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统一

俞吾金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一些研究者在理解马克思的这句名言的时候，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简单地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似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只“改变世界”而不“解释世界”。事实上，马克思在这里批判的是：传统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丝毫没有考虑“改变世界”的问题。言下之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超越传统的哲学，就不光要“解释世界”，而且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这段话中，“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是不可分离地统一在一起的。

为了更深刻地领悟“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之间的统一关系，我们姑且把改变前的世界称之为“世界Ⅰ”，改变后的世界称之为“世界Ⅱ”。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引导人们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把“世界Ⅰ”改变为“世界Ⅱ”，他们就不得不向人们解释，为什么“世界Ⅱ”比 “世界Ⅰ”更好。在这里，“解释世界”的重要性就充分地体现出来了。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世界”是奠基于“解释世界”之上的，因为人是有目的的存在物，人在诉诸行动之前，必定先对自己的行动有所理解、解释和认同。如果人们不能理解或解释为什么 “世界Ⅱ”比 “世界Ⅰ”更好，他们怎么可能去“改变世界”呢？晚年海德格尔在讨论班上提到马克思的上述名言时，曾经指出：“[让我们]来考察以下这个论题：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吗？另一方面，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Vorblick）预设为工具吗？”[2]

在海德格尔看来，“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解释世界”的，正是我们理论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任务。显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世界的解释中，基础理论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然而，在革命斗争的年代中，由于人们偏重于“改变世界”而忽视了“解释世界”的维度，从而导致了基础理论研究的长期缺位。事实上，在那个时期的理论研究中，人们偏重的是哲学方法论及其在革命斗争中的相应的表现——策略，但对革命成功后必然会产生出来的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如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应以什么为纲的问题、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关系问题、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普通个人的权利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新意识形态的建设问题、民族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关系问题、执政党和其他党派的关系问题等，还缺乏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而这些重大的问题无不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基础理论，如社会存在本体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道主义和异化论、人化自然论、真理论、意识形态论、国家论等等。

在当今时代，我们不仅面临着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变化，也面临着中国社会生活的转型。这就自然而然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上升为根本性的课题。实际上，我们天天都在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并不是空的，这种指导作用正是通过对一系列重大的哲学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解答的方式来实现的。历史和实践一再启示我们，只有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认真地解答当今时代和现实生活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总之，要“改变世界”，就必须先行地“解释世界”，而在当今时代，要“解释世界”，又必须先行地理解并创造性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正如恩格斯早就指出过的那样，一个缺乏理论思维的民族是不可能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前列的。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2] 《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F.费迪耶等辑录，丁耘译，《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