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复旦哲院学生微信公众号
哲学学院”回首初心“教师大访谈系列
弘扬优秀师道精神
传承哲院学术传统
教师共话回首初心
砥砺学子奋发前行
前人之师，永志不忘，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高；言传身教，呕心栽培，甘做晚辈的基石助他们走的更远；敬畏、热爱、执着、勤奋、悟性，学术之路，路遥后勇。本期“周一谈治学”中，我们将走近王凤才老师，了解他求学路上遇到的良师，感受他对学生亦师亦友的教化，领悟其学术之行的坚守。
王凤才，中共党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暨国家创新基地研究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法兰克福大学高级研究学者；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Q1王老师，我们注意到，您从教时间已经很久了。能否告诉我们，您从事教师这个职业的动力是什么呢？
我教书已经很长时间了。2016年我从教30周年，还拿到了上海市教委、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市委员会颁发的“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从1986年本科毕业留校、1991年硕士毕业第二次留校，我当教师已经是三十多年了（先是在山东大学二十年，后是在复旦大学十多年）。
我特别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在这里，我可以读书、教书、写书。这么多年来，从自己的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向学生传授了不少东西。我觉得，从事教育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教师”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自己很喜欢的事业。
我认为，当教师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教书和育人。通过教学和研究，可以加深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向学生传播一些东西，包括知识结构、学习方法、学术热情等，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Q2王老师，在您的课上，或者课下聊天中，您经常怀着感激之情，提到您的导师们。那您能不能稍微具体一点谈谈您的导师？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您的导师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回顾这么多年的学术研究，如果说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固然与自己的努力分不开，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很幸运地站在他人的肩上，那就是我的老师们。在这几十年学习研究过程中，我受益于很多老师，包括外校的老师，听过很多讲座。譬如：张岱年先生、舒炜光先生、叶秀山先生、李秀林先生、肖前先生，以及山东大学、复旦大学，还有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许多老师。
我很幸运，我的导师都是杰出的学者。能够写入我档案的有五位导师。
我的硕士导师是山东大学谭鑫田教授。据说，谭老师是“苗公”（苗力田老师）的大弟子，著名的斯宾诺莎专家。对英国经验论、大陆唯理论，以及古希腊罗马哲学都有精深研究。本科生期间，我就听过谭老师开设的西方哲学史课程。硕士生期间，又跟随他读了三年。虽然后来我没有沿着谭老师的研究方向往前走，但我的西方哲学史，以及现代西方哲学功底就是在这个期间打下的。谭老师的指导和引导是非常关键的，可以说，是谭鑫田老师把我引向学术之门。硕士二年级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学术文章，经过谭老师指导、推荐，发表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激励，激发了我的学术热情，使我从此与学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博士生导师是山东大学傅有德教授。傅有德教授是谭鑫田老师的大弟子，是学界非常有影响力的著名学者。他的成名作是“巴克莱研究”。后来，傅老师又转向犹太文化研究。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傅老师及其团队对中国的犹太文化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傅老师不仅对西方哲学、犹太文化有精深的研究，而且对中国哲学和文化也有着很深入的研究。在傅有德老师的指导引导下，我的学术研究得以继续推进。
2004年，我来到复旦跟随俞吾金教授、陈学明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我和复旦很有缘分。在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蔑视与反抗》后记中，第一句话就是“我和复旦是有缘的”：十八年前，本来可以做她的“前博士”，十八年后，做了她的“后博士”。这里有个小故事，1988年，我考上了复旦的硕士研究生，但由于主观原因主动放弃了，回到母校山大攻读硕士学位。但这个“复旦情结”却一直藏在心里，所以十八年后，又回来做了博士后。
俞老师和陈老师在国内学术界的贡献和影响力，我就不用多说了，你们都知道。俞吾金老师是马克思哲学、西方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领域有着重大贡献的著名学者。自2004年以来，跟俞吾金老师一起十年的时间，平时，以及与他两人一起出差期间，我们聊了很多，尤其是学术方面的。他说，将来要写一本书，叫做“物质、自由与时间”；要系统地研究一下胡塞尔；还要深入地研究一下中国哲学……。但非常非常遗憾！这些愿望，俞老师都再不可能实现了。一想到俞老师（英年早逝），我就感觉非常痛苦。
陈学明老师是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有着重大贡献的著名学者，他对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于学会工作的原因，我与陈老师的接触和交往，也许更多一些。陈老师的学术激情、学术热情、学术敏锐度，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在俞老师和陈老师的指导引导下，我的学术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几位老师，还有一位老师，那就是我的高级访问学者合作导师霍耐特教授。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学术领袖，是批判理论第三代发展的关键人物。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一直钟情于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所以也一直关注批判理论最新发展。2001年，霍耐特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后，我就开始关注霍耐特。不过，正是在俞吾金老师、陈学明老师的支持下，我才将“霍耐特承认理论”当作博士后出站报告选题。
2008年，我到法兰克福大学参加“批判理论”国际会议，第一次见到了霍耐特，并将拙作《蔑视与反抗》送给了他。2014—2015年期间，我在法兰克福听了他很多课，一起讨论了一些问题，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具有了国际视野，而且自己也提高了把握国际学术前沿的能力。
Q3王老师，自加入“王门”之后，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您对待学生的关心和爱护；不仅我们弟子们，其他很多同学也都受益于您。在您培养的学生中，有不少很优秀的。您是怎样培养学生的？您对学生有什么特别要求吗？
其实，我做得还不够好！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求，主要是言传身教。
首先，培养他们的学术热情；然后，尽可能地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并且在学习、生活、工作方面，尽可能地帮助他们。除了上课、参加学术会议，我基本在从事学术研究（包括周末、节假日）。从学术研究中确实能够获得不少乐趣。通过这种“身教”来培养学生的学术热情。当然，我的学生们都很自觉，比如自觉地学习德语、阅读文本、组织读书班等等。一般来说，我的学生进来以后，我都会为他们选择一个研究对象，但这也需要根据他们的兴趣进行调整，大多数的学生都基本接受我的“命题作文”，而且效果很不错。如果他们需要改变，那我们就再商量。
我对学生确实是尽心尽力的。可以这么说，我对学生，要比对我的女儿付出得更多。因为我女儿是比较自立的，而且她的专业和工作离我的专业领域有些距离。但我的学生的专业和从事的工作（绝大多数毕业生都进入高校工作），是我熟悉的领域。不仅对自己直接指导的学生，对于其他指导老师的学生，如果有需要，我也会倾力相助，这可能是我们学院的优良传统。比如在推荐文章发表方面，在经过修改达到发表要求的情况下，我会尽力给他们推荐发表；有时候甚至帮助他们一字一句地修改，因为我们要坚持学术的严肃性。在工作方面，我也尽可能地推荐，不仅有自己直接指导的学生，也包括其他老师指导的学生。
Q4王老师，根据您几十年从事学术研究的经验，您认为今天要做好学术研究，基本要求有哪些？或者说，应该注意些什么？
“经验”谈不上，但体会还是有一些的。我觉得要想做好学术研究，以下四个方面都非常重要。
一是要敬畏、热爱、执着、勤奋、悟性。我常常说“为学术而学术，视学术为生命”——这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其实这需要解释一下：“为学术而学术，视学术为生命”，说得大一些，就是要担当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得小一点，就是学术研究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要为学术传承和学术发展做一点贡献，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一点东西。
对待学术首先要敬畏，没有敬畏之心是不可能做好学术的。对待学术要有敬畏之心的关键所在，就是要严格遵循学术规范。除此之外，做好学术的第一要件是热爱。只有热爱学术，才能够将做学问这样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当成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来做。要想做好学术，光有热爱还不行，还需要执着。就像习近平同志所说，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要想做好学术，再一点就是要勤奋。尽管并不是每一个勤奋的人都能够成功，但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是勤奋。最后一点是悟性。基本的悟性有先天的，这个我们无法改变；但悟性也可以后天养成，通过读书、通过参加学术活动、通过和别人交流、通过名师指点，也会提高你的悟性、你的感悟力、你的灵敏观察度。
二是处理好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独立之学术，自由之精神”，这是做好学术研究的根本追求；但强调学术性并不意味着忽视意识形态性，而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这个前提之下，才能更好地贯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根本追求。所以，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就像习近平同志所说，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
三是要努力做到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的统一。学术研究要立足于文本、扎根于实践。学术性是基础，思想性是灵魂，现实性是目标。不管你是学术性研究还是做思想性阐发都是要关注现实的，不过对现实关注是学者式的关注、知识分子式的关注，而不是一头扎进现实事务之中去。理论思想对现实应该有引领和指导作用，而不是跟在现实的后面亦步亦趋。
四是处理好博、专、通的关系。前面说过，先天的悟性是父母给的，我们无法改变，我们只好靠后天来解决。那么后天如何解决呢？首先要建立一个广博的知识结构：由博而专；由专而通。你在读博士之前（尤其是本科阶段），你真的需要成为一个“博士”，要广泛地阅读，建立一个基本的知识结构。到博士阶段，不是做博士，而是做“专士”。就是说，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研究对象上，你应该有独特的想法、有个人的观点。博士期间必须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博士之后呢，你要向“通才”发展。当然，这是高标准、高要求，一般人做不到，但要尽可能地向这个目标迈进，“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