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慧田哲学微信公众号）
采访中，记者的好奇心一直在面前这位58岁男子前“嘀咕”：他为何被复旦学子冠以“哲学王子”的雅号？时光流向80分钟尾声时，淡淡的烟雾中答案似乎不寻自得：“王子”是诗意、性灵的象征，用汪洋恣肆的才情表达，带你进入哲学的深刻、逶迤绵延的批判长城中，耳边响起王德峰教授的《哲学导论》上的箴言：哲学在当代就是怀着乡愁寻找家园。
寻找的“短路”：被迫送烟后的“器”、“道”之问王德峰的口才是有天分的，孩提时刚识字，从父亲书架上觅得几本印度版的《美猴王》，看了几篇后，便在弄堂口滔滔不绝，引得同龄人一时“乐不思蜀”。留校复旦，上全校公开课《哲学导论》，场场爆满。进入教室，面对黑压压的学生，他会说，“大家不是在等我，是在等待哲学。”这样的开场白，你鼓掌吗？
王德峰的寻根问底也是天性，“凡事，我都爱追问个为什么。”初二学无机化学，杨老师说公式两边要配平，因为一切化学反应都趋向平衡，世上一切事物都趋向平衡。王德峰问：那么，宇宙的原则究竟是平衡导致静止呢？还是不平衡导致运动呢？讲台上停了半晌，“这是另一个领域的研究了——哲学。”老师送了他一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虽然只看懂了小部分，但王德峰已经感到哲学要抽象于物理化学，“以后要学就学更抽象的哲学。”
1975年中学毕业，他分配进了工厂做了电焊工，“工人空闲时谈饮食男女，我就看书，有时就给他们背背贺敬之、郭小川的诗歌，他们都很喜欢我这个文弱书生。”直到1978年考入复旦哲学系，王德峰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爱好，舒婷的《这也是一切》、《思念》、《致橡树》至今他仍倒背如流。但爱追问的天性却使得中学成绩优异的他在哲学系常常只拿80分，“我不愿意把笔记还给老师，考试成了我表达想法的平台，自然付出了试错成本。”
正是这种追问，在大学毕业5年后，让他重返校园。
1982年本科毕业，他进了上海译文出版社，一座记忆中温馨的“人文作品翻译学校”，1980年代的编辑是较为纯粹的文化人，需要较高的人文素养。译文社里，外国文学的研究者吴岩、汤永宽，海明威作品的译者吴劳都是身边随时可以学习的前辈。国门初开，出版社成了引进西方思想、著作的前沿阵地。王德峰清晰地记得，在参与编辑《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时，自己编辑了《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出版《当代西方学术思潮》丛书时，编辑了马斯洛心理学《第三思潮》。
无比愉悦的“谈笑有鸿儒”终于被“迁户口事件”打破。王德峰不明白为何把学校户口迁回街道始终没有下文，同学笑着说，“你要送烟。”“这不是让我俯首称臣，助长奴性吗？”在他看来，中国尚未完成“五四”时开启的启蒙任务，改变主奴关系的社会结构，树立国民的独立人格，远远重要于国家制度的改变。“读书读傻了，那你还要吃亏。”同学留下话。
那个年代，户口和粮票挂钩，为了生存，思前想后，王德峰收起人格的尊严，买了烟，第四次去了派出所，终于办成了户口迁移，出门时异常难受：“究竟是国民性导致制度的落后，还是制度落后催生了奴性的国民性格？”想了几天，他觉得无论是国民性格还是制度，终究都是形而下的“器”，形而上的“道”究竟是怎么解释呢？想到九年前初进哲学系时，教授们就说，哲学是研究“道”的学问。“那瞬间，我知道自己虽然毕业于哲学系，但根本不懂哲学。”
这一场社会现象后的自我追问，不仅使他重返校园，这种问道的方式也伴随了此后的生涯。
寻道于《资本论》：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本体论革命
考研回到哲学系，王德峰选择了当时颇为热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依稀感到，以前未曾读懂的《资本论》里必然有一场哲学革命存在，他有强烈的愿望要研究马克思。3年后硕士毕业留校，时光已驶入1990年代，他为自己对马哲的选择感到欣慰，虽然这条路还是若隐若现，但是，还原一个真正马克思哲学的意愿已经非常清晰。
1996年，当他做完博士论文《历史的本源与人的生存》时，他感到这场裂变终于走上了正轨。马克思哲学不能再用西方传统哲学的框架来理解，马克思概括了西方哲学因其知识路向而导致的虚无主义病根，质疑了近代哲学在认识论领域内的主客体关系问题，根本上撼动了西方哲学传统。在王德峰看来，“马克思打开了一种新的本体论视域，全世界真正领会的人并不多，在《巴黎手稿》中的本体论革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升华为历史唯物主义，而最终成果集结在《资本论》中。”
从此，王德峰将自己研究的着力点聚集在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而不能去接受现成的结论。经多年的研习，他得出心得：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关键处在于，它使得对于现代资本社会的真正理解成为可能，从而可以揭示资本文明的根本来历、以及其存在方式是如何自我否定的。“凡是有当代意义的哲学都要在本体论上构成对资本的批判。”
话锋一转，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被提及。“这是两次真正的革命。”在王德峰看来，在马克思去世后8年出生的海德格尔，指出了当代文明的病症在于“遗忘存在”，这和马克思指出的当代文明的病症是“劳动的异化”，在本体论上所指涉的是同一件事情。资本作为存在者和雇佣劳动作为存在者，都遗忘了两个存在者的存在，即，他们都是被异化劳动构建出来。“尽管用不同的方式，语词也不相同。”
在寻找到马克思的本体论视域前，王德峰一直将《资本论》仅仅视作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其实，《资本论》不是经济学著作，它的副标题就写着‘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哲学上讲，‘批判’是指澄清前提，划定界限。”从本体论入手后，他悟出了其中的哲学意义。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只研究投资、利润、价值等经济事实，而作为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是要揭示这些经济事实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等价交换并非在人类社会的一开始就存在，价值范畴是在社会的历史动中产生的。
从追问的受挫，到问道的豁然开朗，王德峰体验到研究哲学的愉悦和力量。在器和道的困惑中，他为自己做了初步的解答。
解道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第二阶段是“非西方化”
为自己找到了初步答案，还要寻找对所处的当下社会的真正理解。
萨特说：无需让一种活的哲学去重新适应世界的进程，它会通过千万种首创性的特殊探求，自己去适应世界的进程，因为它和社会的运动是一回事。王德峰认为，萨特的这段话点出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下性。在他看来，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从西方引进了市场经济。资本逻辑在中国该怎样发挥作用，如何驾驭中国的“资本”，这些都应该向马克思的《资本论》请教。1840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寻找现代化道路充满坎坷，第一步是从向西方学习开始的，“而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一定会走‘非西方化’的道路。”王德峰认为，中国现代化的下一步发展目标应从国学中得到启发。他分析，任何国家的经济，其基础都深扎于民族文化的土壤。而中国哲学里凝聚了中国基本的文化精神——儒释道的融合，也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言行中。人类的精神家园的安顿，无非在哲学、艺术、宗教这三种精神形态中，但他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是不可能通过走宗教的道路而解决的。“这就好比人们不能因为所遇多为江湖郎中就说中医不行一样。不能因为今天社会上践行儒家文化的人少了，就否定融儒释道于一体的国学。”当然，他所指的儒家文化是其话语体系能充分现代化的部分。王德峰例举了“中庸之道”的有效性，例举了汉字的丰富内涵，“如缘分这个词，既表示偶然性又表示必然性，两个对立面涵括于其中。”
非西方化的道路就是要重新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只有在那里才会有精神家园。要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目前暴露的种种病症，马克思哲学可以成为管理者行政方法的根据，而百姓的道德则总是以儒家文化为依据，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须是与儒家文化的结合，结合的产物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形态。须知，任何形态的资本主义要能存在，在它当中就必须包含其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因此，要为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划一条社会主义界限。”王德峰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所具有的深刻洞察和预见力，是当今各民族都可以共享的，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更不例外。”
从《资本论》这条线，王德峰看到了人类的精神家园所必然具有的民族文化的差异。
授业于莘莘学子：哲学公开课里学批判思维和寻真理
从马克思的本体论到对《资本论》的参悟，到破解种种现代性病症，王德峰的追问乐趣并不仅限于深奥的哲学思辨，他同样乐于做的是充满激情地为复旦莘莘学子“授业”。
谈到《哲学导论》和《艺术哲学》两门复旦公开课中的人气课程，记者询问，讲课18年，学生有变化吗？王德峰的神情丰富起来。他又点了一支烟，描绘了85前后出生的学生的“哲学卧谈会”。白天，来自不同学科的同学们拿着录音笔录下课程，夜晚熄灯后，逐个回放，精彩处叫停，一番龙门阵，争论不下时或依然不理解的，留着下次问王老师。“并非我的口才好。哲学是人的一种内在需求，在精神成长过程中谁都有困惑，但被压抑了。我的《哲学导论》不过是唤醒这种被压抑的困惑，让他们明白，我曾经想过的问题，原来是大哲人都思考过的。”比如，讲到斯多葛派对幸福的理解在于内心灵魂的快乐，灵魂都需要安顿，但不可能安顿在豪华别墅里。王德峰觉得，这些讨论还会发酵，还会伴随着复旦学子走不同的人生道路。
《哲学导论》是让学子们学会如何寻找精神家园和拥有批判性思维。对于复旦这样的高校来说，需要培养创新性的人才，在科学里可以学到知识，但有了知识，未必有智慧和思想。哲学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是必读的专业，但是，作为精神修养，则是复旦学子必须拥有的。至于后来才开设的《艺术哲学》，则是讲述了艺术与真理的关系、以及艺术作品是如何作为作品存在的。“真理最初存在于艺术中，”比如青铜器的冶炼，并没有等到化学的成熟才产生，而是在巫术、祭祀活动中就产生了，而这些活动就是原始艺术。因此，艺术是人类生活中基础性的活动，是守护“性灵”的。王德峰强调性灵是直觉、想象力和感悟，是人类心智的最高能力，人的创造性根植于“性灵”中。
“所以，我提倡大家要把业余生活交给艺术。没有艺术爱好的人生是某种不健全的人生”，说到这里，王德峰有些遗憾，因为在复旦这样一所综合性大学中是没有充满特立独行色彩的艺术家的，而他的这门《艺术哲学》只能起到一些呼唤的作用。
王德峰教授酷爱音乐，从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无不钟爱。一个音乐家的大作品，往往是一部精神探索史，比如柴可夫斯基的六部交响曲就是如此。因此，在王德峰看来，真正的音乐家和思想家是同一个层面的。音乐作为艺术的一种样式，是对人类生命之精神的另一种表达。
在给学生的哲学入门课中，王德峰颠覆了中学教学中的不少概念，比如像“哲学是所有科学的概括和总结”这样的表述，他认为，哲学是所有学科的基础，既不是中世纪神学的婢女，也不是当代科学的婢女；又比如，“真”蕴含在艺术之中，而不是如康德哲学中三大批判所指向的与“善”、“美”并列的一项。这些结论背后都有着对哲学革命的深刻认识。
这种教学如同他一贯的追问风格，是他将自己追问后的新体验分享给了学子。在他看来，大学教育是年轻一代精神成长的事业，在传授知识和技能之余，民族文化和精神的传承更为重要。在转型中的社会里，多元利益和多元文化并举，功利主义价值观容易甚嚣尘上。在这样的有破而未立之际，让我们带着乡愁去寻找家园的哲学，变得弥足珍贵。
作为一个哲学教授，王德峰自己这样寻找着，也和学生们一起寻找着，这也就是为社会寻找它的未来，尽管并非每个人能感受到这种力量，尽管每一种寻找都不可能立竿见影。
问答部分
问：您曾把哲学在当代的主题概括为“怀着乡愁寻找家园”，如何理解？
王德峰：要寻找家园就表明当代人无家可归。作出当代人无家可归这个对当代文明状况的判断，是因为看到当代人类经济生活的一个基本方式是资本的运作和资本的增殖，这是很多国家经济生活的基础，而资本本身不包括精神内涵，在资本的增殖当中，人们也无法安心立命，因为它是个数量的目标，并且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增长速度慢了，就会被别的资本吞掉，于是就把当代人卷入了一个无穷尽的“竞比”的漩涡。在这样的漩涡中，很多人正在失去对故园的记忆。如果尚未失去对故园的记忆，那么还有乡愁；假如失去了这份记忆，那么连乡愁也就不存在了，也就谈不上寻找家园了。哲学还在，就表明乡愁还在。在资本和技术的时代，根基是虚无主义，每个个体在此时代中，都无法摆脱这个时代的基本病症。不是说绝对没有逃脱的个体，但比较少见，那需要巨大的勇气。
问：可以把“寻找家园”理解为“寻找心灵的慰籍”么？
王德峰：哲学与心理学不同，心理学也许会教某些方法，教人暂时舒缓心灵的伤痛，但哲学是直面痛苦的，并且要诊断痛苦的根源，因为她是真理的事业，而不是缓和我们烦恼的技术和方法。因此，把“寻找家园”理解为“寻找心灵的慰籍”，太表象了。哲学的智慧，对现代人的意义，显然更深远。
资本诞生在欧洲，按照它的本性，要征服世界，因此要把全世界人类的需要都看成是它的市场，把整个地球的资源都看是它增殖的材料，因此，它一定要越过欧洲的疆界，带来资本征服世界的过程，世界历史就这样形成了。今天看得很清楚的就是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西方经济模式的全球化，这样一种状况，表明诞生于欧洲的资本，似乎成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
前面谈到当代人无家可归，欧洲人最先感受到这种无家可归，这正是尼采、海德格尔最初的感受。因此，哲学的智慧对现代人的意义，是寻找文明的出路的问题，而不是停留在以接受资本和技术为前提，然后来抚慰心灵；是怎么寻找一种扬弃资本的道路，以及对技术采取一种自由态度的问题，而不是被资本和技术支配。
问：您曾经谈到，“五四”以来近百年，中华民族逐渐认识到，西方哲学以及西方现成的制度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真理不能向外面求。您觉得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才能找到属于我们民族的“家园”？
王德峰：现代化过程中，有人主张完全彻底地向西方学，但终究成不了西方人，可他们还是坚持认为西方文明的价值目标是我们未来的趋向。求而不能得之，但仍在求，这叫“失恋”。摆脱这种“失恋”的痛苦，要靠重新恢复我们的文化自觉，因为西方文明不是我们的恋人。
寻找属于我们民族的“家园”，当然应该求助于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智慧，不过，有一个中国传统哲学“返本开新”的问题。这个话题说起来很大，具体来说，就是要有中国人自己的言说方式。人以语言之家为家。为什么我们吃麦当劳、肯德基，看好莱坞大片，西装革履，但我们还是中国人？根源在语言。任何一个人对世界的基本经验，都是通过语言的经验获得的。我们在语言中获得了对世界的基本理解，也获得了我们基本的生命情感和基本的人生态度。
我们今天的小孩子读书，你给他们什么文字？应该是中国近现代大文豪的作品，而不是欧式的汉语。比如《红楼梦》，虽然不会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我们中国人知道，《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无可置疑，围绕《红楼梦》甚至产生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叫“红学”。红楼梦是我们不断从中汲取智慧、获得启发的富矿，而曹雪芹可说是“中国的尼采”。
问：在我们这个时代，经典著作的阅读确实面临尴尬，现在书店充斥的都是一些教人们所谓“成功学”的书。
王德峰：这些书是很不好的，是在毒害下一代，教我们的下一代做一个不知道平静的、野心勃勃的、欲望无度的人，教人没有敬畏、无限肯定自己，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多地反思自己么？一些“成功宝典”类的书籍，请商界领袖谈成功经验，年轻人趋之若鹜。人做自己该做到事情，做好了，人生一样精彩。
问：您曾说，“马克思的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从根本上是相通的”。为什么这么说？
王德峰：马克思的哲学最重要的事情是完成了哲学革命，扬弃欧洲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从柏拉图主义哲学的传统中走了出来。柏拉图主义就是理念论，强调用理性来把握世界，把感性贬低，马克思正好是倒过来的。马克思认为这个世界是感性活动的世界，而中国哲学是从来不把感性和理性二分的，中国哲学讲的真理，都是生活中的真理，马克思的哲学讲的也是现实生活中的真理。马克思的哲学要揭示的，就是民众的生活实践本身所包含的方向和目标，而不是用理性去规范民众的生活实践，在这点上，马克思的哲学和中国哲学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记：谈中国哲学还好，可现在一谈到马克思，总有人觉得过时了。
王德峰：教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确实是过时了。正是由于教条式的理解和教育，才导致年轻一代对马克思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全世界真懂马克思的人并不多，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总是远远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不去阅读马克思的学说，将永远是一个错误，但马克思的思想学说要为世人掌握，需要好几个世代。很可惜的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我一直跟我的学生讲，你们要感到光荣和骄傲，因为在现今的西方哲学领域当中，有哪一个哲学家可以和马克思相比呢？你们学的是最高的也是最难的，你们将在马克思的哲学这所伟大的学校里获得远远超越一般人的修养。
问：怎样才能在与中国传统的接续中真正读懂马克思、走近马克思，从而提高我们的哲学修养？
王德峰：对于年轻的一代来说，读懂马克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现在那些马克思学说的真正阐发者，那些真正批判资本主义的，在一些大学里往往是比较孤独的，很多学者写的书都是在歪曲马克思的学说。年轻的一代走近马克思，可以在生活的体会当中读马克思的原著，不要害怕艰难，因为像马克思的《资本论》，其实是写给德国工人阶级看的。马克思自己讲，如果德国的工人读《资本论》能够有所收获，那是给予他的劳动的最大报酬。所以，年轻的一代如果觉得想要理解资本的世界，最好的书就是《资本论》，当然还包括《共产党宣言》这部不朽的文献。
问：您研究马克思多年，在您看来，《资本论》是本什么样的书？
王德峰：对《资本论》的性质判断，直到今天仍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很多人主张它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认为它在经济学说史上代表了一个发展阶段，不少当代的经济学学派、新理论的创始人也承认，自己从《资本论》中汲取了灵感。但是，能否就此判断《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学著作？我认为不能。《资本论》并不是一部经济学著作，马克思也不是继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之后的又一个古典经济学家。
问：同样是研究资本经济，为何有此不同？
王德峰：我们看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名著之标题——《国富论》，就可以知道经济学家对于自己这门科学的重要性的自信。所谓“经济学”，即研究国民财富增长规律的学问。人类社会的财富在资本的时代，以资本作代表，以资本为形态，以货币作量化的计算，所以，研究资本运动的规律，同时也就是研究国民财富增长的规律。这就是经济学家对自己研究之意义的信心所在。然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却绝不可能被命名为《国富论》。因为马克思所见到的资本，不仅仅是财富，而且还是权力。权力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这种社会关系的特征是“人与人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在生产物质财富的同时，就在生产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支配关系，即生产“社会权力”。把资本运动规律只当作物质财富增长规律来研究的人，我们称为“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家看到一个国度中的财富增长的时候，马克思却看到了在该国度中社会权力的扩大，所以他把资本运动规律当作社会权力增长规律来研究，这是他们之间的根本不同。
问：《资本论》并非经济学著作，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它是一本社会学著作或哲学著作？
王德峰：也不能这样认为。马克思开创了一种新类型的科学，这类科学可以有一个总的名称，即“历史批判科学”，其中有一门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名称正是《资本论》的副标题。
问：如何理解这“批判”两字？
王德峰：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西方学术术语中的“批判”意味着“澄清前提，划定界限”。《资本论》对已有的政治经济学做了澄清前提，划定界限的工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只看到经济事实、只描述经济事实、只叙述经济事实之间的因果律的科学，而是表达历史性实践的历史科学。在我看来，它更加确切的名称应该是“社会权力科学”（The Science of SocialPower）。
问：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打了一个比方：马克思主义像医生，人们在身体好的时候常常看不到它的作用，但是一旦资本逻辑发疯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就会发挥它特有的批判作用。
王德峰：伊格尔顿的思考方向是对的，但他那本书的论证还停留在比较表面的层次，对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讨论得不够深入。他的这个“医生”判断我很赞成。在经济运作正常的情况下，马克思容易被大家遗忘。但是全球经济不可能总在快速发展中，对于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马克思所作的揭示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经历了几个阶段，从最早的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再到如今的金融资本主义。人们一度认为金融资本主义克服了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周期理论，预先通过资本市场让全部参与者分担投资风险，减少盲目投资，从而消解了相对过剩危机。事实上，金融资本主义隐藏了更加深刻的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逻辑有四方面的非自洽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了他的判断。因此，《资本论》远远谈不上“过时”。
问：学习和研究《资本论》有多种方式，今天我们该如何阅读这部著作？
王德峰：一种方法是研究《资本论》本身的内容和思路，理解它作为一种新类型的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另外一种，则是运用《资本论》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现实问题。今天，我们在《资本论》中当然不可能读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某些重要的经济现象的分析，但是却可以而且应该读到如何去发现这些现象之实践来历的方法。在这样的读法中，才可能进入比实证的社会科学更根本的历史批判科学中去，才可能去确定在每一种新的经济关系中形成起来的新的社会权力，去发现这些新社会权力的特征、范围及其改变中国社会生活的力量和趋向。
记：只有这样阅读，才可能使《资本论》再度展现它的生命力。
王德峰：是的。总而言之，如果我们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穿透经济学对当代经济生活的概念表达，去解读当代社会权力的形成、变迁、消长的根本。
问：对于想要阅读这样一部艰深的著作的读者，您有什么建议或鼓励？
王德峰：阅读《资本论》没有捷径。万事开头难。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引用的但丁的话：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