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思考》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内容简介
在我看来，归根到底，一切思想和学术问题均源于现实生活。回顾三十年来的学习、研究生涯，我最深切的感受是：决不能简单地用逻辑去规范生活、裁剪生活。事实上，无论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还是2001年的9·11事；无论是2003年流行的SARS，还是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无论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还是2010年的舟曲泥石流，又有哪个人从逻辑上预见到了？生活是敞开的，充满偶然性和可能性的，也是灰色的理论和逻辑永远无法包裹起来的。只有不断地从生活中汲取灵感的人，才有可能站在思想的制高点上，在理论、学术研究中自出机杼，发前人所未发。
目录
自序
一九七八
踯躅（自由诗）
一九七九
牡丹夜话（寓言）
一九八〇
“蜡块说”小考
一九八一
实践是认识论中的一个环节
对“一切规定都是否定”命题的一点理解
一九八二
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不应混同
飞跃是渐进过程的中断吗？
一九八三
要善于限制自己
否定之否定规律新释
一九八四
哲学革命的“纲要”
一九八五
朝着太阳奋进
哲学研究要提倡发散式思维
我们要使哲学讲汉语
一九八六
我们对传统的选择
从罗马帝国的“大逆法”说起
选择你自己
一九八七
野蛮人的心理冲突
一九八八
论当代中国文化的几种悖论
论两种不同的自由观
一九八九—一九九〇
旅德二章
访德散记
一九九一
《围城》与喜剧精神的兴起
一九九二
论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关系
一九九三
去蔽与求知
一九九四
评当代新儒家的“道”与“道统”
顾城之死及其议论
一九九五
哲学研究与哲学学科分类
一九九六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必须协调发展
米兰·昆德拉的话语世界
一九九七
理解瑞士
一九九八
20世纪哲学的特征及未来走向
走向边缘
一九九九
创造性思维三题议
二〇〇〇
超越比较文化研究的无序状态
二〇〇一
重大事件冲击理论思维
“行走”，还是回避？
二〇〇二
“学历史”，还是“学考历史”？
警惕文化生活中的“修辞学转向”
一个批判性的忏悔
二〇〇三
媒体批评如何走出自己的怪圈
二〇〇四
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
二〇〇五
如何写好毛泽东
走出传统哲学观的藩篱
告别“自说自话”的时代
二〇〇六
样板戏与怀旧
喜剧美学宣言
二〇〇七
经典解读中的内在张力
高考：真实与梦幻交响乐
二〇〇八
复旦学思传统的真实写照
二〇〇九
金融危机，还是综合性危机？
从“粉丝”概念的误用说到外文书名的翻译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政治诉求
二〇一〇
后世博上海文化发展中的四重关系
附录一：时代的哲学沉思与学术创造——访俞吾金教授
附录二：俞吾金学术年表
选摘
要善于限制自己
太阳光线在散射时发出的热量是很微弱的，但如果用一面聚光镜把光线集中在一个焦点上，那就能达到较高的温度，甚至会使纸片燃烧起来。
人们精力的使用也与此相似，如果处在“散射”的状态，就很难达到一定的“热量”；只有把精力集中起来，在宽厚扎实的基础上，锲而不舍地钻研一个方面的学间，才有可能达到一定的造诣。集中精力，也就是要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时间，严格地限制自己的学习范围和兴趣，决不心猿意马，见异思迁。当今，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里，每日每时，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各种各样的书刊都在“诱惑”着你。在这样的环境中，限制自己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进大学前在厂里工作了十年。那时，我酷爱文学，热衷于写小说。七七年招生制度改革后，我考入了复旦大学。谁知“大门”进对了，“小门”却“走错”了。我被录取到哲学系，可是我对哲学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怎么办？我决定“身在曹营心在汉”，继续走自己的路。于是，我一头扎进了文科阅览室，如饥似渴地读起外国古典文学名著来。从古希腊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一直读到俄国大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我读了一百五十多本小说，做了近十本学习札记，并动手写了三篇小说。结果，我的精力分散了，专业课的学习却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班主任发现这一情况后，多次找我谈心，从哲学战线后继乏人的现状一直谈到文科大学生肩负的重任，勉励我正确处理个人兴趣和专业之间的关系，立足专业，为繁荣哲学而努力。老师的诱导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平行线战术”（即文学和哲学并行不悖）来了。恰好在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两本书。
一本是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在这本书中，歌德反复强调，一个有造就的人“最大的艺术本领在于懂得限制自己，不旁驰博骛”。歌德多次告诫他的秘书爱克曼说：“你得随时当心不要分散精力，要设法集中精力。”歌德在晚年回顾自己的学习、创作生涯时，非常感慨地说：“假如我没有在石头上费过那么多的功夫，我就很可能把最珍贵的金刚钻拿到手了。”另一本是黑格尔的《小逻辑》。在这本书中，黑格尔进一步概括并发挥了歌德的治学方法。他这样写道：“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世界上有趣味的东西异常之多：西班牙诗、化学、政治、音乐都很有趣味，如果有人对这些东西感觉兴趣，我们决不能说他不对。但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内，如欲有所成就，他必须专注于一事，而不可分散他的精力于多方面。”
至此，我开始省悟到，这两位文化巨人的治学方法，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善于限制自己。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终于下决心搁下了文学，把它仅仅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保留下来，而把主要精力全部扑到哲学上。
新的烦恼又随之而来了。哲学本身也是一门内容丰富的科学，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逻辑、自然辩证法、美学、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等一系列学科。这些学科都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谁想孤立地把其中一门学科搞深搞透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搞哲学的人要具备广博的基础知识。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学科中的任何一门都拥有巨大的信息量，都可以耗尽一个人的毕生精力。因此，如果不深入地钻研其中的一门学科，而在所有的学科上平均使用力量的话，势必分散精力，一事无成。我经过充分的考虑，决定把自己的兴趣放在外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上，并尽一切努力把基础打得更宽厚、更扎实一些。一方面要讲“专”，要限制自己；一方面又要讲“博”，要融会贯通。这个关系究竟如何处理呢？我采取了以下的办法：
一、建立一个合理的专业学习的知识结构。经过分析，我发现，要掌握外国哲学史这门学科，至少必须同时掌握以下四门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史原著选读、英语、世界通史。这四门学科中，忽视任何一门，都会直接影响到外国哲学史的学习。因此，我把这四门学科加上外国哲学史统称为专业学习的知识结构。特别在刚开始啃外国哲学史的阶段，我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绝大部分用在这些学科上。这样一来，我就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外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并把这门学科建立在一个必要的、有一定广度的基础知识面上。
二、把研究的领域和了解的领域严格地区分开来。所谓“研究的领域”，也就是深入进行探索，并撰写学术论文的领域。所谓“了解的领域”，就是限于一般的阅读和思索，并能通晓其基本原理和发展史的领域。我把研究的领域限定为外国哲学史，同时把了解的领域规定为以下的学科：西方美学史、西方伦理学史、基督教史、自然科学史、逻辑史、西方经济思想史、政治法律思想史、近代心理学史等。这些学科，在内容上与外国哲学史息息相关，不了解、不关心是不行的。比如，熟悉和了解近代心理学史，对于研究笛卡尔以来的西方近代哲学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然，要熟悉那么多的学科，在短时间内是有困难的。因此，我制订了一个较长的计划，决定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逐步攻下它们，以便以外国哲学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尽可能广博而又扎实的基础。总之，我体会到，无目的的“博”是无用的，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博学并不就是智慧。”“博”只有为“专”服务才是有价值的，了解的领域只有服从于研究领域的需要才是有意义的。
三、节约每一分钟的时间，为形成博专结合的知识体系而努力。对于个人来说，生命是有限的，知识却是无限的。要想在某个方面有所造就，就一定要节约尽可能多的时间，集中加以使用。所谓限制自己，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要合理地安排和利用自己的时间。我采取的具体措施是：1.严格控制和电影、电视、文学作品接触的时间，只准自己看那些报上介绍的、比较好的作品或对熟悉外国哲学史有较大帮助的作品(如电影《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2.接受、借鉴别人的治学经验和方法。这样常常可以少走弯路，节省大量的时间，用到刀口上去。我在学习一门新的学科前，总要请教在这方面有造诣的老师，听听他们的意见，该读哪些书，按照怎样的顺序来读，这样对自己是非常有帮助的。
由于我把自己的精力严格地限制在外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内，比较正确地处理了博与专的关系，思考深入了，也就有了自己的见解。从1980年9月到1982年3月这一年半时间内，我在《哲学研究》、《学术月刊》、《复旦学报》等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九篇哲学论文，计五万余字，并被《国内哲学动态》杂志吸收为通讯员。与此同时，我又考取了本校外国哲学史研究生，主攻德国古典哲学。
在新的学习环境中，我又重新回味了歌德、黑格尔的治学方法，决心在不断开拓自己的知识面的基础上，由博返约，对外国哲学史，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作出更深的思索和研究；同时，尽快把第二外语——德语搞上去，以便写出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为推进和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尽自己的一点微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