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辩证法学术研讨会通讯稿
2017年9月16日-17日，由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办的“《资本论》与辩证法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光华楼西主楼2401召开。来自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石油大学等高校20名专家学者莅临本次会议。复旦大学汪行福教授主持了开幕式，随后由吴晓明教授率先进行学术报告。
9月16日上午8点半，开幕式开始。
开幕式包括三部分内容，首先由复旦大学的汪行福教授致辞，汪老师简单谈了下《资本论》研究的当代意义。随后吴老师在开幕式上第一个做了报告。吴晓明教授发言的主题是“《资本论》辩证法的实在主体”。他强调，主体是特定的，具有实体性内容的社会。而马克思的辩证法立足于实在主体的自我运动，这要求既不把特定的社会当作单纯的质料，也绝不把形式的规律或范畴强加到作为实在主体的社会上去。吴老师进一步提出，理解中国社会这一实在主体的钥石是中国社会不存在原子式的个人。也就是说，要首先理解市民社会在中国出现的不可能性。二这种不可能性是有可能转变成一种优势的，可以使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成为超越现代世界的社会变迁。也就是说使这一个变迁越过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卡夫丁峡谷，并直接成为新文明类型的之可能性的社会基础。
仰海峰教授补充道，我们读马克思，如果是黑格尔的话，把黑格尔哲学读成经济学的话，在马克思里面可能是反过来的，即把经济学重新读成哲学。所以吴老师对我启发很多。更主要的是，怎么从这些解释里面能够回到对社会历史本身的解释。
韩立新教授随后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既然吴老师把黑格尔辩证法理解是可以跨接到本体的，所以韩教授认为“实在主体”是具有形而上学的本体含义的。想让吴老师谈谈按照他的解读马克思是否是重建了形而上学。第二个问题是，吴老师所理
白刚教授表示听了吴老师的演讲，真是耳目一新。并提出了两个问题，既然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本意是辩证法是实在主体的自我运动，为何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辩证法的形式化或者形式化的运用？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将辩证法理解为实在主体的自我运动，为什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应用的逻辑学，反而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历史哲学就成了应用逻辑学。
吴老师首先回答了韩立新老师的问题，马克思反对形而上学没有问题，跨越知性实际上是一种知识的类型的一种可能性，这里面牵扯到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普遍者，即作为实体的主体。问题在这个普遍者上，罗维特有一个很简单的说法“马克思之所以和黑格尔一起反对费尔巴哈，是因为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承认普遍者的绝对性力量；但是马克思之所以和费尔巴哈一起反对黑格尔，是因为黑格尔把普遍者神秘化。”这个地方承认不承认普遍者，并不是属于不属于形而上学的一个标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比如说按海德格尔的标准，中国的哲学从来没有形而上学，没有柏拉图主义的，但是中国人知道的很清楚，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换句话说中国人懂超越者，只是他没有把超越者做成形而上学罢了。而至于第二个问题，吴老师回答道，这样的实在主体是一个还是多个？它显然是多个，但是它出现在某种普遍的情形下。这个就像马克思讲的叫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仪态，资本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叫实在主体，但在另外意义只是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仪态，它并不是实在主体，如果说在马克思写资本论，5758年手稿当中讲的，我们面前的主体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那么它是对于马克思的这个研究来讲是实在主体，但是对于后发的国家，其他的那些国家，当我们把它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的时候，它是实在主体，但是那个普遍者，它有这样一个方式存在，它是作为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仪态。
随后，吴老师对其他老师的问题进行了简要回答，并同其他学者进行了互动。在热闹的讨论氛围中第一场会议结束。所有参加会议的老师一起在光华楼前合影留念。
合影以后，开始了第一场会议。第一场会议由马拥军老师主持。本场会议做报告的两位老师依次为仰海峰老师和王金林老师。
仰海峰老师的报告题目为“马克思资本逻辑场域中的主题问题”。仰海峰老师以他自己所作出的对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为他讨论问题的基础。他认为在《资本论》中，统摄生产逻辑的资本逻辑才是马克思哲学的主导逻辑。在资本论的结构化过程中，劳动本体论以及建立在劳动本体论基础上的主体消解了，人和物都成为价值增值的工具，从而展现出与强调人的主体创造完全不同的理论框架。由此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现代社会的主体是被资本所构型时，我们如何去面对社会问题？
紧接着王金林老师做了题目为“辩证法的歧义性”的报告。王老师认为辩证法的歧义性在于一方面辩证法非常具有力量，而另一方面在现代学术界辩证法却有遭到大量学者的拒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将辩证法理解为一种认识论，王老师认为而辩证法的力量就在这里，在于对社会现实的分析，这样的辩证法是作为考察关系的辩证法。但是一旦将作为考察关系的辩证法应用于对因果关系的解释，就会出现辩证法因其无力预测社会发展但却又要去预测社会未来是而遭到拒斥。而且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辩证法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它对矛盾之统一体有着先行预定。
报告结束以后吴晓明老师、卜祥记老师和杨洪源老师分别向王金林老师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之后王老师逐一回答了他们的问题。白刚老师和王时中老师同仰海峰老师就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的区分问题交换了观点。
午11时许，第二场会议开始进行，卜祥记老师主持了本次会议，韩立新和汪行福老师做了报告，吴晓明、王庆丰、鲁绍臣和白刚等诸位老师参与了讨论。
本场会议围绕《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物化和辩证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开始后，韩立新老师首先回应了吴晓明老师的质疑：韩老师表示同意吴老师的辩证法是本体论以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高于《逻辑学》这两个观点，但是认为黑格尔的实体是允许差异性存在的“一”，并且坚持中国出现了市民社会。之后，韩立新老师做了以“物的胜利——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货币章为中心”为题的报告，讨论了交换价值在市民社会中如何取得胜利的过程。此外，韩老师还做出了马克思的《大纲》和《资本论》是一回事的判断。
之后，吴晓明老师和韩立新老师就“黑格尔是一还是多”以及中国有没有市民社会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吴老师认为马克思和黑格尔都不是一，而是一和一切，并通过重申了定义市民社会的两个前提来阐明中国社会不存在市民社会的观点；而韩老师则认为个别国家只是一个环节，并非用个别国家取代国家，同时再次阐述了日本市民社会学派关于市民社会的相关理论。随后，汪老师也着重回应了吴晓明和王庆丰老师对其“马克思的规范从何而来”的质疑，认为规范是人们道德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当日下午两点第三场会议开始，该场会议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金林老师主持，发言人分别是来自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卜祥记老师和来自南开大学哲学院的王时中老师。
，通过学习，他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哲学。在这次发言中，卜老师谈及了《资本论》与辩证法的关系，经济学和哲学的关系，唯物主义和实践哲学的关系以及对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与对《资本论》研究的关系。他指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以学术性的方式承担时代使命，面向中国问题，创新哲学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关乎马克思哲学当代命运的大问题。我们应切入时代问题，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解剖进行研究反思，并深入中国社会。
第二位发言人是王时中老师。王老师的发言主题是“从货币之谜到权力之谜——权力拜物教批判的马克思视角”，王时中老师从对阿瑟的整体评价出发，对阿瑟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是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亲缘关系，其二是精神的逻辑和资本的逻辑是如何达成的。接着，王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构想：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话语转述为政治生活中“权力拜物教”的批判话语，将马克思哲学切入近代社会契约论的政治正当性论题，彰显其思想价值。这是对马克思商品语言做政治化的尝试，把它转化为社会政治语言，将物与物的关系还原为人与人的关系。
下午三点，“《资本论》与辩证法”学术研讨会第四场会议开始。在韩立新老师的主持下，学者们在第四场会议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交流。第四场会议的发言人分别是来自吉林大学的王庆丰老师和白刚老师。
第二位发言人是白刚老师，其报告主题为“《资本论》的辩证法“新”在哪里”。白老师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与其《资本论》是双生关系。辩证法的“新”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是新的起点，马克思将可感觉的物、超感觉的物统一起来，从物的问题走向了关系的问题。其二是本质的变化，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纯形式的，而是关于现实和实践的。其三是范式的变化，不能站在劳动屈从于资本的视角，而应站在资本屈从于劳动的视角。
下午4点15分，开始了第五场会议。本次会议由白刚主持，马拥军，杨淑静和郗戈围绕着阿瑟“新辩证法”的概念分别作了发言。
接着杨淑静作了题为何谓“‘新辩证法’——从阿瑟说起的报告”。她认为，《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新辩证法。它的新在于，辩证法的起点在马克思这里由“物”变成了关系，它的本质由“非批判性”变为了“批判性和革命性”，它的范式由“资本政治经济学”变为了“劳动政治经济学”。这种新从具体的现实出发，把握具体历史实体的脉络，在剖析出根本之后要求对历史的改造，即对生产领域的革命。
随后，郗戈作了题为“《资本论》逻辑：资本逻辑与‘物象化’——从阿瑟的‘新辩证法’构想谈起的汇报”。他指出，目前流行的观念，诸如将异质性的生活与斗争还原为“二元对立”的劳动与资本、无产者和资产者的斗争等，正是“黑格尔幽灵”的显现。然而我们需要纠正由此所导致的实践偏差，并倡导从资本的生产力到“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转型，以此寻求资本主义批判与解放的可能。
在三位学者汇报完之后，黄志军，韩立新，汪行福，卜祥记等老师进行了相关讨论。黄志军强调，学界过于重视了《资本论》第一卷，而第二、三卷的意义往往被我们忽视。尤其在具体分析资本自身展开的过程时。韩立新教授强调对黑格尔的双重主体的理解，并且，主体之间的差异，这种否定的关系，就已经蕴含了反抗的可能性。而在马克思这里，这里的主体是资本和活劳动，在逻辑上没有必要加上革命的主体。并且，马克思更加侧重的是对外部环境的讨论，即历史的具体情境是否提供革命的外部条件。汪行福教授做出了对《资本论》包含历史决定论的一个回应，历史决定论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发展历程。经济危机既可以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又可以产生法西斯主义，然而，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法西斯的可能性。因此，历史不是确定的，阿尔都塞最后走向了一种偶然的唯物主义，各种力量的相遇，产生了一个格局，即一种相互关系的结构。卜祥记教授认为，我们对《资本论》讨论，不该退回到它的哲学性质，而是要抓住它的政治经济学形式，我们要把握住二者在概念上的区别。一个有意义的尝试是，从李嘉图同马克思的关联中来理解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第六场由仰海峰老师主持。
该场第一个报告的题目是“资本内部的辩证法：基于《资本论》第二卷的考察”，由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黄志军老师主讲。报告考察了货币的复归、价值的转移和资本的再生三方面内容。黄老师在报告中指出资本逻辑是在资本本身的运动中展开的。《资本论》第二卷关于资本流通过程的研究正是对资本逻辑的一种正面显示，它不仅刻画了资本自我创造和自我推动的过程，也反映了资本本身所蕴含的内在矛盾。马克思通过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再生产等环节展现了资本内部的辩证法。
第二个是由复旦大学张寅老师主所做的题目为“资本的无限性所隐含的双重社会对抗”的报告。张寅老师参照黑格尔的逻辑学来阐释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学说，聚焦于资本的概念与无限性的逻辑范畴之间的联系，阐释这一范畴的确切内涵和它在用于人类社会时所导致的双重划分、即纵向的和横向的划分，并重新考察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需要处理的双重社会对抗。
第七场由王庆丰老师主持。
本场两位老师报告以“价值形式”为重点分析对象。其中第一报告题目是“《资本论》‘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及其政治哲学意蕴探微”，由来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鲁绍臣老师主讲。按照鲁老师报告内容，从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到新辩证法学派兴起的重要转变是不再从劳动辩证法和《精神现象学》的视角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传承关系，而是从社会形式和《逻辑学》的视角来再解读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渊源关系。但这一路径的辩证法只能现实地理解和把握作为价值形式的资本逻辑，却难以揭示这一逻辑的根本政治前提及其超越这一逻辑所需的革命逻辑。马克思正是在政治哲学的生产方式社会变动结构意义上超越了黑格尔，也形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至今都难以真正达到的理论和政治高度。
来自南京大学的李乾坤老师做了题为“历史的还是逻辑的？——对价值形式分析的两个不同方向的辨析”的报告。在对马克思《资本论》的价值形式理论的解读方式上，曾在苏联早期出现过以鲁宾的价值理论所引发的讨论、西德的新马克思阅读和豪格为代表的正统派间的争论以及英语学界的新辩证法学派的争论。李老师认为，贯穿三场争论之中的问题主线就是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究竟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特殊时代之上的逻辑分析，还是一种作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分析。两种解释方式一方面产生于马克思思想的内在张力之中，另一方面又深深植根于对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的理解之中。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在根本上是对历史过程的逻辑把握，而不将其简单化为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方式或脱离了历史过程的资本主义抽象过程。
第八场报告由王时中老师主持。
本次会议压轴报告题目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批判与建构的限度——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所作的考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洪源主讲。报告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和“柏林笔记”到“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文本考察出发，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直接或间接的思想关系历经精神哲学批判与“重写”哲学史、揭示“思辨哲学的秘密”、对逻辑学和辩证法的部分肯定与借鉴、同黑格尔辩证法的严格划界、“巨大的历史感”的不同表达等阶段。马克思所作的思想批判和建构是具有语境的，他不是全部批判黑格尔哲学，而是根据研究内容的变化对它进行借鉴、运用、改造和区分。特别是面对“黑格尔式诡辩”这种无端指责和一些善意的“误读”时，马克思再次强调其辩证法的“新唯物主义”基础和性质，即超越唯物主义与唯灵主义的对立、费尔巴哈式旧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对立，并以此来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势，找到社会变革及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实现解释现实和改变现实的统一。
最后一场报告是复旦大学吴猛老师做的题为“马克思的‘形式’概念与黑格尔的‘形式’概念”的报告。报告首先考察了从柏拉图起的辩证法的历史，认为辩证法是属于精英阶级的引导术；另一方面弗雷格提出的意义问题成为现代哲学界关注的主流问题。这两方面原因使得当代哲学家对待辩证法采取审慎的态度。黑格尔的辩证法完成了对象的构造，但构造某种对象不代表给出了对象的意义——对象的给出方式。吴老师借助现象学的视角考察马克思的哲学，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采用的叙述方法更多的是从意义问题视角出发的探讨术，而不是传统辩证法的。