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复旦通识教育”微信公众号
吴晓明：
复旦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恢复高考后首届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82年取得哲学学士学位后，又师从胡曲园教授，先后获得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科学哲学和比较哲学。获2013年度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
通识教育中心 对话 吴晓明
Q：我们知道您是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大学生，想请您谈谈当时在复旦的求学经历和四年的本科生活。
吴晓明：
因为中学毕业以后我就到农场去了，两年半之后就得到了高考的消息。当时非常兴奋，因为这样就能有机会继续学习了。当时我们这一代人认为最好的学科文科里面就是文史哲，理科就是数理化。当时上海一共三个有文科的学校，那就是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文史哲三个专业我都报了一个，最后我被录取在复旦大学哲学系。
进大学以后当然非常高兴，因为能够重新有机会学习。我们班的同学年龄相差很大，年龄差最大的大概有13岁。有应届毕业生，也有66届高中毕业生，我在里面年龄算中等偏下的。那时候俞吾金也是我的同班同学，他比我大9岁。当时学校里面很明显的气氛就是大家都非常愿意学习，学习热情非常高，比我们大10岁的那些老学生，他们最早起来，然后开始念外语，再然后去上课的时候带着一个很大的书包，把今天要看的书统统装在里面，到晚上再回来。当时讨论和争论的风气很强，因为当时社会转型、社会变革，面临着很多非常重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边学习一边争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时宿舍是10点钟熄灯，熄灯以后还有研讨会。大家躺在床上，就争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对文化大革命怎么评价，然后中国改革开放应该怎么走等等。所以当时对我来讲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样两个特点：一方面是学习热情非常高，另一方面是关注现实发生的很多问题，一边学一边就拿学来的东西开始讨论时事。
复旦四年的本科生活，现在有些东西都已经淡忘了，但是我感觉那段时间是非常开心的。甚至会觉得还有些缺憾的东西，比如说唐诗宋词我没看过，比如说《古文观止》我没读到，还有一些世界名著也没有读过。那时候一教的底楼是新华书店，我们就每天中午在那个地方排队买新书。所以阅读的快乐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同学之间也是相处得很好。总体来讲，我觉得生活中最美好的阶段就是在复旦大学读本科的那个时候。
Q：在复旦求学期间，您的导师胡曲园教授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还有其他哪些老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吴晓明：
我的导师胡曲园先生原来是学德国文学的，30年代的时候在上海组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读小组，建国以后他主要是在做哲学的研究。所以我的导师胡曲园先生讲哲学的时候会讲出很多其他的议题，讲出他的人生经历，讲出德国哲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也会讲到马克思学说当中的许多渊源，而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其他比如德国浪漫派的，他都非常了解。这样的话，我们做学术能够有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加深厚的基础。
仅有胡曲园先生，我们读书的时候非常幸运，复旦第一代的那些老学者都还在。比如说我们学院的全增嘏先生，他原来是外文系系主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就是他翻译的，他的学养能够给我们很多启发。再比如说像严北溟先生，他是自学成才的，做过国民党时期的县长，1949年到北京参加过国共谈判，谈判结束以后是董必武介绍到复旦来教书的。当时要开毛泽东思想的课，没人会上，他说他能上，因为他去参加北京谈判的时候研究过毛泽东的思想。还有比如说像王蘧常先生，他是康有为的学生，他做秦史，做很多朱子的研究，还是非常著名的诗人，当代诗人当中他是非常突出的。我后来还看到过一个叫当代诗坛点将录，是根据水浒108将来排名的，王蘧常先生是智多星吴用，这是非常高的位置。而且他是章草大家，复旦已经成立了王蘧常先生研究会。这些老一辈学者我们都亲自听过他们的教诲，跟他们讨论过问题，他们都非常有意思。
不仅是哲学系，还有中文系、历史系的老辈学者都在。中文系的刘大杰、朱东润、郭绍虞，历史系的蔡尚思、周谷城、周予同，我们经常听他们的课。所以那个时候复旦的人文学术应该说是一个鼎盛的时期，这些老师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仅是他们的学问，还有他们广博的知识面和为人修养。所以我想传承他们的理念和修养。我甚至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对他们的一些思想理论、为人学养等方面做一些记录，或者做一些回忆录，都应该整理出来，因为这是复旦本身的一个宝贵的资源。
Q：您在大学里养成的哪些品质和能力对您的学术研究工作比较重要？
您在本科阶段是否已经发掘了自己在某个领域的兴趣所在？
吴晓明：
那个时候你也很难说是钻研到某个领域，但是本科时期思想活跃是非常突出的，而且理论上需要讨论的问题也非常多，对于有些问题的讨论可能不同的学科都会参与到其中。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在大学里养成的品质，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问题意识比较突出，这和后来越来越细分的专业方向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说在思考或者研究的过程当中，更多采取一种问题导向的方式。我们当时不是特别关注专业，哪个老师上课上得好，我们都会去听。所以我认为问题导向这也是复旦的特点。至少我们哲学学院是这样的，复旦哲学的传统历来是非常宽松，你如果做马哲，能够去做西哲的一些问题也是很好的，如果中哲的背景也有一些那就更好了。所以我想在大学里养成问题导向的品质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一方面是复旦的特点，另外一方面也是时代的特点，时代的特点把问题的意识特别突出地给予了我们。
Q：您在复旦求学和工作的时间加起来有40年了，复旦有什么特别的魅力吸引您？
吴晓明：
我在复旦就没动过，当然我87年到英国去访问了一年，97年到美国又去访问了一年，有的时候也短途出去，但是基本上都在复旦。我对复旦的整体认同度是非常高的，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内最好的大学之一，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复旦的考分可要比北大的高40分。复旦有它特别的魅力，复旦大学的宽容度和自由度是非常高的，我觉得至少在一些关键的时刻，我们的校领导眼光是比较远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因为市场经济冲击，社会上可能觉得哲学学科好像没什么必要，招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是当时谢希德校长说，像复旦大学这样一个综合性大学，没有哲学学科是不行的。我想确实是这样，对于一个综合性大学来讲，没有哲学学科是严重成问题的。我们做学生的时候，你做什么题目，或者你兴趣在哪个地方，学院里面或者指导老师不会特别来干预你，当然老师们会提出一些意见，会把有些困难告诉你。所以直到现在我们也依然保持这个态度，就是说我的学生如果他想做什么题目，那我说，你是可以做的，但是我现在给你提一些问题，比如你做这个题目的风险在哪里，你查找资料的时候可能会碰到哪些限制，你的理论支撑可能在某些方面不足。有些大学可能就不这样，导师一定要学生做他的项目，这个在复旦从来没有，至少在我们哲学学院从来没有。所以复旦的氛围给学生一个相当大的空间。这个空间是根据你的兴趣来的，爱好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乐知者是最高的境界了。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复旦特别的魅力就是它的宽容度、自由度比较大。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复旦是非常崇尚学术的，比如有一些外面很有名的媒体明星，在复旦就评不上教授，因为复旦是有一个基本的学术要求的。再比如说招生的时候，有一些很有文学才能的人要进复旦，这些人招进来的人很快会成为学术明星，但是复旦觉得你做明星就去做明星好了，你不进复旦也是可以的。所以复旦对于学术的尊重，比较大的宽容度和对学生自由发展的一种鼓励，是她最有价值的部分。我觉得这样的传统积淀了一百多年，我们至今依然能够感受到她的厚度和温度。在复旦生活久了，或者工作久了，或者你有一些比较的话，你就会体会到这些。
Q：尽管科研和工作任务繁重，但您非常看重教书育人，一直坚持给本科生上课。您提出“入门须正，取法要高”，请您谈谈如何理解这个教学理念。
吴晓明：
我直到现在还给本科生上课，这是复旦一直倡导的。最早是杨福家教授当校长的时候，规定博士生导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每个月奖励两百块钱，这已经体现出复旦在这方面的关注。后来历任的学校领导都特别关注本科生的教学，教学理念把本科生看成它最重要的部分。一个大学当然要学科建设和科研，但是最重要的是学生的培养，而学生培养当中最重要的是本科生的培养。我想这一点现在已经基本作为战略目标明确下来。
我为什么提出“入门须正，取法要高”这个教学理念呢？因为我以前看《沧浪诗话》，第一段就讲到学诗必须要“取法高”，然后“入门正”。从《诗经》、《离骚》开始，然后魏晋，“以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如果你不是从这个方面去做的话，那么就是路岔了，越走越远，而且会有下劣的诗魔就进来了，所以这个学诗一定是这样的。我们在培养学生的过程当中也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复旦的风格既然不是强加于人，那么它实际上要求的就是你“入门正、取法高”。什么叫“入门正”？比如说我们哲学，近代哲学从笛卡儿入门，或者斯宾诺莎入门，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黑格尔入门，这都是对的。但是你不要说哪个东西很好玩，他讲的很风趣我就相信他了，这个东西会有问题的。入门正，哪怕你做得一般，都是正的。入门偏了，你哪怕再聪明，恐怕也是做到野狐禅上去了。
第二点就是取法要高。中国古人是相信“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就是你取法是上面的，你也就得了个当中，你如果“取法乎中，斯风下矣”，你到下面来了。所以我就跟学生讲，任何一种学术，它都有正与不正，都有高与低，这个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觉得在教学当中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学生听课，你老师在上面讲，当然我可以讲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是如果统统是八卦，学生听得很开心，一点用都没有，这个就把学生教坏了。所以从教学上来讲，我觉得这两条是我一直坚守的，学生也是认同的。
Q：当今时代是和您当时求学的时代可能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复旦本科生院的院长，您对刚入学的2018级新生有哪些学习和生活上的建议？
吴晓明：
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认为，每一个时代的任务可能会不一样，但都是由时代提供给我们的。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处在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好的时代，这个时代会把它的需要提供出来，然后呼唤我们的学生去完成相应的任务。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两个一百年”的目标，现在的学生毕业的时候，大概是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实现的时候，也就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他们工作的鼎盛时期是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实现的时刻，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我们的本科生就处在这两个百年目标之间。第一个百年目标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叫做“小康”，第二个百年目标叫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仅是现代化强国，而且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它不能够完全局限在现代性的范围当中。后一个百年目标如果找一个中国术语来表达，就是十九大报告最后一段的第一句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所以这个目标就非常巨大了。那么在这个几十年当中，我认为这一目标的可能性会一步一步展现出来。而我们的学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承担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而且他们的空间几乎无法预料。就是学生可能在某个领域当中做出的成绩叫“世界历史性”的，而并不仅仅说是在现代性的框架中。
所以我对我们的下一代是寄予很大希望的，当时代把这个任务提出来以后，就看怎样的人能去完成了。现代性进入到中间阶段，中国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会开启出一种新的文明类型。所以我对2018级新生寄予希望，让他们自由发展的同时要认清或者尽快去了解他们所肩负的任务，这个时代对他们的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