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复旦大学微信公众号）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在这时空穿越的四十年里，不仅有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开放实践，也有广大学人们的思想贡献。十一位文科资深教授应邀分享他们与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故事！

今天为上期，让我们一起聆听刘放桐、王水照、姜义华、周振鹤、童兵五位文科资深教授的肺腑之言——

我国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1950 年以同等学力身份参加高考，当时选读了湖南大学经济系，1954 年大学毕业后，我先是被分配到北京的财政经济出版社工作。业余时间除了阅读一些经济学著作外，更多地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促使我从经济学转向哲学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一向不安于现状，想换一个专业试试。二是受到当时国内掀起的批判实用主义运动的推动。而真正开始走上哲学之路还是1956年。当时教育部决定在一些有条件的大学开始试招授予学位的正规研究生，即所谓副博士研究生，我正好有志于继续深造，于是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而且被顺利录取。1960 年底，我作为副博士研究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四年学习期满，分配到了复旦大学哲学系，从此走上了哲学研究和教学的道路。从1961 年初至今，我在复旦工作已逾57 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方面可以说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21 世纪以来的变化是对20 世纪后20 年变化的承续和发展，学者们都注意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正因为如此，对现代西方哲学可以作更为深入具体的研究和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了。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发掘和整理以及重新研究都已进入高潮。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是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按照这个方向发展下去，必将取得更大成果，特别是长期谈论但未能具体实行的马中西的贯通定将成为现实。

找回学术本位，找回自我

1978 这个平常年份，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四十年间，改变了国家、民族的发展方向，甚至影响了全世界。从财经濒临崩溃一跃而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文化沙漠进到科学、文艺、学术等的全面繁荣，其翻天覆地的伟观为历史上所罕见。尤为深刻的是直接影响到千家万户，影响到每个普通人的命运。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个人的成长发展，我就是一个平凡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受益者。

说来凑巧，我也是在1978 年从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调至上海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正与新时期相随相从。时代点亮人生，回首平生，这四十年是个人生命史上最充实、最美好的岁月，可谓刻骨铭心。我不仅从科研工作者到人民教师的社会角色发生了转换，更重要的是思想、信念、理想的新变。尽管治学还算勤奋刻苦，但成绩乏善可陈，而盘点一生，我主要的成果都是在近四十年中获得的。体会最深的是找回学术本位，找回自我，做自己愿意做的课题，说自己想说的话，学术之路越走越宽，确有一种精神解放的感觉。我感恩改革开放的时代。

四十年来无与伦比、举世称羡的改革开放成就来之不易，历经风风雨雨， 越过多少激流险滩。值得铭记是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政治路线，亿万群众同舟共济、奋不顾身的拼搏精神，不断探索、永不停步的创新追求。语云“四十不惑”，四十年来所积累的经验、智慧以及形成的民族自信力和国家战略定力，都是一种更为宝贵的财富。它必能应对今后一切不能确定的挑战和危机，确保新时代改革事业继续前进， 迎来更加光辉的未来。面对新时代，我又充满敬意和期待。

总想做一颗有思想有追求的水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后，我获得了平反。四十年来，中国农民如何从土地的束缚及手工劳动的束缚中获得真正的解放，而成为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伟大动力，始终是我教学与研究的重点，《理性缺位的启蒙》和《现代性：中国重撰》都是以此为主轴而展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凸显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性质， 我认为，与此同时，我们一刻也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的文化性质，因为社会主义更是一种新的文化、新的文明。所以，在深化章太炎、孙中山、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础上，尽我所能推动开展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策划与组织全国两百多位专家共同撰写了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中华文明的根柢：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是自己这一方面研究的主要心得。在史学这片汪洋大海中，我自知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颗水滴，但从来不敢懈怠，不敢忘却史学研究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总想做一颗有思想有追求的水滴，一直努力在不断的自我反省和不断的探求中，多了解一点真实的历史、可信的历史，多体悟一点历史所蕴含的真理，好在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巨变中尽一份微薄之力。

做学问先要求真

由周振鹤教授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三卷）是继承其导师谭其骧先生的遗志，倾力打造的我国第一部行政区划变迁通史。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堪称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第一部具有学术意义的中国行政区划变迁通史。他曾用这样两句话来总结《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三卷）丛书：“如果我们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用一句话来形容，我想可以叫做‘横看成岭侧成峰’。横看这是一道山，但是侧成峰一本一本就是一个峰，每一个朝代都是一个峰。也就是说每一本就是一个断代政区地理，但是连起来就是一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第二句话就是‘行不由径’。‘行不由径’在《论语》里头有，但是，是子由讲的，不是孔老夫子讲的，所以不大有人注意。‘行不由径’是什么？就说走路不走捷径，要走大路。因为走捷径就可能有时候会出毛病。我们的每一步考证，每一句话的写作，每一章节的分布安排，我们都是行不由径，就是说话一定要有根据，没有根据的话不说。这是我们写这套书的一个信念。”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治学生涯中，周振鹤教授笃信前人的一句话：“学以求真，不在致用。用以济民，不在干禄。”他认为，“做学问先要求真，而不是先问它有什么用。如果将学问应用到工作当中去，目的也是为民众服务，而不是为自己的仕途升迁”。

从“新闻无学”到“显学初现”

我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受益者。1968年12 月我从复旦新闻毕业到内蒙古骑兵五师当“弼马温”，后又到通让铁路当养路工，最终被锦州铁路局《锦铁消息报》发现“有个复旦新闻写手”调到报社。十年之后，大学校门重开。1978 年10 月我从原录取学校北京大学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攻读硕士学位。从此，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雨露阳光，一路顺泰。20 多年之后，被母校引进，后来成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四十年来，我始终以负责的教学、较好的科研成果和不知辛劳的社会服务报恩改革开放路线和两所学校师生对我的关爱，也始终以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主任、教育部社科委咨询组成员以及人力资源部博士后专家组成员等岗位，积极参与并努力推进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2008 年，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参加教育部社科委和社科司主编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一书的编撰，《新闻学与传播学》一卷由我主编。从2006年开始，我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985 基地的同事合作编撰出版《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每年一卷，至今已出版13 卷。2012年，传播学正式传入中国30 年，为纪念这个重要的学术破冰之旅，我请两位学生在香港拜访美国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的关门弟子余也如先生，请其回顾施拉姆向中国传介传播学的经过，写成专稿，推动国内有关新闻研究院所出版了纪念专辑。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创新、融合，现在新闻学在中国已从“新闻无学”的被动状态，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目前，全国681 所高校开设1244 个新闻本科专业点，拥有本科生23 万人，专职教师7000 余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将新闻学列为11 个“支撑性学科”之一。最近，教育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将新闻传播专业列为全国重点建设的“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