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一、现代人的异化存在状态
从卢卡奇那里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异化”存在方式的理解，就同另一个概念“物化”有着莫大的关联，认为人的“异化”存在状态也就表现为“物化”，人的存在状态是仅仅作为一种“物”而存在着，人与他人之间的关联也就是一种“物”与另一种“物”之间的关系。当然，如果仅仅从还原马克思原始语境含义的角度看，这种把“异化”理解为“物化”的思路是有偏差的，但是这种误解和偏离，却造成了重要的思想史成果。正是这种对“物化”的转义用法，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别有洞天”的独到理解，刻画了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对“物化”概念的这种演绎发挥，不仅强调了“物”作为载体对“异化”过程当中的分离性、独立性的重要意义，而且强调了“物性”、“物的原则”对人的存在的规定和塑造作用，更加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存在状态的特征，并且为揭示这种存在状态的形成机制提供了线索。这种“异化”或者说“物化”的存在状态，首先表现为“劳动的物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揭露人的全面物化生活方式的重点在于，他们指出了这种物化状态的最主要特征是消费主义，人不是在生产领域而只是在消费活动中寻求满足。在对人的生活的社会形态的看法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着重揭示了整个社会的“病态”同各个个人“异化”的相互融合性和相互促进性。
二、异化存在状态的不幸本质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不仅刻画了当今人类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状态、这种生活状态究竟具有怎样的特征，即“物化”和“单向度”，而且，他们在此基础上着重揭示了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并不是真的十分幸福，这样的生活并不是人应当过的生活。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状态是不幸的，关键在于这里所满足的只是一种“虚假”的需要，从而这种满足也只是一种“虚假”的满足。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证的第一个层次认为，异化、物化的存在状态是人和物的关系的颠倒，违背了人的本性。人在发达工业社会里，无论是从其成为“消费机器”而言，还是就其充当“劳动机器”来说，人在与物的关系上实际已处于从属的地位，人已成了物的奴隶。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证的第二个层次，是莱斯式的对满足是否可以达成的质疑，即否定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所设定的在消费与幸福之间的必然性联结，从而得出人在消费主义存在方式中只能收获虚假和不幸。其一，商品流变特性与需求碎片化特征，本身无法使人获得满足与幸福。其二，人盲目追求消费商品的数量，将商品消费作为唯一需求，就牺牲了对其他需求的体验；由于个体时间的相对有限性以及产品信息不充分的特点，也将阻碍个体关注质的需求以及产品自身结构与特质。其三，消费主义导致生态失衡直接危及人类未来幸福。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证的第三个层次，是进而认为人的消费需求其实是一种对抽象的逻辑、符号的占有，而不是对现实的物的消费。更进一步的思路就是，除了对象的虚假，人的主体性也早已在对需求和对象的逻辑建构和符号编译过程中被否定了，人追求着这种消费，本身是对人的最大程度上的奴役与统治。到了消费社会，人的现实性和合理性，则只能存在于符号的编码之中，受符号/价值所控制。在进行消费的时候，人的理性选择能力完全被符码的控制和诱导所替代。不仅仅是物品，包括人的现实性与人的价值，都被湮没在符号/价值之下，人被消费所奴役，并最终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归结起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断定异化存在状态在本质上是不幸的，关键是深刻探讨了用以衡量幸福与否的标准。在他们看来，这一“衡量标准”就是人本身，确切地说就是人的本质：凡是有利于人的本质的实现的生活方式就是幸福的，反之，凡是阻碍人的本质的实现甚至扭曲人的本质的生活方式就是不幸、痛苦的。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多是“人本主义”思想家，他们都高扬人的本质，都强调人有独特的区别于一切动物的本质，人活在世界上的意义就在于实现这一本质，使这一本质现实化。
三、异化存在状态的资本主义根源
卢卡奇具有示范意义地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的研究与生产方式的研究结合在了一起，把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存在方式归因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还在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步诞生的经济理性，蔓延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对全部社会生活的收编和吞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追溯人的存在状态的原因时，把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的制度，这种揭示极富深刻性和尖锐性。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特别是商业危机，但从更加宏观的视野来看，这无非为了消弭危机、维持资本逐利需要的根本性满足而人为制造需要的一个部分或者环节，资本的本性无非是把整个社会变为消费社会，这只不过是直接过剩形态危机的一个变形，而新近的空间生产和非物质劳动等形式，则是变形的乘方形式而已，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源流具体路径机制的揭示，使得我们基于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立场所做出的判断，有了更加坚实的内容确证。
四、资本主义维持人的异化
存在状态的统治形式
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不仅是作为产生了人的异化生活方式、作为在社会中实施消费主义的“源”而加以批判，而且还从维系着、不断再生产着这种方式的角度，从作为“流”的方面加以批判：资本主义能动地制造和推行着社会成员的这种存在方式，资本主义通过这种方式能动地维持自身的存在，这两者是同构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统治，已经主要不是依靠拥有的强大的国家机器进行镇压和威慑，也不是直接在生产领域用经济手段使工人从属于资本，而是对人的生活方式的控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人、制造人们对它的认同，首先就是同消费主义制造虚假的需求本身直接同一的，通过控制人的需求来控制人，这就如马尔库塞所说，“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经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社会控制之所以实现，之所以如此稳定，主要是由于它制造出了一系列新的需求，人们都把注意力集中于为实现这些新的需求而努力奋斗。制造“虚假的需求”、“强迫”人们消费，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但同样也带来了其他的甚至是对资本主义来说更大的效应，实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操控的需要。统治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弘扬科学技术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合理性，工具性的合理性，以此来僭越取代人们的社会交往领域的合理性，取代属人的合理性，从而来控制人。统治的第三个方面，是渗入人的心理，通过塑造人的自身内在特质来控制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成功”、之所以稳固，包括它成功地、稳固地把人们的存在方式确立为占有、消费等，就是将这些存在方式制造为人们的看似是他们“自己的”存在方式，让人“自行”按照这个社会的逻辑和标准来安排自身，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控制人的最厉害的一手。
五、人摆脱异化存在状态的可能出路
对改变目前这种人的存在方式持有信心，首要地就是取决于对形成这种人的存在方式的原因的分析。倘若把原因归结为现代性本身，归结于科学、知识、理性等因素，那么与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不可改变的，就只能空想某种前现代或者后现代的田园牧歌图景。但是，如果强调这种人的存在方式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那么就显然可以得出结论，这种人的存在方式是完全有可能改变的，只要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逻辑的统治当中拯救出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是笼统地谈论和肯定现代性的作用，而是提出对科学技术等因素的使用，有一个例如“合乎人性地使用”与“违背人性地使用”的区别，认为只有后者才会导致当今这种人的存在状态。在同现今社会的基本对比当中，新社会形态的特征就被确定了，就是要紧紧地抓住改变消费主义这一点，来相应地规定新的存在方式。人类新的存在方式的关键就是从生产领域而不是消费领域寻找满足，人应该全面发展各种劳动能力最终以劳动解放实现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同时，这种对当今消费主义的异化存在方式的根本否定，也就有助于回应从这种异化意识形态立场出发的常见质疑。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展望未来人的新的存在方式时，又能把马克思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景预期联系在一起，借鉴了许多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根本特征的分析，并贡献了自己独到的理论分析。他们把新的人的存在方式与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所以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就是形成人的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为创建新的人的存在方式而努力，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