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社会哲学不是在流行的社会学和哲学研究之间整合出一种满足于今天跨学科需要的新理论或新视角。在我们看来，那种做法只是一种为创新而创新的市场化学术动态，它恰恰是严肃的社会理论所批判的物化现象之表象。实际上，社会理论家们在讨论问题时都深刻地贯穿着哲学的探讨，即关于社会是什么的形而上学探讨。这种探讨不仅涉及研究逻辑的可论证性，而且更关注每一种主张的价值之合理支撑。为此，我们将从思想史的视角切入，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既有研究，从“社会一般假设”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社会哲学的研究问题。

社会批判理论与一般社会发展理论逻辑统一

从思想史及其当代意义的角度来说，社会哲学正是我们独立的思想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我们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例做一简要阐述。

我们都知道，经由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左翼知识分子之中大多采取了社会理论的形式而发挥作用。在逻辑上，法兰克福学派是承接卢卡奇的理论传统的。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它所批判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认知，不同的是，后者与商品社会结构保持一致并作为其反映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卢卡奇这样做，是试图明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适用范围。卢卡奇为旨在推动资本主义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打开了运用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方便之门。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批判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维度。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来说，对特定社会的批判与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进程的理解，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正因为这一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非常明确地区分了广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狭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即关于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理解和对特定社会历史特殊规律的理解，这两者都是必须的。正如国内学者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哲学（即唯物辩证法，也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认识），那么作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可能完成。因此，强调基于特殊社会规律的社会批判理论没有问题，但如果进一步以此来压抑一般社会发展理论（即社会哲学）则就成问题了。

反观法兰克福学派，尽管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十分深刻，但也存在着关于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一般特点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就整个学派来说，始终存在着独特的内部矛盾和分歧。一方面，在总体上，构成整个学派批判社会历史哲学纲领的《启蒙辩证法》（它的自我定位）实际上以比较精致的形式重申了异化史观，即历史人类理性的自我颠倒。另一方面，在学派内部，也存在着多种关于人类历史变迁一般机制的叙事。例如，马尔库塞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类”以及精神分析关于个体的分析，从发生学角度揭示文明变迁及其未来。以哈贝马斯及其引发的理论争论看，重建关于社会（文明）的一般理解，是深化社会批判理论的关键。这些理论家自己也讲得很清楚，之所以他们与马克思发生思想关联，原因亦在于马克思提供了最为深刻的资本主义批判，但在他那里，关于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其他社会形态的分析是需要澄清的。

重新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结构和变迁的基本看法

正如萨林斯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并没有陷入他自己所批判的拜物教中，在他那里并不缺乏与象征人类学一致的追求。当然，正如教条主义的解释，生产力崇拜似乎也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维度。对于此，萨林斯认为存在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萨林斯只是借助于西方学者“两个马克思”之见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已。萨林斯没有认识到的是，在所谓两种历史唯物主义表述之间存在着逻辑联系。前述恩格斯关于广义与狭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区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恩格斯没有说明，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明确强调的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概括是基于人类历史展开的实际水平进行的。马克思的名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说的便是这个意思。

正是从上述马克思创建的科学方法出发，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在今天，必须重新理解包括马克思的许多重大命题在内的关于人类社会结构和变迁的基本看法。这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例如，当我们使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一般见解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转化时，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较之于先前历史阶段，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极大地增强了，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提出比基础更基础和比上层更上层的问题。这是因为，当我们面对诸如互联网、手机不断刷新生活方式时，有没有意识到，更深地改变自己的不是外在的技术，而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必须与技术区分开来的“资本主义应用”，即在现代社会中不断被强化的技术创新思维和路径。后者在今天不仅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能力，而且决定着新技术应用的社会后果。现代社会的物化正是发生在这一层次上，它的表现是，技术创新不是为了改善人类生活而是为了资本增殖。在逻辑上，社会描述是人与人的关系，但这种关系的建构具有历史性质。在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历史地积累起来的被视为心理的和文化的那些社会形式，虽然在根本意义上是经济生活的产物，但它们在一个社群的实际生活中却会直接站在前台指挥着社会的运行。在这里，我们再次遭遇到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

重新审视社会研究的基本假设

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现代社会发生的这种变迁，那么，也就顺理成章地理解了西方社会理论的反应。诸如吉登斯这样的学者在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之后提出“新规则”，把“语言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作为中心主张来解释社会学，不就是要求回应以欧洲社会为原型的丰裕社会之意义优先的行动逻辑吗？马克思主义必须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做出自己的科学分析。重新发展社会哲学，深化自己的基本研究假设，便是基础性工作。

历史地看，从孔德突出社会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后，在社会自我认知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方法论反思的需要。我们前述提及的法兰克福学派、法兰西理论、吉登斯等，只是漫长的社会研究历程之不同阶段的代表，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复杂的对话关系。从这些例子看，在社会研究的基本假设上，确实存在着不少马克思主义需要直接面对的重大问题。如果说，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研究学派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唤，那么建立自己独立的社会研究基本假设将是最核心的问题。可以断言，缺乏独立的社会哲学建构，要真正面对西方思想史事实都很困难，更不必说摆脱其影响。因此，我们主张重新重视社会哲学研究，不是简单地捍卫一种既有研究路径，而是主张通过对传统研究关于社会基本假设的反思打开新的视域。在今天，社会历史的急剧变迁，这种反思成为强烈的理论需求。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