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
“批判理论新方向——哈贝马斯之后
批判理论讨论会”综述
执笔：闫高洁
摄影：吴怡宁
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抑或法兰克福学派已近一个世纪，薪火相传，枝繁叶茂，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理论传统，影响范围涉及到哲学、政治、文化和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发展中，哈贝马斯引入了新的理论范式，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影响的理论。而当今新一代批判理论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批判地继承了哈贝马斯的思想，把它与其他思想资源相结合，提出了许多新概念、新视角和新理论，进一步推进了批判理论的发展。
为推动国内学界对批判理论的研究，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和哲学学院于2018年11月3-4日，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401室举行了“批判理论新方向——哈贝马斯之后批判理论讨论会”。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学者二十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来自复旦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院校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也旁听了本次会议。
在开幕式上，复旦大学汪行福教授做了《如何看待当代批判理论》的开幕词，以此简要地勾勒了本次会议的主题和背景。汪行福教授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学界对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已经三十多年，今天，新一代批判理论家也部分地为学者关注，诸如阿列克斯·霍耐特、阿尔弗雷德·维尔默、克劳斯·奥菲、瑞纳·弗斯特、南茜·弗雷泽、艾丽斯·扬。但是，还有许多有独特理论建树和学术影响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家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诸如西拉·本哈比、托马斯·麦卡锡、尼古拉斯·坎普里迪斯、拉埃尔·耶吉、亚里山德罗·费拉拉、温迪·布朗、埃米·艾伦、克里斯蒂娜·拉芳。而本次会议意在推动批判理论传统的最新发展的全面研究。
批判理论被视为一种带着解放意图的社会理论。如何看待今天的批判理论？汪行福教授认为，今天的批判理论具有“哈贝马斯之后的”（after Habermas）批判理论和“后哈贝马斯的”（post-Habermas)批判理论的双重特征。就前者说，新一代批判理论家中许多人与哈贝马斯在生平和思想上有着联系，他们继承了哈贝马斯的思想，将其运用于不同领域，进而丰富和发展了哈贝马斯的理论。就后者而言，新一代批判理论家对哈贝马斯的思想盲点和局限性做了大量的批判，并结合其他传统的理论资源提出新的批判理论概念，虽然这些批判和超出哈贝马斯范式的思想发展并非“弑父式的”，但无疑是对哈贝马斯思想的某种“反抗”和“出走”。汪行福教授殷切地希望，以本次会议作为一个起点，推动国内批判理论研究从对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和哈贝马斯等第二代批判理论家的研究，推进到对哈贝马斯之后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家的研究。
与会者围绕着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哈贝马斯思想、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和当今其他批判理论的学说等四个方面做了发言，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与会者还希望，在未来这一主题的讨论会可以持续进行下去。
关于批判理论新发展概况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凤才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后哈贝马斯时代批判理论新发展》。王凤才教授首先对相关概念做了辨析。他指出，“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这三个概念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和区别，应当在不同的语境下根据不同的目的加以使用。关于批判理论的发展，他认为可以概括为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的哲学和历史哲学批判、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以及与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后批判理论”。王凤才教授还对“批判”概念做了阐述。在他看来，批判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在不同的传统中批判具有不同的含义。关于当今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王凤才教授认为，今天处在两个时代之间：虽然弗斯特是新一代批判理论学者的领军人物，不过，“后哈贝马斯时代”尚未结束，一个可能的“弗斯特时代”尚未到来。王凤才教授指出，如果说哈贝哈斯的核心概念是“交往”“话语”和“协商”，霍耐特的核心概念是“承认”“正义”和“伦理”，那么弗斯特的核心概念则是“宽容”和“辩护”（justification）和“规范”。借助哈贝马斯、罗尔斯等人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弗斯特试图建立一种“批判的正义理论”。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孙国东研究员发表了题为《“相互接纳”与后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激进转向》的演讲。孙国东副教授指出，所谓的“激进转向”，并非完全是对后哈贝马斯批判理论实然发展逻辑的解读，毋宁说是基于对哈贝马斯理论的反思而对“后哈贝马斯”批判理论发展方向形成的期待。哈贝马斯的理论贡献之一，是系统建构了人们在“后形而上学”时代以合道德的方式（即沟通和商谈）解决彼此分歧的规范性要求。但其内在缺陷在于：由于秉承（自由主义惯于采用的）社会经济向度的国家中立性原则，哈贝马斯忽视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对公共参与和公共商谈的影响。于是，从学理上看，“相互接纳”是达致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相互理解”和“共识”的程序性前提（当下西方的社会撕裂，以及相应的公共领域中理性商谈的名存实亡，就是由社会成员间相互不接纳导致的）。因此，“后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应当积极回应社会成员之间由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所导致的相互不接纳的问题。霍耐特和弗雷泽的承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一问题，但仍不充分。要积极且充分回应这一问题，除了诉诸“后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中已有的康德路向和黑格尔路向外，还应回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对当下金融资本主义和资本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在很大程度上呼唤“后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激进转向。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马庆副研究员宣读了题为《对当代批判理论“规范性重构”的一些思考》的论文。马庆副研究员指出，哈贝马斯、霍耐特和弗斯特都不满于当前的主流规范理论，企图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一种“规范性重构”。他们力图超越自由主义所代表的抽象普遍主义与社群主义所代表的特殊具体主义，从而重构现代性的规范内容。与此过程中，他们也试图同时进行“重构性批判”：这种对于规范性的构造同时具有批判的向度，而非只是对于既与机制的简单修正。不过，这些思想家往往忽视了真实的政治的条件以及资本的力量。可以说，批判理论这种在规范中建立批判的做法本身似乎就会丧失一些批判性：一方面，为了达成规范，批判理论过于看重共识（这在哈贝马斯以及深受哈贝马斯影响的批判理论学者那里特别明显）。而这样一种对共识的追求，本身就与自由主义的调和论相容，而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的冲突论相悖。另一方面，从哈贝马斯、霍耐特到弗斯特虽然一直在批评康德主义脱离现实，但他们自己那种强调规范的做法其实在本质上与康德主义那种以道德哲学引导政治哲学的思路并无太大区别。
对哈贝马斯思想的讨论
汪行福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通向后哈贝马斯批判理论》。他指出，长期以来，批判理论有两种理论倾向：一是关于统治的批判理论，它力图发现启蒙和现代文明中野蛮和专制的根源，《启蒙辩证法》是这种倾向的代表；另一种是关于解放的批判理论，它力图阐述现代性解放的规范理想和实现条件，哈贝马斯的思想是这一倾向的代表。哈贝马斯的思想是在对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的批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倚靠“交往理性”概念建立了一种现代性自我修正和激进民主理论。他的主要的工作包括：以交往行为理论为基础重建了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现代性的规范理想；以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分化和相互关系来理解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关系；将现代性病症理解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以协商民主作为当代复杂社会中民主激进化的方案。而在今天，无论是哈贝马斯思想的哲学基础还是哈贝马斯的具体理论，都遭到了严肃的质疑和批判。汪行福教授主要介绍了学界对哈贝马斯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方法的批判。其中包括对其“先验互主体主义”的批判；对其后主体意识哲学和语言学转向的批判；对其激烈的反后现代主义立场的批判；对其非情境化的抽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批判；对其理论拒斥共同体主义倾向的批判；对其理论中缺乏情感和想象等“理性他者”维度的批判。汪行福教授提出，仅当我们放弃以普遍语用学为基础的交往理论的认识论自负时，才能严肃地对待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的实质性内容。我们再也不能维持一个纯粹形式的交往理性概念，或者将现代性病症只理解为由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冲突造成的，或者把理想社会视为没有冲突、完全透明的交往关系状态。就此而言，批判理论应该走出哈贝马斯的理论疆界。但就坚持解放的意图与现代生活的诊断批判相结合的立场而言，我们仍然处在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疆界之内。今天的批判理论应该既是后-哈贝马斯的（post-Habermas），也是后-哈贝马斯的（post-Habermas）。
华东师范大学童世骏教授发表了题为《哈贝马斯论“人的尊严”概念》的讲演。童世骏教授认为，2010年哈贝马斯发表的《人的尊严概念和现实主义的人权乌托邦》一文对理解后期哈贝马斯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篇文章中，“人的尊严”被赋予了重要作用。童世骏教授指出，哈贝马斯认为，人的尊严的概念在哲学文献中早就出现，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频繁地出现于国际法文本和民族国家的宪法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尊严概念只是事后给人的权利概念赋予道德内涵；相反，两者存在着概念上的紧密联系。在人的权利概念的提出和阐述中，人的尊严概念发挥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它既是人权概念汲取养料的道德“源泉”，也起到了对不同权利范畴的调节作用。不过，人的权利与人的尊严概念既存在概念的张力，也存在现实的张力。童世骏教授认为，这一概念经过理论转化后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中国现实问题。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当前的主旋律，中华民族百年来遭受了各种屈辱，人的尊严概念是中华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道德动力。另外，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特别需要加强尊严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理的人格理想和交往关系，避免做出各种损害中国人形象的事情。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传顺副教授宣读了题为《批判解释学的批判——从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谈起》的论文。胡传顺副教授指出，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或许不是极端地对立的。伽达默尔并未鼓吹某种反对理性的权威、并未将真理和方法对立起来、并未完全地拒斥意识形态批判。他的思想与哈贝马斯思想具有某些共同的特性，诸如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和坚持理性的重要的地位。而哈贝马斯也认同并且沉默地运用了某些伽达默尔所提出的观点。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贺羡副教授宣读了题为《哈贝马斯之后协商民主发展》的论文。贺羡副教授指出，自哈贝马斯以来，协商民主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后两期都对哈贝马斯思想加以补充和发展。例如，哈贝马斯认为，在一种不平等的政治结构中人们仍然可以合理地交往、互动，而弗雷泽则批判了这样的论点。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概念，而弗雷泽则进而将“公共领域”划分为“强公共领域”和“弱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接受了这一区分，进而提出了一种“双轨制”的协商民主模式，推动了协商民主理论的完善）。本哈比提出了政治对话的三个原则，为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而辩护。
来自浙江省委党校的彭玉峰老师宣读了题为《现代性进程中的宗教元素及其对浙江的启示——哈贝马斯与福山转向宗教问题的逻辑》的论文。彭玉峰老师指出，在哈贝马斯的图式中，金钱、权力和团结是三种共同地维系现代社会的力量。哈贝马斯逐渐地意识到，膨胀的新自由主义观念正在摧毁现代社会中上述力量的平衡，而宗教则是一种可以保存交往理性、规范性乃至团结的资源。相似地，福山向宗教求助，是为了获得可以延续资本主义制度生命的非理性的元素。彭玉峰老师认为，哈贝马斯和福山对宗教的重视能够向今天的中国面对基层宗教兴起的疑难提供思想帮助。
对霍耐特思想的讨论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单传友副教授宣读了题为《霍耐特重构劳动批判的规范基础》的论文。单传友副教授说明了霍耐特试图令对现代性的劳动批判重新获得规范性的背景和成果。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意味着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动力，认识的来源和人的解放的力量。这样的规定使得规范性在马克思（青年的和成熟的）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中并未成为清晰的、显著的因素。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似乎并不关注劳动的积极的意义。哈贝马斯区分了交往和作为工具理性活动的劳动，从而在思想中驱逐了劳动批判。而霍耐特则倚靠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和涂尔干的劳动分工理论，将承认把握为劳动所具有的规范性，从而发展了关于劳动批判的思想。不过，他的努力也暗示着对资本的地位的承认，并未指向既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云峰老师宣读了题为《进步历史的当代想象：重读霍耐特》的论文。胡云峰老师指出，今天国内学者对霍耐特的关注较多定于他所实现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然而，通过回溯性的阅读，我们会发现霍耐特的理论逻辑是：社会学分析基础上的规范的重构（正义论）---社会学分析基础上的社会自由的诊断（病理学）---社会学冲突分析基础上的人类进步愿景（规范论）。以文本回溯的方式，把这种人类进步图景和社会斗争的要素从霍耐特的社会理论中提取出来，在今天全球面临多极化挑战和失序风险之时代，尤其具有鲜明的意义。它们给予我们希望，同时给予我们建议：希望是，尽管历史会出现自由的挫折或中断，但是经历困顿和努力之后自由依然会顽强地重建起来；建议是，我们要正视面临的挑战，不要在问题和困难面前退缩不前。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良斌副教授宣读了题为《承认政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的论文。陈良斌副教授指出，承认政治思潮的兴起是对现实中逆全球化浪潮的一种回应。查尔斯·泰勒率先发掘出黑格尔关于承认的思想，并将“承认”概念改造为具有公共性和政治性的政治实践。哈贝马斯则将承认政治与协商民主联系起来。而霍耐特试图引进社会心理学，将承认政治现实化：首先在经验层面上找到并消除“逆全球化”过程中蔑视（或歪曲承认）的产生基础，然后在泰勒的意义上构建一种以团结为特征的政治伦理共同体。陈良斌副教授认为，承认政治所展开的理论构想固然美好，但是其对现实的回应却存在严重的缺陷。而在全球性的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五个方面可以起到全面扬弃承认政治的作用，不仅将承认概念书写为一种新型交往关系的政治话语，而且把共同体的有机团结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对其他批判理论家的讨论
四川大学哲学系刘利霞老师宣读了题为《审美在批判理论中的地位变迁——从阿多诺到维尔默》的论文。刘利霞老师指出，面对发源于启蒙的解放的要求与合理化所造成的物化现象的冲突，为了将理性与解放继续联系起来，阿多诺只能将“审美理性”与“工具理性”区分开来，进而强调“审美理性”的力量。哈贝马斯批判了这样的路径，代之以一种以“交往理性”作为关键的含有规范的方案。然而，维尔默等人并不认可哈贝马斯对审美的意义的批判。维尔默认为，对交往而言，审美含有某种积极的作用；此外，审美还揭示了交往的限度。因此，应当将审美重新纳入批判理论的规范资源之中。这种方案同时意味着在哈贝马斯之后对批判理论进行更新。
浙江树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余永林副教授宣读了题为《坎普里迪斯批判理论范式转换简评》的论文。余永林副教授指出，加拿大的批判理论学者坎普里迪斯试图运用海德格尔的“敞开”概念替代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概念；反对霍耐特对“承认”概念以及相应的“蔑视”概念的夸大使用；将“接受性”概念引入批判理论。余永林副教授认为，坎普里迪斯的谋划尽管是对此前的问题的回应，却或许跌落至一种理想化的、美学化的构造之中。
来自上海大学哲学系的杨丽老师发表了题为《弗斯特的建构主义正义论及其困难》的讲演。杨丽老师认为，作为一种寻求规范性的思想，弗斯特的理论不同于霍耐特、耶吉等人的黑格尔式的路径，而是更多的继承了康德的传统。他的康德式的正义理论在批判理论的发展中含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把弗斯特置入到当今批判理论的范式之争来揭示这一意义。可以说，弗斯特不仅批判了霍耐特的“承认一元论”和弗雷泽的“参与平等二元论”，更明确地提出了一种以辩护作为基础的正义观念，以及一种“自主”且“多元”的正义论。
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江涛副教授宣读了题为《以托马斯·麦卡锡为代表的美国批判理论的反思》的论文。王江涛副教授指出，作为批判理论学者，麦卡锡的贡献在于：进一步发展了现代西方的思想、制度的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对批判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研究；促进了哈贝马斯思想与美国的实用主义的融合；运用批判理论考察了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培育了许多新一代批判理论学者。王江涛副教授还指出，在当代批判理论的发展中，美国批判理论家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国内学者应当重视美国的批判理论的研究。从美国批判理论的关注看，那些思想家结合了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的可错论的文化气质，普遍认为在“后形而上学”时代，我们有追求更好的论证和追求真理的义务，这可以用哈贝马斯所谓的“交往理性”“商谈理论”等加以说明。但他们认为，理性无法被仅仅看成是“交往”的理性（像哈贝马斯那样）。就批判理论发展而言，美国批判理论注意到了全球化过程中的政治伦理问题，围绕承认的争论开辟了批判理论的新论域、创造了批判理论的新形态。
来自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谢静副教授宣读了《解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奥菲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另一重维度》。谢静副教授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如罗莎·卢森堡、考茨基以及早期的希法亭，普遍认为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将导致经济危机并进而加剧阶级斗争。而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解组织化资本主义”理论。奥菲在1985年出版的著作《解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当代劳动与政治的转型》一书，提出了他自己的对解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见解。作为在他福利国家危机理论外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维度，奥菲以“解组织化的资本主义”概念为前提，探讨组织模式、程序以及制度如何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政治力量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动态平衡。奥菲将后期资本主义的“解组织化”抑或权力的流动与分散理解为一种显著的趋势。以往的理论往往设定了社会权力的集中以及相应尖锐的阶级冲突，而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可以部分地被缓和。但是不同的劳动者之间、阶层与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却日益显著，这使得社会显现出某种失序与混乱的特征，社会对抗则呈现为更为复杂的局面。奥菲的观点具有非常明确的解合法性目的；。他并未简单地得出后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结论；不过，他认为，在现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界限内，后期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张力只能是被管理，而并不能够被彻底解决。这种对矛盾与内在张力的强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批判传统。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闫高洁宣读了题为《批判的批判——论拉埃尔·耶吉对“异化”概念的批判》的论文。闫高洁同学认为，耶吉凭借对“异化”概念的剖析，指出了它的一般性的意义：某种关系的形成而非缺失、支配关系的建立、人丧失力量与丧失意义。“异化”由此是一个与“自由”相对立的概念，它的核心在于勾勒出一种“无关系的关系”。耶吉反思了以往的“异化”概念的缺陷：它往往蕴含着对主体和最终的和解的设定，从而为本质主义所误导。可以说，她的批判既击中了关于异化的思想的要害，也暗示了一条直观地看待异化的路径。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秦美珠副教授宣读了题为《论南茜·弗雷泽关于女性主义承认转向及其影响》的论文。秦美珠副教授指出，弗雷泽描绘出女性主义的发展轨迹，并不只是为了说明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更是为了将其视为“划时代的社会现象”，从而说明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发展过程。随着组织化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向全球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正义诉求从再分配转向承认，女性主义诉求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国家资本主义阶段，第二波女性主义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主义、男性中心主主义、精英主义加以批判，展现了性别正义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维度，以及整体化的性别视角。随着女性主义性别平等理想逐渐被社会广泛接受，共产主义理想式微、新自由主义盛行，正义诉求日益趋向对差异的承认，女性主义诉求也从追求重塑政治经济结构转向文化差异、文化承认，从而放弃了上述批判，转向了青睐温和的、文化的批判，将承认理解为自己的主题。弗雷泽对当今女性主义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持反对的态度。她认为，过分强调承认使得女性主义抛弃了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失去了对现实的政治改造能力，于是，从一种进步势力蜕变为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保守势力。
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秀丽老师宣读了题为《社会结构与具身生命——论艾利斯·扬的女性主义批判》的论文。孙秀丽老师指出，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艾利斯·扬将社会正义分析与性别压迫诊断结合起来，致力于探究批判的女性主义理论。她从结构性视角审视性别压迫，尤其关注了日常生活隐匿的非正义。她批判传统的性别本质主义视角，将性别个体理解为居于不同社会结构的“具身生命”，并主张以政治的方式包容性别差异，其中包括公共空间和隐私权的民主化。艾利斯·扬的女性主义批判为现代社会实现性别平等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诊断和解放路径，同时也表明，作为审视社会正义的重要窥镜，女性主义视角为批判理论进行充分的社会分析和诊断提供规范资源。
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华眉老师宣读了题为《朱迪斯·巴特勒的社会批判》的论文。吴华眉老师指出，巴特勒的女性主义的社会批判属于广义上的社会批判理论。她的批判具有三个向度：性别话语批判，亦即对作为同一的主体的“女性”概念的批判；权力关系批判，亦即在对语言和身体的相互构成的分析中，展现性别主体的压抑－生成和“批判的颠覆”；伦理政治批判，亦即对制约个人与个人间的联结的自由主义等观念的批判。巴特勒的社会批判站在激进结构主义的视角，综合了激进人本主义和激进结构主义的传统，从权力流动的角度上补充了规范话语的问题性，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路径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