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简报 | 2025年国外马克思主义暑期高级研修班“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历史、当下与前瞻”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
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迪

2025年8月19日上午，来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陈学明教授为研修班学员作了题为“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迪”报告，报告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张润坤助理研究员主持。

在报告的引言部分，陈学明教授提出，随着苏东剧变，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力的日益衰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两种马克思主义逐渐兴起，成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两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派别，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命运。随后，陈学明教授从八个方面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影响展开细致的论证。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思想形成了启迪。陈学明教授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传播到中国时，便是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面目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理论强调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元对立，主张物作为人的实践产物和自然的人化。起初中国学界对这种人道主义持批判和抵制态度，后来在学习借鉴的过程中吸收了其中的合理成分，并积极地对自身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进行调适：一方面，学界在原有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内部强化属人的相关内容；另一方面，针对性地扩充补足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元素。陈学明教授总结认为，这种学术领域内对人的地位的观照深刻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构形。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以人为本”理论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论的影响。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了启迪。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的一个最新面向，在对西方现代化进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生态进行批判反思的过程中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的目标。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影响，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理论通过人与自然的冲突分析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专注于考察社会发展与生态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建设生态文明同创建人的新存在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生态文明成为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这些理论观点和方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理论启发意义：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指导，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全面看待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环境与民生关系等方面展开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形成了启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思考如何把市场与社会主义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它们批判资本逻辑，但也主张以合理的方式利用和发展资本。陈学明教授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一方面强调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主张在马克思公平观引导下形成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些观点为我国建立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借鉴思路和理论依据。我国正是通过市场运行机制从而调动各种经济主体的生产能动性，另一方面又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政府的调节监管将各个部分有机联结起来，从而形成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思想形成了启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在批判暴露在当代社会中的诸多现代性问题的同时没有全面否定现代性对当代人的积极意义，它要求现代化运动同社会主义社会建制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消除现代性的负面效应。陈学明教授总结认为，在当代中国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推动当代中国走出现代化制度困境，真正形成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发展模式。

第五，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的存在方式理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形成了启迪。20世纪90年代初及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人道主义理论的研究开始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的理论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的存在方式理论一方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存在方式提出批判，另一方面对真正体现人的本质的新存在方式展开研究，从而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出发点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方法。陈学明教授总结认为，如今全世界都面临着怎样破解人的存在与发展的重大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和人的新存在方式的理论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创造性的论述已经构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文明批判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思想形成了启迪。在20世纪中叶前后，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垄断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的轨道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带来的经济剥削和阶级不平等的批判，转入对科技的资本主义社会运用和消费主义的兴起所带来的工具理性引发人的物化－异化状态的批判。陈学明教授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立足当代资本主义转型发展最新变化并对其内在矛盾进行揭示，有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更加自觉地认识并利用好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继而在三个重大问题上，即21世纪人类文明大三角的复杂关系中如何进行自我定位的重大战略问题、在人与自身领域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系统性超越的重大学理问题以及在人与社会领域如何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实践问题上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就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理论的启示下，对破解如何走出资本主义文明困境，展现新文明形态这一问题而做出的理论回答。

第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好生活理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人的美好生活而奋斗思想形成了启迪。西方马克思主义揭示微观日常生活与宏观政治经济社会的内在一致性，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活理论提供了个体分析视角，从而实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理论就引入中国，对中国关于美好生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产生了深远和持久的影响。陈学明教授总结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理论至少在如下方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启示：必须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奋斗目标；通过把握人的本性确定美好生活的内涵；必须把握区分生活是否美好的根本标志；我们究竟如何走向美好生活；在实现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地面对和处置自由。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致力于从物质保障、政治基础、文化建设、生态文明等多个方面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增进民生福祉，这种系统而全面的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而奋斗的思想和实践成果正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国情而形成的伟大历史产物。

第八，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智能化、数字化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质生产力思想形成了启迪。随着当代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智能化、数字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批判。陈学明教授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数字化、智能化批判理论在技术社会的主体、技术与物、技术与社会发展三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论，其重要理论价值在于指出资本主义智能化、数字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并不是数字智能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与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本质性的关联，这为当代中国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启示。当代中国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新质生产力这个新的物质基础上，创造性地转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数字化、智能化批判理论的研究范式。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数字化、智能化批判理论为人类破解“数字化、智能化趋势如何不是走向新的奴役，而是实现进一步的解放”的难题提供了某种启示，那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则彻底破解了这一难题，真正使人类看到了在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的同时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希望。报告结束后，陈学明教授就学员们提出的问题和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何为内在批判?

2025年8月19日下午，汪行福教授以“何谓内在批判？”为题展开讲座，系统地阐述了“内在批判”这一概念的理论源流与当代发展。讲座围绕四个要点展开：批判的意义、批判与现代性的关系、当代学界对内在批判的多元理解，以及汪行福教授对内在批判的阐述方案。

汪行福教授首先介绍了批判这一概念同我们生活以及哲学的关系。他从词源学角度指出，批判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包含“分离”与“判断”的双重意涵。人类的感知和思考活动都需要区分和辨别，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构成性部分。只要存在解释和抉择的可能性，就存在人类的批判行为。汪行福教授指出，福柯关于直言的讨论很好地道出了批判同哲学和生活的关联。批判不仅是一种思维活动，更是一种面对权威说真话的勇气，需要智慧、德性和义务感。汪行福教授区分了批判与诡辩，指出批判以获取真理为意图，服务于理性和公共性；诡辩则是一种策略行动，以获胜为目的。

随后汪行福教授讨论了批判与现代性的关系。他重点分析了四位重要思想家的观点。（1）康德将批判视为理性公共运用的核心，强调批判是一切合法性的来源。他指出我们时代是批判的时代，任何事物都无法逃避批判，否则就会激起人们对其正当性的怀疑。（2）在黑格尔看来，批判是文化自我澄明的活动，是文化反思和自我发展的途径。批判不仅是对外在异质文化的审视，而且也是文化主体对自身价值体系、历史记忆、制度结构等的内在追问。（3）福柯提出批判是“不被过度治理的艺术”，是深思熟虑地不服从的艺术。他认为服从不应该是强加的，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地批判认可，服从才是有意义的。批判因此是追求自主性的自我文化。这和康德关于启蒙的著名说法是一致的。（4）哈贝马斯则为批判理论提供了新的规范基础，他从历史理性转向交往理性，建立了一种程序主义的理性批判。他认为，现代性批判意味着一种解习俗或解传统，传统的东西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可以进行反思和批判，这就是后习俗阶段。他强调交往中的有效性要求具有普遍性，但又可以在交往活动中被反思到，这使得批判在现代社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讲座重点分析了当代理论家对“内在批判”的不同理解。汪行福教授指出，“内在批判”相对于“外在批判”。外在批判设想一个外在的、超验的东西，用以作为批判标准。内在批判的标准则来源于我们的社会生活本身。我们反思社会生活，以此找到用来批判社会生活的原则。因此它不是超验的，而是历史的，是和自己的具体生活息息相关的。他首先详细阐述了霍耐特的内在批判理论。霍耐特认为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是一种“准内在的批判理论”，其交往理性形式虽然被重构为批判社会规范、制度、观念等的标准，但关注的是合理性规则之间的关系，而非人的实际经验。为此霍耐特提出要恢复更纯粹的内在批判。他受到沃尔泽的启发，将批判区分为建构性批判和重构性批判。建构性批判从虚拟的理想设计中推论出普遍原则，如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重构性批判具有内在性批判的意义，其依据的原则或理想已然以某种形式包含在批判对象当中。在重构性批判中，规范性要求或理念应该在社会现实的内部得到重建，理性通过揭示这些规范性要求或理念的超越性（即未实现的理性潜能）使现实受到批判。但霍耐特也意识到重构性批判的不足：它可能会陷入“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保守态度。因此霍耐特进一步主张引入福柯的谱系学批判。谱系学批判指的是通过历史考察来证明，社会秩序的决定性理想和规范在何种程度上已经被培养成一种规训和压迫的合法化信念。在谱系学批判中，社会现实之所以应该受到批判，不是因为其违背了社会自身的理想，而是因为它的规范性理想被证明为必然转化为巩固统治的实践。但谱系学批判仍不是自足的，它无法提供规范性理念或制度为善的证明，即它依赖于自身无法完成的规范性证明前提。霍耐特认为，重构性批判和谱系学批判必须相互结合。

在此基础上，汪行福教授进一步介绍了耶吉对霍耐特理论的发展与批评。耶吉将霍耐特的重构性批判进一步区分为内部批判和内在批判。内部批判（internal critique）依据特定共同体对其生活实践的自我反思和诠释，来对照社会现实是否符合这种价值观念和规范；内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则着眼于社会现实本身的矛盾状态，它不依赖于规范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而依赖于社会内部实际存在的矛盾以及解决矛盾的能力。耶吉批评霍耐特的重构性批判仍然过于依赖共同体的自我理解，无法真正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她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内在批判的典范，强调其从社会机体自身矛盾出发的批判路径。耶吉指出，内在批判的核心要点在于揭示某种社会格局的内在问题和矛盾所要求的对现实的改造，因此批判的尺度在于社会有机体的内部状态。汪行福教授认为，以社会矛盾的危机表现入手展开内在批判，体现的正是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否定和辩证方面的要求，耶吉以此为核心理解内在批判概念是正确的。

汪行福教授也指出了耶吉方案的理论缺陷。耶吉主张内在批判应关注社会现实本身的矛盾，以社会运行是否良好为批判标准。这种方法存在明显问题：社会的同一性和总体性始终依赖成员的自我理解，无法脱离文化语境设定客观标准。若仅以矛盾的平息或问题的解决作为进步的标志，则需要预设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而耶吉虽批判这种目的论，却未提出替代的规范原则。更严重的是，这种判断标准无法区分真正的进步与压制性的解决。如果极端保守势力通过暴力手段解决矛盾，按照耶吉的标准也可能被误认为进步。因此，内在批判需超越历史主义局限，既需避免外部先验规范，也需克服单纯依赖社会运行状态进行功能判断的片面性，重建批判的规范基础。

最后，汪行福教授阐述了自己的理论方案。他提出内在批判应包含三个关键环节：（1）首先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康德对理性概念所做的先验区分，特别是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概念之间的区分，对人类观念和制度的批判具有构成性意义。我们由此可以合理地认识到，认知-工具实践和道德-政治实践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类活动，它们之间或许存在经验的关联，但并不存在必然关联。把康德的理论理论与实践理性的概念区分与黑格尔“抽象的知性方面”结合，我们就有了内在批判的第一个环节。任何社会批判如果不能在两者之间做出区分，把实践理性混淆于理论理性，把政治实践混淆于技术实践，就会陷入科学技术意识形态。（2）其次是对危机的理性病理学诊断。以社会危机为焦点的批判能揭示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危机不是外在力量对人的生命过程的冲击和破坏，而是社会结构或人的自我认同本身内在不一致引起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无法通过外在方式消除，只能通过自我批判来重建社会和自我的同一性。在马克思哲学中，危机的批判起着核心作用：正式通过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和过渡性，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可能性和必要性。在此意义上，以社会矛盾的危机表现入手展开内在批判，体现的正是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否定性环节。（3）最后是历史合理性潜能的释放，内在批判不只是否定性的，更是要解放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理性潜能，创造出更好的现实。辩证的否定是“有规定的否定”，它不是单纯的追求现实的破坏或毁灭，而是要把历史发展过程所累计的理论理性的认知潜能和实践理性的自由潜能从不合理的生产形势和社会形式解放出来，创造出更好的现实。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把通过矛盾和冲突实现的社会变革理解为进步或解放。

讲座最后汪行福教授强调，青年马克思接受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历史信念，即历史是理性的。但作为左翼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把自己思想的重心放在现实的缺陷和不足的批判上，而不是放在历史的合理性辩护上。在当代思想语境中，我们要重新审视马克思的理论，将其理解为一种始终指向人类解放的内在批判理论。这种批判不是外在道德谴责，也不是抽象哲学思辨，而是深入社会现实内部、揭示其矛盾结构，并在历史事件中推动变革的理论实践统一。

The German Peasant War as a Case Study:Confronting Marxist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Social Change 

2025年8月19日下午，来自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Julia Christ教授为研修班学员作了题为“德国农民战争作为案例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视角关于社会变迁的对峙”的报告。讲座由王春明副教授主持。

首先，Julia Christ教授解释了本次讲座的方法和思路。她指出，无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底色的批判理论还是社会学理论在对待社会时都坚持一种“疏离化”（distanciation）的基本态度，即在理论与其对象之间创造一种间隙，使得“本来如此”的对象陌生化。另一方面，它们又同样采取了内在批判的思路，要求用从社会现实本身提取出来的规范来批判社会。

然而，批判理论与社会学进行研究的方式是根本不同的，它们在认识论上存在分歧，因此很少进行理论对话和比较。Julia Christ教授用最为经典的“劳动分工”的概念来说明这一点：这个术语在社会学的涂尔干学派那里可以被概括为“社会劳动的分工”（Division of Social Labor），以此来把握现代社会中任务分化与专业化的过程，它导致社会整合（integration）与相互依赖；而马克思的劳动分工概念则是“劳动的社会分工”（Social Division of Labor），强调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所导致的阶级分化斗争。二者实际上指向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Julia Christ教授强调讲座的目的并非在两种范式之间做出抉择，而是以历史案例——1524至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来具体展示两种理论范式如何分析社会变迁的动因、载体与过程，以及如何向我们提供关于社会变迁的知识。

之后，Julia Christ教授进入了德国农民战争这一案例本身。德国农民战争发生于1524至1525年间，超过三十万人参与了起义，被广泛认为是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最大的民众起义。这场战争发生于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一场持续了百年之久的大萧条在战前十多年刚刚结束，经济的突然回暖又伴随着货币危机一同出现；经济生活的混乱严重影响了脆弱的小生产者，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与紧张局势。起义首先于24年夏在斯图林根（Stühlingen）爆发并迅速扩展，次年春季起义军制订的《十二条款》标志着这场起义达到高潮。但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当贵族的军队集结完成后，农民军很快被击溃，遭受了残酷的镇压。在这场战争中有两位宗教领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他的宗教改革是这场起义的直接导火索，并且与常规理解不同，他理论中的经济维度也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其次是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他提出了更为激进的纲领。闵采尔的革命纲领基于他的革命经济学，他批判地主将农民的创造都据为财产，并提倡一种原始基督教社群的共产主义和激进的再分配。这场战争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包括社会动荡和报复、经济和人口的损失；但同时，它也被某些学者看作是最初的现代革命，其与此前起义的区别在于体现了“社会”本身的存在。

介绍完历史背景后，Julia Christ教授开始聚焦于恩格斯对这次起义的分析。她指出，恩格斯在分析这一事件时的关键前提在于仅仅将革命看做早已开始（already in progress）的社会变迁的高潮而非其根源。恩格斯以劳动分工的视角形成了三个重要判断：首先，它加强那些曾经相互孤立的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但是，农民被排除在新的社会依赖之外，形成了一种孤立的地方主义；同时，劳动分工的发展也应当推动政治上的集中化，但诸侯的争霸阻碍了这一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恩格斯接着开始分析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及其意识形态：首先是贵族，它包括诸侯，领主和骑士等诸多下层级别。其次是僧侣，除了教皇以外，还分为高级教士与城市和农村中的传教士。在城市中，居民们被分为“名门”，资产者和不受保护的平民。最后则是唯一因为普遍被剥削而未加分化的农民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当时的社会主要分为三大营垒：反动的天主教营垒、自由派路德的市民改良营垒和革命营垒。恩格斯强调，意识形态是对阶级利益的掩盖，因此，在宗教社会中首先要进行的核心变革就是消灭其社会关系的神圣性，即去神圣化（desacralization）。路德的改革触及了这一点但并不彻底，这也引出了恩格斯分析中的一个深层矛盾：路德究竟是仅仅代表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还是全部德国人民的利益。如果是后者，那么当时的社会必定已经达到了一个整合的水平，使得属于路德的资产阶级诉求能够普遍化；而恩格斯是反对这一点的，因为在他看来，起义的阶级恰恰是被排除在整合运动之外的阶级，即农民。在进一步分析恩格斯的矛盾之前，Julia Christ教授考察了他对闵采尔的评价。Julia Christ教授认为，闵采尔的重要性并不像德国史学或左翼理论中描述的那样不可或缺，其在左翼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恩格斯文本的塑造。在恩格斯那里，闵采尔的伟大在于他的革命计划超越了其阶级要求，而非像路德那样表达其阶级要求，但这恰恰揭露了恩格斯的矛盾：这种超越性意味着闵采尔的公正诉求不来源于社会现实，而是来自圣经文本，其起源是抽象和神圣的，这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批判原则。Julia Christ教授进一步指出，恩格斯不得不接受这种矛盾：尽管根据马克思主义，农民的这种平等诉求实际指向对劳动分工带来的生活复杂化的反抗和对地方自治权的要求，从而是反动的；但闵采尔又将激进的物质平等要求普遍化，从而产生了超越地方原始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政治纲领，尽管其代价是与真实的社会反思性和要求脱钩。总的来说，恩格斯一方面运用诸多要素对起义前的社会进行复杂分析，如经济变化、阶级斗争、国家层面的集中化（centralization）及其障碍、因劳动分工增加导致的整合等等，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起义的动机是经济性的。然而，要解释这次农民战争的规模和史无前例的特性，还必须引入意识形态上的解释要素：宗教改革作为使社会关系去神圣化和推广基督教平等假设的双重运动，推动了农民对于平等的要求；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变化是由社会基础结构的转型产生的，并且被资产阶级所诠释。Julia Christ教授将马克思主义解释社会变迁的两个因素概括为：首先，劳动分工的转型使上升的阶级（资产阶级）能够反思性地阐述更适应社会新状态的规范性理想；其次，这些理想被最悲惨的阶级所恢复，该阶级由于一无所有，只能以末世论的术语来解读这些理想，但由于只有以地方的、古老的形式实现该理想的经验，因此需要一个来自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或理论家（ideologue），将资产阶级理想的更现实的理解转化为适用于高度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社会的模型。

Julia Christ教授接着以恩格斯的分析为参照，介绍了社会学对德国农民战争的解读。社会学分析运用的核心概念是整合。首先，整合来自劳动分工。基于16世纪社会发展的事实，社会学的分析和恩格斯一样从社会劳动分工的增加中推断出群体间相互依赖链条的延长，但与恩格斯不同的是，社会学强调群体间接触的加强会侵蚀中世纪高度分层的等级社会，从而推进社会的日益分化和整合。这种整合将所有社会劳动群体都纳入其中，农民作为对全社会生存极其重要的阶层也不例外，而非如恩格斯所说是被排除在外的，因此农民阶层也能够把握从新社会形式中产生的反思性形式。第二，宗教也是16世纪社会中重要的整合性力量，并且它的整合作用能超越地方性。宗教改革关涉到每一个人的救赎，因此其力量遍及包括城市和乡村在内的整个基督教社会，并使其朝向一个世界性社会（global society）发展。而这种整合程度的社会在此之前并不存在。在此基础上，社会学得以对恩格斯的“集中化”概念进行重新理解：在恩格斯那里，“集中化”是一个政治概念，诸侯间的分歧导致集中化的缺乏，从而部分地导致了农民战争的失败。而对社会学家来说，这一过程只有在社会整合朝向世界性的非分层社会发展到很高程度时才可能发生。相反，“垄断”（Monopolization）及其冲突这一社会学概念被用来分析该过程。垄断的竞争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对合法暴力的垄断的争夺、对天主教会救赎垄断权的质疑、以及借助圣经对道德规定垄断的尝试。在社会学看来，这一进程意味着一个意识到自身存在的“社会”的诞生，并拒绝屈从于外部权力所强加的垄断。这样，地方诸侯在垄断进程上的努力恰恰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正常阶段，而不仅仅是阻碍集中化的力量。诸侯代表了社会整合客观进程的阶段性推进，从而不完全是恩格斯批评的需要自上而下统一的“一团乱麻”（tangled mass）。这也解释了大诸侯为何总体上支持而非反对宗教改革，因为这一改革为他们提供了从教会那里取得垄断的机会，后者在反对整合的意义上是真正反动的。第三，基于对整合的分析，社会学的解读认为德国农民战争是一场整合冲突，而非一个阶级想要推翻另一个阶级统治的阶级斗争。这可以有两种解读方式：第一种是将其视为普通人争取更好地融入全局性社会的斗争，而这一融入被封建的法律结构所阻碍，这尤其体现在农民要求反对行会和其他封建结构的权利中；第二种则是将其视为反对整合趋势的斗争，因为它剥夺了农民在旧的严格分层社会中保有的集体权利等等。近期史学研究认为，这两种趋势都起了作用，而两种趋势间的张力也为运动的失败提供了一种更好的可能解释方案。最后，在恩格斯关于去神圣化的论点上，社会学会赞同这一变化的存在，但倾向于从整合的角度来解释它。不同群体间整合的强化不可避免地导致规范性冲突，而规范性冲突本身又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有可能从自身所属群体的规范性中疏离出来，与之拉开距离，这是不同归属的社会群体接触的正常过程。换句话说，社会学认为去神圣化的成功建立在愈发强化的社会接触基础之上，这一接触已经开始导致疏离化过程。惟其如此，宗教改革巨大、快速的成功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否则就只能诉诸于个人的天才或纯粹思想的力量；而事实上，路德的新颖之处很大程度上仅在于其使用的语言，而非思想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关于宗教意识形态仅仅并且总是对阶级利益的掩盖的论断就受到了挑战。相反，社会学认为，宗教语言在当时是唯一可用于表达正义观念的语言，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两种进路的一大分歧。

在结论部分，Julia Christ教授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两种进路之间的异同。二者在解释方式上存在三方面的基本对立：第一是行动动机方面的阶级经济利益与正义理想和道德信念，第二是劳动分工作用方面的整合与剥削，第三是政治性的集中化概念与社会学的垄断概念。两种进路的相同点在于对社会变迁的解释，它们都认为群体间相互依赖链条的变化（强化亦或破坏）导致了社会变迁，这种变迁要求上层建筑进行调整，并使社会基于整合水平的转变进行自我反思，而这种反思只在群体间接触达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出现。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对革命的评价：社会学仅仅把它看作社会演进的一部分，而马克思主义则将其看作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它由并不基于社会实践的激进意识形态点燃，而社会学则不能同意这一点。Julia Christ教授指出，这种比较并非要在二者中分出高下，而是给出了我们同时需要这两种方法的启示。社会学方法有助于把握在整合增强基础上发生的社会变迁，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则有助于把握阻碍这一过程的因素，这是单纯的社会学方法所无法察觉的。

在讲座的最后，主持人王春明副教授对Julia Christ教授内容丰富和富有洞察力的讲座进行了评论，补充阐发了讲座内容与Julia Christ教授其他研究的联系以及对中国学者的帮助。讨论环节，学员们热烈发言，就博尔东斯基的“去整合”（disintegration）概念与讲座中整合概念的关联、进步的与坏的整合概念如何区分、马克思主义进路与社会学进路二分的合法性等问题与Julia Christ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撰写 | 刘诗昭

黄朝柯

黄展扬

尚嘉恒

编辑 | 贾博文

审核 | 吴一鸣

张润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