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02期
这篇概要性的文章想集中阐述这样一个问题，即《资本论》何以影响了现代世界及现代历史。这一问题在既往的研究中已经有所把握，但恐怕依然不够①。在笔者看来，《资本论》不只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历史与政治理论著作。《资本论》的卓越之处特别表现在，其以学术理论的方式批判和改变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既有道路，不仅预示着自由主义传统的现代变革及向帝国主义的转化，而且积极地指向和引导非西方国家和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的独立解放运动。《资本论》从总体上规定着现代世界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也是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性资源。
一、《资本论》确定了西方既有道路的终结，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分析和揭示了古典自由主义及早期资本主义的必然终结
《资本论》的主题，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对马克思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意味着批判启蒙国民经济学，而且意味着反叛并改变古典自由主义及既定的西方近代道路。既定的西方道路主要说来是由英、法、德的三种启蒙传统给定的。其中，青年马克思已自觉地告别了德国那种抽象且依然是封建专制性质的国家主义道路及哲学( 在马克思看来，德国完全不具备资本文明及资本批判的现实基础) ，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批判的现实对象，即英、法“先进国家”及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当古典自由主义凭靠资产阶级性质的市民社会及政治国家，凭靠“理性经济人”及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就可以带来社会的一劳永逸的自由与繁荣时，马克思揭示了市民社会及政治国家本质上的资产阶级性质，依照《资本论》的分析，“理性经济人”及其自由放任的发展模式，导致日益尖锐的劳动异化及劳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对工人剩余劳动及其剩余价值的褫夺，而在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背后，则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无法适合、也是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欲望经济模式。马克思的批判切中时弊，鞭辟入里，构成了一门典型的资本主义病理学。
19 世纪30－40 年代，西方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已经确立起以英法古典自由主义为典范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及道路。《资本论》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批判，是在部分地肯定资本文明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理念及其发展道路的批判与否定。在资本主义演进史上，英法古典自由主义乃早期资本主义，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也特别表现为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危机的揭示。在那里，资本文明越来越与人的发展不相适应。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即揭示劳资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那里，古典经济学家所信奉的分工逻辑实际上已经被劳资对立取代; 而劳资对立的实质是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进而是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对立，依劳资对立自身的展开，必然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现实对立，而经济矛盾、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以及基于分工的阶层分化也必然要转化为政治矛盾，转化为基于阶级对立的阶级斗争。古典经济学家完全没有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依然没有看到物的对立背后的人及其社会关系的对立。《资本论》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关古典经济学批判的深化，其揭示了拜物教何以具体化为资本主义的全过程。依照这一分析，物与人的对立关系一旦贯彻于资本主义的全过程，必然是资本主义的终结。依此推导，正是特别凸显劳资对立以及物与人的对立关系的早期资本主义，必然带来其历史性的终结，即早期资本主义的终结。的确，随着《济贫法》的不断完善、工会组织的合法化、工作日制度的推行、社会保障制度、选举制度等等，尤其是晚近以来组织化资本主义，完全依照教条式的劳资对立来分析资本主义诸问题的研究方法。资本主义做出的改革，本身就是针对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问题而来的，这些改革本身显然取得了成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连这些改善本身也有理由被看成是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历史与社会政治效应，舍弃《资本论》的历史性质，就无法理解现代资本主义本身可能的和有限的进化与发展。
但不应由此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批判完全窄化为早期资本主义批判。早期资本主义的终结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矛盾在此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再存在。就资本主义结构而言，劳资对立仍然是整个资本主义矛盾的基础，这一基础实不因资本主义的改良而消失，正如其固有的资本逻辑一样。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拓展，显然在持续不断地将劳资对立向全球扩展。因此，马克思在早期资本主义背景下特别凸显的古典自由主义批判的典型性，实不能抹掉马克思对整个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一般性，正如资本主义的问题域是持续在场的一样。《资本论》所分析的资本的界限亦即资本主义的界限，不能仅限于早期资本主义，而应是整个资本主义的界限。
二、《资本论》的批判性警示促进了古典自由主义及早期资本主义向上升时期资本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变革
古希腊时代，正是坚决反对粗陋的民主制的苏格拉底，反过来促成了民主政治传统的形成。作为当代西方的苏格拉底，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尖锐批判，反过来也刺激了自由主义传统的转变。《资本论》第1 卷于1867 年出版，与此同时，在约翰·格林、约翰·穆勒以及霍布豪斯等人的努力下，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开始转向新自由主义( new liberalism) ，与之对应的则是从早期资本主义转向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转向现代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区分，就是强调社会政策并特别强调社会自由，以至于新自由主义自称为社会自由主义。无论现代理论资源是否意识到并能够承认，新自由主义及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的批判性资源的结果，其中，《资本论》至关重要。一方面，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资本文明及其对现代社会建构的意义。“资本的文明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 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 的现象将会消失; 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般物质劳动所占有的时间的较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起。”［1］( P927-928) 按照凯恩斯、熊彼特等人的判断，马克思有关资本文明的思想，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自我变革。按照《资本论》的分析，如果资本主义不能应对自身结构性的危机，那就必然会带来历史性的革命，即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在抑制、延迟进而否定革命逻辑的前提下展开资本主义的自我改良与革新，包括重新评估并推动为剩余价值理论所质疑的那些经济社会因素，如分工、交换、分配、市场、边际效应等，当然也包括技术因素。
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技术及工业文明，并且形成了一种技术依赖型的资本主义分析框架，认为正是技术进步有效地对抗了马克思的劳资对立。这一问题涉及新自由主义框架下对马克思劳资对立思想的把握。的确，劳资对立思想不能只是限于早期资本主义的现象或现实，而应当直指对立所包含的人的关系的异化。这里涉及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领会。依马克思的分析，劳动的真正解放取决于其是否转化并肯定人的解放。因而，比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已经提出劳动价值论，但却没有，并且有意否定人的解放这一前提，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则要求劳动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内在统一，劳动不再只是服从于剩余价值的异化了的劳动或劳作，而就是人自身实现自己生命活动的实践。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具有对于人的活动的存在论意义，比如人虽然从简单劳动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但却未必不陷入复杂劳动的异化状态，又如陷入技术时代人的总体的劳动异化状态。在这一意义上，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提出，实际上要求技术时代劳动与解放的统一，非物质劳动并非只是对劳动概念本身的质疑与否定。
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看，技术进步与资本批判的关系都需要回到《资本论》的分析框架。正是在《资本论》及其它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强化了自《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提出的技术进步的资本主义模式。马克思明确提出，资本的增长必须依靠技术与工业发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越来越多地加入非物质劳动( 非物质生产劳动) ，这一过程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的变化，而且意味着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乃至于生命形式的变化，且使得资本主义获取了新的活力。因为正是包括技术及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导致“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2］( P348) 。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这对于分析和把握整个现代世界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不过，正如“两个决不会”从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来看一定是从属于“两个必然”的历史逻辑一样，技术进步的思想也是从属于资本的社会与历史批判。新自由主义本身也有其历史限度，这个限度正是由《资本论》所洞察和规定了的。
三、《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西方性的批判接轨于以苏俄革命与中国革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的现代转变
《资本论》并没有直接讨论帝国主义时代。尽管《资本论》中讨论了资本向海外以及殖民地的拓展，但并没有直接与国家理论关联起来。然而，从《资本论》对东方世界的影响看，则恰恰是在政治与历史方向展开的。从世界历史的实际进程看，新自由主义凭借技术等经济与社会因素对资本逻辑的应对，实是从属于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实践。在那里，《资本论》接轨于东方世界反抗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的国家民族解放运动。
2017 年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100 周年。《资本论》与十月革命的关系耐人寻味。按照《资本论》的分析，无产积极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一定率先发生在资本主义较为成熟的西欧，东方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资本论》看上去也很少提及俄国，因而，十月革命并不在《资本论》的构想之内，葛兰西则径称十月革命是“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但是，从世界资本主义批判史及东方国家现代转变的实际进程看，《资本论》必然从其看上去单一的资本逻辑内在地拓展到国家逻辑上来，从而说明何以《资本论》的资本主义批判必然要求纳入并且呈现为东方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
19 世纪60－70 年代，正是欧洲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体系全面形成时期。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及种族主义背景下，西式自由主义民族国家很快进入超民族国家即帝国主义。面对这一状况，《资本论》的理论效应绝不只是对资本主义机理与机制的实证研究，并由此坐实资本主义的西方性，而是在于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的现实、价值以及历史性质的多重批判，进而通过革命的方式揭示世界历史由区域史向社会主义的必然转变，包括东方通过跨越资本主义这道“卡夫丁峡谷”有可能实现的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十月革命显然直接把握到了《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本质的西方性，并通过革命的历史实践彻底突破了由自由主义传统所定向的现代历史，赋予东方以历史主体性。十月革命实现了现代世界革命史上的空间转移。
因此，《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西方性的揭示，不是为了巩固其合法性，而恰恰是要突破它，亦即通过从区域史向世界历史的必然跃迁进而突破资本本身的界限，也即突破资本所谓的本质的西方性，从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东方社会的现代转变中开创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结构，乃《资本论》开辟的现代世界及其政治国家类型的拓展和发展。因此，十月革命以及中国革命，作为东方社会反叛西方资本主义并进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仅存在，并且也推进了《资本论》所蕴含的世界历史方向。
《资本论》没有专题探讨中国革命，但中国革命及由此开辟的中国道路同样不仅属于且进一步开拓了《资本论》所构想的世界历史新方向。《资本论》出版的那个年代，中国已经被置于一个由西方世界引导、因此也处于自身现代史转变的艰难时世，这个东方大国遭遇且不得不屈服于西方的坚船利炮及其资本逻辑。在1860 年代，即西方从资本年代转向帝国时代时，中国即已经遭遇了帝国主义，中国是在帝国主义形成时就被拽入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因而，中国对西方列强的反抗一开始就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与意义，这也确定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性质。但是，《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的分析以及俄国革命，都要求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及其内在要求本质地关联在一起。中国革命的确要求体现独特的中国性，比如多样性的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农业文明及社会传统的现代转变、统一多民族国家传统及其现代重构、培植资本文明的任务与要求、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格局等等，不弄清这些传统及中国性质，就不能稳健积极地理解中华民族复兴及现代中国道路。
四、《资本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逻辑，因而依然持续地影响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时代
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基本上由新古典自由主义及新保守主义主导，古典自由主义及其价值观念借资本的全球扩张而复活，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态势愈加显著。从总体上看，当今时代真正有理由称得上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论》在当今时代的持续热势，并不奇怪。
当今时代，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特别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越来越疏离于实体经济及生产逻辑的任性以至于异化的消费主义的盛行。消费主义既导致生产过剩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导致实体经济以及生态环境系统的不足及脆弱。消费主义的显著表现，即货币及金融的激进化制造了一个个虚拟经济幻象。2008 年以来一直持续蔓延的金融危机即是如此，其实质乃盲目地与房地产业捆绑在一起并且同样是非理性扩张的金融衍生体系过度透支实体经济。第二个方面是资本主义劳资对立及社会政治矛盾的加剧与深化。在现时代，劳资对立并不只是表现为劳动者的绝对贫困，而是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日益固化的社会阶级之间的隔离与疏离，尤其是来自底层民众对权力的反感、不认同、冷漠与拒斥，而权力也越来越体现为与资本的不当结合。近些年来西方不断加剧的民粹主义及其社会运动，实有其社会经济及政治基础，本身就在不断触碰当代资本主义的边界。与此同时，全球性的资本扩张加剧了地理空间上的不平衡及矛盾，新自由主义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空间，本身就意味着非西方的依附性乃至于新的殖民化模式，其实质是新帝国主义。而新自由主义的反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西方发达国家单方面固化西方与非西方巨差的表现。第三个方面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非理性以及欲望经济效应的持续显现，其背后是拜物教及其价值观念的持续加剧。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彻底扬弃了拜物教的新人及其价值观的生成，但现代资本主义却形成了以视物化及拜物教为总体性的肯定性的文化意识。当下时代，全球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愈来愈受非理性及其欲望逻辑所支配，并依然认同功利化与消费主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域内外人士对《资本论》的关注，显然包含着有识之士在精神文化及价值信仰上的关切。
中国并不自外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度空间。这一异度空间不能解释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例外状态”，而是隐含且包含着超越全球资本主义矛盾的未来文明方向。经过长达40 年的实践，新自由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越来越大。新自由主义及全球资本主义开始出现的反全球化现象，并不意味着西方世界真的中止了新自由主义及其资本的全球扩张，但的确显示出资本主义持续存在的限度及危机。在这一意义上，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同时性而是历时性的形态。在最初被动地卷入全球资本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的空间后，中国即开启积极的改革开放大业，经历较长期的资本吸纳及国家建设，确有理由开启世界文明的新类型———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类型。在那里，对资本文明的吸纳与超越，正如自我异化与自我异化的扬弃走着同一条道路，《资本论》对当代中国道路的奠基意义将会持续地呈现。
五、按照《资本论》所揭示的理路，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分析今日全球世界的最基本的现实及方法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为宏阔的资本研究选定了六大范畴：资本一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实际上，后三个范畴主要是国家的拓展，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市场化运作。可以想见，假若马克思持续研究下去，则必然要触及民族国家。在此前的研究中，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民族阶级化的思路、国家消亡及共产主义构想等等，已经包含着对民族国家的拒斥( 正是这一方面引起韦伯以来直至吉登斯、柄谷行人的持续有效的回应) 。马克思布列国家、对外贸易与世界市场，其隐含的思路也是民族国家通过经济方式进入世界体系，这已经指认了现代国际世界建构的最基本的方式，即经济全球化。在今天的全球格局中，这依然是最基本的方式。但我们有必要稍稍考虑另两种基本方式。
现代国际世界建构有三种基本方式。除经济全球化之外，还有全球化的政治格局与文明对话。全球化的政治格局主要是通过民族国家、超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及其权力结构体现出来的。帝国主义时代，诸民族国家、超民族国家及多民族国家的军事及权力博弈实际上实质性地支配着国际世界的建构，这虽不是《资本论》的直接论域，但也应当包含在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批判的思想中( 显然也有待于深入发掘) ，而列宁及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及理论家的论述更属于这一方式。相比之下，文明对话不在《资本论》直接蕴含的范围，也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讨论的重点，而且，一种过度经济决定论化的唯物史观阐释模式还人为地忽视了文明对话与比较方法的意义。但晚近以来，即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文明或文化对话有理由进入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视域。作为一个醒目的标志，享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指出了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性矛盾的新变化。换句话说，现代性问题本身的积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以及文明自觉等等因素，一定会将文明或文化传统问题提上前台。不过，如果断定文明冲突会取代前两种方式，则言过其实。应当说，经济全球化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形式。
六大范畴中，世界市场是最后一个，也可以把握为由资本主义完成并向世界社会主义时代转变的历史环节。但这应当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在自身的发展中实现出来的环节。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市场必然是欧洲及美洲，西方及资本主义的地域中心规定了生产与消费的同一。19 世纪70 年代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向帝国主义时代，因而巩固了西方地域中心。日本的确是亚洲世界的特例，因为历史原因，其一度因军国主义而分得了新自由主义利益，但也因力争成为区域性乃至世界性的权力中心而付出了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止了这样的企图。冷战在一定意义上使日本真正成就了世界市场，也成就了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中日本经济的全球化。冷战结束，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推行，客观上将更多的非西方世界引向世界市场。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中国为进入世界市场展开了艰巨卓绝的努力并获得巨大成功，至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区域性的思路，那么东亚特别是中国与日本，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引擎，并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马克思当时所说的欧洲，随之而起的也许是欧洲的衰退。当欧洲衰退成为现实，就连美国也已经卷入反全球化及民粹主义声浪时，对东亚而言，坚持推进经济全球化，既是自身的利益所在，也是实现人类福祉的责任与使命。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已经决定了中日在未来世界的共同利益，但如何利用这一优势及利益关联，则取决于政治家们的智慧与判断。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区域，人们遗憾地看到当今全球世界的三大建构方式的对抗与博弈，其中，经济全球化看上去竟不可思议地处于次要地位。
注释：
①本文的一些内容曾以《〈资本论〉与世界历史的新方向》为题发表于《光明日报》2017 年7 月10 日( 哲学版) ，这里刊出的是全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