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日简报 | 2025年国外马克思主义暑期高级研修班“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历史、当下与前瞻”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

开幕仪式后，吴晓明教授做了题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的专家讲座。吴晓明教授首先强调，在哲学史上，社会和历史的向度真正进入哲学思考的理论突破始于黑格尔。 在康德哲学中，理论理性探讨的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即人类知性知识的先验前提；而实践理性则聚焦于信仰与道德，为人类实践确立纯粹形式化的条件与公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绝对命令”。然而，二者均未包含社会与历史的向度以及实体性的内容。伽达默尔以及恩格斯都曾表明，黑格尔哲学涵纳了社会-历史的向度，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理论贡献。基于此，费尔巴哈的学说当中缺少社会历史的向度就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错误。而马克思则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传统，其所提出的社会历史现实性的观点对整个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研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开篇就论证了个人的社会性与历史性，明确指出人并非孤立的自然存在物，进而批判了原子式个人的假设及其社会契约论基础。需要说明的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和《精神现象学》等著作中早已对原子论和契约论进行过多次批判。吴晓明教授特别指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出发点仍然普遍建立在原子式个人及其契约关系之上，其基本逻辑始终是“个人构成社会，社会又规定个人”的无原则的循环论证。令人遗憾的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至今仍未得到充分消化和吸收。他强调，必须真正继承和发展他们建立的社会-历史理论体系，以避免思想的贫瘠和思维的野蛮化。

吴晓明教授指出，对于马克思而言，社会-历史的观点体现在他对政治经济学（知性科学）的批判当中。自斯密和李嘉图以来，古典政治经济学总是从虚构的“自然状态”出发，将猎人和渔夫设定为不同产品的生产者，通过产品交换建立经济关系。政治经济学家发现，产品交换的可通约性基础在于等量的抽象劳动，并由此确立了等价交换规律。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深刻批判，他指出，猎人和渔夫实际上是两个现代资本家。在自然状态和原始状态中的人可以互相馈赠或彼此战争，但绝不进行等价交换，后者完全是历史的产物，因为严格的市场交换必须以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前提。这正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之社会-历史前提的彻底追问。

接着，吴晓明教授对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进行了探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包含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抽象法（外在法）、道德（主观法）和伦理（实在法）。在这一理论体系中，黑格尔提出了几个核心观点：首先，抽象法若要具有现实效力，就必须符合道德状况和伦理现实，这表明法哲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次，道德作为更高层次的法，超越了抽象法的局限性。第三，无论是抽象法还是主观道德，其真理性都建立在伦理基础之上，伦理将前两个环节扬弃并包含于自身之中。具体而言，伦理领域由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个环节构成，这三个环节共同构成了社会生活的现实领域，而抽象法和道德都植根于这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基础之上。由此观之，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将社会-历史的向度引入哲学思考的重要成果。

吴晓明教授分析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社会-历史理论在本体论的层面上产生了分歧，并由此批判性地脱离了后者。在黑格尔看来，在市民社会领域中进行着的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也即一种坏的主观性，这必然会导致市民社会的自我瓦解。但是，实体性的国家可以对这种坏的主观性进行协调。与此同时，黑格尔对国家的理解也联系着绝对观念论的基本指向，也即客观精神向着绝对精神的过渡，这里就涉及了黑格尔的整个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包含了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实体和主体的统一，也即绝对精神。所以，黑格尔哲学的真正出发点就是“实体即主体”的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黑格尔把真实的东西不仅理解为主体而且理解为实体。但是，马克思的观点在这里就完全不同了：一方面，马克思主张绝对者必须被批判地扫除，上帝所代表的超感性世界在其瓦解之后已然不具有约束力了，另外一方面，马克思也反对现代形而上学中的自我意识，将其当作 “唯灵论”的存在物加以批判。基于这两方面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了一切意识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观点。可以说，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和黑格尔非常不同，这种差异表现为本体论上的重大变革。

最后，吴晓明对马克思的哲学变革进行了具体阐述。他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立脚点是实体-主体，马克思将其转变到“实在主体”，也即既定的社会。黑格尔把社会的东西归结为国家，并认为国家扬弃自身并过渡到绝对精神，而马克思则将哲学视野重新拉回到既定的社会现实本身，认为自我活动者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而是既定的社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当中，马克思指出：具体的总体是思维的产物，而实在主体仍然是在思维之外保持着独立性，既定的社会必须在研究过程中作为表象浮现在我们面前。因此，社会科学以及历史科学立脚点是既定的社会。除此之外，吴晓明教授补充讨论了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准康德式”的解释的研究路径。在他看来，这就意味着在马克思的理论当中去除社会历史的部分，于是马克思学说就分裂为两个部分：宿命论的知性科学和作为绝对命令的社会主义。按照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的分析，这样的解释路径无异于把马克思的学说资产阶级化，使其完全无害。

经典社会理论及其当代效应

2025年8月18日下午，邹诗鹏教授以《经典社会理论及其当代效应》为题展开讲座，围绕社会哲学的格局及定位、经典社会理论的谱系、当代社会理论的发展及困境等议题展开。

邹诗鹏教授结合现状，概述了社会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他明确指出：社会哲学的真正定位是社会理论。它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门哲学专业的选修课，也不是类似于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的部门性学科，而是一门具有鲜明实践气质的“显学”，也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哈贝马斯、罗尔斯等将其列为三大实践哲学显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社会理论）之一，共同支撑着现代实践哲学。社会理论的研究要求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关于社会的“实践感”。

这种实践哲学要行之长远，必须以充分的理论哲学为滋养。同时，邹诗鹏教授提醒道，存在论、生存论这些领域本身虽然富有哲学深度，但也容易陷入个体化及其精神自恋，忽略对象性世界，要理解它者，必然依靠引入社会理论在内的实践哲学——马克思强调的“对象性”正是意在凸显社会世界及其社会关系。尽管如此，国内社会理论研究氛围仍然较淡，这与学科壁垒有关：哲学界对实证主义传统“不待见”，社会学界又常割裂或轻视“理论”而侧重于经验和量化。因此，社会理论仍然是一个有待于拓展的理论空间。

邹诗鹏教授进而剖析了如今国内马哲研究的主题与进展。马哲主要分为四大领域：哲学观和基础理论、社会政治哲学、《资本论》及其手稿、东方社会与人类学。最后一大领域相对不够。“活化”马哲资源，应引起马哲研究同仁的重视。其关键之一是打破学科壁垒，可以尝试多做马哲+。现在不少大学开设PPE（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此专业应融入足够的社会理论与哲学人类学，避免沦为“学科拼盘”。

邹诗鹏教授继续指出，马克思本人作为现代性的全面发现者和批判者，广泛涉猎政治、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人类学、宗教、民族问题，视野极为宽阔，其社会理论不应游离于这些论域之外。不仅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离不开社会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更需要有社会理论的自觉。比如研究卢卡奇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端，都知道要先理解黑格尔，但若不同时理解韦伯以及西美尔，仍然无法洞悉卢卡奇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与理论意识。韦伯的理性化、西美尔的文化观乃卢卡奇思想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头。

随后，邹诗鹏教授概括道，经典社会理论的四大核心人物是马克思、涂尔干、韦伯、西美尔四人。并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将孔德、托克维尔列入的原因。前者的单一进步论等思想缺乏批判理论所要求的反思性、批判性，后者则缺乏稳定的社会理论内核。马克思以“改变世界”为核心开创批判传统，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资本主义异化，他不光谈经济，还谈宗教异化、政治解放，其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还把视野扩到了非西方社会。中国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也可以从这里找到理论启示。涂尔干代表实证主义传统，其结构化理论对人类学、宗教学影响深远，他还捡起了“伦理社会主义”，在社会团结、社会事实等概念发展上贡献颇丰。韦伯属于解释的传统，其力图从社会行动与文明类型理解社会，关注现代科层制困境，至于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工具理性等等都是他当年深入分析过的，其文明类型影响着整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对于剖析当今时代的文明冲突现象，也具有启示意义。西美尔则代表交换的传统、以及自由主义立场，并有一种“后现代”的气质，其关注货币、交换、都市以及社会空间等，其思想也在五十年后因后现代哲学兴起而被重新激活。四大传统各有侧重却相互补充，它们共同构成理解社会的理论渊源。

邹诗鹏教授举要性地阐述了经典理论的当代效应。他着重从以下方面展开了阐述，长盛不衰的批判理论传统，马克思东方社会思想及其当代效应，团结、失范与当代社会整合问题，合理化与科层化问题，文明冲突与互鉴，社会空间及其交换问题。邹诗鹏教授阐述了法兰克福学派在历史中批判性定位的发展；随后还指出了社会理论直面中国“古今之变”与社会困境的任务。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无法直接套用于东方社会的研究中，所以开始具体地关注非西方社会，考虑印度、俄国、波斯和中国等的情况。就中国问题而言，邹教授还探讨了以其他思路来理解近代中国自身的变革历程的可能性。此外，社会理论仍然直面着许多中国现实问题，当人们在日常言谈中的带有贬义意味的“社会化”话语，本身就表明社会文明的实际状况：任何个体都不自外于社会，社会不外乎是社会中的第一个个体所建构的样态。

同时，邹诗鹏教授十分重视结构化，重视团结、失范与当代社会整合问题，并着重提到涂尔干的卓越贡献。他在谈到失范问题时指出，其背后存在一种非常确定的社会病理学：社会不会完全健康，一定限度内的不健康就像“感冒”一样是一种常态。近年来，人类社会进入新时代，或称新野蛮时代，对于各国来说，国家民族共同体以及各种类型的社会共同体建设成为关键问题，这里也存在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体的统一。邹教授还着重指出，随着科层制和形式主义的问题愈来愈重，马克思讲“异化劳动”之外，现在出现了无节制的加班和熬夜上网，人们处在一种消耗的状态中，海德格尔说的烦、畏、死，现在成了“卷”与“耗”与犬儒，生命的赤祼现象愈来愈显著。如何活化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与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是当今社会理论需要考虑的。海德格尔的“集置”无法解释网络时代的技术。邹诗鹏教授还以其独创的隐喻提出，当代的网络化与技术社会呈现出一种“管道”现象，它在实现人与人的自由连通与交流的同时，也区隔和塑造着人的个体化生存，“宅”成为某种存在方式。在邹教授看来，“非社会的社会性”已经不只是康德提出这一概念的意味，而就是当今网络时代的社会现象。

邹诗鹏教授建议道，做社会理论要避免脱离哲学根基的形式主义，也要避免困于经验的实证主义。回归经典文本，不仅读马克思、涂尔干，还要结合其时代语境理解——比如理解洛克的“白板说”，就要知晓其政治哲学的意图，剥离开政治哲学去把握近代认识论是片面的。社会理论研究者也应有“跳出来的智慧”，既扎根中国实践，形成“在地感”，又要避免被具体场域所“裹挟”，以成就社会理论应有的超越性。在邹教授看来，我们无法用经典社会理论来解释一切现象，但面对现代性社会及其复杂性，仍然有理由从社会理论吸取滋养。

讲座结束后，会场的学员们积极地提出问题，如关于在学科壁垒日渐加重的时代如何沟通、学习并统一诸多学科及其方法论的问题，关于教授与学生之间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方法的问题，关于当代激进理论与传统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在社会理论中看待家庭领域的问题等等。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邹教授反复强调结构化的重要性，阐释了“民族学”与“民族理论”的区别，并强调其目前从事的民族理论，实际上是社会理论的副产品，其还特别区分了社会理论与激进理论的区别，还结合自身最近的实践拓展性工作具体给出了跨学科研究的方法经验与建议，为大家推荐了相应的阅读材料和学术空间。

撰写 | 侯春晓

孟德誉

编辑 | 赵明哲

审核 | 吴一鸣

张润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