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在社会研究和社会理论中，价值介入的问题一直是一个聚讼不已的问题。实证主义社会理论、阐释的社会理论和批判的社会理论均对其作出了深入阐释。在笔者看来，要澄清和把握“科学的社会研究”是否容许甚至必须价值的介入，需要弄清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所涉及的，实际上是作为“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对象，社会的运行和发展有没有“必然性”以及如何理解这种“必然性”的问题。如果社会的运行和发展没有必然的法则，那么，社会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对人们的实践真正有指导意义的哪些知识？如果历史发展只有偶然性而没有必然性，“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科学性在哪里？与文学叙事又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社会的运行和发展遵循必然的法则，那么，人的自由意志的位置又在哪里？如果历史发展呈现为一种必然的、无可避免的逻辑，则包括社会研究者在内的人又如何作为历史的主体带着自己的价值主动地介入社会的进程？绝对的偶然性和绝对的必然性实际上都抹杀了社会研究者作为历史之理性主体的可能。摆脱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所谓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必然性。稍稍深入思考一下“必然性”这个词的含义，就会发现，事实上存在着两种含义的“必然性”。一是指历史发展之所有其他的可能性均已被排除意义上的必然性，即由A必然到B，由B必然到C，不可能出现其他可能；二是指对于某一事物的出现和存在来说那些必需的条件都必须具备这一意义上的必然性，即如果要出现或存在X，就必须具备什么条件，缺乏这种条件或这种条件不充分，X就必然不可能出现或继续存在。第一种意义上的必然性排除了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任何主体性自由和价值选择的可能性，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历史决定论”，必须予以拒斥。但第二种意义上的必然性则不同。这种历史必然性实际上是社会在既有的历史条件下向某个特定的方向或目标发展的现实可能性，但是，它并不意味着社会或人们的实践只能别无选择地迈向这个方向或目标。因此，这第二种意义上的历史必然性既以其对“必需的条件”的承认而为“科学的社会研究”明确了领域，也为基于某种价值目标的主体性介入留下了空间。

第二个问题是，假如我们承认这第二种“必然性”，从而肯定包括社会研究者在内的人作为历史的理性主体以自身的价值积极介入社会历史进程的可能，那么，在“科学的社会研究”中这种介入又如何实现或体现呢？大体来说有三个层面。一是通过在价值与现实的张力中形成的“问题意识”。真切的“问题意识”，是在研究者根本性的价值关怀和社会现实的张力中形成的。正是内心珍视的价值同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趋势之间的紧张冲突，孕育催生了研究者真切的“问题意识”，也给了研究者义无反顾献身于研究的激情。回顾托克维尔、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这些社会理论大师，哪一个不是怀着深切的价值关怀！二是通过“科学的社会研究”成果中不可避免地蕴含的意识形态意涵。“科学的社会研究”成果无疑必须客观，但是客观的成果也必然地有其意识形态上的价值蕴含。三是通过韦伯所说的“价值探讨”。韦伯一方面坚持“价值中立”，另一方面又倡导“价值探讨”，即价值判断虽不是学者、教师宣言的对象，却可以是认识和研究的对象。换句话说，研究者可以分析揭示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把行动者同某个价值观密切联系在一起并分析展示某项行动选择的结果。这样的“价值探讨”可以帮助人们明确他所采取的某种具体行为的立场、态度具有怎样的终极意义，或者他所选择的终极价值将在现实世界中引发怎样的实际结果，并进而认识到他的选择可能得罪哪一方“神魔”。这样的“价值探讨”，一方面具有促进“价值沟通”的作用；另一方面，还可以使人们获得头脑的“清明”，从而帮助他们进行价值选择。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避免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介入陷入研究者纯粹个人的主观性？如果价值仅仅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意义上的研究者个人的偏好，那么，陷入这种纯粹的主观性、价值相对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进而所谓“科学的社会研究”也将沦为满足于研究者个人兴趣的游戏。显然，这里牵涉到的是究竟存不存在人类共同价值的问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殊偏好，不同社会也有不同社会的文化特性，但是，在承认和尊重这种特殊性的同时，必须承认，作为马克思所说的“类存在物”，人类这个物种有共同的基本需求，由此必然衍生出一些共同的，普遍存在于不同个体、不同社会、不同文化中的价值追求，包括物质性的、社会性的、精神性的追求。通常都能理解的对于生命、健康、安全、亲和、爱情、慈善等追求的普遍性自可不论，而一些相对更为抽象的价值，比如自由，同样也是一种人类共同的追求。肯定了共同价值的存在，也就肯定了“科学的社会研究”中之价值介入可以超越纯粹的研究者个人的主观偏好。或许，应该允许完全系于研究者个人之兴趣和偏好的研究，但是，真正能够引起广泛共鸣的社会研究，一定是有着超越于一己之偏好价值关怀的研究。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