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俞吾金学术论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改革开放”讨论会
(来源：“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
执笔人：阮凯
图片：吴怡宁、徐晓燕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编辑部立场无关
编者按
2018年10月21-22日，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谢希德—俞吾金哲学发展基金主办的第二届俞吾金学术论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改革开放”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哲学和社会科学空前繁荣，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和发展尤为显著，俞吾金先生参与其中并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次会议聚焦了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领域、新问题和新思想，回顾过去成就，畅想未来方向。
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韩立新教授，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苏州大学任平教授、车玉玲教授，南京大学刘怀玉教授、张亮教授，浙江大学郁建兴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文学平教授，黑龙江大学李昕桐教授，浙江省委党校陈立旭教授，绍兴文理学院党委书记汪俊昌教授，浙江财经大学潘非欧副教授，上海社科院方松华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陈忠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陈立新教授，复旦大学谢希德-俞吾金哲学发展基金会陆峰先生，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陈学明教授、王凤才教授、邹诗鹏教授、冯平教授、汪行福教授、王金林教授、张双利教授等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会议由哲学学院副院长林晖教授主持，袁新书记与吴晓明教授分别代表哲学学院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致辞。
2018年是是俞吾金先生70岁诞辰，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4年了。俞吾金先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新一代学人的代表，在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与时代同行，勤勤恳恳、笔耕不辍，写下了大量的优秀著作和论文，为新时期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哲学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俞吾金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引领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当代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学科的发展，在马克思哲学的重新诠释、意识形态及其批判理论、现代性理论、德国古典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转型与发展等领域提出了有重大学术和思想价值的问题和命题，其中有许多值得继续思考和讨论。吴晓明教授在致辞中深情地说：“我们这代人是40年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而且跟随着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一起成长，如果俞吾金教授还在世的话，今年也是纪念入学40周年。我们大家今天在一起不仅缅怀俞吾金教授，而且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这是对俞吾金教授70诞辰最好的纪念。
“俞吾金学术论坛”将定期举办，今年是第二届，以期通过这个平台推动国内外学界的交流，推动俞吾金挚爱的哲学事业的发展，期待学界同仁襄助。第一届“俞吾金学术论坛”以“启蒙的缺失与重建”于2016年12月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顺利召开。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为汇聚学界同仁共同探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哲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域与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与解决当代中国现实问题，因此第二届“俞吾金学术论坛”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改革开放”为主题。与会专家围绕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参会嘉宾：
万俊人（清华大学）
韩立新（清华大学）
王南湜（南开大学）
任平（苏州大学）
车玉玲（苏州大学）
刘怀玉（南京大学）
张亮（南京大学）
郁建兴（浙江大学）
文学平（西南政法大学）
李昕桐（黑龙江大学）
陈立旭（浙江省委党校）
汪俊昌（绍兴文理学院）
潘非欧（浙江财经大学）
方松华（上海社会科学院）
陈忠（上海财经大学）
陈立新（华东师范大学）
陆峰（复旦大学谢希德-俞吾金哲学发展基金会）
吴晓明（复旦大学）
陈学明（复旦大学）
邹诗鹏（复旦大学）
袁新（复旦大学）
王凤才（复旦大学）
汪行福（复旦大学）
冯平（复旦大学）
王金林（复旦大学）
张双利（复旦大学）
吴猛（复旦大学）
祁涛（复旦大学）
周小玲（《社会科学》杂志社）
康德还是黑格尔：马克思思想来源之争
王南湜（南开大学教授）
王南湜教授首先提出了马克思哲学思想来源究竟是康德还是黑格尔的这一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他主要列出了学界的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既不要康德，也不要黑格尔；第二种观点是如果选择一个，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第三种观点是只要黑格尔，不要康德，因为古典哲学由低到高，时间上先是康德然后是黑格尔，所以康德的好东西被黑格尔吸收了，康德哲学没有用了、用不着了。第四种观点是既要黑格尔，也要康德。王南湜教授认为，如果未来中国真正建立了自己的哲学理论，有内在的矛盾，需要黑格尔哲学来做，未来有一个时段可以多要黑格尔少要康德，但是目前我们真正自己开创的东西还基本没有，我们要康德，也要黑格尔，我们从康德出发，更多的考虑中国实际的情况和中国哲学的观念，我觉得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回应我们当代中国和世界提出的问题。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其实都是回应德意志民族当年所面临的问题而做的贡献，而不是说只是在那儿将概念拿来拿去。
吴晓明（复旦大学教授）
吴晓明教授回应了王南湜教授提出的问题。吴晓明教授对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根据需要将康德、黑格尔思想随意拿取的态度表达了质疑。这些观点认为，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都有各自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各自有一些长处，也有一些短处，而我们要做的是把好处保留，把坏处摒弃，根据情况有时候多用一些东西，有时候少用一些东西。吴晓明指出，这种说法比较令人困惑，因为它是反哲学的，如果说没有康德就没有黑格尔，因此要讲黑格尔就要讲康德，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追寻康德，而不追寻莱布尼茨，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来探讨，为什么是康德和黑格尔？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是康德和黑格尔。吴晓明教授认为，大致来讲很清楚，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以及现代知识的样式，它的最高权威是康德，而黑格尔的学说，包括黑格尔引导的马克思的学说，要求超越并且批判的超越这样一个氛围，因此康德几乎是永恒的权威，黑格尔一直被当成死狗来打，这是现代性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能，几乎没有什么疑问的地方。
韩立新（清华大学教授）
韩立新教授继续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和康德关系问题的讨论。在选择究竟是黑格尔还是康德的问题上，他选择黑格尔。为什么这样选呢？韩教授解释说，他有两个标准：第一，这两个思想家的理论谁跟马克思的思想精神更近？这无疑是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是承认的；第二，对当代中国发展而言，谁的思想更具有积极意义。他认为从这点出发也是黑格尔。因为，在19世纪初，黑格尔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是对当时泛滥的主观性哲学的批判，这一主观性哲学在德国肇始于康德，而后是雅各比和费希特。黑格尔曾经把这种主观性的哲学称之谓“让美和真理表现为感情和情绪、爱和知性的主观性”哲学、“北方的原理”或者“新教的原理”。
“北方的原理”是近代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因为它为人类摆脱外部奴役，完成启蒙等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但是，随着主观性地位被无限提升，自我被从上帝或者实体那里彻底剥离出来，与“绝对者”之间发生了分离，出现了“主观性的形而上学”，在现实中出现了对客观规律、客观存在的盲目否定。
韩立新认为，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强调主观性，这对于我们解放思想的确起到了推进作用。但是，对主观性作用的过度夸大，也会导致非常大的问题，导致一切都以人的主观性为标准，将外部的客观事物，譬如国家、法律、伦理传统等都视为主观自由发展的障碍。改革开放40年，我觉得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反省“主观性的形而上学”的时代，这个时代有点类似于黑格尔当时所面对的境况，即面对主观性的过度泛滥，需要重建客观性。当然，黑格尔并非不理解启蒙、主体性和实践对于德国进行现代化的意义，也并非不理解康德确立主体性原则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仍然试图用客观性对于主观性泛滥的情况进行纠正。我们中国现在也面临着一个主观自由发达以后，这一主观自由与作为“绝对者”的国家、法律、客观伦理、传统等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键点。
我曾经明确提出，青年马克思之所以反对自己的思想母体，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是因为马克思认识到，这种过度强调主观性的自我意识哲学在实践上有损于德国的现代化。因此，他对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进行清算，建立了一个更加彻底的客观性哲学。在重建客观性的意义上，黑格尔和马克思同属于一个阵营，而康德则不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吴老师的观点，不是康德而是黑格尔，黑格尔不仅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而且对于我们从概念的高度上把握我们这个时代也是重要的。
俞吾金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
任平（苏州大学）
任平教授的发言主题是“俞吾金与改革开放40年对话范式”，他回忆道，1982年以后，我们苏州大学哲学系开启了与俞吾金教授几十年的交往，我认为要有一个评价性的描述，俞吾金教授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当中养育出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著名的思想家。他始终在溶解燃烧那些他认为不合时宜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旧观念，他始终是向前冲锋的战士。与他讲话10分钟很累，因为你表达的每个词、每个观念都可能被他所批判的概念，你说恐高，他马上会说哪有什么恐高，是恐低，我经常被他嘲笑，我们认为习以为常的旧观念，在他面前都被驳的体无完肤，这种风格当然源自于马克思。怀疑的精神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和众多的著作中。他确确实实在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当中，起到了先锋战士的作用。他的触及点是非常广泛全面的，著作涉及方方面面。俞吾金教授作为冲击者、批判者、怀疑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是改革开放以来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任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多重范式和路径当中，俞吾金教授涉及面很广，确实为复旦奠定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内国外的地位，为复旦奠定以对话创新推动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路径。
任平教授指出，俞吾金教授1986年出版的《思考与超越——哲学对话录》重新恢复古希腊哲学的对话方式，把这样一种方式提升到哲学本性高度，并且积极展开与当代西方，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推动创新，战略上从被动到主动，是一种方法的自觉研究范式。开启马克思研究的当代视野，必须跟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思想展开对话，当时俞吾金发表了一篇《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这篇文章不长，但是这篇文章影响至深，在40年中国马克思创新史上，有非常重要的路向转向型的意义。
万俊人（清华大学教授）
万俊人教授深情地回忆起与俞吾金教授的学术交往。他认为，俞吾金教授在学术上是一个全才，无论是在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在中国当代社会的认知各个方面他都非常有自己独特成熟的看法，这样的学者在中国西哲界和马哲界不太多，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界都不太多。他的去世让我非常难过，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想念他。他去世之前，我曾在自己的家乡岳阳举办一个会议，在那个会上曾经跟他请教过马克思的问题，他问我你都不读马克思，我说读，读的还挺多，《资本论》还读了两遍。他说《资本论》为什么读两遍？我说《资本论》的写作风格非常喜欢，马克思是一个社会批判家，是智慧的批判家。第二次读《资本论》是去哈佛，当时听罗尔斯的课，他在其政治哲学讲座中讲了两个星期的马克思，其中有一句话特别引起我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马克思拯救了资本主义。我觉得这句话有意思，就追问他为什么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马克思拯救了资本主义呢？有什么理由？基于什么判断？他说，因为马克思最早、最深刻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虽然他不认同马克思的革命方案。
郁建兴（浙江大学教授）
郁建兴教授从回忆俞吾金教授的学术指导和自己的学术探索展开了他的发言。他说道，我从拿到学位起就离开了这个行业，一方面没有继承俞老师的学问，但另一方面我又很彻底的听俞老师的话，因为我毕业的时候，我当时做黑格尔政治哲学，踌躇满志，但俞老师说中国未来20年内都不会有政治哲学、政治学，只会有行政管理学。到明年6月份正好我毕业20年，这期间一直从事公共管理方面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我还是比较彻底地听他的话。行政管理学与政治学的区别就是1887年威尔逊创造行政学的起点，他认为行政学要从政治学当中分离出来，三权分立只是一种消极的政治权力观，是要从制约、制衡任何一方权力的绝对化，而威尔逊要把消极政府观转化为积极的政府观，公共管理学一开始就是有为的政府观，是服务这一目的的。郁教授问道，我跟随俞老师所学的哲学跟我现在的研究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关系？日常生活里面不用说了，我们同事们说，我连续讲话5分钟以上，肯定要引述黑格尔、马克思，引用康德，引用歌德，引用德国哲学的话，我现在的研究正试图把像国家、政府、社会、正义，甚至亚里士多德的比例原则——原来我们政治哲学讨论这些概念——做实了。
贺圣遂（商务印书馆）
贺圣遂编审以出版为线索回忆了与俞吾金教授的密切交往。他说道，俞老师的学术和为人一样为之感佩，在几十年的工作当中，见到复旦的教授们很多，教授们的性格也很多样，但是复旦的教授里面有像俞吾金这样德高望众的教授并不多。俞先生这样的身份地位，对人一直是谦虚平等的态度，这样的先生真的不多,不是每一个才华出众的教授们都具备的。俞先生的勤奋刻苦也让人十分感动，令人印象深刻。我也把这一点跟复旦的汪涌豪教授讲过，我说俞吾金教授了不起，汪教授说他们是邻居，他们家永远是熄灯最晚的。在他的记忆里面，俞教授在复旦学报每年都有文章，一年有过两篇文章的文科教授可能就是俞吾金。俞先生确实让人敬佩，俞吾金每次跟我聊天，哪怕吃一个便饭，他的关注点经常是哲学的语言，我就觉得俞先生是一个把哲学和生活融会在一起的，是很有担当和使命感的哲学家，这一点也是我深有感受的。最近我们出版了俞吾金教授的遗稿《新十批判书》，篇篇动人，刚才万俊人教授说马克思是伟大的批判家，我觉得俞吾金先生也是的，他是非常注重哲学和批判性的，可惜这个书只写了4篇，没有写完，我们决定出版的时候，尊重他原来的遗嘱，将这篇刚刚出版的遗著书名就叫《新十批判书》。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刘怀玉（南京大学教授）
刘怀玉教授的发言主题是“哲学基本问题域的转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后主体批判视野”。他指出，马克思哲学是在批判主体这个概念基础之上进入现代唯物主义的，而不是简单地恢复主体，也不是近代物质论的哲学。对主体哲学的解构中间，马克思主义进入了现代社会的历史，然而，进入现实的主体本身，并不能直接的呈现给我们，还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批判各种各样的主体形态当中，现实的主体才能理解。我们没有办法，对现实进行直接把握，只有对现实世界的中介结构（包括其意识形态），才能对它进行把握，才能体悟到现实主体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只能从现象世界来理解现实世界，黑格尔也是在现象不断更替的过程来呈现主体的本质和矛盾的，在黑格尔那里，哲学的本身就理性的自我实现的哲学。马克思哲学则是打破主体自我同一、自我实现的幻觉，发现客观矛盾，并使之在变革现实的过程中得以解决的“后主体”实践哲学。
陈立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陈立新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中国经验与现代性的拓展”。他指出，中国民族意识比较特殊，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华民族至少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中西问题、古今问题，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非常重大的问题。但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总是有扭曲的心态，这种扭曲的心态一直延续至今。中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近几年我们仍然是在其中纠结。他主要从三个问题展开，一是中西问题，二是古今问题，三是科学与人文。第一，虽然我们今天是以西方为模式、为话语标准，但是，现代性的实际展开过程是多元的。第二，在这种展开过程中，有一种自反性和不断的反思。第三，它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紧紧联系在一起。每个民族追求现代化，每个民族有自身的特点。中西古今这个问题上，中西的问题比较特殊的。
陈立新教授并不认同“我们重新回到启蒙去，然后再来建设”这样的观点，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启蒙这个问题有普遍意义，但是，当我们抓普遍主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思考，完全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来谈中国当下时期是不是很合适？我们在学术上面有一个学徒的状态，我们完全学习西方是行不通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无疑是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而且这个方向进一步深入了来说，它和我们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文明类型是有关系的。中国社会发展、社会生活组织原则要进行调整，这个调整是以劳动为原则，能不能称之为新型文明的开启呢？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包括最初的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把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用劳动原则节制资本的原则，说明了什么？说明资本在现代社会建设当中不能缺少的，但是我们不能让它作为原则导向，现代社会能够作为原则导向的是什么？是劳动。
汪行福（复旦大学教授）
汪行福教授的发言主题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社会历史定位”。他指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没有怎么关心《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的写作和修改了，原因何在？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他的兴趣点转移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西方社会的社会形态，这在西方学术界叫做马克思的“非西方社会理论转向”，俞老师抓住了这一点展开分析。俞老师的观点是，马克思一生中交替着两条不同的线索，一条是主线、明线，这就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资本论》是这方面的结晶；另一条是暗线、副线，即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非西方社会进行研究，这方面的思考集中在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等之中。他觉得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我们不能沿着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向展开，需要借助他对非西欧社会形态的思考，需要考虑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一样的历史人类学理论。关于这一点观点的意义，汪行福教授把它概括为：中国问题和中国发展道路的研究，需要把主线调为副线，把副线调为主线，只有这样才能好好利用马克思的思想资源。
俞老师教授的另一重要观点是把马克思关于东西方社会形态的理论和《大纲》中“三形态论”结合起来。汪行福认为，马克思三大形态理态的中心是第二大形态，因为第二大形态不仅是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悖论性质以及复杂的矛盾，为现代性思考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第二个形态的特征是什么？它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也就是资本主义阶段。我们亚洲国家不一定要经历资本主义阶段，但是要完成马克思所讲的第二个形态的主要任务，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建立现代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系，形成人的多方面需求，形成人类解放需要的全面能力体系。因此，仅仅讲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不行的，除非我们能够找到一条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形态历史任务的合理方式。
王金林（复旦大学教授）
王金林教授以“从‘德国筋斗’到‘卡夫丁峡谷’——试论马克思的两种逻辑”为主题展开了他的论述。他指出，无论黑格尔坚持实体性原则还是主体性原则，这两个原则背后有两个统一的东西，这就是绝对原则，绝对原则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自由，从康德一路下来，到黑格尔，最大的成果是自由。黑格尔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法哲学》讲得非常清楚，所谓现代制度就是自由的现实化，如果忽视了所谓实体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背后更加根本的绝对原则，也就是自由原则，我们的讨论就肢解了黑格尔。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是自由原则起作用，有时候呈现实体性原则，有时候呈现为主体性原则。“德国筋斗”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在黑格尔法批判中指出，相比法国、英国，德国当时还处在非常落后的状态，但是德国的哲学、德国的理论却达到了更高的高度，这个高度甚至超越了法国的实践，要实现更彻底的革命。因此，德国筋斗不仅越过德国自身的障碍，而且越过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论”也包含着类似的思考，但他对俄国能否如此不是很确定，因而为它设定了两个几乎无法满足的条件。这个问题作为后发国家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其间充满着赶超意识或超越意识。但是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对此要非常谨慎。
文学平（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文学平教授以“马克思的问题批判理论”为主题展了了论述，他认为，问题不仅仅是思维的动力和探究的前提，问题本身就是理性思维的构成性要素，也是知识的内在组成部分。问题批判是哲学分析的一项主要任务。马克思的问题批判理论主要有四个论题：一是说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是问题而非答案，因为只要问题合理就能有答案，主要的困难是要提出前提预设无误、解答条件清晰明确的问题；二是说有多种不合理的问题，即幻想的问题、错误的问题和抽象的问题；三是说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牵涉到所有问题，因而必须要借助工具性的临时预设来简化问题；四是说，对于不合理的问题，其解答方式就是批判问题本身，批判的结果要么是修正问题，要么是取消问题。
李昕桐（黑龙江大学副教授）
李昕桐发言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创新的途径”。她认为，回到原文文本去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逻辑非常重要。德国人和整个西方人写作的思维逻辑跟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习惯把总结拿到最前面；西方人恰恰喜欢中间一环扣一环的运动过程中非常隐秘的、看似没有闪光出来的思想，也许就是作者本身内在的，没有完全敞开，但是在内心已经萌动的思想，它也应当是我们要抓住的环节。从新的问题再回到文本这样的研究途径和研究思路应当是今天的学术研究者应该重视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
张亮（南京大学教授）
张亮教授以“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的几点思考”为题，详细、深入地梳理了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四个阶段，并指出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第一，似乎初心没有了，我们研究国外是为了借西方而学西方吗？完全地借鉴西方，并不是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初心；第二，鉴赏力衰退，很多时候我们不加甄别地进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管是什么人都成了我们学术研究的对象。第三时空问题。相对来说，以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的发展比较有信心。今天人类似乎处在一个无前途的境遇。他指出，西方最伟大的思想时代已经过去，更多的还是要回到西方最辉煌、最经典的时代，再去重新审视我们当代中国的问题。
王凤才（复旦大学教授）
王凤才教授围绕妥协概念展开了发言，他认为妥协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实践哲学概念。“妥协”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和/或道德领域，它应该成为一个涵义更加广泛的概念，以帮助人们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的身心关系，这就是我所提出的“批判的妥协理论”要解决的问题。
他认为，妥协的基本原则就是，要积极地、主动地妥协，而非消极地、被动地妥协；妥协要有底线、有尊严，而非无底线、无尊严地妥协。妥协的路径与目的在于：（1）人要向自然妥协。人对自然的改造、征服、支配、利用应该有一个限度，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做自然的伙伴、朋友，而不是仆人或主人。人向自然妥协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Versöhnung）。（2）人要向社会妥协。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必然处于社会关系之中，我们不可能改变社会，而只能适应社会，在适应社会过程中影响社会。人向社会妥协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Harmonie）。（3）人要向他人妥协。尽管不能承认“他人就是地狱”说法是正确的，但人必须处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人向他人妥协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他人的“共生”（Koexistenz）。（4）人要向自己妥协。就是说，人不要将自己的目标定得太高，不要太在意活动过程的结果，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对待自己的得失，应采取一种潇洒的态度；这不是消极悲观，而是一种人生智慧，“外儒内道”是真正意义的洒脱。人向自己妥协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身心“平衡”（Balance）。不过，这里的“妥协”既非单向妥协，又非双向妥协，而是指自我妥协。“批判的妥协理论”会弱化批判理论的“批判性”，但却会增强批判理论的“现实性”。
张双利（复旦大学教授）
张双利教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这几十年来中国学界充分掌握了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思想资源，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把这些思想资源与中国现实对接，对中国现实进行深入思考？回顾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四大环节：十月革命背景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欧洲革命道路的思考；法西斯主义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导致极权主义的内在机制的反思；二战结束以后批判理论对重建现代理性秩序的探索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的重思；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条件下批判理论对重建规范性秩序的新思考和激进思想家对革命道路的新言说。可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心一直集中在对资本主义最新特征的把握和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回应危机道路的探索。要把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与中国现实对接，必须补上一个关键环节，即对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进行理论研究。当前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直接背景之下，已经有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已明确地认识到要想进一步思考回应资本主义危机的道路、探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替代性道路，首先就必须对已有的社会主义经验进行认真研究。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有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洛苏尔多（DomenicoLosurdo）、知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布里（Michael Brie）和澳大利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波尔（Roland Boer）等。要展开这一方向上的研究，第一个步骤就是重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国家理论。我们不仅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来具体把握其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开放性和复杂性，更要在马克思和黑格尔等多重思想资源的支撑下进一步阐发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车玉玲（苏州大学教授）
车玉玲教授主要阐发了当代俄罗斯哲学是如何破解现代性的思想困境的。在俄罗斯哲学中，有一种较为普遍和流行的观点，真正的文化应该起到安慰的作用。现在在俄罗斯比较受关注的理论趋向是对于文化理论的一种回溯。他们要克服现代性的种种困境，寻找一条属于他们的道路，同时也是为整个的现代性提出解决的途径。
吴猛（复旦大学副教授）
吴猛副教授认为，在人类危机走向多样化的今天，对于资本主义系统内部诸因素的变动与系统整体的变动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对于不同系统之间的统一性的研究，显然不仅不是一个已无关紧要的问题，反倒成为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而这也正是当年恩格斯思考的问题。当然，问题可能远比恩格斯所设想的要复杂，问题的解决或许需要更多的工具，但这并不是将恩格斯思想的路向完全否定的理由。的确，晚年恩格斯的思想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名词，因为它与马克思思想有着不同的运思方向。但这一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路向。恩格斯所关注的几乎所有问题，其隐蔽的前提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随着资本的推动所导致的生产力的不断增长而引起的系统内部的质变。这一思考路向并不着眼于特定形态资本主义的隐形结构即生产方式的分析，而是着眼于不断发生形态变动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分析；其主旨也并不在于分析马克思意义上的否定也即构成既定形态资本主义的现实运动之异质化的可能性，而是着眼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借助自身结构诸要素的不断变化而不断走向黑格尔意义上的否定也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定性的反面（也就是不断走向理性化）的可能性，这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进行的探索形成互补。
当前哲学研究状态之反思与评估
方松华（上海社科院哲学所所长）
方松华研究员以“呼唤中国哲学的原创时代为题”，指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如日中天，新的学术规范开始形成，基本学科以及经典的著作不断面世，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业已崛起。而在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时代生活异常艰难，却反而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研究热情,在20世纪30、40 年代的中国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哲学的创体系时代。 毋庸讳言，尽管当下我们已经引进并建立起了相当完备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但是，比较古代中国学术原创时代，当代中国原创的哲学研究也是相当薄弱，因此，当今时代我们太注重于学术的功用，比如说在课题申报、学科建设、研究方法诸方面着力太多，而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类文明传承的根本精神。
陈忠（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陈忠教授表示，他目前的学术工作接续了俞吾金教授的思考。他主要围绕着内在性的问题做了深入探讨，阐发了社会时间这个概念和时间的内在性问题。他指出，古往今来，哲学家一直追求偶然性议题的必然性，但在当代社会，我们面临着边际冲突,同时追求偶然性带来的边际效益。无论是过度追求偶然的东西和边际的效应，还是过于追求永恒，二者都有问题。真正的内在性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内在性。如果这样看的话，在整个哲学史上一直有这样的争议，古希腊到现代，整个都存在着如何理解内在性、人本身内在性的问题，我们面临的内在性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赋予我们的问题。陈忠教授最近几年在做一些空间问题的研究，他指出，原来我们对空间的理解从外在的定义到城市的定义，慢慢再往人文研究上转，这里面有一个转向，越来越走向空间的内在性。因此，哲学未来会走向全面的内在型研究，思考内在性对人类多样行为的影响。
陈学明（复旦大学教授）
陈学明教授反驳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理解，启蒙思想家是跟现代的西方思想教育家是同路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跟现在的后现代哲学的路线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混在一起。他指出，马克思超越了现代性的思想，超越了启蒙思想。
潘非欧（浙江财经大学副教授）
潘非欧副教授的发言主题是“‘平庸恶’与政治伦理的再建构”，她将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展开了讨论。她指出，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之恶”已经在西方和中国被越来越多地研究。正如俞吾金先生在《新十批判书》书中所讲，形式主义泛滥的现象远未杜绝，艾希曼似的盲从无思也并非个案，如何在现代社会避免平庸之恶，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康德哲学，按照康德的理解，判断力的缺失是造成平庸恶的原因，而判断力问题也是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
会议最后，与会专家对未来“俞吾金学术论坛”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构想。基本确立了以学术和思想关怀现实为导向，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主旨，以哲学基本问题为核心，努力将“俞吾金学术论坛”做成一个在全国哲学界乃至学术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论坛。
本次会议既是当代中国学人在全面深化改革、多元思潮交错的今天，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哲学创新和发展的深入回顾和深刻反思，也是纪念俞吾金先生思想，推动俞吾金先生挚爱的哲学事业发展的又一次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