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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哲学生的浪漫——专访吴晓明
发布时间:2018-09-29       访问次数:23

来源:“复旦通识教育”微信公众号


  

吴晓明:

复旦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恢复高考后首届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82年取得哲学学士学位后,又师从胡曲园教授,先后获得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科学哲学和比较哲学。获2013年度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

  

通识教育中心 对话 吴晓明

  

Q:我们知道您是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大学生,想请您谈谈当时在复旦的求学经历和四年的本科生活。

吴晓明:

因为中学毕业以后我就到农场去了,两年半之后就得到了高考的消息。当时非常兴奋,因为这样就能有机会继续学习了。当时我们这一代人认为最好的学科文科里面就是文史哲,理科就是数理化。当时上海一共三个有文科的学校,那就是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文史哲三个专业我都报了一个,最后我被录取在复旦大学哲学系。

进大学以后当然非常高兴,因为能够重新有机会学习。我们班的同学年龄相差很大,年龄差最大的大概有13岁。有应届毕业生,也有66届高中毕业生,我在里面年龄算中等偏下的。那时候俞吾金也是我的同班同学,他比我大9岁。当时学校里面很明显的气氛就是大家都非常愿意学习,学习热情非常高,比我们大10岁的那些老学生,他们最早起来,然后开始念外语,再然后去上课的时候带着一个很大的书包,把今天要看的书统统装在里面,到晚上再回来。当时讨论和争论的风气很强,因为当时社会转型、社会变革,面临着很多非常重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边学习一边争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时宿舍是10点钟熄灯,熄灯以后还有研讨会。大家躺在床上,就争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对文化大革命怎么评价,然后中国改革开放应该怎么走等等。所以当时对我来讲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样两个特点:一方面是学习热情非常高,另一方面是关注现实发生的很多问题,一边学一边就拿学来的东西开始讨论时事。

复旦四年的本科生活,现在有些东西都已经淡忘了,但是我感觉那段时间是非常开心的。甚至会觉得还有些缺憾的东西,比如说唐诗宋词我没看过,比如说《古文观止》我没读到,还有一些世界名著也没有读过。那时候一教的底楼是新华书店,我们就每天中午在那个地方排队买新书。所以阅读的快乐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同学之间也是相处得很好。总体来讲,我觉得生活中最美好的阶段就是在复旦大学读本科的那个时候。

  

Q:在复旦求学期间,您的导师胡曲园教授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还有其他哪些老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吴晓明:

我的导师胡曲园先生原来是学德国文学的,30年代的时候在上海组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读小组,建国以后他主要是在做哲学的研究。所以我的导师胡曲园先生讲哲学的时候会讲出很多其他的议题,讲出他的人生经历,讲出德国哲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也会讲到马克思学说当中的许多渊源,而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其他比如德国浪漫派的,他都非常了解。这样的话,我们做学术能够有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加深厚的基础。

仅有胡曲园先生,我们读书的时候非常幸运,复旦第一代的那些老学者都还在。比如说我们学院的全增嘏先生,他原来是外文系系主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就是他翻译的,他的学养能够给我们很多启发。再比如说像严北溟先生,他是自学成才的,做过国民党时期的县长,1949年到北京参加过国共谈判,谈判结束以后是董必武介绍到复旦来教书的。当时要开毛泽东思想的课,没人会上,他说他能上,因为他去参加北京谈判的时候研究过毛泽东的思想。还有比如说像王蘧常先生,他是康有为的学生,他做秦史,做很多朱子的研究,还是非常著名的诗人,当代诗人当中他是非常突出的。我后来还看到过一个叫当代诗坛点将录,是根据水浒108将来排名的,王蘧常先生是智多星吴用,这是非常高的位置。而且他是章草大家,复旦已经成立了王蘧常先生研究会。这些老一辈学者我们都亲自听过他们的教诲,跟他们讨论过问题,他们都非常有意思。  

不仅是哲学系,还有中文系、历史系的老辈学者都在。中文系的刘大杰、朱东润、郭绍虞,历史系的蔡尚思、周谷城、周予同,我们经常听他们的课。所以那个时候复旦的人文学术应该说是一个鼎盛的时期,这些老师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仅是他们的学问,还有他们广博的知识面和为人修养。所以我想传承他们的理念和修养。我甚至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对他们的一些思想理论、为人学养等方面做一些记录,或者做一些回忆录,都应该整理出来,因为这是复旦本身的一个宝贵的资源。

  

Q:您在大学里养成的哪些品质和能力对您的学术研究工作比较重要?

您在本科阶段是否已经发掘了自己在某个领域的兴趣所在?

吴晓明:

那个时候你也很难说是钻研到某个领域,但是本科时期思想活跃是非常突出的,而且理论上需要讨论的问题也非常多,对于有些问题的讨论可能不同的学科都会参与到其中。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在大学里养成的品质,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问题意识比较突出,这和后来越来越细分的专业方向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说在思考或者研究的过程当中,更多采取一种问题导向的方式。我们当时不是特别关注专业,哪个老师上课上得好,我们都会去听。所以我认为问题导向这也是复旦的特点。至少我们哲学学院是这样的,复旦哲学的传统历来是非常宽松,你如果做马哲,能够去做西哲的一些问题也是很好的,如果中哲的背景也有一些那就更好了。所以我想在大学里养成问题导向的品质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一方面是复旦的特点,另外一方面也是时代的特点,时代的特点把问题的意识特别突出地给予了我们。

  

Q:您在复旦求学和工作的时间加起来有40年了,复旦有什么特别的魅力吸引您?

吴晓明:

我在复旦就没动过,当然我87年到英国去访问了一年,97年到美国又去访问了一年,有的时候也短途出去,但是基本上都在复旦。我对复旦的整体认同度是非常高的,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内最好的大学之一,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复旦的考分可要比北大的高40分。复旦有它特别的魅力,复旦大学的宽容度和自由度是非常高的,我觉得至少在一些关键的时刻,我们的校领导眼光是比较远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因为市场经济冲击,社会上可能觉得哲学学科好像没什么必要,招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是当时谢希德校长说,像复旦大学这样一个综合性大学,没有哲学学科是不行的。我想确实是这样,对于一个综合性大学来讲,没有哲学学科是严重成问题的。我们做学生的时候,你做什么题目,或者你兴趣在哪个地方,学院里面或者指导老师不会特别来干预你,当然老师们会提出一些意见,会把有些困难告诉你。所以直到现在我们也依然保持这个态度,就是说我的学生如果他想做什么题目,那我说,你是可以做的,但是我现在给你提一些问题,比如你做这个题目的风险在哪里,你查找资料的时候可能会碰到哪些限制,你的理论支撑可能在某些方面不足。有些大学可能就不这样,导师一定要学生做他的项目,这个在复旦从来没有,至少在我们哲学学院从来没有。所以复旦的氛围给学生一个相当大的空间。这个空间是根据你的兴趣来的,爱好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乐知者是最高的境界了。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复旦特别的魅力就是它的宽容度、自由度比较大。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复旦是非常崇尚学术的,比如有一些外面很有名的媒体明星,在复旦就评不上教授,因为复旦是有一个基本的学术要求的。再比如说招生的时候,有一些很有文学才能的人要进复旦,这些人招进来的人很快会成为学术明星,但是复旦觉得你做明星就去做明星好了,你不进复旦也是可以的。所以复旦对于学术的尊重,比较大的宽容度和对学生自由发展的一种鼓励,是她最有价值的部分。我觉得这样的传统积淀了一百多年,我们至今依然能够感受到她的厚度和温度。在复旦生活久了,或者工作久了,或者你有一些比较的话,你就会体会到这些。

  

Q:尽管科研和工作任务繁重,但您非常看重教书育人,一直坚持给本科生上课。您提出入门须正,取法要高,请您谈谈如何理解这个教学理念。

吴晓明:

我直到现在还给本科生上课,这是复旦一直倡导的。最早是杨福家教授当校长的时候,规定博士生导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每个月奖励两百块钱,这已经体现出复旦在这方面的关注。后来历任的学校领导都特别关注本科生的教学,教学理念把本科生看成它最重要的部分。一个大学当然要学科建设和科研,但是最重要的是学生的培养,而学生培养当中最重要的是本科生的培养。我想这一点现在已经基本作为战略目标明确下来。  

我为什么提出入门须正,取法要高这个教学理念呢?因为我以前看《沧浪诗话》,第一段就讲到学诗必须要取法高,然后入门正。从《诗经》、《离骚》开始,然后魏晋,以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如果你不是从这个方面去做的话,那么就是路岔了,越走越远,而且会有下劣的诗魔就进来了,所以这个学诗一定是这样的。我们在培养学生的过程当中也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复旦的风格既然不是强加于人,那么它实际上要求的就是你入门正、取法高。什么叫入门正?比如说我们哲学,近代哲学从笛卡儿入门,或者斯宾诺莎入门,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黑格尔入门,这都是对的。但是你不要说哪个东西很好玩,他讲的很风趣我就相信他了,这个东西会有问题的。入门正,哪怕你做得一般,都是正的。入门偏了,你哪怕再聪明,恐怕也是做到野狐禅上去了。

第二点就是取法要高。中国古人是相信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就是你取法是上面的,你也就得了个当中,你如果取法乎中,斯风下矣,你到下面来了。所以我就跟学生讲,任何一种学术,它都有正与不正,都有高与低,这个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觉得在教学当中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学生听课,你老师在上面讲,当然我可以讲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是如果统统是八卦,学生听得很开心,一点用都没有,这个就把学生教坏了。所以从教学上来讲,我觉得这两条是我一直坚守的,学生也是认同的。

  

Q:当今时代是和您当时求学的时代可能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复旦本科生院的院长,您对刚入学的2018级新生有哪些学习和生活上的建议?

吴晓明:

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认为,每一个时代的任务可能会不一样,但都是由时代提供给我们的。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处在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好的时代,这个时代会把它的需要提供出来,然后呼唤我们的学生去完成相应的任务。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两个一百年的目标,现在的学生毕业的时候,大概是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实现的时候,也就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他们工作的鼎盛时期是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实现的时刻,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我们的本科生就处在这两个百年目标之间。第一个百年目标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叫做小康,第二个百年目标叫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仅是现代化强国,而且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它不能够完全局限在现代性的范围当中。后一个百年目标如果找一个中国术语来表达,就是十九大报告最后一段的第一句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所以这个目标就非常巨大了。那么在这个几十年当中,我认为这一目标的可能性会一步一步展现出来。而我们的学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承担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而且他们的空间几乎无法预料。就是学生可能在某个领域当中做出的成绩叫世界历史性的,而并不仅仅说是在现代性的框架中。

所以我对我们的下一代是寄予很大希望的,当时代把这个任务提出来以后,就看怎样的人能去完成了。现代性进入到中间阶段,中国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会开启出一种新的文明类型。所以我对2018级新生寄予希望,让他们自由发展的同时要认清或者尽快去了解他们所肩负的任务,这个时代对他们的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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