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自我，超越自我
——成功人士的必由之路
俞吾金
在座的诸位，不管从事什么工作，不管处于何种状态下，总会在思维和说话中不断地使用“我”或者“自我”这个术语。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使用“我认为……”、“我相信……”、“我希望……”、“我请求…….”这样的表达式，而在这样的表达式中，“自我”始终居于核心的位置上。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实验：当你拿到一张集体照照片的时候，你首先寻找并关注的是否是你自己的形象？你是否会把自己形象的好坏作为判断这张集体照好坏的一个标准？当你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思考时，你是否认为，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
举个例子，某处有个楼盘正在热销。假如你晚到了，你就会发现，剩下来还没有被挑走的套房，要么在结构上是比较差的，要么在楼层和朝向上是比较差的。假如你去吃自助餐，由于各种原因晚到了一些时间，而餐厅里又没有增加新的食品，你就会发现，留下来的食品都是质量比较差的食品。不管人们如何标榜自己，说自己“大公无私”也好，说自己“先人后己”也好，只要他们的行为不处于监督之下，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都是从自我、自爱、自利的角度出发来行动的。也就是说，人们思维或行动的自然倾向始终是围绕着自我利益和需要来展开的。西方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在人身上是否有一种“自私基因”，正是这一基因决定着人如何进行思维、如何进行行动。
众所周知，在英文中有个单词interest，意指“兴趣”，而其复数形式interests则意指“利益”。把这两个不同的含义综合起来就是台下的意思，即人只对与自己利益有关的事情发生兴趣。记得美国成人教育家卡耐基做过两个有趣的实验。第一个实验是对纽约500次电话的通话记录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在通话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概念是“我”，共出现了3990次。表明人们在使用电话时，主要是围绕着自我的需要而展开的。第二个实验是对纽约的诊所进行调查，发现10%的病人之所以找医生，不是为了看病，而是为了向医生倾诉心中的想法。由于各种原因，这部分人感到很孤独，他们竟然把医生作为自己的谈话的对象。那么，这些没有病的“病人”希望在谈话中向医生倾吐什么呢？无非是一个自我 另一个自我倾诉自己的焦虑、悲伤、孤独，甚至是绝望的情绪。在西方，专门有一种被称为是“谈话伙伴”的职业，即雇佣一个人和自己进行谈话，而那个谈话伙伴应该使雇佣者能够进行一场愉快的谈话。据说，这样的谈话伙伴每小时都可以获得可观的收入。据说，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对精神病人的治疗中经常使用所谓“谈疗法”（talking cure），即通过医生与病人之间的轻松的谈话，使病人把压抑在自己心灵深处的想法或经历说出来，从而使之恢复精神上的健康。
上面这些例子表明，人的思维和行为通常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尤利乌斯.凯撒》中，凯撒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我来，我看见，我征服。”这句名言中的每一个分句中都有“我”字，显示出凯撒作为一个战无不胜的军事统帅的那份自信。同样地，法国的拿破仑，作为伟大的军事统帅，在率领部队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时候，也说过一句名言：“我比阿尔卑斯山高。”在这句名言中也有一个“我”字，但与凯撒的名言相比，却显得逊色。为什么？因为当任何一个人登上阿尔卑斯山山顶的时候，都可以说：“我比阿尔卑斯山高”。在这个意义上，这句名言同时也是一句废话。何况，由于拿破仑本人的个子矮小，所以，这句名言似乎印证了他在身高上的自卑情结。
在生活中，自我显现出来的自卑情结到处可见。比如，父母生下了一个瘦弱的婴儿，却偏将他取名为“雄”、“伟”，乍看起来，父母希望自己的小孩今后长得健康，实际上显现出来的正是他们的自卑情结。又如，不久前，台湾学者李敖到复旦大学做讲座，他出版了自己的全集（共40卷），并把它命名为《李敖大全集》。他自己有个说法，说他没有把自己的全集称作《大李敖全集》已经算客气的了，现在叫《李敖大全集》，无非是想表明，他的全集比别人的全集地位更高、更有价值。当时我坐在底下听，不由得暗暗发笑：《李敖大全集》这样的书名不也正是李敖的自卑情结的一个显现吗？无论是“大李敖”的说法，还是“李敖大全集”的说法，都暴露出李敖实际上把自己的著作看得很低、很小，因而需要在自己的名字或全集前加上一个“大”字加以提升。李敖越是起劲地使用“大”字，越是说明他自己实际上是何等渺小。我倒有个建议，假如李敖足够自信而又足够聪明的话，他应该把自己的全集称作“《李敖小全集》”，“小全集”在这里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尽管我李敖拿出来的只是“小”东西，也足以与别人相匹敌了。言外之意是，假如我拿出“大”东西来，别人也就望尘莫及了。有趣的是，与李敖相近的是，上海人也喜欢把上海称作“大上海”，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自卑情结，给人的印象是：上海本来很小，因而需要在“上海”前加上一个“大”字，它才可能给人留下大的印象。外国人的谚语说：谁害什么病就老是谈这种病，中国人的谚语说：哪壸不开提那壸，意思相近，都体现出自我通常陷入进去的自卑情结。顺便说起，这几天我们正和法国学者共同主办一个学术会议。昨天晚上，我们安排他们在新天地用餐。在英文中，“新天地”就是New Heaven。我开玩笑说：“新天地”这个名称根本上是误用，它应该叫“老天地”（Old Heaven）。为什么？那个地方除了油漆和涂料是新的，还有什么东西是新的。大家听了都笑起来了。
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人们每天都在不停地使用“我”字，但他们是否对“我”或“自我”有深入的了解呢？实际情形常常与人们想象的相反。正如黑格尔所说的“熟知非真知。”看起来人们最熟悉的东西往往是他们并不真正知道的。为什么？因为太熟悉了，所以思维就在这里凝固了，怀疑就在这里退却了，批判就在这里衰微了。中国人的谚语说“台风中心没有风”，也是同样的意思。
但对“我”字了解了没有呢？我们了解，台风中心恰恰是没有风的。在最应该思考的地方人们没有在思考，人们都在呼呼大睡。他最熟悉的东西就是他最不知道的东西。这就是黑格尔的名言“熟知的东西并不是真知的东西”。举几个日常生活中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把“脚踏车”称之为“自行车”，这个错了，应该称为“助动车”，因为它不会自己行走，而要用脚去助动。但是现在叫“助动车”的车应该叫“自行车”。因为你把马达打开它自己就会走。譬如我们说一登上高楼有恐高症，恐高症这个名字就是错误的，应该叫“恐低症”，什么叫恐高症，难道说你站在地上，看见飞机在空中飞你就害怕了吗？从来不害怕，你恐高吗？根本不恐高，你只是恐低。如果我要走进房间，哪个地方写着不准抽烟，我觉得这事情根本不能难到我。如果我点燃了一根烟夹在手里没有抽它，那是可以的。但它同样是在污染，你并没有许可我，你只是说不许抽烟，没有说我不许拿着一根点燃的烟。另外如果我在抽烟，而这根烟是熄掉的，我没有造成污染，为什么我就不能抽烟？所以精确的表述可能还要我们去动脑筋。你分析下去，这样的表述都是很滑稽的。我们谈到两个男女之间的情爱关系非常好的时候是一对鸳鸯，其实天知道鸳是不断的在更换鸯，但我们弱眼看不出鸯的差别。所以你这个比喻是指他们没有感情，还是或者他们感情非常深。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犯错误，我们就使用一个概念，我们说“这个人堕落了”。你这不是在表扬他吗？因为一个人只有站在高处才有资格堕落下来，他原来就没高度，只是在平地上的移动，所以不能称为“堕落”。我想起了一位奥地利哲学家在《论确定性》著作中所讲过的一句名言：有牢靠基础的信念的基础是没有基础的信念。这听起来象绕口令，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要有目的地存在。哪怕我们要走50公尺到卫生间或到其它地方去，都会受到我们观念的支配。这个观念的支配本身先要由你这样一个观念，然后再有你下面的一个行动。观念本身都是要经过大脑的考虑，如果大脑没有的东西，那么你根本就不可能诉之行动。就象如果你没有出国的愿望，你也就不会有出国的行动。所以我们去发现我们如此之那么熟悉的东西，其实我们并不真正的知道。“自我”的概念也如此。就象一个企业的工程师、一个管理者或是学者，虽然他对我们夸口“这个我已经工作几十年，非常有经验了”，这句话翻译出来就是我在这个领域在也无所作为了，因为他对这太熟悉，就对周围环境失去了任何批判、反省和思考的本领，他是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在世界中，他的大脑已经消失了，成了他的奢侈品。这样看来，我们不断使用“我”，但还是很陌生。所以要成为成功人士要不断的反省自我。我们常常说自我的最大敌人是自我。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缺乏自知之明，不能深刻地反省自我、超越自我，那么一个人是很难取得成功。即使是在某一个阶段取得成功，他在以后的阶段也不能巩固自己已经取得的事业。
所以我们就是要认识自己的自我。而在当代的社会中认识自我，又有下面的四层原因：1、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使每一个自我处于前所未有的变觉之中，我们被抛进了各种非常动荡的生活之中。也许有的人在文革之中还是刑满获放分子，他在改革开放之中进商致富，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也许有人今天还是领导高官之上，明天就在监狱中成了阶下囚；也许有人出国了，永远不再回来；也许有人在生活中破产了、下岗了。人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变数。那么在这种变数之中，就更增加了自我本身的捆牢和心理上的压力。就如股票或证券一样，也许他今天赚了一大笔钱，也许明天就会输得干干净净。那么他如何面对自己生活情景的“自我”？他如何有一种韧性来适应他生活的一种巨大变动？2、长期实行的计划生育使我们的独生子女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些独生子女本身都有自我中心化的心理病症倾向。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发现现在的青年人在思维和行为上有很多奇怪的表达。我们不久前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个英国的高中生叫布莱克威尔，他的各门成绩很优秀全部是A，已考取大学。但是他犯有自虐的性格混乱症，他亲手用刀把自己的父母杀害，连血迹都没擦掉，然后和女朋友一起到纽约去旅游。中国的《南方周末》有登过这样的故事：一对女的双胞胎16岁，因为父母管教他们读书，结果就用农药拌在粥里面将其父母双双毒死。在这个情况下，甚至在南方有一所重点大学，一独生子因宿舍没有空调，第三天睡不着他就跳楼自杀。这种非常脆弱的心理，也就是独生子女现象所造成的性格、心理和行为上的变动都值得引起我们对自我本身进行反省。3、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体克隆、试管婴儿、器官移植等现象的出现也对自我提出了挑战。如果一个人的器官如肝脏、肾脏被移植，那我们还可说他保持着自我。但如果说他象《封神榜》中的申公豹一样连脑袋也换掉了，那么他还是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我？如果脑袋这个器官也可移植，那么这个自我应该是怎样的自我？另外，电脑的发展使现在人变成了人际关系。有的人成天都携带着手提电脑，最后成了依赖，成了网虫。以至于一个小孩去医院看病，医生给他打好针对他说你这个身上有病毒要打针，这个孩子天真的问医生我又不是电脑，怎么会有病毒？这都反映了随着电脑本身这种通讯技术的深入以后，人们之间越来越缺乏了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流。我们人人坐在房间对着电脑这个终端器。我们成了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笔下的莫纳特，呆滞，没有窗户，相互之间都是封闭的。他只是通过上帝设定的一种先定和谐就相互之间来感应、沟通。所以我们现在都是通过网络来建立我们之间的联系。所以孤独成了当今现代人的普遍的感觉。这种孤独不是说是在人群中就会消失，在人越多的地方，可能这种孤独更加厉害。就如中国诗词中所讲的蝉鸣。我们走进一个森林，听到知了在叫，我们就感觉到这个森林更加幽静。我们在人声越是嘈杂的地方越是感到孤独，这是现代人的一种感觉。这个自我如何来克服自己的孤独。4、随着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物对人、商品对人的普遍的统治。上个世纪60年代法国荒诞派剧作家，有一个剧本《新房客》。就是讲一对夫妇要搬家，结果在巴黎搬家时，他们的家具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塞纳河都漂浮着家具，街道上塞满家具，楼梯上也都是家具，最后他不得不把天花板拆掉，用吊车把家具吊进去。这个小说夸张的描述表现了物的无限丰富和对人构成的统治。法国一位社会学家摩斯，他专门研究礼品。礼品是所有物品中最古怪的一种东西，因为礼品就是为他人而呈现的。那么礼品就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在我们当前的商品经济负面因素的引导下，不但有着物品的一种普遍崇拜，并且物品本身有着一种虚假化的倾向。那么这种虚假化的倾向使我们仿佛以某种方式返回到贾宝玉的时代。所谓“贾宝玉”就是假的宝玉，“贾”和“假”是通的。所以这里很多商品都是假的。以至于我们可用三句话来概括虚假的普遍程度。第一句话是除了词典中的“假”字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第二句话除了假头发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假头发这个概念本身是错误的。我们不能说张三戴着假发，我们只能说张三戴着李四的头发。还有一个就是除了骗子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所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了河南某地生产假冒违劣产品，但那个地方做梦也没想到那个地方生意比原来更好了，为什么？因为原来不知道假货什么地方买，现在总算知道。那么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在中国这个情况下假货有着一种客观市场的需要？因为作为礼品，人们的消费心理有两个方面决定着假货市场将长期存在：第一，送礼的礼品一定要买名牌；第二，我一定不愿多出钱。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去批判，但我们不能取消某些人的消费取向。这里所看到的所体现的是物对人的统治。我读了前几天的报纸，感到很生气。在两年前也有这样的报道：杭州某银行有位女性收营员，四个歹徒武装到牙齿抢她的装有5000元的银箱，收营员为保护银箱，身上被刺几十刀而亡。然后各大报纸就纷纷表扬她。这种表扬根本上是中错误。我要问的是到底是收应员的生命重要还是银箱的货币重要？货币是物质的东西，我的意思是不要说是银箱里有5000元，就是有五亿人民币，此时收营员要做的是尽量保全自己的生命记住歹徒的特征，然后再想办法把银箱取回来。如果说主体已经死亡，那么谁能记住歹徒的面目摸样，除了安装的电子监控系统。就是我们崇拜的革命家列宁，当时他所乘一辆车在路上被强盗包围，列宁就把汽车等全部交掉，两周后把这批强盗通通抓取。这就是列宁讨论的妥协。有的时候我们要妥协，是人的生命重要，还是人所生产的物品、金钱、财富重要？这是物统治人的世界。
我们工厂写着“安全为了生产”。安全仅仅是为了生产吗？人的安全，人不生病，就是为了使你的产品增加吗？这是何等缺乏人文意识的一种表达。当时法国哲学家沙特到波兰（原来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参观，看见工厂里写着一句话“结核病妨碍生产”。难道结核病妨碍生产就是生产的产品比工人生结核病更为重要吗？我们的人文精神到什么地方去了？
当然，我们有些东西写得不光是缺乏人文精神，就是连那种基本知识也没有。就象我们的交通写着“人车分离，各行其道”。但这表述就是不清楚，难道“人车分离”是让驾驶员跳下车来，让车自己走吗？正确的表述是“行人和车辆分离”。你说人车分离，让人从脚踏车上下来，让脚踏车自己走吗？这标语本身就是错误，而且我们的一个悖论就是路上牌子写着：驾驶员在驾驶车辆时要集中思想。但是你让驾驶员看你写的牌子必须首先要分散他的思想才能看到你的牌子。这表明我们在现代社会中间，特别是在物的统治、技术高度发展、人们普遍孤独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认识自我。所以不管你是企业家、银行家、律师、教师，“认识自我、超越自我”—都是我们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主要分三个内容来讲，第一部分是认识自我；第二个部分是自我之困境；第三部分是走出自我困境、即自我超越。
第一部分：认识自我
我要讲的第一部分就是认识自我。这个“我”字在中国甲骨文中写成的是左边一个锯子形的东西，右边也是一个武器，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是古代人带在身边的东西。“我”字，本身从字型上分析，就是武装到牙齿的这么一个存在物。这使我想起了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他描写唐吉诃德是的服装是甲盔，休息是战斗。因为他穿着盔甲，挺着长矛，骑着一匹瘦马到处去挑战。我们这个“我”就像唐吉诃德一样，全身都是武器。这是“我”的古写体所泄露给我们的秘密。从西方的角度来说，从古希腊开始，在他们神庙里就写着这样的语言“认识你自己”，从而作为神的一个启示，要人们对自己进行认识。早期在西方，人们在基督教背景下，人们形成了对自我的认识。在《圣经》中有很明确的表达：人是由上帝创造的，人和地球在宇宙中间，处于中心的位置上。因为当时流行的天文学的理论是亚里士多德和托罗米德体系，根据这个体系是地球位于中间，太阳围绕地球转。那么这个理论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观察是一致的：因为天气晴朗，早晨太阳从地方升起，晚上从西边落下。所以我们自然就认为太阳是围绕我们旋转。现在，我们的文学小说还是在使用这样的概念。其实所有这些概念都是错误的，根本不能用的。但有的在文学中还保留。
实际上，当时构成“自我认识”上很难去控制的是两个理论：一个是“地心说”，上帝、人、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点上；另一个是“神创说”，就是神和上帝创造了人类。这两个理论牢牢地禁锢着人们对自我的一种正确认识。所以后来有些学者提出了新思想来冲破这两个框框。一个框框是由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鲁诺提出的“日心说”，强调了不是太阳围绕地球旋转，而是地球是围绕太阳旋转，这样就在空间范围之内把上帝存在人都边缘化了，人和上帝都不在宇宙的中心，他们不过是围绕太阳旋转的一个行星。所以当时的宗教势力就对伽利略进行迫害，强迫他手放《圣经》上宣誓否定其提出的“日心说”的学说，因为这威胁到宗教理论的存在。但是不管如何，“地心说”被打破。人、上帝、宗教在世界文化中被边缘化了。没有这个前提，近代人不可能正确的认识自我究竟是什么东西？所以，近代人能够认识到自我。法国一位思想家又补充了另外一句“人在宇宙中间虽然是一颗微粒，但人的大脑可以包容和思考整个宇宙”。另外，达尔文的演化理论表明了人不是由上帝创造的，而是从高等动物发展过来的。所以这样一来，人的自我本身，原来那些自觉出身光芒四射的人突然发现人的出生是如此之粗卑，他不过是从动物中过来。所以，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说“人和禽兽之间的差别是觊隙。” 觊隙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批评人渣是说成是“衣冠禽兽”。其实这句话的含义比我们设想的更有广义。
按照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说法“人，半是天时，半是野兽”，但是我们人呢？就羞羞答答的承认，比如我们在承认一个女性身材好的时候，强调她有着魔鬼般的身材。这只是人承认了人与野兽之间在外形上的某种类似，但其实更可怕的是某些人有着魔鬼般的心。所以古代人的形象是脑袋是一个女性，身体是一头狮子。实际上还包括中国传统的鱼美人的形象，这实际上也是人的真正形象。如果我们现在看到一张照片，拍着一个现代人，穿着整齐服装，其实没有比这张照片更不像这个本身了。真正像人的照片应该是鱼美人，或是古埃及的羊人，这才是真正人的本质。不管如何给“人”下定义，它的总概念都是动物。僻如是政治动物、社会动物、理性动物、符号动物等，你能离开动物吗？人的身上非等质的就是在于他的血液系统、生殖系统，他们的各个系统。这个系统和其他高等动物是不一样的。英国伦敦动物园人员非常有新意：他们将八个人关进笼里，实际上也就是真正的动物被关进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好多哲学家写著作说人与动物的差别，这个说法就是错误的。正确的表述是“人与人以外的动物之间的差别”。但是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说法的错误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麻烦。就是星期天你再也不能带着小孩到动物园参观了。若是动物园在没有把人关起来的前提下，动物园就要更名为“人以外的其他动物园”。另外人们号称监狱的单位，关着的是不是也是一种高等动物？文明是如此之可怜！我们取得的进步是我们造了好多高楼大厦，但外面围着好多的铁栅栏、铁网、铁门、铁锁，这些与监狱的铁栅栏、铁网、铁门、铁锁相比，唯一的差别就是前者是用不锈钢做成的。古代埃及的法老，他们在死了之后把他们自己的尸体放在石棺里面封闭在金字塔中。但是我们现代中国人活着的时候就把自己封闭在水泥方块中。有哪个人不为自己在大城市中占有一个APARTMENT而高兴？其实他这是一个水泥生灵，处在这个高楼中的一个单元，四面都是水泥，然后住在里面感受到自己是何等幸福！实际上你不是把自己囚禁在水泥围栏之中啊？那么德国哲学家史宾格勒在上世纪一次大战时就写过一本西方的没落。任何一种伟大的文明都生溢于生命盎然之中，最后在城市的石化之中夭折、凋零、直至死亡。古代的石化环境可以从埃及神庙、古罗马竞技场中看到；现代的石化环境就是水泥，然后我们住在水泥堆积的方块中，再加上铁栅栏、铁网、铁门、铁锁。然后我们就感到幸福。接着你就抱怨你的小孩没有艺术细胞。难道铁栅栏、铁网、铁门、铁锁能够产生艺术吗？所以法国一位浪漫主义哲学家强调说小孩真正要教育好就要将他们放到农村，让他们去听鸟语花香，潺潺流水，去识别各种动物和植物，这样他的艺术细胞才有可能产生。但是我们呢？我们只是从草地上捡来几块草皮贴在我们的窗下，种几棵像筷子一样长不高的树，然后我们讨论“人与自然的和谐”。听起来是多么的矫揉造作、令人作呕。我们现在的人可怜到什么程度？古希腊的哲学家说：水、阳光和空气对人的健康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在当代，这些都成了稀缺资源。我们必须在五一、十一长假时坐车几百公里以外才能到达澳大利亚草原、中国的神农架或者是大小兴安岭去重温与自然的旧梦，多么的可怜！更有可怜的，我们看看苏州满山遍野树立的墓碑。其中有一种叫活人墓，上面的名字用红笔写的。所以黑格尔就讲到了人的两次死亡。黑格尔认为更可怕的是肉体死亡之前的精神死亡。譬如一个在精神上不愿意学习、了解任何新的东西的人就是属于精神死亡。我们刚还在车上叹气，现代人接受的教育基本上都是终身教育。如果有人某天不愿再接受新东西，那么这个人在精神上已经死去。
从刚上面说到的哥白尼、达尔文中，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根本上为我们创造了条件，使我们有机会能够正确看待我们的“自我”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而首先对“自我”能够以一种正确的眼睛来看的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的伟大就在于指出了悲剧性的命运是每一个人的命运。在古希腊的悲剧作家中有三大作家他们所写的都是帝皇、公主和王子的命运。同时在莎士比亚及其他一些作家所写的作品中也都有反映。叔本华表明了悲剧性的命运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所必定面对的结果。叔本华分析了人生中的三个概念：痛苦、兴奋和无聊。他认为人生的主要旋律是痛苦。人是一种器官构成的。所以人的生存意志和全身器官都追求欲望的实现。所以古希腊的神话中有对人的比喻，就是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是一个没有底的水洞。所以这就决定了人基本上是痛苦的、悲剧性的。也是因为周围环境能够满足欲望的资源是有限的。比如说，100个人考大学，而这个专业只能录取20个人，那80个人的意志必定要被否定。这就构成了人生的主要旋律是痛苦。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人生中最本善的。什么叫无聊？无聊就是你的第一个愿望被满足，而第二个愿望还没想出来。就像一条船在水中走，没有桨、没有帆、没有指南针。如果你碰到一个无所是事事的人跑到你面前跟你聊天，那个人多半是处在无聊的状态下，因为他的生活中失去了目标。
人生的本质就是一种悲剧，因为人充满了期观与欲望需要。而这种需要是无法得到完全满足的。只有在细节上，人类具有喜剧的、欢笑的味道，所以我们很难得看到人的笑容。那么叔本华的理论本身如何使人从痛苦中减轻自己内心的压力和痛苦。叔本华这样主张：要取消自己的生命意志。所以他学习印度的佛教和基督教。这就是通常讲的“知足常乐”。就是一旦把器官的欲望给消除掉，痛苦就没有了。但是现在连佛教“知足常乐”也被修改，因为在城市的一些洗脚店门口都有这样写。那么叔本华的理论本身对自我的解读是他颠倒了理性统治意志的传统观念，揭露了一个真相：我们的理性实际上只是意志的拢破。所以我们经常发现社会上有犯罪的案例。那就是犯罪嫌疑人的生存意志要追求享受，比如他希望一年之后他能积累到多少财富？比如说一年后我要达到200万资金，于是无非是这么几个:途径：劳动致富，他觉得达不到，接着就强银行、走私、贩毒。一个正常的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差别就在于自我中间的利比性部分占主导地位。而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是合法的生活。所以人的自我是动态的内部斗争过程。
那么对“自我”本身做出的一个立体分析的是当今最为伟大的上个世纪奥地利的心理分析家佛罗伊德，他本身揭露了“自我”本身的立体性，他认为“自我”有三个部分构成：超我（自我相信的道德、宗教、政治、法律上的戒律和规则作为权威内化于心中）、自我（一个人的理性在生活中调节自己行为和行动、思维）本我（人的身上自我中间隐藏着的利弊性的本能，欲望、情趣、情感）。打个比方，人的本身的“本我”就像一匹野马，骑在马上的骑手就是“自我”，这个“自我”操纵着的这根马缰就是“超我”。
我们看过夏洛帝勃郎台的《简爱》知道，书中男主人公罗彻斯特先生和一位原来是西班牙贵族家族的女性结婚，但那个家族都有精神并史，所以没多久他的妻子就得了精神病，于是被罗彻斯特先生关入阁楼，还雇佣一名女工来看管。但这疯女人经常[跑出来，一次跑出来将房子烧掉。简爱是作为一名家庭教师去到罗彻斯特先生家的，并且最后与他产生了恋爱关系，这里所写的“疯女人”比喻本身就是的真相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关着一个疯女人。这个“疯女人”就是心中的本能、愿望、意志、情趣、激情，这是一种犯罪嫌疑人在我们的胸腔里面。所以外观看上去这个人面容很平静。但正像法国诗人说的“静静的河流淌着深”，他心里可能像一口大锅在沸腾。他的“本我”中间的欲望就是要穿破出来，要去实现自己的理论。那么作为那种“本我”，他只知道一个原则：快乐原则。比如说我在外地买东西时，我的胃很紧张，食品一进去，感觉神经就松弛下来。而“自我”的原则就是现实的原则。因为“自我”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看。
那么佛罗伊德进一步分析认为人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人的性欲。若人的性欲若压抑以后，它可能会转向何处？他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哥哥和妹妹长期分开而住，突然有天妹妹从亲属家里回到哥哥身边，此时妹妹已长成一个大姑娘，于是她哥哥潜意识里就散布着一种性欲倾向，但是他的“超我”（道德、宗教、法律、政治），生活在这里的规则马上把他心中的欲望给压下去，那把它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呢？
他的第一种可能是晚上做梦。佛罗伊德曾出版过《梦的解析》。在梦中希望无法实现的愿望在梦中得到满足。有的事情分析起来会大吃一惊，鲁迅先生说过：鲜花是植物的性器官。对于桂林岩洞，郭沫若先生就题词很多。其实在这潜意识中就有一种性欲表达。我们看到的纪念塔、喷水池，实际上也反映对其一种欣赏。尼采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是美的，这是审美的第一真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本能退化的人是丑陋的”这两句话就限定了审美的全部真理。所以他认为世界本身根本是没有任何美可言。这个“美”都是人给予的。所以他把“美”理解为人的族类虚荣心。我们认为从自然界发现的东西其实是我们自己深进自然界去。佛罗伊德也讲到就是平时看到女性会用“attractive”来形容，他公开认为我们认为美的东西是建立在性刺激的基础上的。
第二个转移的途径是正常的性生活。通过正常的生活，把性能释放出来，繁衍后代，那么人的理性达到一种平衡。
第三个途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口误。就如我上次去苏州某大学开会，主持的是南京外语学校的一位老师，会议一开始他就在台上说到：我现在宣布，会议结束。其实这正反映他内心中的想法。还有在文革期间批判一个人，叫一个人交代，旁边的人哆嗦“你不交代我揭发”，其中有个人道“你不揭发我交代”这是口误。你说这口误是什么意思？口误本身都可得到解释，它是你内心不愿说出的愿（欲）望在你口中不自觉之中的流露。在希特勒统治时代，所有的报纸都用德文写着“希特勒万岁！”后有一个人在排字上出了错误，在德语“希特勒”后加了几个德语字母，然后意思就成了：给希特勒看病。接着那人马上被抓起来。但他在潜意识中就认为希特勒是有毛病的，要给他看病。
第四种途径就是性变态。比如说有的男性在车上割破女性的服装，或者他专门把女性晾在外面的内衣都收走了。这种一般称之为“恋物癖”。在台湾的校园周围就有一些高中、大学的女生把她们用过的内衣内裤卖给男性，并且有好多人去买，这是一个公开的贸易市场。你说这些男性是为什么去买？这是一种性变态中的“恋物癖”。那么还有“恋尸癖”。今年不久前，参观俄罗斯彼得堡有个非常漂亮的宫殿，其中的一个女王就有性变态。
第五种途径就是压抑的欲望变成精神病。有的是在变疯前没有得到他人的尊重。比如德国哲学家尼采，他在1889年因梅毒变疯，他在变疯后还表示社会上要尊重他。德国有位天才诗人到商人家庭去当家庭教师，后来爱上了商人的妻子，但后来爱情是失败的，女主人死后，诗人也就疯了，疯了以后还活了30多年。甚至诗人疯了以后还希望别人称他为“陛下”，因为他就在这样的疯狂中追求满足感和尊重感。
第六种途径是潜意识中的欲望受到阻碍后，特别是性爱受到阻碍发挥不出来，最后就自杀。看德国诗人歌德写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实际上一般是歌德自己的爱情故事。所以当时欧洲青年人在他们自杀时身边都带有《少年维特之烦恼》，就像美国青年人自杀是身边都能找到《麦田守望者》。就像曾经想谋害里根总统的人，在他开枪之后，保安在他身上搜出了一本《麦田守望者》。
第七种途径就是升华。升华就是把非常强烈的愿望，特别是性欲转移到艺术创作、科技创造、宗教创造中去，这样就产生了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宗教的创始人。
所以佛罗伊德的理论本身，我上面只是介绍了他很少的理论，我们认识到“自我”的复杂性。总结起来，“自我”是包括意识和无意识，包括人的对内体验和对外经验的人格上、心灵上的统一体。如果一个人不能达到各个层面的统一或者是处在病态的状况之下，那么他身上可能会出现种种病态或精神上的分裂。正是这种人格的统一构成了“自我”的统一性和延续性。正如德国诗人所写的“我要忠实的停留在我自己的这个世界上，我就是我的地狱和天堂。”
第二部分：自我的困境。
在现代社会中，自我困境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自我”中间的理性和欲望之间的激烈程度。歌德在《浮世德》中讲过：浮世德的胸腔里跳动着两颗相反方向的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用了歌德的这个典故。认为任何一个赚钱的资本家胸腔里都跳动着两颗心。一颗心告诉他你不能去消费，你必须把钱重新积累起来扩大生产规模/投资规模，这样以便赚取更多的钱，把享受留在后面；另外一颗心告诉他生命是短暂的，明天你或者就死亡了，把你的钱扔到娱乐场所里去吧。从中就说明了自我内部理性和情感冲突是一个永恒的冲突。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浮世德。当然对马克思曾说过的一个结论，我有保留意见。他的这个结论就是：资本家要是获得300%的利润，就算是上绞刑架，他也如愿。我觉得这是一种逻辑上的推论，夸张的说法。
马思诺提出的人的心理就是自我需要的五个层次的理论。他认为最低层次就是饥饿感，人在饥饿时什么都能做出，不是有句俗话“民以食为天”。第二层是安全感。第三层的需要是生理需要也就是性欲和爱欲。第四层是个人得到尊重。第五层是自我实现。所以我觉得“经济人”的假设不能成立，因为任何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进行投资的时候，我认为他首先考虑的是我的生命和投资行为中的安全性，然后考虑的是尊重经济活动的经济能力规则，接着考虑的是我的经济行为是在合法的平台上还是在非法的平台上进行的。
马思诺的五个层次有助于我们认识，上面讲到的第四层次就说到人对自我尊重的追求。人在社会交往中很重要。人权、人格从来都不是大的概念。在我们生活中，实际上到处存在没有仔细考虑人权的问题。譬如，一些城市中搞建设，就要涉及到动迁问题。在西方要是有一人不同意动迁的，那是绝对动不了的。就像马克思的理论，归根到底就是为了人的自由和解放，阶级斗争只是它的手段，现在我们倒过来把阶级斗争作为目的。这是我要讲的如何处理好理性和欲望情感之间的第一个关系。
第二个关系是在自我中间的实用理性和人文理论之间的关系。中国人用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用”字。甲骨文中“用”字就是写成一个架子上有个分叉树枝。中国人非常重视“用”。“用”的概念根深蒂固，所以毛泽东讲“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林彪说“活用、活用”。但是你呆呆讲文化被你使用，有没有考虑过思想本身的真理性。在某种意义上，刘少奇在文革中的死亡是一个国家主席无任何法律程序。但在某种意义上，刘少奇的死亡要由他自己的理论来负责。因为他在共产党员修养中提出了一种工具论。邓小平曾讲到要尊重人才、尊重知识。这种情况比以前是要好多了，但在我看来这个说法还是远远不够的。“尊重人才”，你的重点是在人之上？还是在才之上？如果是才之上，那就不一定尊重人格的本身，只是尊重的是你的才华和你可以被使用。一旦你不能被使用，那我们还能尊重吗？所以我主张前面要在前面加上一句“尊重人格”，无论你是未成年人，你是公民，或你是躺在床上的植物人，我们都尊重你。有尊重人格的基础才来讨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是要超越单只使用的那种实用主义观念。现在生活中使用这种观念是如此之厉害！就像马克思所说的现代人已经把人际关系淹没在利己主义中。过去我们谈到一个人的亲戚关系和如今人们所谈的亲戚关系都已经完全变味了。更可笑的是，每个单位都有人才交流中心，但进入人才交流中心的都是工作最差的人。那么中国人那种普遍的根深蒂固的自我中间的实用理性还体现在它最应该缺少实用理性的地方。比如在宗教上，崇拜上帝，尊敬佛徒，他不是出于真心的崇拜，而是出于某种实用的观点。中国有句古话“无事不登三宝殿”，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平常说的“出于公心”只是一个修辞学上的概念，确切地说能够使一个人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放正确就可以了，在像中国过去所讲的“大公无私”，这根本就是一个自欺欺人人的口号。所以我们不要把语言理解为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在很多场合下是掩盖思想的工具。如果某一个个别的坏的老干部对我们说要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话翻译过来就是在我的儿子和孙子的问题解决之前我不会从岗位上退下来，这是他要表达的真正含义，多么可怕的语言啊！这个语言本身成了一种修辞学。譬如你进一餐馆，点了老鸭汤，你能确定端上的就是老鸭吗？或者什么是老？什么是小？这根本就是一个搞不清楚的概念。一个心血管有毛病的人买了深海鱼油来吃，吃的还津津有味，你就知道这是深海的鱼吗？它是游在2千公尺以下的还是2公尺以下？我们在语言中是见什么语言相信什么语言，所以我们从来不生活在实践上，我们只生活在世界的语言表达之中。比如成语所讲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我们是否思考过这句话很愚蠢吗？比如一位魔术师在表演时，他是当局者，你是旁观者，那么是谁清楚呢？一个骗子在行骗时，你是旁观者，是你清楚还是他清楚呢？我到美国时参观过不少华人的教堂，特别是中国的很多科技人员去到那边都很相信基督教。有个人这么向上帝祷告：感谢上帝，我女儿的签证终于出来了。所以有好多人都忧心忡忡跟我说起中国有那么多在美国的科技人员都相信基督教。我只是笑笑，我说这些人根本就是无神论者，他相信的是实用理性，他可能把上帝理解为他使用的一个工具。我说那些人对上帝的祷告，不但不能证明他相信上帝和基督教，而是证明他是一个无神论者。这句话翻译出来，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上帝啊，如果你不能解决我女儿的签证问题，我是根本不可能信仰你。这才是他要表达的真正含义。
我们在美学上实际上也讲用，“美”字拆开就是“羊”“大”，古代的人也是吃羊，肥硕的大的羊是美的。中国人的审美中总是带着一种味觉。中国人最可怕的体现他审美中的味觉就是见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就说“秀色可餐”。我在网上看到广州、台湾那边的有些商人经常到饭店去吃3500元的女婴汤。这不是人在吃人吗？所以我们中国人味觉是如此之厉害！以至于我们把打官司也说成是吃官司，我们的嘴巴要把全世界都吞下去。那么在哲学上也一样，我们有好多年轻人要学哲学，他们的父母跟子女都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哲学有什么用？哲学多少钱一斤？后来我开玩笑说：哲学之用，乃是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有一次我请几个美国教授吃饭，我问他们吃饱了没有，他们客气的说饱了。后来我跟他开玩笑，你的发音这么嘹亮，上面器官是空的，象小提琴琴箱一样，所以你还没吃饱。他就说我的胃已经饱了。我又开玩笑说你在吃东西之前，你的胃充满着空气，所以从来没有说一个人说我要空腹吃什么，因为你的腹永远不会是空的。所以空腹这个概念就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在进酒时说你的酒杯是空杯，其实空杯是一个错误概念，杯子充满了空气，不能是真空。所以哲学要揭示的不是我们说的实用理性，而是一种空零的境界。就如刚刚装修好的房子不是要把所有的东西堆在里面，而是要使他显出一种空零感。一个人的精神也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被经营、投资、计算塞满了，他这个人根本就不再是一个人，他只是移动着的一张写字台或是一个物品。譬如说他跟女朋友去约会，他也要考虑到我投资多少，我的成本多少，我今后收益如何？这就完了，爱情在开始之前就已经死亡。这就太可怕了，你在家里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也能这样计算吗？所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限的原则，在好多领域中它是无效的。所以我们的思想要应顺市场经济，我说两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超越市场经济。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只要满足市场经济本身，然后我们就能做好。有些事情都是需要我们通过反对市场经济、超越市场经济才能做的更好。所以正因为我们的实用理性太强大，我们的人文理性就被边缘化。现在，若一个人的想象力离开了他的物质利益，我们就无法想象。所以我们能不能走向一种空灵的精神境界，能够朝公理的方向来思考人为什么要活在世界上？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人应该如何与他人相处？所有这些涉及人文情感的问题都超越了我们的视眼。在这个意义上，人与其他动物表现形式，如果是停留在单纯的实用理性上，那就差不多。就象英国作家写的猪，他一边在地上走路，一边东嗅西嗅，从来不抬头来看。人之所以为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就是他有一个空灵的精神世界，通过对艺术、宗教、哲学的追求来安顿自己的灵魂，而不是说满足了所有器官的吃、喝就说人生就完成了。若是这样，就是说把自己贬低为其他一个动物了。
那么自我困境的第三种困境是自我和他人关系。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是社会存在物，所以我们生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和其他人发生一定的联系。我这里所讲的是自我和两种人之间的关系。一个是自我和家庭外面的社会上的其他人之间关系。中国过去传统的关系叫天地君清私，就写明了亲属师生之间的朋友之间的关系。现在，和社会上的人接触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比如现在党要学习班，旅游团等，都会使人建立一种人际关系。但不论是古代人还是当代人，人性都不可能发生变化。人与人之间，自我与自我之间的关系是何等之可怜！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把这个关系说的清清楚楚，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种动物叫豪猪，身上长满一根根的很才长的刺，在冬天要相互靠近取暖，但一靠近刺又会碰到对方，所以他们又保持着一定距离，不远不近。实际上，这个比喻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感。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是何等的可怕！不能太近，又不能太远。太远了他们会感到孤独，太近了他们又要相互伤害。所以我们有时在海关、银行、飞机场谈论的一米线也正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有时我们在大众传媒上我们明明有着距离感，有时还要调侃自己，美其名曰：距离产生美感。但这实际上说出了人与人之间必须要保持一定距离的那种无奈感觉。有的时候，我们想在主观上消除这种感觉，所以我们老是在传媒上书写“近距离采访”“零距离采访”。那么这种关系体现了自我和其他他人自我之间的一种关系，这其中自我有一种可怕的妖魔化的趋向。现在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写过去30年政治运动的回忆录，总是把自己写成一个不幸的受害者。其实捷克的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说出了一个真理：我们在反省历史的时候，这个自我更深刻的认识是要认识到我这个自我既是一个受害者，同时又是一个施害者。作为施害者，就是把不好的东西强加到其他人身上去加以损害。举个例子，难道吴晗不是那样的人吗？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因为批判《海瑞罢官》，吴晗是一个受害者，被迫害致死。但是在反右斗争中间，吴晗又是一个施害者，我们读过章伯钧女儿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吗？当时起来揭发他父亲的就是吴晗。人心之可怕，就是在于他同时担任两个相反的角色。就是在某些场合下他是受害者，在另外一些场合下他又是可怕的施害者。
除非一个人精神处在分裂的状态下，他可能身不由己，只要他的理性是健全的，他的身体从来都是服从他理性认识的最后决定。不要推卸责任，这是你应该负的责任。这个世界上没有身不由己的事情，对于一个健全的人来说。如果我的上级让我出来担任领导工作，如果我不做，可能得罪他了，如果我出来做，我就对人家解释，哎呀，我也是身不由己。但是如果我连得罪他都不怕，我就可以不做。为什么你要身不由己？我们把责任推卸到最干净的地方，有一个概念叫“鬼使神差”，不知道怎么样，鬼使神差的我就杀了一个人，好像这是鬼神杀的，不是我杀的，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当我们碰到自我做了什么好事的时候，又用了一个利己主义的概念，我们说“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了什么事情，又可以把鬼神推得远远的，因为好事只能是我一个人享受。做了坏事就是“鬼使神差”，做了好事就是“神不知鬼不觉”。这个“神不知鬼不觉”，他还是神和鬼吗？如果他也没有这个知觉的话，他和普通人还有什么差别？这反映出自我本身的一种自怜和一种自我中心化的倾向。那么在处理个人自我的家庭内关系的时候，特别是一些成功人士，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以后，他在过去的情景下组成的家庭，各种各样的关系就处在风雨飘摇的状态之中。所以经常也有人说“喜新不厌旧”，都是探讨成功人士在成功以后的家庭关系。如果在家庭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一种距离感。我去台湾讲学的时候，和台湾的学者交谈，台湾人现在两代人之间的距离感就是有几个block，几个街区。过去在台湾，父母住在第10层，子女住在第二层，父母每天到子女家去，子女就不胜其烦，因为他要有独立性。所以最后关系调节下来，两代人之间的距离调到什么程度，就是相差几个街区，比如说儿子住在这个公寓，父母住在相差几条街的另一个街区，父母要想找儿子，这个很困难，如果有紧急事情，出租车起步价就到。这就是现代人之间，两代人的真实距离。现在有好多上海人也是这样，这是两代人之间的距离。很多人形容夫妻之间感情好，像过去形容周恩来和邓颖超，叫“相敬如宾”，其实你仔细想下去，还有什么比主人和宾客之间的关系更为疏远？如果一个家庭被形容为“相敬如宾”，我看他大概已经处在死亡阶段了。他已经没有活力了。因为家庭特别是夫妻之间的感情是以情感、爱情作为基础的，是以感情是否破裂作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一种外在的礼仪作为基础的，所以像在四季宾馆，如果你在门口见到“宾至如归”这个口号，你不要认为他和你很亲了，“宾至如归”这个口号是提醒我们所有住在宾馆里的人我和你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你只不过是借住在我这里，你回到这里就“宾至如归”，好像回到自己的家里，这只是修辞学意义上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只是肯定我和你之间有距离，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当然外国人也喜欢讲at home，像在家中一样，你在家中就一定是很好的吗？如果在家中一定都是很好的，贾宝玉为什么要走出大观园去做和尚？巴金的小说《家春秋》里面的觉民觉慧为什么要从家中走出去？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为什么要从方氏大家中走出去？现在农村里的那么多民工为什么要走到城市来？“at home”这个“home”里面充满了矛盾。所以有的人要走出来，不是在家里面就舒服。如果在一个温馨的家里，那是很舒服，但是可能在另一个环境中间就不是这样，所以这就体现了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本身，就是，法国有个荒诞派剧本叫《秃头歌女》，就是尤内斯库创作的，最能反映在就是当前普遍物化状态之下，西方人在家庭关系当中的无奈。一个中年人乘火车去一个城市，碰到了一个中年妇女，两个人开始聊天，聊天的结果发现他们去同一个城市、同一个街道、同一个大楼、同一层，同一房间、同一张床。原来他们是夫妻。这个故事以夸张的手法强调了这一对夫妻之间精神上的遥远的距离，可以用光年来计算。所以我们越是零距离谈得多的地方越是表明距离之遥远。至于这种我们现在谈到的夫妻之间的关系它本身就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间考察过这个过程，最早的人类就像动物一样，在森林中间，是完全群婚的制度，任何一个男性可以和任何一个女性有性关系，这样出来的有些后代智商都非常低，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首先把两代人之间性的关系分离开，接下去把同一氏族中性的关系排除掉。今天在云南泸沽湖边上摩梭族人仍然有走婚制度，在走婚制度之中，孩子不知道正确的父亲是哪一个人。实际上，发展到一定程度，在世界上，现在人类还有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和一夫一妻制。形式最多的是一夫一妻制。《古兰经》就规定一个男人可以有四个妻子。所以有一次英国移民局深感头疼，因为他们要从土耳其引进一个工程师，但是这个工程师有四个妻子，给他生下来的小孩整个家族的人加起来有99个人。也就是说，要引进一个人必须把98个人引进来。在这样的意义下，人类的一夫一妻制将来如何发展，恩格斯也没有给出充分的结论。他认为现在的一夫一妻制在通常情况下仍然不是建筑在严格的纯粹的性爱基础上。好多婚姻是政治婚姻，比如过去两个王国要联合起来就在子女中实行婚配，有的是考虑财产、有的是考虑其他因素，就是说纯粹建立在性爱基础上的婚姻在当代仍然只占整个婚姻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红楼梦》，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对贾母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贾宝玉的困难就在于不论是和林黛玉还是薛宝钗都是近亲结婚，所以从优生学的角度来看，贾宝玉做的事情全部都是错的。《红楼梦》在优生学上是绝对不成功的。今天我们知道在青海和甘肃这些地方，农村中人们的婚姻方圆不超过15里，所以生出大量的低能儿和傻瓜。所以我们人口的数量在增加然而质量堪忧。毛泽东和他的护士，在谈论《红与黑》，就是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小说，红就是革命，黑就是天主教，当时因为主角于连破坏了德雷纳夫人的和睦家庭，引起了毛泽东的谈论，他的护士认为于连是个坏人，破坏了德雷纳夫人的家庭，毛泽东就认为，在中国有75%左右的家庭婚姻已经死亡。这个里面反映了在变动社会中间自我和他人，包括家庭内部成员中间可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变数。如何来正确的处理这些变数，那么部分的答案在我的第三部分中——走出自我的困境。
第三部分：走出自我的困境
走出自我的困境在现代社会之中有三个前提。第一个前提要有自知之明。中国有句话叫“人贵有自知之明”，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就是人能够合理的了解自己的真实情况。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不能正确地了解自己也不能正确地了解其他人。比如说，上海的家长给他们的子女买了几十万架钢琴，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小孩都具有艺术天分，但能成为艺术家的能有一两个人就了不起了。所以几乎所有的父母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他们的子女理解为天才，所以千方百计要训练他。其实这个观点就是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因为注定了绝大部分家庭的子女他们的一生都是非常平庸和平淡的。他们的平淡和平庸构成了实际生活中的一个真相。这是必须向我们披露出来的真相。所以父母应该降低自己居高不下的期望值，把他们的子女理解为只要健康的生活在世界上就可以了。平平淡淡才是真。不要去追求好高骛远的东西。这些东西很多都是不现实的，所以要达到有自知之明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困难。要达到自知之明，一个人就要像医生一样对自己进行诊断，要听取他人的批评意见，认真地反省自我，认识自我，我身上有哪些优势优点可以发展，有哪些缺点我必须加以克服。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没有明确地认识而是处在漆黑的状态之下，那么他做事情做得越多，他离失败就越近。第二个前提就是扬长避短。任何人都有他的长处，都有他的短处，最可怕的，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事情就是一个人一生都在发展他的短处，而忽略了他的潜能和长处。这是最为可怕的，我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个师弟，他的妻子原来是浙江豫剧小白花中间非常著名的青年演员。在出国潮的盲目冲动下，她鼓励丈夫到美国出国留学，自己也跟出去。在豫剧创作最好的时候，把长处放下来，她到美国去饭店里洗碗，结果手指给洗碗机切掉。然后接下去，她的丈夫有了女朋友，最后家庭完全破碎，她回来了。但是对于她发展豫剧才华最有利的青春和时间流逝过去了。也就是说她永远也不可能再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一个人必须发挥自己的长处，你的豫剧长的好，你就在中国唱，美国没有人对你的豫剧感兴趣，你去洗碗干什么？这真是世界上最为愚蠢的人。聪明人要发扬我的长处，避免我的短处。第三个前提是限制自己。因为在现代社会中间，信息爆炸，知识爆炸，一个人绝对不可能小提琴第一名、游泳第一名、篮球第一名，什么东西都要去学，什么东西都学不会。生命是短暂的，一个人一生就是从篮子里到盒子里，从摇篮到骨灰盒。如果我们说一个人16岁之前被养起来，60岁以后被养起来，中间一共只有44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床上睡觉，三分之二的时间中还有数不尽的事情，要读完所有的学位，要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要建立社会关系，要组成家庭，要生小孩，要在事业上有所造就，他有多少时间能够用在对某一个问题的研究思考上，用到某一个事业上，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可能染到身上，随时都有可能取消他的时间。可能一个人正在做行政工作，他的理想是一年以后，卸任以后要开始写长篇小说，但是一年不到，半年以后他突然中风了，命运用身体的界限永远取消了他对自己今后人生的设计。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时间的地平线上。所以鲁迅先生说，浪费自己的时间就是自杀，浪费他人的时间就是在谋财害命。所以必须要限制自己，不要浪费自己的聪明，不要认为自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五年经商、五年做学问、五年做行政工作，最后白发苍苍，一无造就，一个人他的本事就在于几十年做一件事情。比如说一个人画水仙花就画一生，画马就画一生，画老虎就画一生，也许才能真正有所成就。打个比方，太阳光线普通情况下我们感受到的热量不大，但是你要拿一个放大镜把太阳光线聚焦在一个焦点上，就能够让一张纸片燃烧起来。人的精力也是这样，如果处在散射的状态下，那么一生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必须用放大镜聚焦在某一个点上，锲而不舍的做下去。所以马克思的女儿问了他19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对于事业的态度，马克思的回答就是“头破血流也不回头”，就是我就认准了这条路走下去，你有可能获得成功。在这三个前提下，我来谈三种思维和行动的方式。第一种就是有效地进行思维和行动。因为我们的思维和行动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效的，一种是无效的。无效的思维比如说，在物理学上，有许多物理学家试图制造出永动机，能够永远动下去，那么这个是违背能量守恒定律，这个是不可能，那么他们的全部脑子都用到无效思维当中去。比如说一个人在原始森林中间迷失了方向，他学习到的所有知识都不能够帮助他走出原始森林，那么他过去学到的知识全部都无效。在原始森林中间也许你可以沿着河边小溪走下来，或者根据南北太阳的照射，根据树干是否有青苔来判断南北东西的方向，如果你学到的东西不能帮你解决任何问题，那么你这个知识就是无效。所以人必须有效的思维、有效的行动。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确立以下几个意识：第一、确立角色意识。一个人的角色是多种多样的，在家里他是父亲、是丈夫，在单位里他是老总，在学校里他是学生。在每一个不同的社会角色中间，他都要维护这个角色的本色。很多人的思维无效就是他把角色串起来了。比如说，他在单位里是总经理，他用总经理对待属下的态度回去对待他的妻子，这就构成了他和妻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因为角色是不能乱的，经理的工作角色只能用在单位里，丈夫的工作角色只能在家庭里。和你小孩的关系你是父亲，你不能把跟妻子的关系弄到小孩身上。只有扮演好不同的角色才能够确保你在生活中的思维和行为有效。第二、我们必须确立换位意识，因为人总是自我中心化，换位意识就是你和任何人接触要从人家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只有这样，人家才有肯能从你的立场上来替你思考。所以，卡内基讲到一个推销员到一家公司向一个经理去推销商品，那个经理说我们只能谈五分钟，结果五分钟以后就说你的东西我不要，就把他赶出去了。推销员回到家里感到很痛苦，他就回想那五分钟的谈话，有一个情景，当时经理的秘书走进来给了经理几张邮票，说给你的女儿，这个推销员就开始推想，这个经理的女儿大概在集邮而且这个经理本人对集邮也很有兴趣，所以他就去买了一些著作，对邮票的基本知识作了研究，然后他老是在国外走，积累了很多非常美丽的邮票，所以第二次又去找经理，先送上几张邮票，说这个送给你的女儿，然后根据他的集邮知识跟经理谈，结果谈了三个小时，五分钟变成了三个小时，经理拍拍他的肩膀，说在我这里吃午饭，那么这个推销员和他吃午饭一边继续谈邮票，没有一个字谈到他要推销的商品。等到饭吃完了，起身告辞的时候也没有谈到商品，但是这个经理拍拍推销员的肩膀，说你要推销的东西我全部都吃下来。所以问题在于你能不能站在他的立场上，从他的习惯、爱好出发来思考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两座山一样，很难碰起来，你去找一个人说想要一份工作，家里如何困难怎么怎么，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来理解你，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工作提供给你，你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吗？你什么都不知道，他怎么会替你来着想。所以我刚才一直讲到，那个侄子听他的姑妈说了整整三个小时，理解她，同情她，所以姑妈就把最豪华的一辆车送给自己的侄子，不送给自己的儿子。第三、确立之中情景意识。Situation，这个英文单词，就是在不同的情境之中应该有不同的思维和表达。比如说，有人告诉我们一条道德规则，不去杀人，这是对的，但是有的时候，可以去杀人。比如你晚上12点在街上走，一个歹徒拿着一把刀向你的胸口刺来，你为什么不可以杀他？因为你不杀他，就会被他杀掉。如果你参军了，在战场上去打仗，你拿着枪能不把对方杀死吗？我们再说一条道德律令，人不能说谎，但人有时候可以说谎，比如说两方对阵，你是我方的情报员，被对方俘虏了，你是老老实实交待我方的情况还是对对方说谎？这个道理清清楚楚。所以人有的时候可以说谎。你必须根据不同的情景来灵活的表达。有一个中国的男青年，就吃了思想僵化的亏。他在西方国家交了一个女朋友，有一次两个人在街上走，那个女朋友已经穿过了马路，突然变成红灯，男青年还站在这一边，这时没有任何车辆，这个男青年就穿过红灯奔过去，那个女青年马上跟他拜拜，为什么呢，她说在西方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基本的法则，如果你连这个都不能遵守，今后我跟你在一起，你还能遵守什么法则？后来这个男青年回国，在中国又找了一位女朋友，有一次也是这样，女的走过去了，男的站在这一边，红灯，怎么办？这个男的就像我要吸取国外的经验教训，等在这边不过去了，但是中外文化背景完全两样，等灯绿了以后在过去，那个女孩子讲，我们两个不再谈下去，为了我，你连闯红灯的勇气都没有，你今后还能为我做什么？这里面就反映了一个人在不同的情景之下要有不同的思维。中国儒家讲男女授受不清，但你在河边走，一个女性掉到河里，你无论如何要伸出手把她救出来。虽然一般常态下是授受不清没有接触的，所以人一定要灵活的来思维，一个人如果只信奉原理不会变通，这个人就是教条主义者，一个人如果不信奉任何原理，只会变通，这个人就是机会主义者。所以我们要有效思维，就是要去掉教条主义，去掉机会主义，即相信一定的理论，也要学会变通。第四种意识就是确立风险意识。因为这个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偶然性都可能发生。法国生物学家 在写的《论偶然性》的著作中间讲到一个经典故事，一天晚上一个私人医生接到通知去出诊，这个医生就背着药箱出去了，住在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管道修理工也接到一个通知，说某一个地方水箱坏了要他去修理，所以他也背着工具包匆匆忙忙出去了。等到医生走到管道工修理水箱的大楼底下时，管道工的榔头掉下来把医生给砸死了。很多偶然性的事件交汇成一个事故。世界是充满偶然的。我们一定要有风险意识。很多国外的企业家到中国来，他们有一个风险意识，就是说如果我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间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而停止生产，我能取得一定的赔偿。但是中国的企业家不肯花这个钱，他想，我怎么会停止生产，我为什么要保这个险？终于倒霉的事情碰到了，2003sars流行的时候，很多企业停止生产，外商都得到了巨额赔偿，中国企业只能愣在一边，因为他没有风险意识。他认为每一天都是安安全全的，一个人脑子里任何一个神经的变动，一个血管的变窄，都有可能是一个人突然死亡，突然变傻。一个民航的空姐就是因为气囊大幅度运动的时候，往顶上一撞就变成了植物人，永远躺下去。人生是一个变数。没有风险意识就不能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如何进行有效的思维和行动。第二点，如何创造性地进行思维和行动。有效地思维和行动不代表你就有独创性。那么如何来进行独创性的思维和行动？也有几个意识。第一个意识，就是确立学习意识，我们要博览群书，要学习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是学习前人的成果不是为了跟着前人的东西走，只有当一人说我能够对其中某些东西进行批判的时候，他的自我才从水中浮现出来。所以一个人说他学到的东西越多，其实可能他的自我丧失的就越厉害。博览群书有必要，这个必要就在于你只有知道了解了前人的东西你才知道你现在做的东西有没有新意。如果你对旧的东西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你的东西是新的。也许两千年前就有人谈得清清楚楚了。不了解前人的研究，创造性的思维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第二点就是要确立批判意识。特别是我们在哲学上强调一种前提性的批判意识。前提性的批判意识，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1993年我带领复旦大学的辩论队参加新加坡的辩论，和台湾大学辩论“人性本善”，我们的观点是“人性本恶”，台湾大学说,，正是因为人性本善，我们才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队员就说，既然人性本善，为什么要把屠刀拿起来？这个就是前提性的创造性地反思。对方无言以对。后来队员下来以后，我就说你还有两个问题没有问出去，你应该问他，如果人性本善，屠刀是怎么生产出来？既然人性本善，屠刀是怎么设计出来的？这个就是前提性的批判。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讲到一个故事，一个小和尚当着老和尚的面把痰吐在佛像的脸上。老和尚勃然大怒，说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小和尚就说，师傅，你不是教导我们佛无处不在，既然佛无处不在，我往任何地方吐都试图在他身上，不如吐在他脸上。老师傅一句话就说不出来。这就是创造性的批判思维。禅宗六主惠能走到门外，两个小和尚在争论，就是幡在飞舞，一个小和尚说，幡在动，另外一个小和尚说是风在动，惠能说你们都错了，是心在动。你心动了，才有幡动，风动。这是一种批判性的考察事物的观点。第三，确立逆向思维的意识。德国学者马库塞1964年出版了《单向度的人》，就是说现代社会中的人只能对社会进行肯定，缺乏对社会进行一种批评性的怀疑式的逆向思维的能力。我们平时也缺少这样的能力。天热，我们说把窗子关起来不要让蚊子飞进来，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房子中的蚊子要如何飞出去？考试，父母叮嘱孩子做完检查，把做错的该对，那父母有没有想过，作对的也可能改错。中国过去有个故事叫“画蛇添足”，你画完了就出去，坐在里面干什么，加了四个脚，这就错了。有一家企业快破产，一个员工说我有一个idea卖给你，一百万美元，经理说不行，50万，后来没谈成，这个人就辞职到另外一家公司，把自己的观点卖出去，那家公司就发起来。所以前面那个经理很生气就去告那个职工，说他这个观点是在我这里工作的时候形成的，产权属于我，这个经理犯了逆向思维的错。员工的思想是你的吗？如果员工中有人正想着犯法去抢银行，这也是你的观点吗？如果明天打算去谋害总统，这个观点也是你的吗？所以说他没有多向度的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他只想到有好处？第四种就是我们需要一种冰点的意识。社会上流行热点分析，别人炒热了，你去凑个热闹，这个是模仿，不是创造性的观点。我们经常还说跟踪研究，听上去就英雄气短，因为跟踪，只能是在人家后面，从来没有跟踪跟到前面去的。贵在研究冰点，研究在社会上不受重视的问题，而注定会通过我的研究成为普遍受关注的热点，这才是原创性。第五，要确立表达仪式。表达仪式本身就非常重要。生活中普遍缺乏正确表达思想的表达意识。比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准确表达应该是“已经进入生产过程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果还没有进入生产过程，还没有转化进去，怎么能成为第一生产力。就像马克思说，人是首要的劳动力，这个说法也不确切，一个80岁的老人躺在床上是首要的劳动力吗？准确的表达应该是“进入劳动过程的劳动者是首要的劳动力”。我们对任何一个思想的表述应该是非常严格、非常精确的。实际上，在生活中间很多表述都是不精确的。今年2月份，上海有个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叫《情人的变迁》，他说古代情人之间怎么称呼，现在怎么称呼，什么“包二奶”、“小蜜”，什么之类。当时这个文章实际上正确的名字应该是“情人概念含义的变化”，“情人的变迁”的意识是说这个作者以前有一个老的情人，现在有一个新的情人了。还有我们讲到的“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对“以物为本”来说它是一个发展，但“以人为本”这个说法本身也是不明确的。如果一个企业家起用了一批坏人，也是“以人为本”，坏人也是人啊，但你能把企业搞得更好吗？“以人为本”把什么都说出来了，同时什么都没有说。一幢大楼建造出来如果没有残疾人的停车场，电梯，电话，厕所，你的“以人为本”就是以健康的成年人为本。你没有考虑到残疾人的人权。所以如何正确的表述自己的思想变得非常的重要。这里开个玩笑，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过一句名言“规定就是否定”，比如我们说“你的照片真漂亮”，你应该补充一句你的人比你的照片更漂亮，你不补充，就蕴含着另一个意思就是他只是照的漂亮，他人本身不漂亮。必须表述出你可能带着的否定性的东西，不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因为任何肯定中间都带着否定。第三个问题，如何建立超越性的思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成功就必须要有效地进行思维，我们要取得更大的成功就是要进行创造性的思维。人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就是日常世界，另一个是宗教、哲学和艺术向我们展现出来的另外一个世界。一个人物质生活好了，并不代表他在精神上就是一个有境界、有品位的人。人还需要第三种思维和行动，就是超越性的思维和行动。在超越性的思维和行动中间要确立三个意识。第一、要确立出世的意识，我们平时都是入世的，我们忙忙碌碌，向工蜂一样、蚂蚁一样整天为各种事而忙碌。如何确立出世的意识？出世的意识我的理解就是两句话，也是我自己的座右铭。第一句话，“做一件事情”，这是入世的精神，因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蹉跎过去也很可惜，总要做一件事情，第二句话，“不要把自己做的事情看得太重要”，这个就带有一种出世的精神。没有第二条出世的精神一个人也是不行的。要避免把自己安顿在夸大重要的场面上。要想到自己没什么重要，有这种出世精神，心里的紧张就被消除。冯友兰教导我们要用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情。第二要确立应变的意识。应变的意识就是要随着年龄的改变要改变自己的处世、思考和行动的方式。孔子说过“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五十而知天命，就是我们知道年轻的时候都自以为能够改变世界，后来才意识到在历史中发生作用的是一种冥冥中的天命，这是一种看不见的手，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六十而耳顺，就是六十岁的时候，你恭维我、骂我、和我吵架我都无动于衷。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符合规则，不需要什么人再来叮咛我。人生有一个变化，我们需要来适应这个变化。人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审美阶段，象征就是唐璜，唐璜是一个好色之徒，不断的追求漂亮的女性。这象征人在青年的时候把审美、美感作为最高的追求。中年的时候就进入苏格拉底的阶段，因为苏格拉底主张伦理、遵守伦理规则、道德规则，人在中年的时候很注意相互之间的规则，人到老年的时候就进入亚伯拉罕的阶段，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你把自己的儿子杀掉来祭我，亚伯拉罕很痛苦，但是他拿出刀，准备去杀了自己的儿子。结果上帝用羊来取代了他的儿子。这是圣经中的一个故事，这就表明老年的时候，有一种自然而然相信命运，相信神的倾向。一生中见需要根据年龄的转变来进行不同的思维。第三，要确立境界意识，或品位意识。做事情要做的有境界，做企业家，做律师，做新闻记者，做什么事情都要做的有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讲到做学问的三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第二个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姗处”，终于获得了成功。第三个境界就是做人的安身立命的境界。冯友兰提出人生四大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就是人向其他动物一样生活，只知道吃喝住物质享受。功利境界就是达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境界，稍为高一点，道德境界就是有一种崇高的道德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天地境界就是要达到那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感觉，胸怀非常大，能够包容宇宙，和宇宙之间互动。所以我们的人生应该走向一定的品位和高度。应该留下一个非常大的精神空间去探索艺术、去追问宗教、去学习哲学、去了解人生意义之何在，去关注人类的最终发展。这样的生活本身才有意义。任何一个企业家在自我成功的同时，都必须考虑地球称之为一个地球，整个人类今后的命运是什么，如果整个人类的生存是不可能的话，比如关于核裁军的谈判，关于环境污染的谈判，所有的东西都和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如果这些东西都不去关心，就像马克思说的，只有我们为人类思考，为人类而工作，达到这个境界，后人在我们的骨灰前面才会留下高尚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