor Jaspers，1883年2月23日—1969年2月26日），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雅斯贝尔斯主要在探讨内在自我的现象学描述，及自我分析及自我考察等问题。他强调每个人存在的独特和自由性。

[2]  钱德勒：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upont Chandler Jr.，1918－2007），美国企业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史（美国人称之为商业史）这一研究领域就是他开创的。

[3]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09.26－1976.05.26)，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出生于德国西南巴登邦（Baden）弗赖堡附近的梅斯基尔希（Messkirch）的天主教家庭，逝于德国梅斯基尔希。

[4]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5.6－1939.9.23），犹太人，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及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被压抑的欲望绝大部分是属于性的，性的扰乱是精神病的根本原因。著有《性学三论》、《梦的释义》、《图腾与禁忌》、《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

[5] 《白毛女》：白毛女是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歌剧、电影故事片、京剧、舞剧。故事情节起源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1945年，延安 鲁迅艺术学院 据此集体创作出歌剧《白毛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根据歌剧题材，改写成电影故事片、京剧、舞剧。

[6]  西周：西周（1829-1897），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主要著作有《百一新论》《百学连环》《人世三宝说》《致知启蒙》等。1862年受江户幕府之命，到荷兰莱顿大学留学。1865年回国后任开成所教授。1870年在京都创立私塾“育英社”，介绍欧洲学术思想。 其哲学以孔德的实证主义方法批评程朱的“理”，认为应当把这个“虚理”变为“实理”。主张人的认识反应外界事物。

[7]  井上哲次郎：1855--1944）是日本近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先驱者，日本学院哲学的奠基人。生于筑前国(今福冈县)太宰府。号巽轩。1880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的前身)哲学科。1884年留学德国，1890年回国后任东京大学教授，次年获博士学位。曾任文科大学校长、东京学士会会员、日本哲学会会长、贵族院议员等职。

[8]  许慎：东汉汝南召陵（现河南郾城县）人，著有《说文解字》和《五经异义》等。

[9]  黄遵宪：（1848年4月27日～1905年3月28日）晚清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著有《人镜庐诗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

[10]  德里达：（Derrida,1930—2004）全名雅克·德里达，当代法国哲学家、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解构主义思潮创始人。主要著作有：《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论文字学》、《言语和现象》、《文字与差异》、《论散播》、《有限的内涵：ABC》、《署名活动的语境》、 类型的法则》等。德里达以其“去中心”观念，反对西方哲学史上自柏拉图以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认为文本（作品）是分延的，永远在撒播。德里达的批判矛头直指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

[11]  罗文大学：罗文大学成立于1923年。毗邻普林斯顿大学和宾希法尼亚大学，位于费城的郊区，南新泽西州的中心地带-葛拉斯堡罗市，处于美国首府华盛顿与纽约之间。最初是作为两年制的师范学校专门培训南新泽西中学教师，1937年改为四年制，并更名为新泽西州立师范学院，后来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1958年改名为葛拉斯堡罗州立学院。由于其独特的战略位置，1967年美国总统约翰逊与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该校的霍利布什楼举行了两国首脑会谈，使该校蜚声国际。

[12]  金岳霖：（1895-1984）中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字龙荪，浙江诸暨人士，生于湖南长沙。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

[13]  沈有鼎：（1908年-1989年），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逻辑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中国逻辑学界的开拓者、先行者与天才人物。专长数理逻辑和中西逻辑史。他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他学贯古今，融会中西，是蜚声中外的大学者。

[14]  反全球化：揭露了“全球化时代”存在的严重问题，积极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促使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不得不正视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尖锐问题，努力促进国际协调管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其目的是让全球化的脚步走向更加公平、公正、自由的方向。

[15]  《逻辑哲学论》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Ludwing）的唯一的书籍篇幅的著作，现在被广泛的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逻辑哲学论在逻辑实证主义者中间有着巨大影响力，但也启迪了很多其他哲学家。

[16]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著名哲学家，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

[17]  社会契约论(法文：Du Contrat Social，又译《民约论》，或称政治权利原理）是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于1762年写成的一本书。《社会契约论》中主权在民的思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深刻地影响了逐步废除欧洲君主绝对权力的运动，和18世纪末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帝国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的斗争。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及两国的宪法均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民主思想。

[18]  蒋昌建，1965年生于厦门。1984-1988 安徽师范大学毕业，获本科学位，1993年随复旦大学队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折桂，获“最佳辩论员”称号。同年，获硕士学位。2001-2005 成为《杨澜访谈录》总策划。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副教授。

[19]  《形而上学》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重要的哲学着作。它是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最重要的经典文本，或者说是奠定西方思想传统的重要着作，它展示了人类理性对于事物最普遍的面相和终极的原因的探索。本书最终考察了人类知识的形成，进而提出关于普遍知识的理论，从根本上奠定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和问题。

[20]  高尔吉亚（Gorgias，约公元前483～前375）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和修辞学家，著名的智者。他是西西里岛雷昂底恩城人，约生于公元前490年或稍后。早年随恩培多克勒学习修辞、论辩、自然哲学和医学。公元前427年为请求联合反对叙拉古而出使雅典，晚年在特萨里亚的拉里萨居住。

[21]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不可知论者，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定者。他被认为是对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

[22]  雅科比（Friedrich Heinrich，1743-1819）。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论，主张人的感觉、知觉可以直接把握外界事物，但在此经验界之上还有一个超验之物，那就是上帝。只有通过信仰才能发现上帝的存在。认为象斯宾诺莎那样主张的唯理论，必然会导致无神论。因此雅科比被称为“信仰哲学家”。 主要著作有《致摩西·门德松的书信》、《休谟论信仰》等。

[23]  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年—1860年）德国哲学家。意志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

[24]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他最早开始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然而他的学说在他的时代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直到20 世纪，才激起深远的调门各异的回声。后来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现代主义，都以各自的形式回应尼采的哲学思想。

[25] 余秋雨，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曾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荣誉院长，国际知名的学者和作家。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湾、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现任《书城》杂志荣誉主编。

[26] 金文明，上海市人，1936年生，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1996年被评为“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一。现任上海新闻出版局特聘图书质量检查组审读专家，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咬文嚼字》月刊编委。

[27]  电影《非诚勿扰》讲述了秦奋的天才发明被风险投资人天价买断。一夜暴富的这位“剩男”揣着家底开始了“征婚”旅程，一段“人间喜剧”就此出演。电影《非诚勿扰》的总票房为3.25亿。位列华语电影票房榜第5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