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
——第四届“批判理论论坛”综述
2019年5月18—19日，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上海市马研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专委会共同主办的第四届“批判理论论坛”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杂志社的4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从判理论到后批判理论”主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论坛开幕式由何乏筆主持。王凤才在“致辞”中阐明了“批判”与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自信、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概述了“批判理论”的三层含义；勾勒了“批判理论三期发展”，即从“老批判理论”到“新批判理论”再到“后批判理论”，指出“后批判理论”标志着批判理论最新发展阶段，“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体现着批判理论最新发展趋向。然后，提出了批判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关注的20个问题。最后，希望“批判理论论坛”能够为中国的批判理论研究与发展、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发展、为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发展、为中国的学术和社会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尽绵薄之力！
一、从马克思到国外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学术研究热点问题之一。该场次的三个报告涉及马克思的批判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以及赫勒的公共阐释学思想。本场次由何乏筆主持。
赵敦华在“批判哲学是马克思的旗帜”报告中指出，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批判哲学的说法，并分析了马克思的批判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批判哲学具有鲜明的时代问题意识。《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视为马克思批判哲学的格言。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严格的自我批判、犀利的批判文风，是马克思批判哲学的五大特色。
韩秋红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范式与理论自觉”报告中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从时间维度上看有三种研究范式：从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探讨国外马克思主义本质立场的研究范式；从历史发展的线性逻辑与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来梳理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范式；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研究范式。第三种范式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研究、社会批判理论研究，以及中国现实问题研究方面推进了研究的问题域。随着这些问题场域的展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就进入到当代性研究范式，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时代精神、理论自觉。
傅其林的“赫勒阐释学思想与公共阐释”报告，首先讨论阐释的规范性基础。借用赫勒的话说，现代性的历史牢笼使得我们必须建构现代的学科规范和规则。其次是思考共识达成的限度。他认为赫勒并不否认社会科学存在共识，只是认为共识的达成是有限度的。最后是价值交往的可能性。在赫勒那里，“一个具体的价值讨论可以上升为哲学价值讨论而获得价值交往的共识”，并借卢卡奇和托马斯·曼通过价值交往消除分歧达成共识的例子予以说明。
二、“老批判理论”的批判性反思
“老批判理论”是指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波洛克等人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在本论题下的报告，有的从宏观视野审视老批判理论的意义，也有从比较视野讨论阿多尔诺对海德格尔的批判、阿多尔诺与波普尔的方法论差异，还有对本雅明、马尔库塞的专题研究。本场次由杜宇民、王春明主持。
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的文化维度及其路径”报告中，王才勇指出法兰克福学派从出现一直到今天的发展，有其直接的时代诉求。第一代社会批判的文化维度是资本主义批判。本雅明的批判路径是回到本原，而阿多尔诺则强调“否定”概念。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主张在交往中建立意义和价值。第三代代表人物霍耐特则强调规范、伦理和承认的维度。
周爱民在“人的解放与内在批判”报告中指出，早期批判理论留下的“活遗产”是“通过内在批判方式追求人的解放”。内在批判与外在批判相对，指的是从实现中寻找批判视角，以此探求人的解放的现实性。但早期批判理论的某些时代诊断也具有一定的“副作用”，受到了后来的理论家的修正。于是，哈贝马斯以交往行为理论对之进行修正，把解放的潜能置于交往行为中。不过，霍耐特认为人们追求解放所依靠的并不是交往中的语言规范，而是“某种模糊的道德体验”。
在“阿多尔诺论社会科学的逻辑”报告中，谢永康将波普尔与阿多尔诺的社会科学方法区分为经验批判与辩证批判，并将这两种批判分别追溯到康德和黑格尔。康德认为一个判断如果没有经验内容，那就是超验或无法验证的；波普尔把这种经验检验的方法改造为一个证伪程序，他认为事实是直接的、非中介的，普遍性是后面加上去的。辩证批判的核心可以回溯到黑格尔的否定；阿多尔诺认为直接的事实是不存在的，我们研究的社会事实中就已经包含普遍性，比如在商品交换这一事实中包含了货币这一普遍物。
王凤才在“Sein-Dasein-Existenz：阿多尔诺对海德格尔生存本体论的批判”报告中指出，阿多尔诺对海德格尔生存本体论的批判主要归结为两个方面：本体论的需要批判和本体论的内在批判，但前提是“存在膜拜”的批判。他认为，阿多尔诺的生存本体论批判对海德格尔构成了真正挑战，但阿多尔诺并未完全驳倒海德格尔，这体现在他对形而上学的矛盾态度上。诚然，阿多尔诺对海德格尔生存本体论的批判不无道理，他对本体论的拒绝至少谨慎的态度是可取的，但他将“生存”概念视为“极权的生存”有泛意识形态化嫌疑；最终从意识形态批判走向了“批判的意识形态”。
在“起源、体系与物化的‘狂欢’”报告中，黄亚明从理论起源、体系特征和社会条件三个方面梳理了阿多尔诺对始源哲学和法西斯主义内在关系的探讨。首先，阿多尔诺将以胡塞尔现象学为代表的始源哲学视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点”，因为始源哲学对“第一者”或起源的追求是同一性思维对非同一性的统摄。其次，始源哲学的同一性原则建立的体系具有齐一性、排他性等与法西斯主义同构的特征。最后，阿多尔诺认为“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始源哲学和法西斯主义得以诞生的共同的社会条件。
在“本雅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报告中，夏巍从四个方面审视了本雅明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在研究路径上，本雅明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存在论的研究路径，要求回到原初历史的本原形式。在如何回到本原形式问题上，相比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雅明采用的是辩证意向的历史批判。在现实出路上，本雅明找到的出路和马克思一样是革命，但革命的现实进路是“拯救大众和无产阶级的感性意识”。为了回应历史进步论，本雅明提出唤醒感性意识的革命契机不能寄托于未来，而是在当下。
在“本雅明的Aura概念”报告中，马欣首先揭示了本雅明对Aura的矛盾或暧昧之处：本雅明既叹息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中Aura的消逝，同时又肯定达达主义前卫艺术创作对于Aura的摧毁；既将Aura视为环绕着艺术作品原件的那种神秘感，又将它引入了文学领域。她认为本雅明的Aura概念可以分区为自然对象的Aura和历史对象的Aura。本雅明对自然对象的Aura有几处说明，如出现在一切事物上或者伴随着每一活动的东西，类似于一种幻觉或“晕轮”。历史对象的Aura则包括艺术作品、口传文学、印刷文学的Aura。
在“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性”报告中，薛晋锡认为马尔库塞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是因为他看到了卢卡奇和海德格尔的理论局限性。卢卡奇提倡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但是并没有解决“个体物化意识与总体性阶级意识”如何过渡的问题。海德格尔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让马尔库塞“看到了一种为人的生存确立新基础的理论可能性”，但这种分析又脱离了社会现实。最终马尔库塞结合辩证法与现象学，并借助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理论资源，提出“辩证现象学”，将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以此“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性内涵”。
三、“新批判理论”的批判性反思
“新批判理论”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以前期哈贝马斯、A.施密特、F.v.弗里德堡等人为代表的批判理论。本论题下的报告以哈贝马斯为中心，从哈贝马斯的学习概念、方法论、法哲学、交往与道德、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等多个角度切入对哈贝马斯理论的批判性反思。该场次由徐向梅主持。
童世骏在“哈贝马斯漫长学术生涯中的‘学习’概念”报告中指出，“学习”概念是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交往理性与交往主体的学习能力之间有一种互为预设、相互诠释的关系。这里的“学习”不仅指具体知识的掌握，而且是获取这种知识的认知能力和规范结构的提高。他认为哈贝马斯所说的学习过程还可以有所扩展，中国哲学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宝贵资源。如朱熹指出应该从三个世代的角度来理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欲子孙孝于我，我亦应能孝于亲；我欲亲慈于我，我亦应能慈于子孙。因为交往行动往往不是发生在完全对称的两个人之间，而是需要纳入第三人视角，乃至朱熹所说的三个世代的视角。李大钊在论述青年与老人的关系时也采用了这样的视角。
在“交往理性与结构断层：论哈贝马斯与福柯的方法论差异和政治立场的异同”报告中，张庆熊比较了哈贝马斯与福柯的方法论差异。他指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一方面是基于M.韦伯的合理化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是合理化的结果，并且现代性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但M.韦伯也指出现代化过程当中存在着异化。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交往理性来解决工具理性带来的异化问题。在价值问题上，所有主体之间也能够以一种理性化的方式来达到更好的结果。福柯则认为我们先不要假定每个人都是一个主体，而是先对历史进行考古学的考察。福柯考察的结果就是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知识型，并且它们之间存在断层。不是理性，而是权力之间的冲突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各种形态。
张志芳在“后期哈贝马斯法哲学的批判性反思”报告中指出，后期哈贝马斯运用交往行为理论对法律的规范性进行重构，将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作为“法律规范性生成的现实基础”。但哈贝马斯理论仍有其理想性和局限性：一方面，在生活世界不断遭受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殖民入侵的情况下，“一个日渐瓦解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能否担此重任仍未可知；另一方面，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和社会运动，最终目的都是完善既有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而不是“实现对社会整体解放性转变的任务”。因此，在哈贝马斯激进的一面背后也透露出保守与审慎的一面。
侯振武在“哈贝马斯理论中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关系探析”报告中指出，如何理解这两种合理性之间的关系，是关涉哈贝马斯理论连贯性和有效性的重要问题。它们的区别和联系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这两种合理性在理论兴趣上有明确的区别。哈贝马斯把解放兴趣归属于交往合理性，把实践兴趣归属于道德-实践合理性：（2）交往合理性作为“多元声音中的理性统一”，在现代社会多元合理性的背景中扮演着“枢纽性发动机”角色，为道德-实践领域中道德、法律和宗教三方面的重建提供指导原则：在道德层面提供普遍化原则，在法律层面提供民主原则，在宗教层面提供宽容原则。
在“社会批判理论对后现代主义的两种态度”报告中，刘利霞以哈贝马斯和维尔默为例，总结了社会批判理论对后现代主义的两种态度——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反现代性的，因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了错误归因：不是归因于生活世界殖民化，而是归结为文化现代性。这导致两种典型的后果：或者是对文化的虚假扬弃，或者是以“理性的他者”来取代、颠覆现代性。维尔默则从后现代主义中区分出“温和的后现代主义”和“彻底的后现代主义”，认为前者可以和现代性相融，且“有可能提供新的现代性批判潜能”。
四、“后批判理论”的批判性反思
“后批判理论”主要是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以后期哈贝马斯、霍耐特、维尔默、奥菲等人为代表的批判理论。本场次涉及的议题包括批判理论与民粹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激进哲学、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弗斯特的辩护理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的解殖民化，等等。本场次由冯潇、张寅主持。
汪行福在“退步时代的批判理论——从‘白左’概念谈起”报告中指出，“白左”是中国网民对西方左派精英的讽刺称谓。他们鼓吹世界主义、平等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政治正确”理念，却又缺乏现实感，结果引发了西方社会的难民危机等问题。白左和民粹的兴起，为批判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因而，今天的批判理论面临的任务：第一是如何驯服市场，第二是如何驯服国家，第三是如何驯服技术。但以前的批判理论，包括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一个缺陷就是没有把批判的重心放在民粹主义上。如何驯服民粹主义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任务。
在“当代资本主义下的加速主义策略”报告中蓝江指出，如何走出全球化资本主义布下的“珍珑棋局”？西方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路向：一种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将技术进步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异化力量，相应的反抗策略就是放慢技术进步速度，与之保持批判性距离；另一种则是以新马克思主义的加速主义为代表，将技术进步视为中性的，认为问题不在于技术，而在于资本主义掌握了技术，相应的反抗策略则是让这种技术进步加快速度，最终“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从而向未来社会敞开潜能”。
鲁绍臣在“奇怪性、个体性与共同性”报告中指出，如果说以资本为核心现代文明是等同性的单一化逻辑，它所构建的原子式个人是无差别化、无个性的个体的话，那么由奈格里等人所开创的激进政治则试图发掘另一种以差异性为核心的另类现代性。这一差异性的个人不再是封闭而等同的单子，而是开放、包容且与共同体相互依赖的个性存在。但问题在于，面对来势汹汹的资本逻辑，离开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的支撑，这样的多样性将如其历史的命运一样，被遮蔽而难以显现为主导性的存在。
洪楼在“霍耐特对社会主义理念的规范性重构”报告指出，在霍耐特眼里，早期社会主义运动背后的规范性理念是社会自由，社会主义理念的思想渊源与法国大革命确立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规范性价值密切相关。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构架有三个理论预设：一是聚焦于经济领域，而忽视了“政治权利进步的解放潜能”；二是认为产业工人阶级“才是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行动主体”；三是认为历史进步具有“法则般的必然性”。霍耐特试图用历史试验主义和民主伦理生活形式来修正这些预设。尽管霍耐特的后马克思主义视角有助于扩展有关社会主义的思考空间，但也需要进一步的审视。
周清云在“消费领域中的承认关系研究”报告中指出，在《自由的权利》一书中，霍耐特依据道德经济主义，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承认关系和相互满足的社会自由视为消费领域的规范基础，并以此对18世纪以来西欧消费领域进行规范重构。在霍耐特看来，由于缺乏对话机制，近几十年来消费领域呈现出背离社会自由的错误发展趋势，生产者掌握了可以随意影响消费者的市场权力。周清云认为，霍耐特忽视了承认的自由认同维度：生产者以其产品争取消费者的承认，即争取消费者的自由认同；生产者手中的经济权力来自消费者的承认。消费领域是一个自由认同的承认领域。
宋建丽在“论弗斯特对马克思异化批判理论的再思考”报告中指出，弗斯特从《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分析切入讨论，认为在商品拜物教中人与人的关系具有了物的关系形式，是因为匿名的支配关系是不透明的。与这种异化相对的则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即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在集体控制下运行，社会关系是透明的。因此，他把“集体性自主的失去”作为判断异化的关键特征。弗斯特将权力问题视为“正义的首要问题”，要求实现“社会关系的透明和集体自主”。总之，弗斯特从马克思的异化批判中解读出政治权力批判的内涵，延续了批判理论的“解放”主题，提供了一种有关政治解放的洞见。
在“本哈比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联盟的批判”报告中，贺羡和吴敏指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联盟涉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一场持久争论。“后现代”特征被简·弗拉克斯描述为“人的死亡”、“历史的死亡”和“形而上学的死亡”。本哈比则将这三个论题进一步区分为“弱版本”和“强版本”。她认为，虽然弱版本可以为女性主义者提供支持，但强版本却是女性主义应该拒绝的，从而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联盟是不稳定的。
孙秀丽在“批判理论的解殖民化——艾米·埃伦的视角”报告中指出，批判理论一直把解放当作一个核心，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预设就是历史进步。她认为当代批判理论陷入一种乌托邦幻相，预设了“某种解放承诺和价值在认知与规范上的优越性”。在后殖民时代，要维护批判理论的解放性和批判性，就需要对之进行解殖民化。艾米·埃伦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展开分析：首先是对历史进步观念进行反思，其次是提出“否定”的解放概念，最后是“将批判视为系谱问题化”。
五、跨文化视野中的批判理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场次从跨文化视野对批判理论和中国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涉及海德格尔与老庄、庄子与阿多尔诺、先秦儒学与当代法国思想。本场次由孙国东主持。
何乏筆在“无家与归家之间：海德格尔、阿多尔诺与‘荷尔德林模式’”报告中指出，海德格尔在1945年前后曾投入对老庄思想的探讨，并且“海德格尔使用中国文化资源与荷尔德林使用古希腊文化资源的模式具有相似之处”。海德格尔曾围绕庄子“无用之用”提法展开论述，认为德意志民族应该成为一个“无用的民族”。1945年后，海德格尔仍然坚持“与荷尔德林的对话”，他所思考的问题是“在无家存在中的归家化”。阿多尔诺则反对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解读，“试图在荷尔德林的作品中寻找断裂和分解之现代痕迹”。
刘沧龙在“内在的批判与否定辩证法——庄子与阿多尔诺”报告指出，可以从庄子后设的批判这一无立场的批判中转化出肯定的可能性，即无休止的转化与感通，并且可借阿多尔诺的媒介理论来说明这种身心、心物之间的转化。主体是自由的，正是因为这种转化能够发生，反之则会导致物化。阿多尔诺所批判的“劣义”的物化，指的是主客体的互动方式受到扭曲的异化经验。阿多尔诺认为，这种对物的操控源自同一性哲学，只有在同一性中保持非同一性，才能够摆脱主体对客体的同一化暴力。庄子胜义的“物化”则提供了一种心物之间相互转化的可能路径。
在“哈贝马斯的‘真诚性要求’够了吗？——重访先秦儒学与当代法国思想”报告中，吴冠军以“诚”为线索，借助马克思和齐泽克的理论，分析了商品的“结构性不诚”，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不会重合。他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把主体间的真诚性作为交往的前提，虽然把“诚”从“主体性”向度上升到“主体间性”向度，但仍然缺失“客体性的”向度。“真诚不能只是在语词中使主体间沟通有效的程序性要求（哈贝马斯进路），而必须是直接嵌合在伦理-政治主体的身体力行之内（齐泽克-拉图尔-先秦儒学进路）”。
论坛闭幕式由王凤才主持。何乏筆在闭幕致辞中表示，批判理论的跨文化发展需要一种更加积极的互相转化和交流的模式，而中国古代思想在这方面可以提供宝贵资源。
照片来源：彭海龙、吴一鸣、吴怡宁
撰稿人：周清云、彭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