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专业学科沙龙系列五

2018年12月24日上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生学术沙龙第五期如约而至。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王庆丰教授带来了题为“《资本论》中的生命政治”的报告。

首先，王庆丰教授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学批判在今天只有作为生命政治才是可能的。当前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面临三种批判。第一种是以雷蒙·阿隆为代表的批判，他主张剩余价值理论背后暗含无产阶级的价值立场，同时该理论是缺乏科学性的；第二种批判来自诺奇克，他强调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价值有一部分来自资本家的经营活动；第三种批判是柄谷行人的主张，他认为剩余价值不仅来自生产领域，在流通领域中也能大量产生。

基于剩余价值理论面对的种种批评，批判资本主义的道路需要转向生命政治的批判才能得以成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绘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形象为生命政治批判的展开提供线索，这意味着劳动力成为商品具有新的现代意涵。接下来王庆丰教授指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三方面意义。第一种意义是导致了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形成，其次是出卖劳动能力的伦理道德后果，最重要的是现代生命政治的诞生。

现代生命的诞生意味着一种支配性关系的出现。当货币成为现代世界所有人的尺度和依据，现代社会从根本上具有三种社会意涵：一方面是成为市场社会，即一切行事的原则都被纳入市场经济的范围；其次意味着资产阶级社会的诞生；最重要的是现代社会成为一种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现代法治共和国。货币作为购买力已经由一种经济权利变成政治权力，最后通过法律上升为一种普遍的规训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把生命政治引入资本论，意味着要从类生命的角度扩展生命政治意涵，从而将意识形态理论纳入生命政治的研究范围。

王庆丰教授进一步分析了《资本论》中展开的生命政治的规训和管控。从对现役劳动军即军人的管控角度看，现代资本主义通过工厂体系、工艺学和工厂法在工厂中实行“专制体制”的控制。从对产业后备军的管控角度看，产业后备军处于三种意义上的“例外状态”，即一个无法律的、模糊不清的和门槛外的状态。当产业后备军成为过剩人口时，意味着它作为一种剩余物也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管控中去。

资本主义对产业后备军的管控，使得产业后备军和现役劳动军之间形成了一种对抗关系，前者给资本主义生产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在加重现役劳动军的过度劳动状态的同时，把后者的工资稳固在最低程度内，并进一步成为当前无产阶级革命的绊脚石。这种对抗关系实际上遮蔽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根本矛盾。

现代社会对产业后备军的管控进一步表现为一种“分化”，即人才储备军和现代性的对比。所谓从职业规划的角度对人的生命的自由发展，本质上无法逃离市场原则的支配。这种支配正是出于对现代性淘汰机制的恐惧，从根本上看是另一种对主体的隐秘塑性和规训。在人才储备军和现代性的对抗中，原本具有统一的联合可能性的无产阶级被孤立成自由的个体，阶级意识已经逐渐被阶层意识取代，并最终意味着革命的逝去和消亡。

因此，生命政治在本质上意味着思想最深刻者所热爱的生机盎然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机械复制的世界。《资本论》所关心的正是现代世界最微观的领域，即作为每个个体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二者的结合是现代社会革命的转向，即对人类苦难的真正关怀。

在评论环节中，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猛副教授、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爱民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陆凯华研究员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评论。

吴猛副教授提出，在阿尔都塞开启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分析的路径下，生命政治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理解何以独立构成一个分析对象？其次，报告中强调福柯对生命政治的批判缺乏对类生命的探讨，因此如何从《资本论》角度找到不同于对总生命理解的类生命的生命政治。周爱民副教授指出了从“资本主义内爆”的角度理解生命政治批判意义的可能性。从生命政治的视角已经能够做出对剩余价值理论批判的回应。陆凯华研究员从马克思和黑格尔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入手，指出应当重新考虑对货币崇拜和国家理性的问题。并强调理性和为理性关系的分析是考察危机理论的重要入手点，而不仅是从权利关系的视角考察危机。

王庆丰教授对以上问题一一进行了简短的回应，强调生命政治的讨论主要基于现代国家从驯服利维坦到驯服资本权的转变，同时重提对生命政治在资本家身上的支配性也应当纳入考虑。

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办，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鲁绍臣副教授主持。

（撰稿、摄影 张米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