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日简报 | 2025年国外马克思主义暑期高级研修班“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历史、当下与前瞻”

社会病理学

2025年8月22日上午，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暨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暑期高级研修班组织了第二次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社会病理学”，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研究员周爱民与祁涛副教授两位老师主持。

研讨会开始先由周爱民老师和祁涛老师进行引入：

首先，周爱民老师对社会病理学这一概念进行了回顾。在批判理论的传统中，霍耐特对社会病理学进行了明确和系统化。区别于哈贝马斯，霍耐特将社会病理学等同于社会哲学，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病理。而社会病理指的是社会的非正常现象，其通过集体和个体的反常行为、心理得以反映。因而，社会病理学传统区别于哈贝马斯，有着很强的非认知主义倾向，更加关注情感、身体等方面。

其次，周爱民老师围绕社会病理学，提出了三个具有启发性的问题：第一，何种现象可以被指认为社会病理？第二，既然我们可以对于社会病理进行研究，那么正常的社会状态意味着什么？以及正常的社会状态这一假设本身何以成立？第三，我们该以何种方式介入去改变社会病理？

祁涛老师从宏观的社会哲学视域对社会病理学进行了说明，尤其聚焦于Frederick Neuhouser 的《Diagnosing social pathology : Rousseau, Hegel, Marx, and Durkheim》一书，并围绕三个方面进行展开：第一，分析Neuhouser书中社会病理学的方法，即一种内在批判的方法；第二，阐述社会有机体和生物有机体的类比问题；第三，介绍Neuhouser梳理社会病理学时使用的两类理论资源，一类是以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理论传统；一类是以卢梭、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践传统。

接下来由研修班成员进行分享汇报并展开讨论：

第一位分享成员是林靖宇老师。

首先，林靖宇老师以一个关于为批判奠基的问题进行了引入，即若要声称“社会生病了”，就必须预设何为“健康社会”，但如何证明你所构想的社会状态具有普遍性、且对每一位成员是好的？

其次，围绕这一问题，林靖宇老师先梳理了霍耐特的形式人类学处理方案。霍耐特在转向“社会学兴起之后的社会哲学”后指出，社会学承担了社会病理的经验分析，但强调经验有效性也带来了事实与规范的关系问题——于是逐渐分化为两条路径：社会科学负责经验研究，社会哲学则反思其规范性基础。在此，霍耐特更倾向一种既可通过经验检验、又具规范性诉求的人类学形式经验方案，霍耐特认为这比卢卡奇那种难以检验的理论更为重要。霍耐特认为，以病理学为主题的社会哲学，关键在于找到一种高度形式化的人类学条件——它虽非自我实现的充分条件，却是对每个人都必要的条件。社会哲学的任务即确定此类形式条件。   

最后，林靖宇老师并不认可霍耐特的处理方案，而是更为推崇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的实用主义道路，将规范性条件确立为问题解决的过程。由此，社会病理可被理解为该过程本身出现问题：如杜威所言，良好的问题解决应是一个民主过程，包含所有相关者的智识参与和交往讨论；若这一过程被扭曲，就会出现“抱薪救火”的困境——看似在解决问题，实则不断制造新问题，最终导致人们对规范性资源丧失信心，甚至引发社会倒退或民粹主义。

第二位分享成员是潘裕文老师。

潘裕文老师围绕Neuhouser有关社会病理学的文本进行了分析和评述。首先，潘裕文老师对社会病理学这一概念进行的分析。潘裕文老师借助Neuhouser梳理了五种常见的对社会病理学概念的批评：分别为对“聚合性（aggregative）社会疾病论”的批评、对“因果性社会疾病论”的批评、对“以社会痛苦为标志的社会疾病”观点的批评、对将社会疾病理解为“放大版的个人疾病”观点的批评以及将“社会疾病=社会问题（社会错误）的集合”观点的批评。之后，潘裕文老师分析了社会病理学概念的局限性与优势。这一概念的局限性在于其可能被当作社会清理的意识形态工具；同时，社会是否可以类比为机体存在争议。这一概念的优势在于其有助于超越正义理论的批判范围，关注到生态问题、精神健康、资本主义危机等问题；同时有助于以整体主义视角聚焦社会动态而非个体行为。

其次，潘裕文老师主要以Neuhouser文本中的马克思部分为核心进行进一步梳理。潘裕文老师先梳理了《资本论》中有关病理学的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存在大量关于社会病理现象的描述。马克思不仅使用了“工业病理学”这一概念，同时对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产业后备军与结构性贫困、商品拜物教都有着详实的论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非偶然地使大量成员生理上患病的社会形式。病理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属性，而不是异常现象。随后，潘裕文老师分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循环与生命过程（生物学意义）具有相似性。二者都有由特定功能支配，并统一为一个整体：生命追求物种繁衍，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并且二者内部（物种繁殖与资本积累）都不存在终结的理由；二者都是自我决定，服务于自我目的，一个是生命再生产，另一个资本再生产；二者也都具有自动性与自我设定的特征。接着，潘裕文老师分析Neuhouser文本中马克思对社会病态的判断标准。Neuhouser认为马克思存在缺乏规范性和精神维度标准的缺陷。马克思的社会病理学需要用黑格尔的资源来补足。

最后，潘裕文老师对Neuhouser进行了三点反思，其认为Neuhouser存在保守的社会诊断、单一的整体主义视角以及我们必须谨慎处理马克思的规范性维度。

第三位分享成员是康雅琼老师。

康雅琼老师将社会病理学与欲望理论相结合，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首先，康雅琼老师从霍耐特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出发，回顾其社会哲学视角。道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规范性潜力：一方面被资本利用，被包装为符合资本秩序的制度；另一方面也在发展过程中产生新的道德需求或争议领域。社会健康状况与人的经验密切相关。霍耐特通过“承认”的三种形式——爱、法律平等和团结——阐明了不同领域中的道德争议：爱关乎情感需求与关怀，法律关乎平等尊重，团结关乎社会贡献与认可。这些承认关系共同构成个体身份，违反它们便造成道德伤害。霍耐特将承认关系视为道德义务的基础，并借助民主文化、归属、自由等议题，构建以承认与蔑视的动态关系为核心的伦理框架。健康社会需保障人际交往自由，以维护个人、道德与交往间的平衡。

其次，康雅琼老师引入欲望理论进行思考。康雅琼老师认为，欲望理论可为社会病理学提供微观心理学基础，解释个体为何内化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社会规范，并配合相关行动与制度。霍耐特的社会病理学关注欲望受挫与承认缺失的关联，但可能简化了欲望为个体间对抗，忽视了欲望对社会整合的功能。康雅琼老师指出，欲望理论与社会病理学存在天然密切联系：均强调对现实和人生存发展的关照，且欲望的塑造与社会病理的产生密切相关。社会通过家庭、教育等机构定义“好生活”“成功”等概念，扭曲人的欲望对象（如将货币追求内化为价值标准），从而根源性地导致社会病理。欲望异化是社会病理的核心表现。无论从弗洛伊德、拉康的欲望匮乏论，福柯的生命政治，还是德勒兹的欲望生产论，欲望异化均指个体欲望不再源于真实内在需求（如安全感、创造性自我实现），而是被市场需求、社会压力或媒体广告等外部力量操控，形成与自我疏离的“被植入的欲望”。消费主义中的虚假需求即为典型。

最后，康雅琼老师指出，全面理解社会病理，不仅需分析经济和政治结构，更需深入挖掘社会如何塑造成员的欲望结构与情感世界。这种结合或许更能揭示现代人的困境。

围绕“社会病理学”这一主题以及三位研修班成员的分享，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主要出现了以下4个议题：

第一，关于霍耐特的形式伦理学与承认理论的讨论。霍耐特在讨论社会病理学时，倾向于一种“形式伦理学”路径，即不界定“好生活”的实质内容，而是聚焦实现好生活所需的最低形式条件。有学员批评指出，从“不承认经验”（disrespect）直接推出三种承认形式，其对应关系可能不够充分。现实中，遭受不承认的个体未必导向承认诉求，也可能导致报复、自我规训或进一步压迫他人。

第二，社会病理学的规范基础与实践意义。社会病理学需回答：何为“健康社会”？其规范性基础何在？如何避免陷入特殊经验而缺乏普遍性？有成员认为，Nancy Fraser的结构性分析（如全球剥削、性别正义）已通过分配正义框架揭示问题，社会病理学未必能提供更多贡献。另一种立场坚持，社会病理学能更深入揭示欲望与承认的内在机制，解释个体为何主动配合甚至再生产病态结构。

第三，社会病理的“治疗”与实践路径。第一种是整体主义与局部改良。有成员指出，整体主义方案（如革命）可能因系统复杂性带来更大风险（如历史中的革命反复与倒退）。而实用主义（杜威）主张以“生长”而非“健康”为标准，接受局部、暂时有效的解决方案，强调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与新问题的发现。第二种是古典主义与现代性批判。学员们讨论认为，施特劳斯派主张回归古希腊传统以克服现代性危机，但被质疑为知识分子一厢情愿，难以回应底层生存需求。而解释学路径（如查尔斯·泰勒）主张从社会既有的伦理信念出发，以对话方式提炼大众诉求，更具现实针对性。

第四，自然有机体与社会有机体的类比问题。有学员认为，二者需要区分。黑格尔主义强调自然与社会规律不同：自然律支配自然界，自由律支配伦理国家；社会病理学需区分自然疾病与精神疾病，后者可通过理性运动实现和解。而有成员指出，实用主义（杜威）认为社会与自然本质连续，不应做质的区分，社会病理可类比自然有机体的疾病与生长。

2025年8月22日14时，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暨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暑期高级研修班闭幕式如期举行，本场闭幕式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春明副教授主持。同济大学刘博凯同学，北京大学檀健哲同学与厦门大学助理教授林靖宇老师作为学员代表受邀汇报分享了对本次研修班的体会与建议。结合学员们的分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张双利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随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研究员周爱民老师、王春明副教授亦与大家进行了分享交流。

首先，三位学员代表就研修班的学习体验进行了分享。刘博凯同学认为，本次研修班在内容设计上不止聚焦于基础理论的传播普及，也在选题上充分体现出理论的前沿性，这一特征在形式上不仅体现于内容丰富的讲座授课，也落实在围绕选题的工作坊研讨当中。工作坊这一探究形式在他看来不仅提高了学员间学术对话的参与度，也使他体会到了参与学术交流对学术积累的高要求。檀健哲同学以两个哲学史上的比喻“人直立行走是为了仰望星空”与“闭住耳朵不闻呼救的哲学家”表达了“社会不能没有哲学，哲学亦不能脱离社会”这一理论思考。他认为，通过这次以社会哲学为中心的研修，他理解到一方面哲学的理论思考始终处于社会现实当中，另一方面正是对现实问题之脆弱性的敏锐关注才使得不同的思想资源与声音能够在社会哲学这一主题下汇聚起来。林靖宇老师在分享中肯定了本次研讨班的讲座质量，其中国外学者讲座的高质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为研修班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更关注跨学科视野下的交流与对话，在今后的研修班中纳入其它学科与批判理论或社会哲学有所互动的前沿研究；二是从文本阅读这一“看家本领”出发，在讨论班设计上将以文本为中心与发散讨论这两种形式相互结合起来，使研讨更为集中。

之后，张双利教授结合学员们的分享对本次研修班进行了总结发言，不仅总结了本次研修班的经验，也分享了关于往后研修班发展的思路与展望。张双利教授认为，本次研修班的大方向是有效的，即：1.确定明确的学术主题；2.将大主题分解为有文本为依据的分论题；3.以基础与前沿相结合的学术讲座和文本阅读为支撑，通过工作坊使学员们围绕特定论题展开理论对话。在总结有效经验后，张双利教授转而提出了开办研修班所要面对的难点：首先，本研修班以集中性、互动性强为取向，因而在组织上难以拓展规模，无法提供更多机会；进而，随着研修班对国际性讲座和讨论课重视程度的提升，在选拔上对学员语言水平和参与度的要求也随之提升，这意味着要将博士生与青年学者一视同仁，不仅对学员提出高要求，也希望通过研修班的学术训练提升参与者展开深层次学术互动的能力；此外，由于研修班适逢暑期，难以将国外一流的学者邀请至线下，因而研修班仍要继续探索线上线下充分结合这一方式，在既确保邀请到高水平学者的同时，能够为参与者提供这些学者所探讨问题的核心材料，从而兼顾研修内容的根基性和前沿性；最后，研修班也需要结合研讨主题去拓展邀请其他相关学科优秀学者的可能性，推动跨学科的研修与探讨。

张双利教授亦对今后的研修班提出了几点展望：1.学员群体向国际化发展。在服务于我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才培养的同时，吸引国际上最优秀的博士生与年轻学者参与进来，提升研讨的密度与质量，使讲座、汇报与讨论在研修过程中得到深度融合。2.继续探索孵化学术人才与学术成果的路径，把学术功底的训练与学术技能的拓展这两重目的落实到研修班的设计当中。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蓬勃发展与理论任务要求研修班在创办形式与组织形式上要有所变化——在设计选题上，将学术性、前沿性与自主性结合起来，即主题首先应是在中国学界的重要问题，同时也能够与国际学界的前沿相对接，进而为学术对话提供空间；在选拔与组织上，对学员能力提出高要求的同时，也要进一步提升组织水平以更好地吸引与服务优秀青年学者。

最后，周爱民老师与王春明副教授的发言构成了本次研修班的尾声。周爱民老师认为，研修班从本土化走向国际化这一追求是有价值的，本次研修班不仅邀请到了优秀的国外学者，也借此契机与这些学者进行了学术上实质性的交流，促进了国内外学术的相互了解，对之后开展更多的学术交往具有激励作用。他希望学员们能够将本次研修班的收获进一步转化为学术产出，并欢迎大家向《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投稿。王春明副教授指出，通过本次研修班希望国内学者能够关注到在国外社会哲学领域仍处于生长与活动过程中的学术力量，让研修班成为国内中青年学者与国外学术的有生力量基于问题本身去了解与互动的学术平台。他代表主办方向本次研修班的幕后工作人员与远道而来的学员们致以真诚的感谢，随后宣布本次暑期研修班闭幕。

至此，本届国外马克思主义暑期高级研修班圆满结束。敬请期待未来更丰富的学术活动与更深入的学术交流！

撰写 | 邓森予

贾博文

编辑 | 贾博文

审核 | 吴一鸣

张润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