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社会哲学与社会理论”论坛综述
自马克思、涂尔干及韦伯等创立古典社会理论以来，社会理论更成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显学，并产生了一批卓越的社会理论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具有一定的基础，但相对于时代需要仍显得滞后和不足。基于此，12月1—2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暨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举办了首届“社会哲学与社会理论”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杭州师范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40余位学者与会。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邹诗鹏介绍了本论坛设立的基本理念和意图。在他看来，做实做精社会理论、培植更多的青年优秀人才，乃本论坛的基本目标。社会理论本来就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也是哲学、社会学以及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传统及范式。当今世界的诸多问题，例如民族国家、都市、网络、空间、身体、性、技术、环境、分工、认同、流动、民粹主义等等，都特别有必要并值得展开社会理论研究。社会理论所具有的洞察、分析与想象力，使其在分析和处理复杂而多变的社会关系、过程及其事件方面，显示出相当的优势。社会理论不走极端，不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从后革命到治理的持续而又艰难的转变与调整过程，特别需要社会理论的资源乃至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中本身就具有“执两用中”“致中和”追求和谐大同的社会理论传统，而且，针对当代世界面临的民粹主义困扰，中国社会理论资源及其智慧意义愈加显著，值得挖掘与阐释。在哲学研究方面，作为与伦理学、政治哲学同等重要的当代实践哲学之一种，社会理论特别有必要加强。此外，社会理论的研究也有益于加强哲学本身的开放以及哲学向相关学科的沟通对话。
论坛期间，与会学者围绕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涉及“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定位、核心概念及其同现代社会批判传统的关联”、“关于古典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关系”、“十九世纪知识型与结构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形成”、“中国社会理论传统的分析与运用”、“韦伯的价值中立思想引发的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两大方法论的争论及其意义”、“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资源的深入讨论”、“对若干当代社会理论资源如福柯、德波、卡斯特、斯图亚特·霍尔、吉登斯等相关思想的讨论”、“都市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批判理论”、“当代精神处境的社会文化分析”等。
结合论坛主题，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南湜指出，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极端时期不太可能出现社会理论，社会理论应当是在一个社会缓慢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尽管诸国家民族也都有社会理论传统，但古典社会理论传统却应当特别归之于英国与欧陆两大近代传统，并由此奠定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这两类传统：一类是英国式的自我保存，基于个人主义的制度建设；另一类是欧陆服务于国家学及官房学的社会建构。
之后论坛围绕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定位、核心概念及其同现代社会批判传统的关联展开。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考察了马克思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实在主体”。他认为，“实在主体”就是“既定社会”，且“主体即社会”。这一概念不能在抽象的形式逻辑或先验逻辑、而应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中去理解，由此他批判了康德范式，因为后者缺乏清晰的社会历史维度，不可能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当然基础，真正奠定现代社会科学基础的是马克思，同理，不应以形式逻辑或先验逻辑为据，将中国样式看成西方样式的翻版。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刘森林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区分了事实与现实。事实是确定无疑的，而现实具有不确定性，这一区分对社会理论而言十分重要，因为社会学必须要考虑社会事实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从方法论角度而言，现实研究的方法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浪漫主义方法、尼采式的内在方法，共同构成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三种方法。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其所研究的社会现实如何处理同自然现实的区别，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怀玉指出，马克思所开创的是面向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社会批判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当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可能从“抽象的”本质科学上升为“具体的”现实社会科学。其中，以列斐伏尔、阿尔都塞、大卫·哈维、吉登斯等为代表的左派社会哲学家共同促成的空间化转向，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中所固有的历史空间辩证法精神出发，重构了当代西方社会科学。
都市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部分西方左翼学者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典范畴自觉纳入空间哲学叙事，并围绕城市景观与资本逻辑间的历史-地理性辩证关系，所构建的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症候予以激进反思的前沿理论体系。针对都市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批判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强乃社主张，应建构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范式。在这一构建中应积极借鉴相关理论资源，除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外，应重视马克思对都市的分析资源。总体上看，都市社会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经济上，空间经济和区位经济的重要性增加；政治上，城市权和空间正义问题凸显；文化上，呈现出普遍后现代尤其是空间视角突出的后现代时代。他还对现代性话语提出质疑，认为针对西方强势的现代性话语，应当有一定的后殖民意识。
此外，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温权讨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都市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经典论域，并强调这些论域的提出重申了被传统马克思主义长期忽视的城市空间向度。而这同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双重旨趣，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发生重大转向的情境下，自身言说范式自觉更新的一种积极尝试。
论坛还涉及当代精神处境的社会文化分析。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教授王小章针对现代人的“厌烦”情绪，分析并强调“厌烦”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本体性的情绪。韦伯的“人格”论述诠释了一种“招魂”式的自我修炼型自我实践；齐美尔、福柯诠释了一种“无边的挑战”的自我实践，这两种自我实践路径存在着各自的困难，也都无法克服本体性的厌烦。马克思则描绘了一条个体在“共同体”中实现自我的路径，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关系说法有益于克服现代人的厌烦情绪。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教授唐魁玉则是结合现时代网络在人类生活中的全面渗透，从伦理维度出发对网络生活世界进行审视。他认为网络美好生活价值建构的伦理维度可以归纳为三点，即以网络角色伦理、网络关系伦理和网络行动伦理为建构策略，并以主体自由、关系和谐、行为适度为相应的伦理规范。网络美好生活的建设是一个渐进的法制化、道德化的国家治理和网络社会演进过程。
结合社会现实，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孙斌对当今社会批判美学的重要性进行揭示。从社会问题入手，社会一方面作为整体使个人获得了自身的是其所是，另一方面又作为主宰使个人失去了自身的是其所是。而本身就是社会性的东西的艺术作品使我们得以以社会的方式直面社会，这一任务在艺术社会中得到的担当，就是今天批判美学的意义之所在。
面对当下哲学与社会学的社会理论研究现状，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肖瑛指出，二者理应加强沟通对话，相互吸取资源，以提升中国社会理论研究的整体质量。他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天下为家与封建郡县的相对相寓关系。封建和郡县不仅仅是行政制度之分别，还同儒法之争相对应，并指出儒家薪火相传的核心，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强化郡县制的化私为公能力。对封建和郡县既从体制角度进入又跳脱出体制范畴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既将之构建为一个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范畴，又在具体历史进程中再现观念和经验的复杂关联，进而为讨论现代性问题提供历史的思路。
论坛还结合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展开讨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吴猛围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新历史观的界定，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指出这一问题对于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研究对象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并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实际上共同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两个不同但在根本上一致的路向。尤其是恩格斯所关注的几乎所有问题,其隐蔽的前提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随着资本的推动所导致的生产力的不断增长而引起的系统内部的质变。这一思考路向并不着眼于特定形态资本主义的隐形结构即生产方式的分析,而是着眼于不断发生形态变动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分析;其主旨也并不在于分析马克思意义上的否定也即构成既定形态资本主义的现实运动之异质化的可能性,而是着眼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借助自身结构诸要素的不断变化而不断走向黑格尔意义上的否定也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定性的反面(也就是不断走向理性化)的可能性,这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进行的探索形成互补。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张建华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常规理解提出质疑。集中围绕两个问题，即马克思是否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另一方面，人的本质是否由社会关系决定？针对上述两方面内容，对马克思主义中的基础性理论进行追问。而这一主题在社会哲学和社会理论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此外，论坛还围绕韦伯的价值中立思想所引发的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两大方法论的争论展开讨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郁喆隽认为，以往关于韦伯方法论的研究着眼于价值领域不可还原以及彼此对立的特征，成为某种互不干涉的“价值分立”论，然而，某些价值领域尝试获得或重新夺回“主神”地位，凌驾于其他领域之上，引发现代性的内在持续冲突，其中包含了对现代性的基本分析与诊断。因此，有必要将“价值领域”作为理解整个韦伯的基础性架构。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米兰则是针对施特劳斯对于韦伯社科方法论的批评，将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置于更纵深的一个研究视野内，并结合19世纪德国思想传统中的历史主义所面临的困境对韦伯的价值中立思想进行考察。
在方法论层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谢晶对“玛纳”与实践观念的可译性作思想史考察，研究了涂尔干结构主义方法论对于规范性的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意义，借此对绝对主义方法论提出质疑。她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普遍化与本土化两个极端，而在普遍主义已经取得话语权的背景下，很有必要强调社会科学相对主义方法论的价值。
此外，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李嘉弘比较了语言学家索绪尔所提出的结构主义学说和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学-人类学思想。参考了福柯提出的知识型这一概念，试图探寻以上两种理论同十九世纪知识型之间的共同关系。两者通过将主体的思维和表象空间客观化的尝试，实际上将十九世纪知识型推向了极限，从而使得对于十九世纪建立的这样一种主客关系的反思成为可能。
论坛同时涉及古典社会理论资源及其与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关系。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迟帅立足于涂尔干关于人格形成的建构论视角，对现代主体的建构过程进行分析。他强调涂尔干道德社会学的立足点，即道德的社会性是理解道德本质和作用的核心，而各种各样的主体形式是一系列社会建构的结果。尤其是现代社会越来越注重的个体权利也是来自于社会的历史作用，是随着社会的个体化而产生的，个体权利并不具备原始的固有的自足性。个体人格的产生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主体的最重要的来源——个人主义的兴起，然而这些在涂尔干看来是社会自身建构出来的范畴。
此外，在经典社会哲学框架内，道德的批判性建构在马克思和涂尔干的比较视野中是一个重要问题。安徽大学哲学系吴辉分析并讨论了马克思、涂尔干、康德道德思想批判的范式差异，并指出马克思对康德的批判实现了一种本体论转向，体现出对启蒙理性的超越；而涂尔干所用原则仍是修改的启蒙理性原则，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高度，这成为二者的根本差异。
关于风险社会，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潘斌讨论了其中所涉及的正义分配问题。通过对罗尔斯分配正义两原则尤其是对差别原则的使用与修正，探讨如何实现社会风险的正义分配。风险社会与其说是关于资源与财富的分配，不如说是对风险认知与风险治理能力的分配。在这个意义上，能力进路的分配正义是在契约论进路的分配正义之外的积极尝试，它试图修正罗尔斯正义论偏重于财富与收入的分配逻辑，转而根据可行的能力来决定资源的合理分布。“能力门槛”的分配进路一方面需要遵循一人一票式的算术式平等原则，但基于自然的偶然性因素与社会的偶然性因素所导致的不平等使得差异原则也不可或缺。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张容南对社会想象的转变与叙事的作用进行了揭示。社会想象的转变路径有两种，“叙事对照”的路径和“叙事抗争”的路径。叙事对照比较和思考的是不同视角的叙事所构筑的社会想象的优劣，强势的一方如何迫使那个在“善观念”的竞争中输掉的一方转变其社会想象。而叙事抗争——作为叙事参与的一种形式——考察的是个体如何通过抗争性的叙事实践改变社会关于身份类别的主流叙事，进而改变社会想象。并同时指出在这两种不同的路径中叙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深刻批判对于理解当今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限度仍具启发意义。基于此，南开大学哲学院齐艳红讨论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自由承诺及其限度。西方协商民主理论被认为是对自由民主之聚合模式缺陷的一种矫正。聚合民主模式旨在通过公民个人既定偏好或选择之聚合后果进行集体决策，这种民主合法性论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倾向于保护个人先在的“消极自由”。而协商民主理论自兴起之初则强调主体参与公共对话和协商的过程在民主决策中的核心性，在新近发展中，协商理论不止寻求为民主合法性确立规范性基础，而且力图内在拓展自由的维度，甚至明确承诺一种 “多维自由”。从自由的视角看，尽管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希望“拓展”聚合民主理论划定的“自由界限”，但其自身依然未能超越自由民主发挥功效的社会结构，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分。
同时，关于马克思的物化批判，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冯波指出，只有在物化批判的视域中，才能彻底解决四十多年来关于马克思与正义关系讨论的核心问题，即资本主义剥削。他指出，马克思的物化批判不是在价值论上的批判，而是在认识论意义上对假象的彻底拆穿，后者正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客观研究本身。
此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这一文本对于研究把握马克思的方法而言具有重要地位。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曾对其进行分析解读并影响深远。针对霍尔的创造性“阅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孔智键指出，在这一过程中霍尔深化了自身对差异与同一、理论与现实等诸多问题的认识，并将其运用到现实文化现象的分析当中，同时也从方法论的高度出发进一步推动了自身对结构主义的理解和突破。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炯结合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文本，分析并厘清了马克思激进社会理论的自觉、凝聚与回撤。在他看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哲学共产主义促使马克思实现社会自觉。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确证了无产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中“重建社会”的使命。1847年底的《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与《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激进社会理论凝聚为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概念与“社会革命”思想。此后，经由对1848年法国革命的反思，马克思从能动性与结构两方面完成了激进社会理论的回撤，一方面与当年的激进革命者划清界限，另一方面推动他进入19世纪50年代及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
除上述话题之外，论坛还结合了若干当代社会理论资源，如福柯、德波、卡斯特、斯图亚特·霍尔、吉登斯等相关思想展开热烈讨论。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李乾坤对福柯与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关联进行探讨，认为《启蒙辩证法》中对自我保存原则的批判与福柯生命政治批判有着内在契合，共同探讨现代社会的统治形式，以及这种统治形式背后的支配性力量。
卡斯特继承了图尔纳开创的“行动社会学”，在去政治化的前提下，基于其对社会运动作为对意义的文化建构及其对都市自治的作用的研究，形成了都市认同理论。基于此，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闫婧结合卡斯特的认同理论，探讨了意义的文化建构与都市自治问题。同时指出卡斯特认同理论具有其内在矛盾性，主要根源于卡斯特对于民族国家理解的局限性，近年来的态势也同样表明，意义的文化建构依然应被置于民族国家及其世界化进程中来把握。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冰菁分析了景观概念的诞生。通过对景观概念在德波那里的诞生过程的分析，揭示出景观概念的丰富内涵。同时指出，景观作为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范畴，揭穿了与20世纪的消费社会或丰裕社会相匹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统治方式。
米德关于时间的研究,构成了社会理论当中极为关键的环节。对此，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刘拥华讨论了作为社会理论的时间向度的米德的时间观念，并从“时间向度的出场”、“现在的哲学”、“延迟反应”、 “自我的时间构成”、“突现的事物”等方面展开分析,勾勒出一个米徳关于时间理论的大致轮廓。
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卓承芳围绕维希留灰色生态学思想及其理论意义进行了阐述，并指出维希留的灰色生态学深化了20世纪技术批判思想，基于速度与权力之间关系，打开了对技术与生态问题的新理解，并为反思科学技术与进步之间关系打开了新的伦理思考维度。
南京大学哲学系黄玮杰针对当代社会以怀旧作为终极指向的逆托邦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本意为“乡愁”的怀旧在当代并非一般文化或集体意识现象，它作为一种欲望-幻象构建，浓缩了“无乡可愁”的过度现代性状况下社会主体虚假的故乡认同困境。同时指出，这种以怀旧为主旨的逆托邦，作为时间维度的误认，正如拜物教误认一样，终将在生产这种幻象结构的社会形态瓦解后消散。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针对20世纪晚期社会学理论的混乱状态，在反思结构主义传统的同时，意在对当代社会理论进行系统重建，而这一重建的方法论基础就是其“结构化理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陈曲围绕吉登斯关于行动系统结构性的分析进行探讨，并强调吉登斯的这一分析显示出不同于以往结构主义的全新路径，即从“结构”转向“结构化”，从以往“形式化的结构与历史”转向植根于“行动—结构”的“积极主动的历史”。
据悉，第二届论坛将于2019年5—6月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承办。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胡大平教授代表承办方提出，第二届论坛将围绕“现代社会基础条件的变迁”、“当代社会结构与功能变化”、“社会文化现象及其文化理论研究”等三个议题展开讨论。
（撰稿 陈曲；摄影 张敏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